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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中透視中國–紀念王學泰先生
蘇小玲
王學泰先生
2018年1月，冬氣未散，八寶山瀰漫著它特有的寒冷。北京知識界的數百追悼者，與知名學者、被譽為“文化界泰斗”的王學泰先生做最後的告別。弔唁大廳里，除了哀樂、鮮花和花圈，還循環播放一小段先生的生平影像。加之子女悲傷的泣訴、學生深切的回味，一個社會人文的濃濃縮影再次浮現，讓逝者坎坷的經歷在眾人一片腦海與心際間滾動、碾壓。了解先生的，一定有那些揮之不去的時代悲涼印痕，或還能感覺眼前的現場如同社會學的一次“臨床實驗”：在生死之間體驗精神煎熬與人類磨難。而我已聽到，有人在感慨萬千中潸然淚下！
作為文化思想巨匠，先生這般離去，卻為社會留下了某種文化繼續殘缺的印跡。以我對先生的理解，社科院對他的悼詞雖很權威，但依然缺少蓋棺定論時應有的真實與力度，似乎也配不起一位學問大家對這個社會孜孜不倦的探索與付出。尤其是，一種知識分子與當代史的複雜文化關係，並未得到應有的檢討和理性的概括。似乎過於官方的評價，妨礙了人們對一個試圖解剖國家性格、解讀民族文化的學者的深刻解讀與足夠尊重。也讓人不禁聯想到一句民間說道：人走茶涼！
我亦深為遺憾。在先生患病其間，曾讓他的同事安興本教授轉告我：小蘇太忙，就不要前來探望了，等出院后再見面。可沒有出院，也不再見面，對我自己的忽略大意隨即變成了某種做人缺陷的自責與懺悔！我知道，先生向來不願麻煩別人，儘管他自己這一生總在經受著無數的麻煩——為思想、為著述，為社會、為他人。先生也以讀書人的本分，深刻解釋著他個人進步同歷史、文化的內在關聯與承繼。所以，他非常重視寫書評，為體現新舊作者的思考價值，也表達作為讀者的感激之情。
在《坎坷半生唯嗜書》的“後記”中，先生如是說：“許多知識人操觚撰文成書有著許多艱辛，我們從中獲得了知識或思想，但卻緘默不語，彷彿自己所說所寫都與他人的勞動無關，我以為這是不可取的。”這種發現並非獨特而屬於道德，也是人生虔誠與文化敬畏，甚至還是一種代人悔過的現代意識。作為一位飽經風霜的大知識分子，他對不斷發生的社會普遍現象，或肯定或否定，終歸有自己的觀念衡量。
2010年春，經由朋友、中國社科院安興本教授（文化學者，錢鍾書先生的弟子）隆重介紹，我有幸與學泰先生認識。那時，我正在籌辦《影響力中國》網，需要更多知識界的各路思想精英們加盟支持。而先生對“影響力”規劃也頗有興趣，聽我詳盡的定義之後便更為讚賞，於是承應以有限精力參与其間。次年，他便同出版家沈昌文、法學家曹思源等先生們，以及文化學術、文學藝術、新聞出版各界近百名人士一道出席“影響力中國”的上線酒會，並發表了鼓舞人心的即席講話。他認為：當下中國社會缺乏的正是一種能兼收並蓄的思想，而“影響力”網站應該大有作為，影響社會新思維、新文化的建構！
那以後，我會不時與先生通電話，或上門打攪，求教各種疑難雜症的困惑。令人高興的是，每一次討教都會有滿意的結果。而且，先生總是不厭其煩，每每通話至少一個鐘頭以上，而面對面就更是沒完沒了。但凡真正有大學問的人，都會善待真誠的求知者。先生有大胸懷，除了誨人不倦，也常接納晚輩的膚淺。豐富、厚重與謙和、大度，這些純粹學者的優質品相在他身上、文中實在是隨處可見。
應該說，先生對改革開放為促進中國社會的某種轉變是積極肯定的，還認為“這次轉型的深刻大大超越了以往”。而對個體的發展也是寄予了某種期待。作為其中之一，他曾說我是個“思想的行動者”。這自然是一種勉勵，大概看到了我在不停歇地折騰。而那些與知識界都相關的、流產又啟動的事件，也同時和他關注的社會問題複雜地交織著。包括“知識分子”在這個社會中的價值與作為，如何界定意識形態下“人民”與“公民”的真實概念與身份？我有一個簡單的想法：文化人應該都成為面向現代自由市場、經濟社會的自覺變革者，而不留戀著舊時代，徹底擺脫舊體制的各種束縛。
先生在國內外具有顯赫的學術聲譽。其博學強識、研究精深且著作等身，亦被業內人士視為“另一個錢鍾書”。而對我這位才疏學淺之人，正是可予惡補的對象。這個年代，許多人也許都遇到了“鬼打牆”的狀態。我們的迷路與喪失，是同別人說不清的一種混亂與糾結。但先生博古通今，明了歷史正常的神經所以發生阻斷的深刻緣由。從《詩經》到《資治通鑒》，從《論語》到《二十四史》，文史哲、儒釋道，先生幾乎無所不及也無所不究。而研究大文化，當然始終離不開一個共通的背景：政治。
先生平時喜歡在家裡三倆聊天。某個夏日，安教授約我同去見先生。到達時，如同往常，幾杯綠茶已沏在那兒了。我將一本剛出爐的《大秦帝國》送給他作為參考資料，先生便因此談起了嬴政與董仲舒兩相疊加的歷史效應，即專制政治和文化的互為表裡與承襲，就是一部一成不變的傳統中國史。先生認為，專制者腦子多是一片漿糊。孟子將人說成是“性本善”是一個重大錯誤！而世界範圍內類似“LN主義”、“SDL主義”的實踐活動，也包括一些宗教在內，其本質上是一種野蠻而背離了人類的文明。
