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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謝選駿：美國的府院遊戲加速個人專權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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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政治發展進程中，隨著其國內局勢的變化和與外部世界關係的變化，總統權力因國家多次處於危機狀態和行使霸權的需要而不斷增強和膨脹，國會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遭到了削弱，美國的權力中心實際上發生了從國會到總統的逐漸傾斜。櫻花掩映下的美國白宮和國會山裡，權力纏鬥的「遊戲」不斷更新，間歇升級。
4月初，就美軍停止參与葉門戰事的相關決議，美國國會和特朗普政府再度離心。目前美國國會眾參兩院均已通過該決議，下一步國會將把決議提交總統特朗普簽署。然而白宮此前就表示，該決議「有缺陷」，將予以否決。推翻總統的否決需要參眾兩院各三分之二多數表決通過，目前看來，兩院的表決結果難以達到這一多數。
類似情形不久前剛剛發生過——特朗普首次動用總統否決權，扼殺了一份國會參議院決議，而這份決議原本是要叫停特朗普所宣布的南部邊境「緊急狀態令」，眾議院「翻盤」未果。眾議院議長佩洛西3月26日暗示，根據美國法律，民主黨掌控的眾議院可能在6個月後再度投票叫停特朗普的「緊急狀態令」。同時，面對特朗普步步升級的「親以」舉措，部分議員表示了明確反對······
總統權力擴張路——美國憲法和政治制度的設計者擔心，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中，總統的權力太大，會導致其成為「君主」式領導人，權力過弱又無益於國家內政外交的穩定，所以，最後設計出總統和國會兩院共享權力但又互不隸屬的體制。但是，這個制度框架沒有明確劃分總統和國會的一些具體許可權。於是，總統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標，國會為了限制總統的權力，常常陷入衝突。
在聯邦憲法對美國權力結構的規範中，國會處於權力體系的中心，其權力的體現就是制定法律和規則。總統雖然被賦予了廣泛的行政權，但更多地是國會確定的法律的執行者。在國內，總統的動議需要得到國會兩院的討論和批准。在對外政策方面，總統擁有簽署條約的權力和戰爭權。但是，戰爭權不是總統獨享的，是與國會共享的。美國憲法規定，總統是武裝部隊總司令，而宣戰權由國會掌控。
隨著美國歷史的演進，這種權力分享的結構逐漸被打破。在美國政治發展進程中，隨著其國內局勢的變化和與外部世界關係的變化，總統權力因國家多次處於危機狀態和行使霸權的需要而不斷增強和膨脹，國會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遭到了削弱，美國的權力中心實際上發生了從國會到總統的逐漸傾斜。這種傾斜在美國應對外部世界挑戰和確立美國霸權時表現最為明顯。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成功迫使國會放棄孤立主義傳統，開始在全球範圍內爭奪主導權。20世紀30年代，美國陷入經濟危機，可以說舉國都寄希望於一個擁有廣泛權力、能夠解決問題的強有力的總統，這個時候，富蘭克林D.羅斯福上台了。從20世紀30年代一直到40年代，美國在國內擺脫危機和在國際上參与世界大戰的現實需要，讓羅斯福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有權勢的總統之一，他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建議都得到國會來者不拒的批准，總統對國會權力的超越在羅斯福時期達到頂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曆任總統在權力擴張方面繼續前行。