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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郭飛雄:"抗疫名人排行榜"第二部分 李克強、孫春蘭上榜
文章轉自網路，旨在為讀者提供多元信息，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郭飛雄：抗疫名人排行榜（第二部分）
中國應對新冠肺炎第一階段
1，李文亮是不是「吹哨人」、是不是「英雄」、是不是「抗爭英雄」？
這些問題，乃是籠罩在李文亮身上的種種疑雲。許多官媒、「戰狼」派外交官藉此大攪混水，以貶低李文亮形象的道義價值和高度，達到其非道義、非公共的特殊目的。所以，這些問題必須首先辨析清楚，辨析的根據應是核心事實鏈條，辨析的標準應是常識理性。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1）李文亮等八位醫生是「吹哨人」，而張繼先不是。
「吹哨人」亦即舉報人、揭黑幕者、弊端揭發者等，通常指的是為了他人和公共利益、而把某組織機構內部非常敏感或有意掩藏的信息對社會公布的人。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張繼先醫生最早在接診中發現四名肺炎異常病例，在她的堅持下，2019年12月29日病例被正式上報江漢區疾控中心。張繼先非常負責、非常可敬，但她的行為不是重在「向社會預警」，所以嚴格說來，她不是「吹哨人」。
12月30日，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把某位病人「SARS冠狀病毒」呈陽性的檢測報告拍照后，發給一位醫生同學和微信的醫生群組。李文亮等八位醫生轉發並在武漢和全國醫生圈傳開的核心信息，即來自於此。李文亮在微信中還說：「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在我們醫院后湖院區急診科隔離」、「最新消息是冠狀病毒感染確定了，正在進行病毒分型」。隨後他又說明其意圖和節制性：「大家不要外傳，讓家人親人注意防範」。
李文亮等人明知傳染病信息在中國語境中十分敏感，但基於自然良心，他們本能地突破了這種敏感性，以保護周圍同事及其親人。有人以八位醫生沒有向全社會公布傳染病信息為由，來否定他們行為的公共性。然而，周邊社會本身即是公共社會之一種，由於受到了「不可引發恐慌」的壓力和習慣約束，八位醫生不大可能貿然就把敏感信息完全公開，在約束和良知的兩難中他們的選擇是僅僅向周邊社會發出預警，這種近距離的情義和善良要比保護遙遠和陌生的他人來得更自然、更實在。意在助益公共、突破了敏感性，這正是「吹哨人」的兩大要素，所以，八位醫生是常識意義上的「吹哨人」。
（2）李文亮擺脫恐懼的過程和突破兩種禁區的勇氣證明，他是標準的英雄，而且是標準的抗爭英雄。
12月31日李文亮等人被所在醫院約談，1月2日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多次播發「武漢不明原因肺炎 八名散播謠言者被查處」消息，在此舉國體制的倒逼之下，1月3日下午武漢警方把「傳喚」由虛擬轉變為現實，對李文亮等數人進行筆錄和訓誡，這給他們造成了很大的恐怖和心理壓力。李文亮讀書讀到醫學博士，從沒有與警察打過交道，擔心不簽訓誡書就不能脫身，於是簽下了著名的「能······明白······」。但事後由於擔心可能遭到醫院處罰，影響今後工作晉陞，他通過一位同學幫忙找到記者，直接跟記者講述了情況真相————這說明，李文亮的反抗意識在遭遇警方訓誡之後即開始孕育，他比其他人更書生，但更有烈性。
