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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葉永烈：一生三劫戴厚英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戴厚英的人生有三劫。她的慘死，是她58歲人生之中的最後一劫。
1996年8月25日，她和侄女戴惠在上海寓所中雙雙遇害。8月28日，我應香港《明報月刊》編輯部急約，連夜趕寫了一萬多字，于次日見報。分兩次刊登的《從〈詩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被認為是關於戴厚英生平的最翔實的報道。
其實，我跟戴厚英雖說都生活在上海作家圈中，原本並無交往，彼此知道而已。我曾采寫過三教九流，卻幾乎不採寫同行──我特別忌諱寫上海同行，特別忌諱寫年紀相差不大的同行，特別忌諱寫異性同行。
戴厚英恰恰處於這“三忌諱”之中：她是我的上海同行，她只比我大兩歲，而且是女作家。
促使我打破常規去采寫戴厚英的，是突然降臨到她頭頂的那場暴風急雨。
“孤雁”
那是在1985年，戴厚英的長篇小說《人啊，人！》在全國遭到密集性的批判。處於爭議漩渦之中的她，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時，人們只知道她和作品挨批了，卻並不知道她究竟是個怎樣的人。
我先是讀完了《人啊，人！》。說實在的，我非常喜歡這部長篇小說。接著，在北京返回上海的火車上，我又一口氣讀完了戴厚英的長篇小說《詩人之死》。我知道，她寫的詩人的原型便是聞捷，而小說中的“向南”便是她自己。
我知道戴厚英當時處境困難。她自稱“孤雁”“獨行俠”，幾乎不與上海作家來往，也幾乎拒絕了一切採訪。我想先寫報告文學《聞捷之死》，以這個話題切入，再進一步寫她本人。
她所在的復旦大學在上海東北角，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到她那裡去必須斜穿整座城，光是乘坐公共汽車來回就要近4小時，但是我還是未事先寫信與她預約──因為我預料這樣敏感的採訪話題她會迴避。
1985年6月4日上午，我出門了，7點多離家，到達她那裡已9點多了。
她住在復旦大學第一宿舍。剛進大門，一輛郵車駛過，往傳達室的地上扔下一包郵件。我看了一眼，最上面的是《芒種》編輯部寄來的雜誌，上面用毛筆寫著“戴厚英”。
她住在一幢六層宿舍樓的四樓。環境很安靜，我擔心她不在家。敲門之後，她來開門，雙手水淋淋的，正在洗衣服呢。
房子不大，約20多平方米，一長間，小小的卧室、灶間，唯一寬敞的是書房，佔了一半面積。幾個玻璃書櫥里放滿了書。
戴厚英並沒有人們想象中的桀驁鋒利的外表。她外表文弱，臉色有些蒼白，戴著銀絲框眼鏡，五十歲模樣，一頭直梳短髮，臉上皺紋已很深，皮膚黝黑，一件灰白相間樣式很普通的上衣。她非常健談，講話很有條理。煙癮很重，一根接一根地抽香煙。
一聽我的名字，她就知道了。我們無拘無束地交談著。這是我第一次採訪她，談了一個多小時。
我說明來意之後，她沉思了一下，然後說：“寫這樣的報告文學，你會得罪人的。下午我有課。我上課，一向需要平靜的心情。現在談聞捷之死，會使我激動難以自制。我們另約時間談吧。不過，我先可以把我的一些情況跟你談，你心中有底，然後你再考慮寫不寫。”
她異常坦率，又異常倔強。“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她這麼自我評價。
1938年3月5日，戴厚英出生在安徽淮北阜陽地區潁上縣一個窮鄉僻壤的小鎮。父親是店員出身的合作商店經理，小鎮工商界的頭面人物，因為對統購統銷政策提了一點意見，被打成“右派”。她的在國營百貨商店擔任經理的叔叔受到波及，商店丟失了1000元現款，他被當作嫌疑人受到看管，憤而自殺。“我們家裡的人，大約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非常要面子，自尊心非常強。”
1956年，她考入上海的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分配到上海作家協會文學研究所工作，后調到上海大學中文系任教師。
她1961年結婚，丈夫是中學同學，青梅竹馬。1964年10月她生下女兒，取名叫醒醒。由於長期兩地分居，又由於意見不合，1969年她與丈夫離婚。
