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廢青:做1天玩3天1千塊過1月 睡20元1晚"棺材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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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到深圳三和人力市場周圍的城中村小巷子時,林凱玄兜兜轉轉數次,才終於鼓起勇氣向一個旅店房東詢價。房東上下打量他一通后,拒絕了。他看了一下周圍的務工者,覺察出自己被拒絕的緣由,便立馬去小商店買了一個水桶,在裏面放了一些生活必需品,背上雙肩包,再次走進那條小巷。這一次,終於有房東主動上前來打招呼。
就這樣,林凱玄跟著房東上了樓,開啟了他對「三和青年」的社會調查。出現在他眼前的房間,床板發霉,席子黏糊糊,還有螞蟻、蟑螂、臭蟲爬來爬去。空氣中,汗臭夾雜著腳臭,再混合廁所里的尿騷味,令人作嘔。這個「90后」男生的第一反應是拔腳就走,但想到自己的研究計劃,經過一番心理鬥爭,還是決定留下來,過上了與「三和青年」同吃同住的日子。之後半年,為了和各類「三和青年」打成一片,他輾轉了10個「三和青年」聚集的旅店,躺過15元一晚的床位,住過20元一晚的「棺材房」,也住過30元一晚的單間,還拿著硬紙板睡過大街。
「三和青年」是一群在深圳三和人力市場找工作的年輕農民工。他們居住在人才市場周圍的城中村裡,以「日結」(每天結算報酬的工作)為生,常常是「做一天玩三天」。這裡有非常廉價的旅館、網吧和雜貨鋪,許多人一天只吃一碗五塊錢的麵條,喝2元一大瓶的水,生存成本很低。與追求勤奮工作、品質生活的主流群體不同,「三和青年」過一天算一天,對身無分文、失去工作的狀態沒有多少不安,彼此之間經常以此調侃,甚至鄙視有穩定工作的人。「三和大神」則是「三和青年」的升級版,他們似乎是完全放棄了自己,隨時可以睡倒在潮濕的巷子里。
「三和大神」出名,最早是因為NHK的一部紀錄片,《三和人才市場:中國日結1500日元的年輕人》。在這部拍攝於2018年的紀錄片里,年輕的農民工在繁華都市裡掙扎著。他們對「通過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早已失去希望,只能過一天是一天,只要不挨餓就堅決不幹活。片中一個青年說的話——「一百塊錢干十幾個小時,我說了,寧願餓死也不幹」——被很多人視為是青年抵抗「工廠文化」的標誌。
在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田豐看來,「三和青年」是中國目前為止能夠觀察到的最接近於美國黑人社區和巴西貧民窟的底層社會。因為多方面的原因,此前,國內學界對「三和青年」這個群體始終沒有相關研究專著,以「關心底層」為底色的社會學也沒有專門的研究,網路上的傳聞又往往以獵奇的視角去尋找這個群體的極端之處。
最近出版的《豈不懷歸》是第一部針對「三和青年」的調查報告。兩位學者,田豐和他的碩士研究生林凱玄,試圖儘可能掙脫理論束縛,不帶預設,以白描的手法還原真實的「三和青年」。這項研究沒有申請任何科研經費,出版過程也是歷經磨難。經過反覆努力,雖然損失了一部分內容,這本書還是在成稿17個月以後出版了。出版至今兩個月,《豈不懷歸》已經加印兩次,在噹噹、京東等網路圖書平台上的銷量都名列前茅。
還原真實的「三和青年」
在三和,快遞、工地和保安是最常見的「日結」。在工地幹活收入最高,但因為勞動強度大,是最不受待見的。「三和青年」喜歡會場保安的工作,即便收入不高,一天130~160元之間,但勝在舒心悠閑。「卧底」那段時間,林凱玄曾去工地搬磚、提灰,也到飯店做過臨時服務員。他認為,一起搶「日結」,是最能加深「三和青年」彼此情感連接的方式。
就像林凱玄第一次投宿被拒所預示的,這裏的文化與外部是有明顯區隔的。要融入這裏,除了一起做「日結」外,林凱玄還需要做很多改變,比如外形,「拖鞋、牛仔短褲、一件短袖成為我的經常性穿著」。他曾有近一個月沒有清洗牛仔褲,每天隨地而坐,甚至分不清是深藍還是灰藍色,T恤上也沾滿泥土,長時間不洗頭、不洗澡的邋遢形象甚至讓其他「三和青年」都開始嫌棄他。
還有吃飯,一塊錢一包的零食、兩塊錢一碗的粉和瓶裝水,成了林凱玄的主要食物。「三和青年」雖然兜里錢很少,但當同伴身無分文的時候,他們會拿出僅有的幾塊錢請對方吃飯。
林凱玄覺得,衡量「三和青年」是否信任他的標準就是,他們在「日結」回來以後主動請他吃飯。