1月23日武漢「封城」之後，亂象環生，疫死迭發，激起了公民群體對官方封鎖信息、打壓「吹哨人」導致疫情失控的巨大憤怒。民意的激蕩促使善良的李文亮逐步擺脫恐懼，嘗試藉助媒體為自己鳴冤。第一步，他僅僅只敢以匿名形式，接受「北青深一度」的採訪，網路社會目睹那份隱藏了名字的訓誡書之後的巨大反響推動他進一步地站了出來，從1月30日開始，躺在病床上的李文亮，實名接受了財新、新京報、冰點周刊、南方都市報等媒體的採訪————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位平凡而善良的職業醫生在與輿論互動中勇氣增長的艱難歷程。
在中國，尤其是在體制內或公立機構里，如果一個人把官方的醜聞和非法打壓公開曝光，往往意味著他需要擔負從此難以升遷因而終身沉淪或其他更嚴重的代價，很少有人願意承擔這樣巨大的代價。我們不能拿已經跌到幾乎無可損失地步的自由人士的「勇氣絕對值」，來評估李文亮，或許這樣觀照更為妥帖：李文亮的「勇氣增量」肯定超越了凡俗，而且他的勇氣是一種突破門檻的起點勇氣，所以尤其珍貴。試看數十年來的中國社會，出現了多少大禍、醜聞和不公迫害，有幾個體制內或公立機構的人，敢於跨越門檻，真的像李文亮這樣勇敢地站出來說話？甚至連眾多爭自由的仁人志士在今年國難當頭之際，都拿不出他這樣的「勇氣增量」！
在突破國內媒體「實名曝光」這第一個禁區之後，李文亮又迅即突破了第二個禁區，這就是眾所周知的「維穩禁區」：接受紐約時報、CNN等外媒採訪。作為一個公職人員、尤其是一個中共黨員，其間巨大的風險是不言而喻的。在眾多的採訪中，他直接為言論自由和信息自由連續發聲、為公共道義正面呼籲。他的精神狀態已經進化到超越恐懼、隱忍和平庸的道義擔當狀態。英雄的常識定義是「為道義抗爭而且膽量出眾」。上述事實足以證明，李文亮屬於標準的英雄，而且屬於標準的抗爭英雄。「英雄」這個美好的稱號，對李文亮來說沒有任何勉強之處。
（3）李文亮不是極左的同路人，而是溫和右翼的新生代。
某些極左僵化人士聲稱，李文亮是中共黨員，而且轉發過「我也支持香港警察」微博，所以，李文亮不是覺醒者，而是「我們的人」。但這種強詞奪理的說法缺乏基本事實的支撐。
李文亮不是傾向自由的覺醒者嗎？他勇敢地把訓誡書公之於眾，這一鐵證激發了全國民眾對打壓言論自由的惡行的巨大憤怒，「能······明白······」簽字遂成為國人遭受暴政壓迫的經典記錄。李文亮在採訪中表達的訴求是，「真相比平反更為重要」，這正是言論自由的正題和核心導向。他還說，「我覺得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這種對多元聲音的明確主張正是自由的核心理念，代表了他的基本立場，也標志著他所達到的精神高度。李文亮可能對香港「勇武派」的探索持有保留意見，也可能受到單面信息的誤導，但表態支持香港警察，絕不等於他反對香港民主直選！！！
無數經驗告訴我們，許多一開始就持有激進右派立場的人，現實生活中往往並不願意投入抗爭、突破和行動（當然他們的多元言論還是卓有價值的），因為他們缺乏生命激情。大多數自由的覺醒者和積極公民，往往是從像李文亮、艾芬、方方這樣起步于體制內和公立機構的愛國、保守、溫和、節制，而又內藏參與感和自然主權意識的善良人士中誕生的。他們以普通人乃至體制內身份，從溫和起步，但往往後勁無窮。而且正因其普通人乃至體制內身份，因其看似溫和的特質，往往有著廣泛的社會接受度，能喚起大多數普通人包括體制內人士的共鳴，而有著強大的榜樣的力量。
2，李文亮對抗疫工作的實質貢獻是什麼？
