2020年3月11日
 
疫情中，武漢許多被徵用的場所（如體育館和酒店）非常緊張，這些地方被用來收治大量虛弱、發熱的病人。 CHINA DAILY/REUTERS
 

2020，大疫來臨，發生在2019年末的新冠病毒肺炎首先在武漢暴發性流行。此次疫情的發生和抗疫過程不僅將體制弊端和權力的顢頇霸道暴露無遺，也清楚地顯示出民眾的絕對弱勢和社會力量的羸弱。正是這種社會結構性失衡才使得災難後果極其嚴重，整體危機加倍放大。
 
一方面是權力對信息的封鎖控制，剝奪了民眾的知情權；初期濫用法律訓誡“吹哨”示警的醫務人員，導致已然發生的疫情被忽視。於是人們在渾然不覺中集體聚餐，準備歡度春節，而病毒卻魔鬼一般地侵入人們的身體。近期，數名前往武漢調查的公民記者相繼失蹤失聯。須知，災難和不幸不是因為說出來才有的，而是不許說出來才為禍更甚的。
另一方面，面對武漢及湖北多地封城封路封社區、病患掙扎在死亡線上、病亡者家人悲痛欲絕、醫護人員大面積感染、武漢人驚慌不知所措的慘狀和險境，卻是官僚系統失靈，醫療物資匱乏，管理調度混亂，民怨幾近沸騰。
 
但此時，各地民眾的不忍之心自然流露，表達出普遍的悲憫之情和強烈的參与救助意願。各種民間組織和許多個人自覺地聯合起來，形成救助武漢的洪流；各種醫療和生活物資彙集武漢，亦有本地和外來的公民自發提供各自所能的救助資源和各個角度的信息報道。

我參与其中的一個捐助活動可作為諸多民間自發救援的一個案例。以“合作抗疫直達現場”為宗旨，面對武漢及湖北疫區醫療物資短缺狀況，這個以企業家、學者、媒體人和各方人士組成的救援群體在1月底就迅速集結，通告、募捐、尋貨、採購、送達，幾乎日夜不停；在不到20天的時間里，就完成了三輪捐贈，將防護服、隔離服、護目鏡、酒精等物品直接送到一線醫院。

這個經互聯網連結起來的數百人的捐贈群體，雖然大多數人互不相識、未曾謀面，卻是組織分工有序，群內民主協商，所有款項、物資、簽收證明都以表格、圖片、視頻方式公示，歡迎監督；特別是前線志願者冒著感染的巨大風險，克服無法預期的艱難險阻取貨送貨，受到捐贈人的高度讚賞。整個捐助過程難免遭遇各種外部壓力，內部亦不無分歧、爭吵甚至被質疑詐捐而遭報警；但終於大家心無旁騖，團結抗疫，將捐助進行到底。
雖是一次微不足道的活動，卻能體現出自發的民間救助力量本是救災過程不可或缺的。民間力量雖然微弱，卻快捷、靈活、細緻，可以到達官方救助難以顧及的地方。例如汶川大地震發生后，著名體育評論員李承鵬第一時間就向自己的700萬微博粉絲髮出消息，並快速組織志願者團隊，藉助摩托車、三輪車，甚至步行方式進入災區（因為這樣不會造成道路堵塞，還在沿途通過微博募捐）。在政府救援還未到達的偏遠村莊發放帳篷、棉被、瓶裝水、食用油和彩條布。
重大災難來臨時，社會自助和自救往往能夠起到政府和市場都無法替代的作用。然而在已成慣習的“維穩”思路下，原本可以達成社會團結的力量卻成為管制打壓的對象，在一些人眼中變成別有用心的異端。在這種慣性的敵對思維支配下，有地方政府以“進行規範整頓”為由，強令生產緊缺醫療物資的企業停產，所需物資由政府指定部門“統一採購、統一調配，任何企業和個人不得私自交易”；一些地方關閉高速公路，阻止緊缺物資運送；甚至一些地方郵政部門下文禁止郵寄口罩、防護服等防控物資；更有一些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門“依法”行政拘留向疫區運送糧食、蔬菜的人員。這樣一系列嚴苛的管控和“執法”使得民間組織的捐助行動如履薄冰，難上加難。
回顧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大量來自民間的人力、物力、財力匯聚災區，形成強大的救災生力軍；然而如此重要的民間救助卻未能充分發揮作用：組織、人員被阻擋不能進入；許多物資未能到達災民手中；大量救災捐款進入政府掌握；更有甚者，災后對死亡學生情況進行調查的公民幾乎悉數受到“法律”制裁。