她是先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才加入上海作家協會。而通常，作家總是先成為地方作家協會會員，然後才成為全國會員。這樣的“倒過來”的入會程序背後，不正常的人際關係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次採訪，她大致上談了這些概況，沒有涉及“敏感”問題。
她希望讀一點我的報告文學作品。正巧，我的包里有一本1985年第五期《文匯月刊》，登著我的報告文學《思鄉曲──馬思聰傳》，便送給她。
愛人之死
在我拜訪當天，戴厚英就給我寫了一封信，熱情地稱讚了我的《馬思聰傳》。她說，了解聞捷的人實在太少了，如果我一定要寫，她將儘力給我幫助。但她又說：“我不願意談那一段傷口的往事，更不願它在我活著的時候公諸于眾。一個女作家，又是單身的作家，這種心情您是可以理解的。我別無他求，只求安寧。我不希望成為人們議論的對象，更不希望讓人家議論我的個人生活。”
6月8日，戴厚英一整天都沒課，我應約去了她家。
那天，我6點出發，8點到達她家，與她長談了6個多小時。一直到下午3點，我們才一起到五角場，“吃點心當中飯”。
採訪時，電話鈴聲響了，來電話的是聞捷女兒趙詠梅，可見兩人仍非常親密。戴厚英在電話中告知了我正在採訪的消息，並徵求她的意見，她答：“由你決定吧。”戴厚英說：“他是一位嚴肅的作家。相信他不會當作一件聳人聽聞的社會新聞來寫，而是揭露那個時代的黑暗。”
她跟我談起了最為“敏感”的話題——她與詩人聞捷之戀以及聞捷之死。
聞捷比她年長15歲。兩人認識，是在1968年。
那時候，聞捷在《海港》劇組遭到批判，被攆出這個“樣板戲”劇組，與另外兩個老幹部一起逃到北京，躲了40天。他被造反派從北京揪了回來。
這年3月，上海作家協會和上海京劇院成立了一個臨時聯合審查組，審查他在北京40天的活動。戴厚英也是這個審查組的成員。審查進行了一個多月，沒有查出什麼問題。不久，聞捷被隔離了，關押在上海少年管教所（當時用來關押運動中的審查對象）。沒多久，傳來令人震驚的消息──聞捷的妻子杜芳梅自殺了！
上海作家協會派戴厚英去了解杜芳梅自殺的情況。對於她的死，戴厚英深為同情。上海作家協會也認為應該寫個報告，說明她並沒有什麼問題，她的自殺只是因為她一時想不開。上海作家協會要戴厚英起草這個報告，又派她和另一個人去把杜芳梅的死訊委婉地告訴聞捷。聞捷聽后悲痛至極。
聞捷對妻子的深沉的愛，感動了戴厚英。連她自己也意想不到，在審查過程中，她讀了聞捷的作品，竟然愛上了他。
戴厚英對我說：“他的詩沒有特別的雕琢，非常自然，就像一泓溪水，在那裡漫無目的地流淌，但是，當你回過頭來看看它所流過的地方，才知道它的力量──原來綠的更綠了，紅的更紅了，一切都更加顯示出它美麗的色彩。”
兩人在苦難中相愛了。他們的戀愛受到工、軍宣隊的干涉，有人往上報告，說戴厚英作為審查組成員與審查對象聞捷相戀是“政治上的墮落”，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張春橋看到報告，作了批示，要求對聞捷嚴加批判。聞捷在家中自殺身亡，年僅48歲。
戴厚英一病不起。她住在上海作家協會食堂樓上一個小房間里，窗戶正對著會議大廳。“聲討會”上的發言、喊口號都聽得清清楚楚。一個女友在她床前守了7天7夜。她睡不著，不停地抽煙，一天一夜能抽兩包煙。“我不斷地講，不斷地抽煙，不斷地想，不斷地哭……”
這是她的人生第一劫。
她痛定思痛，1979年寫出了第一部長篇小說《詩人之死》。她說，她和聞捷的戀愛不是什麼詩人的“風流韻事”。如果她的生活中沒有出現聞捷，她不可能成為一個作家。
《人啊，人！》被批判
1980年5月，戴厚英寫出了第二部長篇小說《人啊，人！》。
這是一部右派題材的長篇小說。她父親是“右派分子”，她屬於“右二代”，對此有著切膚之痛。
在我看來，《人啊，人！》比《詩人之死》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有哲理，有文采，不拘泥於小說的傳統手法。
在“百家爭鳴”的旗號下，從1981年秋開始，上海《文匯報》對《人啊，人！》展開了討論。討論迅速升級為發難，又升級為批判，再升級為密集性的“大批判”。這成為了戴厚英人生的第二劫。
報刊此呼彼應，聲勢越來越大，先後兩次，掀起了批判《人啊，人！》的高潮。有人說，《人啊，人！》是“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血淚控訴”，有人說小說宣傳人道主義是“別有用心”，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是“欺騙年幼無知的青年讀者”。