首先，李文亮推動言論自由的活動，客觀上有力促進了抗疫信息的自由流通。對此，記者王磬說的比我能說的還要好：「李文亮是醫生群體們對公眾發聲的先行者。這些天以來我們看到的，最核心的事實報道、最有信息量的採訪，大部分都來自於對一線醫生的採訪。在官方信息缺失的情況下，是它們在幫助公眾理解防疫的全貌和細節。而這樣的互動之所以成為可能，恐怕要感謝李文亮鬆動了那第一顆螺絲釘，創造了一個對醫生相對友好的言論環境，讓醫生們敢於講出真話，不用擔心。」一線醫護群體也因此得以在更大的言論安全度基礎上集成眾智眾力。
李文亮所追求的是純正的言論自由，很少有人像他這樣，以個人的勇敢抗爭和悲劇命運，大大推動了中國社會要求言論自由的浪潮和局部責任政治的形成。一種歷史性的突破口出現在李文亮病逝的那一晚，無數民眾在政治覺醒后，不會再退回原位。極左僵化勢力試圖收復失地，終將證明是白忙一場。
李文亮的私人生活頗富小情調，心地純潔乾淨，即使一時成名之後，說話仍然樸實無偽。他還熱愛詩歌和浪漫，曾在微信中幽默地寫道：「我要去拯救地球了！」這表明他的內心一直藏有做英雄的夢幻和熱烈的生命激情。他的性格曾有軟弱猶豫之時，也有自然義憤之後的剛強和遞進抗爭。因此，他不僅是道義英雄，而且是美學意義上的悲劇英雄，那些過度堅硬冰冷、沒有堅強與柔弱擺盪的人物是不具悲劇美學意義的。
人民日報上海分社弘冰社長的淚文曾被微信熱傳：「我們憤怒於你的預警被當成謠言，我們傷慟於你的死亡竟不是謠言······」全國數百萬數千萬人為一位同胞而自發流淚，是罕見的社會現象，顯示這一代中國人已經形成了某種「大共情」，普通人李文亮的悲劇命運捅到了絕大多數普通人的「淚點」，絕大多數普通人可以在李文亮身上找到自己或親人的影子，在流淚、哀傷和憤怒中，公眾能夠互相傳遞共同的血淚情義、共同的文化認同、共同的柔軟和不忍。這種「大共情」，在有力地塑造我們的公共空間，也在有力地提升我們共同情感的聖潔性。中國人特重人際情義，歷史是我們的永恆審判法庭，情義是我們今生今世的宗教。
在李文亮的生命故事中，許多中國人實質地體驗到某種悠遠悲調或悲劇美。李文亮的微博已經成為「中國哭牆」，成了絕大多數普通人的知己。這又內含著多重深厚難言的意義，蘊藏著無窮的懸念、無窮的可能空間。
李文亮的人格力量和悲劇命運，使他已經不只成為中國人爭取言論自由的符號，而且成為一個普通中國人如何在壓迫中覺醒、如何以其全部的生命激情就地抗爭的典範。實在地說，他配當這個符號或典範。一切基於正統意識形態需要的塗抹於他都是徒勞，時間會最後證明，他不屬於權勢，而永遠只屬於公義。
1，在武漢「封城」后家庭聚集性感染近乎失控之際，及時提出根據CT陽性把疑似病人全部收治、分類隔離這一核心解決方案的，是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醫學影像專家張笑春。然而，從張笑春教授在微信朋友圈公布救危救急方案的過程，可以看到突破恐懼和信息封鎖的艱難。事後建議似乎迅即被採納，但「完整」得以實施卻靠了言論自由浪潮的推動。
（1） 張笑春在微信上發布建議承受了重重壓力恐懼，事後也曾三次提出辭職。
張笑春工作于武漢抗疫一線，目睹了早期種種亂象，不斷在反思核酸測試的遺漏。2月1日她打回訪電話時被一位核酸測試陰性無法入院救治的病人痛罵，2月2日送父母看病排隊時，身後病人因無法入院而流露出的非常絕望的眼神更加刺激到她，使她決意採取行動。當天晚上，張笑春決定把自己的救急建議發在微信朋友圈，卻是編了刪，刪了編，她的內心陷入了恐懼和猶豫狀態，因為之前八位醫生因直言而被警方處分，也因為武漢市有關方面已對醫療系統下達了「政治第一」、不得擅自在網上發布信息的禁令，違者將受到處置，單位領導也將因此「連坐」。
考慮了一晚上，幾經忐忑和糾結，最終還是不敢發。第二天上午， 張笑春下了決心：為了拯救生命，豁出去了。於是就有了那條很長的微信朋友圈：「別再迷信核酸檢測了，強烈推薦CT影像作為目前2019nCoV肺炎的主要依據。強烈建議政府徵用酒店、賓館或學生宿舍收納近10多萬之多的疑似及大部分醫學觀察者，強制隔離治療！目前武漢市家庭聚集性發病越來越多······一個一線影像醫生的大聲疾呼！請政府立即做出行動，疫情控制事關人命，不能放任無癥狀或核酸陰性CT陽性的人家庭留觀了！」