其實，稍有正常思維即可知曉，有組織、有規範、自治的公民社會，相比於一盤散沙自私冷漠的烏合之眾，哪個更有利於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呢？
此次瘟疫災難中，無數人們無力無助，進而悲憤絕望，另一些幸免於難的人們表現出的冷漠、歧視和排斥，更有一些基層執法者或臨時防控人員表現出的暴力、殘忍，都與公共領域和公民社會的缺失不無關係。與疫情同樣嚴重的社會性災難，強有力地證明了拒斥現代政治文明、壓制公民社會的發育、走倒退之路的嚴重後果。置所謂政治穩定於人民生命健康之上的“維穩”，本身就是一種致命病毒。

目前中國面臨的各種重大問題的解決方案，都指向憲政民主制度的建立。就社會層面而言，憲政民主，不僅是政體的選擇，也是個人與社會生活方式的選擇。有人擔心“公民社會建設”會激發民粹主義，但在中國這是一個偽命題。由於獨大的權力既不受限制，又不擔責任，民粹主義在中國很難成型。中國社會的現實狀況是面對強大的全方位權力，民眾積弱、積貧、積愚，幾乎所有的表達渠道和行動空間都被封鎖，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均難以形成。所以我們面臨的恐怕不是民粹而是民弱。
權大於法、官強民弱是中國幾乎絕大多數問題的根源。要解決這些問題，根本出路在於，化“民弱”為民強，通過公民參与和公民社會的發育走向民有、民治、民享，即真正的憲政民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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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促進由“民弱”到“民強”的轉變？需要積極地、自主地建設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生長，不是權力主導的過程，不是權力對社會的佔領，也不能僅僅歸結為促進各種社會事業的發展，更不是對社會的控制；而是充分發揮社會自身的主體性，即自治意義上的公民社會的建設。社會的自主與自治實際上是形成社會秩序的重要機制和手段，也是帶來社會繁榮和活力的根本。
而在今天的中國，如同“憲政民主”、“司法獨立”等概念都不許提，“公民社會”也進入了敏感詞系列。這種意識形態控制和高壓維穩已經造成明顯的社會恐懼症。需要注意的是，對自主性社會的恐懼不只來自權力，同樣也來自大眾。如果說權力對社會的恐懼表現為懷疑、排斥和否定其主體性，儘力將其消滅于萌芽狀態，那麼大眾對社會的恐懼則更類似於醫學意義上的心理恐懼症，把社會視為一種具有破壞性的威脅力量而自動遠離之。
促進公民社會的發育有賴於公民、公民權、公民意識的生產。構建社會須從培育公民開始，需要制度、文化和行動者之間的互動與互構。政體的變革、好制度的建立、良性的社會生態不會從天而降，而是需要所有社會力量的參与和行動。因而我們強調“行動之於結構的優先性”，不要小覷行動者功效甚微的實踐，其能動性體現在不斷地觸碰、試探結構的邊界，在狹窄的縫隙中擴大空間，在厚實的壓迫中開闢縫隙。
行動過程可以產生有勇氣、有智慧、有能力的公民。組織起來的公民通過參与、表達和行動才有可能擺脫“被XX”的命運。此次救助湖北的各類民間自組織的行動為此提供了鮮活的例證。
 
一個國家的文明化進程必然是各種社會力量合力推進的，它只能在自由市場經濟、憲政民主政治、自治公民社會三維結合的多元治理結構中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