戴厚英回憶，1983年11月，她從廣州回來，形勢很緊張。她任教的復旦大學奉命成立了兩個小組：一個是“批判”小組，一個是“幫助”小組，名曰對她“一批二幫”。批判小組專門負責批判其作品，幫助小組負責幫助她“提高思想認識”。
系裡組織人道主義討論，上面派人來聽。有人發言說，什麼叫人道主義，我也鬧不清，我看人道主義沒有什麼壞處，人總應該講人道嘛！大家大笑，上面派來的人也和大家一起笑。有人在“大批判”高潮中揚言：“像戴厚英這樣的人，應該逮捕！”系裡一位領導針鋒相對反駁道：“如果戴厚英夠得上逮捕，那就應該逮捕;如果戴厚英夠得上判刑，那就判刑。但是，如果她根本夠不上，那她就是一個公民，她就有權利寫作！”
聲勢浩大的批判使《人啊，人！》這本書引起了國際上的注意。美國出了燙金精裝本，香港出了兩種版本，法國、日本、聯邦德國都出了譯本。里根總統訪問復旦大學時，有關接待文件上專門寫了一條：“如果外國記者問起戴厚英，就說不知道。”
戴厚英說，上海一位作家曾講，報紙上批戴厚英，反而把她批出名了，今後關起門來批！
我寫出了關於戴厚英的報告文學《霧中的花》，請她審閱。她約我到上海陝西南路她的二弟媳茅維琳家中見面。她對於《霧中的花》非常滿意，後來收在香港版《人啊，人！》的附錄中，作為作者介紹。
在茅維琳家中，一位小女孩捧著一塊西瓜吃得津津有味，我用照相機拍了一張照片送給了戴厚英。這小女孩，便是戴厚英的侄女、後來與她一起遇害的戴惠。
死於非命
1996年9月3日上午10：45，上海龍華殯儀館大廳哀樂低回，花圈如雪，輓聯林立。四五百人聚集在這裏，為著名女作家戴厚英教授送行。作為文友，我胸前佩著小黃花，出席了她的追悼會。
戴厚英的遺像在白花簇擁之中。她一頭短髮，一副眼鏡，一派書生氣度。最醒目處是老作家蕭乾的輓聯：
敢想敢說敢作敢為為民訴疾苦
大徹大悟大喜大悲悲我挽厚英
蕭乾是戴厚英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的介紹人，也是她最尊敬的文壇前輩。
戴厚英的愛女戴醒從美國趕回。她戴一副眼鏡，瘦瘦的個子，酷似母親，只是比母親高。她一身黑色連衣裙，悲痛欲絕。
經過對戴厚英有過交往的2000多人的調查和分析，9月15日上午11時，上海市公安局偵查人員穿便服來到安徽界首昌盛賓館。
界首位於安徽省西北部與河南省的交界處。偵查人員看了菜譜，借口不合口味，進入廚房。一個前額禿髮、身體壯實的男子正在炒菜。說時遲，那時快，他們一把抓住此人，給他戴上手銬。
此人叫陶鋒，正是殺害戴厚英的兇手。
偵查人員帶著陶鋒趕回上海的時候，正值戴醒要回美國。上海市公安局派專人趕往機場，把兇犯就擒的消息告訴了即將遠行的戴醒。
10月10日，我在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列席了對陶鋒的審判。他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
我坐在離他只有兩公尺的地方，仔細地觀察他的每一反應，作了很詳盡的筆記。法庭的審理，使我對戴厚英的遇害過程有了第一手的深入了解。
唯一出庭的證人是戴厚英的弟弟戴厚泉。當時戴厚泉和女兒戴惠一起住在戴厚英家。案發時，適值戴厚泉外出。他回來時，第一個目擊了觸目驚心的現場。
此後，我採訪了戴厚泉，更加深入地了解到此案的來龍去脈。
兇手陶鋒的祖父是戴厚英的中學老師。陶鋒拿著祖父寫的便條來到戴厚英家，請她幫忙在上海找個賓館打工。戴厚英熱情接待了他。
1996年8月25日下午3時半左右，陶鋒第三次來到戴厚英家。當時戴厚英去附近超市買東西去了，只有戴惠在家。陶鋒遂起了謀財之心。
戴厚英曾多次為家鄉捐款。陶鋒聽說此事，以為她很有錢。據他後來交待，他當時想，從戴厚英家搶個一兩萬元人民幣是不成問題的。
陶鋒趁戴惠不備，將她擊倒掐暈。戴厚英突然回來后，陶鋒又將她擊倒掐暈。戴厚英被擊倒后，留下了最後一句話：“你這樣做，你會後悔的！”
隨後，陶鋒用菜刀各砍二十多刀，殺害了戴厚英和戴惠。他翻箱倒櫃，竊走了兩張存摺，一張為人民幣兩千元，一張為美金五百元。
根據庭審和採訪，我寫出了《非命》一書，作為對亡友戴厚英的永久紀念。
文章選自《中國新聞周刊》，配圖來源網路
發文者：吳一舟 發布時間：5/28/2020 11:27:00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