這是今年中國最重要的一條微信，它可能成功挽救了數以千計的民眾生命。
張笑春豁出去了，卻又擔心網管封殺，於是又奮力吶喊：「······期望大家轉發，更希望能把此建議上達到領導面前，優化目前抗疫的流程和策略！我只是出於醫務人員的職業敏感性和良知提出最切合實際阻斷傳播途徑的措施，無關乎政治，只在乎人命！」————最後十個字，實質期望網管不要誤解她在破壞「穩定」，請高抬貴手，它折射出當時的高壓、艱難和無奈，今日讀到仍不免令人悲愴。
微信發布出去不到10分鐘，預計中的壓力果然來了，「有領導一個電話把我劈頭蓋臉批評了一頓，說我的言論會牽連到單位及領導等等，要求我馬上刪除朋友圈。」她心情很矛盾，既希望呼籲得到傳播和採納，又不想連累單位。「所以我故意遲疑了10分鐘后刪了朋友圈，為什麼？因為我想讓它儘快被轉出去。」
這條可能拯救數千病人生命的微信實際上僅僅存在了不到20分鐘，這就是當時和今天中國的殘酷現實。事後，張笑春曾三次提出辭職，這時醫院領導已從社會的積極反饋中得到了激勵，對她表示堅決支持。
（2）20分鐘的傳播夠不夠？這在中國是一個問題。
張笑春的緊急建議迅即在網上爆炸式傳開，全國不少教授專家對她的觀點表示認同和支持。第二天即2月4日，國家衛健委辦公廳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印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將「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學特徵者」作為湖北省臨床診斷病例標準。張笑春鬆了一口氣。
但是，接下來數日，建議並沒有得到實施。
張笑春具有國內罕見的操作理性和危急管理意識，這與她曾經參与2003年抗SARS、2008年汶川地震一線救治有關。她強調在重大危機面前不能只拋問題，還要汲取經驗提建設性意見。她的緊急建議不僅提供了「應收盡收」的專業依據即CT影像陽性，而且還給出奇特而可行的實施辦法————對「疑似病例」和「臨床診斷病例」採取單間隔離，而「確診病例」一般都是多人共用一個病房，方艙醫院中甚至數百名輕症患者共處一個空間。單間隔離可以杜絕不是新冠肺炎的患者受到交叉感染，還阻斷了疑似患者居家隔離造成的家庭和社區傳播，它使「斬斷傳播鏈條」從此成為現實的可能。
但是，實施單間隔離，當時客觀上需要拿到數萬甚至十幾萬間病房，緊急籌辦它們需要巨大的魄力，而常人思維總是猶豫不決，不僅武漢市、湖北省主要官員，而且中央指導小組對此全都猶豫不決，當時僅僅決定緊急建設方艙醫院。但這還不是實施單間隔離的根治之路。
直到2月7日凌晨李文亮猝然病逝激發了網路輿論海嘯，嚴重震動了各級官員的責任心和良知，民間自由人士也發出猛烈抨擊並給出了危急管理建議。重壓之下，周先旺和蔣超良遂痛下決斷，於是有了2月9日「應收盡收、應診盡診」，對16所大學宿舍及各類場館的大規模緊急徵用和方艙醫院建設的大擴容。所以，正是言論自由浪潮的洶湧推動促成的局部責任政治，才使得信息自由性質的操作建議得到了決策者的最終採納，促成了抗疫事業的根本轉折。
由於莫名的原因，武漢單間隔離的具體實施情形一直未能得到充分報道。信息封鎖不僅誤導了中國人，而且誤導了全世界，大家都以為僅僅是方艙醫院在起主導作用。
2，張笑春的抗疫故事說明了什麼？