約翰遜總統利用權力實施了一系列重大社會工程，包括應對貧困和失業、提升公共服務、擴大公共設施、改善教育質量、改革移民法、完善保險制度、贊助人文研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等等。這些耗資巨大的社會工程通過323項國會批准的法案而得到實施，而這些法案均是約翰遜政府提議的。另外，約翰遜採取逐步升級的方式，將美國拖入越戰，開啟了美國歷史上未經國會授權而將美國捲入戰爭的先例。
越戰結束后，為了避免美國再次陷入類似戰爭，美國國會通過了《戰爭權力法》（1973年），顯示出國會希望回收流向總統的權力。但是，之後幾十年美國進行的多次戰爭表明，這部法律並未使美國總統權力受到「理想」制約。在對外干涉時，歷屆政府往往借口事態緊急，來不及召集國會討論和根據國會意見做出決定，從而越過國會採取行動。此次特朗普簽署「緊急令」亦如此。
府院纏鬥日趨複雜——從歷史上看，總統與國會的關係是隨政治環境的變化而互動的，並且相互之間的關係有一定的周期性特點。一般而言，在國家處於危急時刻，或者面臨外部威脅，特別是戰爭時期，為提高行動效率，國會往往授予或默認總統的「便宜行事權」，總統的權力會得以擴大。當危機減退，國家處於平穩時期，總統權力擴大的條件不復存在，國會希望重新確立其在內政外交方面的憲法權威，讓國家生活回歸常規的政治環境，於是將努力收回一些權力，總統行使權力的能力將受到較大限制。
從涉及的議題來看，在事關傳統國家安全的問題方面，美國總統容易擴展權力，而在貿易、財政、移民、公民權利等相關的問題方面，國會的參与度和影響力較大。當國內危機和國際危機同時發生的時候，議員們既想制約總統，又不願意破壞舉國外御；總統既不想放棄權力，又面臨困境，這樣就常常出現戲劇般的局面。例如，柯林頓執政時期，共和黨人控制的眾議院利用柯林頓與萊溫斯基的醜聞，對其窮追猛打，意欲彈劾。而柯林頓卻轉移視線，在伊拉克核查問題上找出理由，命令美國空軍轟炸伊拉克。一些共和黨議員對柯林頓挑選的襲擊時間節點非常氣憤，但他們也只能滿懷無奈支持柯林頓的軍事行動，從而讓一場白熱化的鬧劇及其可能引發的嚴重後果降下帷幕。特朗普上台以來，由於其執政風格強硬，與國會的纏鬥從未停止。2018年美國中期選舉以後，民主黨重新掌控眾議院，府院纏鬥和相互制衡變得更加激烈複雜。
惡化美國政治生態——府院纏鬥已導致數次聯邦政府關門，而且呈現出越來越頻繁的特點。其中最核心的問題之一是預算問題。
在奧巴馬執政時期，預算問題曾導致2011年和2013年兩次政府關門危機。其中2013年的美國政府關門危機影響頗大，幾十萬聯邦僱員下崗回家，許多政府服務項目受限或關閉，引發一系列民眾抗議，一些公共場所如公園、圖書館等關門停業，與公共部門有業務聯繫的服務機構和公司的運營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2018年，特朗普上台一年之際，由於短期政府預算案沒有在截止期限前獲得參議院通過，美國政府宣告停擺。這次政府關門不僅是府院之爭，還涉及兩黨之爭。美國人越來越意識到，府院鬥爭所引起的政府關門對美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等領域都造成很大影響，包括國家和社會經濟損失、公共服務能力下降以及美國政治的極化，等等。
但更值得關注的問題，還不在於上述短期和局部的衝擊，而在於長期的政治影響和其對美國國際形象的影響。比如，府院之爭動輒導致總統關掉政府部門，易引發全球對美國政府治理能力和美國政治信用的質疑，對美國的國際形象而言，無疑是負面的。
《配文：府院纏鬥背後》
美國政府與參眾兩院通過相互鬥爭而保持政治權力在總體上平衡，理論上而言有其合理之處，然而在實踐中，一旦哪一方出現「政治任性」狀態，府院之爭便可能呈現出無休止的纏鬥，政治極化現象也將顯露無遺。一輪又一輪的「府院纏鬥」，凸顯出當代美國政治制度的特徵。