「三和」的消費相當低廉。一塊西瓜1元,一碗面5元,一瓶水2元,還有專賣二手衣物的攤販,粗略估算,一個人一個月最低需要1200元花費。只要偶爾做做「日結」,活下來的確不是難事。那裡又有熱鬧輕鬆的環境和包容的氛圍,這會使人滋生惰性。「三和青年」與外界格格不入的地方也正在於此,他們的生活漫無目的,既不賺錢,也不返鄉。不少人還會譏笑那些兢兢業業的務工青年,把流水線小工說成是「富士康奴隸」。
更能反映「三和青年」精神狀態的是語言。「如大神、掛逼、叼毛、睡大街等,也有一些與工作和娛樂聯繫的詞彙,如做法人、百家樂、有衣庫等,如果不能深入三和青年群體之中,難以全面理解這些詞彙的深刻含義。」林凱玄說。
與「三和青年」接觸了半年,林凱玄覺得,之前在網上看到的文章有誇大之嫌:「把少量『三和大神』的狀態輻射到三和的每一個青年身上,把一些影響因素歸結為青年個人。」事實上,真正完全放棄自己的「三和大神」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青年都是在「日結」與「遊盪」之間來回糾結。有工作的時候,可以奢侈一下,花30元住單人間,洗完澡,躺一會兒,沒錢了,就只能一天吃一頓飯,花一塊錢買一個硬紙板,睡在街頭。
林凱玄說,他在「三和青年」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出生在河南農村,家裡還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人力耕作,勞作辛苦,吃住不好。小學升初中時,他也曾處在輟學邊緣,在家人的鼓勵和自己的努力下才繼續學業,避免了外出務工的命運。大學期間,他做過與「日結」類似的暑期工,對在三和的生活,他的感受是「再辛苦,也覺得可以忍受」。
一直到調研結束,「三和青年」都不知道林凱玄的真實身份,「或許他們覺得一個來自北京的學生不可能做得那麼徹底」。
「三和青年」的複雜成因
每一個 「三和青年」背後,都有一個故鄉,只是,即便再窮,他們都沒有選擇回到那裡。書里沒有對「三和青年」家鄉的直接描述,讀者只能在離家者的話語里看到一個個模糊的影子。
一些青年在提到家鄉時,說自己在外面打工掙不到錢,回家十分丟臉,也不願意麵對家人催婚的壓力。他們雖然人手一部手機,整日在手機上付費、休閑、搶「日結」,卻很少主動與家人聯繫,更不會透露自己的現狀。
這裏頭,一個叫「廣西酒鬼」的人的經歷有一定的典型性。「酒鬼」結過婚,育有一兒一女,孩子由家中父親照料。他初中就輟學外出打工,資助弟弟、妹妹上學。現在,弟弟和妹妹在深圳都有了穩定的工作,「酒鬼」卻過得相當落魄。他曾因飛車搶劫被抓,雖說家裡花了僅有的十幾萬把他「贖」了出來,但妻子從此遠走高飛,鄉里人也都知道了他的案底。來到「三和」以後,他除了在工地做「日結」,就是喝酒、賭博以排解內心鬱結。他的弟弟、妹妹就住在三和人力市場附近,但他從來也不向他們求助,他說,「有錢、有工作的時候什麼事情都容易辦,什麼話都可以說,混得不好了,即使別人沒有嘲笑你,也總感覺自己失敗,沒有臉見人。」他從不回家,也是怕父親和孩子們看不起他,怕鄉鄰們說閑話。
田豐分析,「三和青年」是第二代農民工中產生的特有現象。相比于第一代農民工,這代人家庭負擔更輕,至少不是全家人的經濟支柱。他們中的很多人曾是留守兒童,家庭觀念淡漠,對父母在情感上並不依賴。他們從小從網路上看到城市人生活的狀態,對生活的期許更高,權利意識更強,對不公平也更敏感。一旦遭受不公,他們不會像父輩那樣忍氣吞聲,而是主動維權,但又缺乏維權所需要的手段,這就使得他們採用一種新的抗爭方式:在大城市裡「混吃等死」。在書的前言部分,田豐寫道:「在訪談中,三和青年經常說的一個道理就是:不想工作的原因是不願意被剝削、被剋扣、被歧視。」
田豐和林凱玄都認為,「三和青年」的成因是很複雜的,很難僅僅歸結到青年個人身上,這背後凝結了經濟社會制度、城市管理模式、代際文化差異等多方面因素。城市無法落腳,家鄉也很難容納他們,這些青年的歸宿在哪裡?「豈不懷歸」,這個取自《詩經》的書名,表達的正是兩位社會學學者的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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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於網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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