首先說明了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以及李文亮病逝事件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巨大而立體的推動。張笑春的卓越建議之所以能得到接納和實施，並不是由於「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的作用，而是通過個人突破信息封鎖、全民合力施壓、分權下的主要官員果斷拍板從而集成眾智眾力的結果。
張笑春的立場是非政治的，但是在面對信息封鎖和高壓之際，她毅然選擇了堅決運用公共發言權、抗爭權和積极參与權。林語堂有一句名言，言論自由就是喊痛的權利。言論自由與扞衛生命安全的自衛權都是個人的第一自然權利，尤其是危急時刻的喊痛權實際上就是生命權。張笑春曾對記者說，「不要怕說真話，多大的事情能有人命大？」危急時刻，每猶豫一分鐘說出問題，可能都是以生命為代價。張笑春能果決突破部分信息封鎖，靠的就是這種「豁出去了，人命關天」的道德勇氣。其實，張笑春對積極建言權的運用，不僅僅在履行公民的言論自由權，而且在履行重大事務的政治參与權。這顯示了非政治化的張笑春擁有著基本的自然主權意識。
張笑春主張敢言和獨立思考，她的人格屬於現代獨立人格。她的心腸是那麼柔軟，為九歲女兒做CT檢測都不敢，還是女兒自己爬上了CT床，說：「掃啊！沒事兒的！」她對病人那麼有愛心，那麼寬厚善良，臨當危難又那麼富有膽氣。她的大仁大勇見證了中國醫生所達到的道德高度。她的果決個性本身就具有一種原創的衝擊力，她的思維也是探索性的操作思維，她能在大危難之際提出如此卓越的操作建議，絕非偶然。
頗有意味的是，在今年，三位具有英雄的勇氣和純正高尚人品的武漢公民都是外來人：李文亮來自遼寧，張笑春來自內蒙古，方方來自江西。
1，實在地說，由於信息不透明，人們很難獲知中國政府高級官員在抗疫中表現如何，人格擔當如何。但是，由於李克強、孫春蘭、馬曉偉三位公僕對抗疫工作做出了顯著而且似可目睹的貢獻，一項「抗疫名人排行榜」如果遺漏了這三位實幹家，將會是很不公正的。所以，我就根據有限的媒體報道，簡單地勾勒一下三位公僕抗疫事迹主線，並加以簡要評估。
（1）李克強在抗疫之初決策實行「屬地負責」，實際上是第一階段全國暫時壓住疫情的一大樞紐。「屬地負責」或「屬地管理」，屬於中央與地方分權的一種類型，重點在於各地就某項重大事務自主決策。它是1980年以來的權力下放的繼續，中央和地方的分權可以走向某種程度的地方半自治，但在極權政體中很難徹底。只有在民主和聯邦制架構下，才會出現真正的完整的地方自治。由於沒有法治化和制度化保障，在近年來的「無限集權」運動中，權力不斷上收，實行了四十年之久的權力下放被逆轉，只有在今年大危機時刻，李克強才有機會重新試驗這一「央地分權」路線。
在武漢抗疫初期近二十天中，周先旺和蔣超良等地方官員歷經艱難和慘痛，在舉國高壓督責下先後找到了「封城」和「應收盡收、應治盡治」這第三選擇和次優選擇，疫情失控的危局因而得以徹底扭轉。這一事實有力證明了李克強的央地分權路線是完全可行的，此一治國大思路高超而現代。但回歸常態之後，各種臨時「分權」和「授權」能否維繫，還是一個未知數。
（2）在周先旺和蔣超良找到「應收盡收、應治盡治」操作方略后，作為中央應對疫情領導小組組長和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堅決予以支持。而且在此之前，李克強已經獨立決策，借鑒汶川災后重建模式，由19個省份大量調派醫療隊，對口支援湖北，「一省包一市」或「兩省包一市」，支援省份在前方建立指揮部，醫療隊按照「屬地管理」原則，接受屬地衛生部門和醫院統一安排。2月9日當天從0點到24點，武漢天河機場共迎接了40餘架次醫療隊航班、5000餘名醫療隊員，可謂力度空前，數十天內總計有43000名醫護人員前來湖北支援。分區包干、屬地管理的做法是非常成功的危機管理模式，營造這一大格局，李克強可謂領導有方。