首先，「否決政治」的底色凸顯。「否決政治」是美國學者福山對美國政治制度的描述，該詞最早出現在弗朗西斯·福山2014年發表在《美國利益》雜誌上的文章《美國政治制度的衰敗》中。福山指出，美國建國初期設計的權力制衡制度，本意是防止權力的膨脹與濫用，但在實踐中卻造成了不同部門之間、不同層級之間的相互掣肘、彼此限制。
在橫向的聯邦政府層面，總統、國會與最高法院之間存在著複雜的相互否決的關係；在縱向的國家結構層面，聯邦與州之間的權力劃分也非常明確。
其次，在美國總統與國會的較量中，長期以來，總統處於攻勢，國會處於守勢。比如，圍繞「修牆」的較量，主動權實際掌握在總統手上。這一趨勢也是20世紀以來美國行政權擴張的結果。
從美國建國開始直至19世紀，國會在制定政策方面往往都具有主導作用，美國的國家權力結構實際是一種「國會至上」的體制。進入20世紀以來，尤其是「羅斯福新政」以來，以總統為代表的行政權不斷擴張，國會的權力相對被削弱，權力的重心逐漸向總統傾斜，最終進入了以總統權力為主導的體制。
美國這套憲制設計儘管內含衝突的基因，卻經受了兩個世紀之久的時間檢驗。不過，從橫向來看，大部分模仿美國這一體制的國家基本都失敗了。類似所謂「美國例外論」的邏輯何在？
大致而言，美國這套制度的長期存在，離不開國內和國際兩方面條件。從國際層面來看，美國的政治制度以其國際地位為支撐。自建國以來，美國的國際地位較長時間處於上升期，這是保障美國制度較為穩定的重要基礎。就國內條件而言，最主要的就是「權力的有限性」。美國長期奉行「小政府，大社會」的模式。因此，即使產生諸如政府停擺之類的政治僵局，也未導致整個社會秩序的崩潰。
不容忽視的是，支撐著所謂「美式民主」的很多條件，如今已發生了很大變化，進而將給其帶來不少挑戰。首先，就國際條件來看，美國相對實力已下降。一般而言，在經濟上升期，政治遊戲的規則相對容易維持，而當經濟實力下降時，挑戰來襲，難題往往接踵而至。其次，美國人的社會觀、處世觀出現變化。在當今的美國，對他人觀點的容忍度在下降，而加入社團的熱情也在減退，在人與社會的關係上處於羅伯特·帕特南（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所說的「獨自打保齡球」的狀態。第三，美國階層結構正發生深刻變化。英國著名記者愛德華·盧斯在其最新出版的著作《西方自由主義的衰落》中指出，「（美國）歷來是西方國家中階層流動性最高的國家，如今卻是最低的。今天一個美國人要變得富有，比一個英國窮人變得富有更加困難，這意味著在美國越發不能實現美國夢了。」階層流動性的衰退帶來階層分化的加劇，並對政治制度帶來不可避免的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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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選駿指出：共產黨挖苦美國的府院遊戲，其實也在挖掘共產黨自己的祖墳——因為中共得到美國外交承認的「尼克鬆訪華」，也是美國府院遊戲的組成部分。尼克鬆和毛澤東勾搭成奸，顯然違反了美國的民意，後來還為種種劣跡被轟下台，成為被告的罪人。可惜後來的美國總統依然鬼迷心竅，沿著個人專權的過程加速下滑，不僅和中共建交，把通姦變成了婚配；而且還繼續包養台灣作為小三，破壞了美國的一夫一妻制度。美國國會對白宮的個人專權的過程並不買賬，所以屢屢發起抵制運動，迫使政府一再關門。這些抵制有些是民主黨發起的，但有些也是共和黨發起的——由此可見政府關門不是由於「黨爭」，而是由於「府院鬥爭」；而「府院鬥爭」的背景則是個人專權的過程不斷加劇。對此「本質」，全面專政的共產黨自然諱莫如深，避而不談了也。 來源：博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