（3）至3月份武漢疫情基本穩住，全國多數地區轉為低風險，但無癥狀感染的新難題又出現了。李克強堅持其「實事求是、公開透明發布信息，不得瞞報」的一貫立場，3月30日更決策要求，從4月1日起把無癥狀感染實情予以正式公布，據衛健委通報，截至3月31日24時國內尚在醫學觀察的無癥狀感染者為1367例。一公布就達上千例的「高起步」反證了此前的相關隱瞞有多麼嚴重，而信息的透明則令全國對於無癥狀感染的恐慌逐漸趨於平息。這就用事實直接證明了，信息公開是最好的社會心理調節術。
（4）當國內核酸試紙生產能力大幅提高后，4月22日，李克強又一次果斷決策，推動大規模開展核酸和抗體檢測。武漢市近期實施「十天會戰」，對未檢的800萬市民進行全部免費測試（含部分社保支出，外來人口則每人交費280元），這一「應檢盡檢、願檢盡檢」的方略和具體實驗非常正確，「全檢測」乃是讓武漢民眾恢復正常生活的根治之策，「全免費」才可避免有人遺漏。
以上若干關鍵節點，李克強的決策和危機管理都很到位。今年可謂李克強做總理七八年來工作最有成就的一年，這位深得民眾喜愛、政風寬和的總理對於全國第一階段暫時壓住兇猛的新冠疫情，的確功不可沒。
2，李克強的抗疫成就的實質核心是什麼？缺陷又何在？
實質核心是集權和分權的有效結合。在中國現階段，「無限集權」尚未徹底實現，由李克強臨時推動的分權路線，促進了地方和部門在大危機時刻實現自主決策，從而產生了一定的行政效率。今年處置疫情中，存在著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適度分權、政治決策與事務管理之間的適度分權、行政官員與專家之間的適度分權。而李克強正處在分權與集權的結合部，他所取得的成就首先就在於路線正確，因為只有分權才最有利於一線管理者就近決策，而權力過度集中必定導致低效，加重災禍。在大危機時刻，在分權促進地方和部門自主決策后，還需適度的集權來聚集和輸送超級資源，以補償地方應對緊急事態（比如疫情）的巨大資源缺口。自由放任派的教條主義者以為政治分權即是放任不管、即是完全的非集權，這種兩極思維為禍甚巨。然而，歷史事實顯示，英國在二戰中、美國在二戰中、美國在推進阿波羅登月計劃時，都是採取了分權框架中的適度集權，亦即分權與集權的適度結合，從而獲得了卓越的行政效率，但並未損害自由民主制度。
在今年應對緊急疫情中，李克強不可避免地犯有各種錯誤，但最大的錯誤在於在推動調查病毒來源問題上嚴重遲緩，同時還沒有出手抑制國務院屬下的外交部之戰狼派外交官嚴重違背其促進和平與彌合分歧的基本職責、主動挑事、為國招禍的蠢行（作為「第二次義和團運動」的核心成分之一，戰狼派外交官根本無視歐美巨大的人員病逝之後群體心理已發生重大變化的嚴峻趨勢，完全無知于激情亦是人類採取重大行動的主要動力之一，他們無休止使用低級謊言的行為證明他們已經失去了基本現實感）。這個事情可能不由李克強一人說了算，但起碼他負有重大責任。
中國是十四億人口的巨型國家，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全球七十億人口的健康安全及其相互影響，負有巨大的道義責任。關於病毒來源問題，科學家張文宏2月28日在接受採訪時說：武漢是中國第一個出現這種新傳染病的城市，如果是從國外傳播到中國，應該是幾個城市同時發病，而不是陸續出現發病情況。這就是一種非常簡潔明了的常識性判斷和邏輯反推。而且，如此烈性的傳染病如果首先出現在其他任何國家，都已經引發了大傳染和大爆發，不可能延遲至去年底才在武漢再次出現。這又是另一個十分簡潔的常識性判斷。如果說僅僅尊重常識理性還不夠，那就看看科學理性：病毒如果真的來源於其他國家，是很容易在病毒基因系統進化樹上立即找到誰先誰后的鐵證的。5月初，著名的《自然》雜誌發表了一篇華南農業大學、廣州動物園等機構研究人員的實驗論文，其研究顯示，一種從馬來亞穿山甲身上分離出的冠狀病毒與新冠病毒在幾種基因中的氨基酸序列相似度最高達到了100%。對基因組的比較分析顯示，新冠病毒可能來自穿山甲冠狀病毒與蝙蝠身上的一株冠狀病毒之間的重組，穿山甲可能是新型冠狀病毒的潛在中間宿主。秘密至此已經基本被揭開，承認事實最符合中華民族的道德定位和基本利益。
我認為，作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先生應該力推相關法律和政策組合，幫助少數中國人徹底改掉吃野生動物的習慣（據說東南亞民眾也擁有吃野生動物的嗜好，但是他們幸運地不具備中國這種大規模研究蝙蝠的科技能力和國力），在人大立法徹底關掉野生動物市場之後，進而推動制定《城市動物養育法》，為大中城市居住面積狹窄的單元樓居民豢養極易染病的貓狗（此次武漢大傳染，家貓嫌疑不細）的行為設置較高的法律門檻。更應立法或修法，及時把所有用於生物學研究的蝙蝠項目全部遷至深山老林。極少數科學狂人為了追逐個人榮譽和可能的巨額經濟利益，無視中國同胞和全人類的生命健康安全的行為，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懲和制止，絕不能由中華民族來為他們的無底線的逐名逐利行為來買單。在賑災救災方面，中國應該立即為國內8000萬較為貧困的人口每人提供3000元的生活補助，還應該大規模緊急救援美、英、印、俄、非洲各國和拉丁美洲的抗疫，同時拿出200億人民幣，從美國等地購買救災糧食，幫助可能陷入大飢荒的非洲民眾。人道主義應當成為中國外交高於一切的考量。能否有力推動上述人道項目，乃是考驗中國領導人是否具有全球一家情懷和超越凡庸思維的決斷力的一大課題。
1，把孫春蘭和馬曉偉並列，是因為很難分清他們對抗疫工作的實質貢獻之某些重要部分究竟屬於哪一個人，而且由於孫春蘭副總理分管文教衛這一塊，二人的工作也的確處於高度分工協作狀態。目前也找不到公開的報道，可以幫助細分他們各自獨立的成就。
（1）孫春蘭副總理的一大顯著成就是力推方艙醫院的建設。在先後得到喻發勝教授、王辰院士的緊急建議后，孫春蘭主導決策建設方艙醫院，有力證明了她的決斷力和汲取專家建議的胸襟。
馬曉偉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這次疫情發生以來，病人就醫數量呈「井噴式」增長，床位不能滿足應收盡收的要求，中央指導組組長、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深入一線視察，果斷作出建設方艙醫院的決定，要求武漢市立即將一批體育場館、會展中心逐步改造為方艙醫院。武漢市長周先旺等雷厲風行建成了16所方艙醫院。方艙醫院在防與治兩個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為今後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重大災情疫情，迅速組織擴充醫療資源創造了一種新的模式。在此，孫春蘭當居首功。
（2）全國馳援湖北的42000名醫護人員無一感染（最新統計是43000名），這的確一個巨大的成就。做到這一點靠的是衛健委督導下嚴格落實院內感染防控措施，據報道，參加救援的醫生護士上班時，幾乎每人穿雙層防護服，戴四層手套，雙層口罩，還有護目鏡。此外，衛健委還前瞻性地調派醫療隊，作為輪換和休整的補充力量。「全國馳援湖北的42000名醫護人員無一感染」的價值，首先是保障了一線醫務人員的生命安全，這是他們的家人和全國民眾最期望看到的，這個成就堪稱偉大，怎樣讚美都不為過。對此，馬曉偉居功甚偉。而且，它實際上一反「不惜一切代價」的集體主義價值觀，體現了更加尊重生命、絕不輕言讓別人犧牲的新型人道理念。
（3）衛健委和工信部緊張協調醫療物資的生產，表現出非常優秀的組織協調能力。
有人僅僅看到中國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對於抗疫工作的巨大的基礎性保障，卻未曾想到高效的組織協調能力也是同樣關鍵的因素。危機早期武漢醫療物資罕見地缺乏，亂象紛呈，在舉國壓力下，工信部等部委緊急組織相關企業根據統一調度，轉產醫用防護服，甚至直接派出人員「蹲」在企業，出現問題隨時協調。僅舉口罩生產一例就可說明，在國務院實行「政治決策與事務管理之間的適度分權」下，相關部門的管理如何頗為高效。「口罩曾是個大難題。按照中央部署，有關部委成立『口罩專班』，專門協調調度全國生產。這項工作既宏大又細碎。往往為了徵調某批幾千隻N95口罩，工作人員要持續協調半天甚至一整天。」全國口罩日產量在1月底是800萬隻。到2月底，已是1.16億隻。到3月底，已是3億到4億隻。這一「口罩專班」模式，原則上可以借鑒到眾多的危機管理工程之中。
國家衛健委在調派醫療隊馳援湖北時，也創造出非製造業領域的「精密管理」模式。比如，針對輕重症患者救治的不同特點，分類組建醫療隊：在重症醫療隊方面，重點抽調呼吸、感染和重症專業的醫務人員，整建制地組建醫療隊；在普通和輕症醫療隊組建過程中，例如在方艙醫院，主要由內科專業的醫生和護士組成；而且各自都有恆定的比例。在重症醫院，國家衛健委還組成聯合專家組，對所有重症患者進行統一評估和統一管理，那些優秀的醫療專家們通過平等開放的小組討論，不斷總結出重症治療的改進方案，其間行之有效的方案還會得到衛健委的公開推廣————這與曾經在美國高科技企業中普遍流行的開放討論工作模式，幾乎不約而同。據報道，早期確診住院患者人均醫療費用為1.7萬元，截至4月6日，亦僅僅達到2.15萬元。對於個人醫療費用，有關部門採取先救治、再結算的方式，據說基本免費。此次抗疫，還廣泛採取了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手段，效果顯著，說明中國衛生部門已經擺脫了長期流行的排斥中醫的教條主義。根據衛健委在抗疫中後期所做出的協調運籌工作之卓有成效，我們可以推斷，馬曉偉不僅是一位實幹家，而且還是一位優秀的管理專家。這樣一位衛生部長，在世界範圍內可能都很耀眼。
2，孫春蘭和馬曉偉的抗疫成就的實質是什麼？
據馬曉偉介紹，孫春蘭副總理特別重視派駐武漢的數百名記者反映的信息，對其間合理的建議幾乎都一一做出了回應或採納，《南方周末》3月19日的相關報道也可佐證這一說法————孫春蘭的這種開放式工作方法可以證明，我在前面所說的「輿論壓力下的局部責任政治」在孫春蘭身上得到了有力體現。她能聽取專家建議並拍板決策建設方艙醫院，看來涵養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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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七十歲的老太婆，肩負舉國重任重壓，在烈性傳染病一線奔走了整整九十天，她的責任心和敬業精神，相信感動了無數國人。她對武漢某小區居民對她高喊「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的不掩飾處置也是適宜的————但是，數日之後，她又安然接受了另一個小區由公務人員扮演普通居民對她表示歡呼的虛假場面，這反映了她未能徹底掙脫官場習氣。而且，她汲取信息的渠道高度依賴於官方記者，而對自由民間和底層民眾的吶喊依舊漠然。 來源：博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