他說，“蔣和毛其實都適合當皇帝，非要當總統或主席，其最終結果是將社會搞得一塌糊塗。他們都沒有做改朝換代的事業，手段都是用暴力革命。”所以，沒有那種前瞻的眼界和胸懷，用現代民主的和平方式實現國家與民族的正常建立和發展，未來中國社會出現的亂象是必然的。不過，先生認為，“這個國家壞也壞不到哪兒去，好也好不到什麼程度。”此外，在他看來，“士大夫階層也已消失；今天中國已無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只有極少數的異議人士。”正因如此，先生一直拒絕人們稱呼他為“知識分子”。這種現象，對當下十分期待“知識分子”又實在稀缺的中國，屬於難解的社會尷尬！
在與學泰先生的交談中還給我這樣的啟發：中國社會之所以容易出現民族主義，是因他們更多人屬於弱勢群體——他們缺少反抗的資源（資本），無法平衡自己的生活與心理，容易走極端或被煽動、被利用。在一聲吆喝下，被帶進革命隊伍（混吃混喝）。按現代的表達，他們就是一群權力或利益的依附者，缺少獨立的思考與獨立的人格。當保命求生成為第一需求時，那種傳統的“臣民”意識就會得到自覺強化。同時，缺乏對社會大是大非的判斷，人們的精神更是遊離于目標的自覺與價值的自為。再從一個角度回望，當漫長的政治史浸染或切割了宗教的神經，飽讀詩書的階層也可能被逼成一群烏合之眾。
先生特別提到朱元璋這個從遊民到帝王的典型案例，更加確定了歷史上“農民起義”及其“農民領袖”，不過是一些遊民為了生存本能的驅使，與其所謂“階級覺悟”、“先進革命意識”並無什麼實質上的邏輯關係。而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具有天然的反社會的意識傾向。朱元璋並非出身貴族，從遊方和尚到士兵軍頭再至皇帝老子，身份變了，但內在的品性並無根本改變。他也自然深諳遊民社會的習性、弱點，故此，也必然地要“用法令編織成一個網，籠罩著整個社會，他深信這種強硬控制是保持社會穩定的惟一手段。”至於如何建立國家文明與社會良序，則不是他所思考的根本。
學泰先生著述繁多，其中特別值得一提就是《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在洋洋洒洒的50萬字的論述中，他從遊民、遊民文化、遊民組織以及如《三國志》《水滸傳》這樣的通俗文學并行入手，分析了遊民反社會、結幫派、野蠻性與破壞性的特徵，充分展示了一幅影響中國發展史的濃稠而灰沉的社會畫面。他力圖告訴人們：遊民意識或遊民文化是中國社會無所不在的一股力量。它們也是一種歷史文化的血液，至今還流淌在知識人的血管里，調理著一個民族與社會的生命成色。而我所能理解到的一點，則是遊民文化與阿Q精神之間的高度契合，形成了對現代文明的持續損害與消解。
“發現另一個中國”——正因這部巨著的學術價值，即對民族史的本質認識具有顛覆性的文化揭示，而為思想家李慎之先生充分肯定！他在此書的長篇序言中，不僅感嘆作者其研究工程的艱巨，更是盛讚對遊民社會文化挖掘的重大意義：“因為它蘊藏著中國兩三千年所謂一治一亂的謎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還指向中國未來歷史走向的謎底。”此外，還有這段意味深長的評論：“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會黨’的力量，這是人所共知的，而會黨不過是有組織的遊民而已。當代的中國農民革命在其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鬥爭過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蒂固的遊民意識的侵蝕與影響呢？”
李慎之先生也為此書的洞若觀火而引出對“十年文革”的再反思。他把“專制主義”和“五四運動”的激進主義、歷史的“遊民文化”與“痞子運動”結合起來分析，發現了“文革”的造反與其暴烈行動，可同歸於一種“極左”的“活水源頭”。他指出：中國的現代化“屢遭挫折，屢走彎路，其間中國社會的頑固守舊是一大原因，而遊民意識作為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起了極大的破壞作用。”他認為，“如果我們不清楚自己身上還有多少非現代的東西，又怎麼能知道今後的路該怎麼走呢？”
是的，能思考的知識分子，都沒敢忽略當代人類曾經的精神劫難史。而學泰先生，作為文史大家，對“土改”、“肅反”、“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政治運動的反思無一不是透過表層，精闢入里。那些歷史回顧，那些社會論斷，那些文化預見，更是這個期望轉型的時代一筆不可多得的思想財富。所以在他的言談中，每每都能得到他的直達要害的啟迪。這種啟迪，關聯到的是數個王朝的勾連形態。通過抽絲剝繭的細節描述，又能感受到中國歷史從古到今的一種絕望。而這等絕望，也恰恰是先生所揭示的中國“遊民社會”的本質歸屬。
先生自有背負的苦難歲月。1975年，因言論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之後三年多的牢獄之災與屈辱經歷，使他對社會與人性的幽暗又多了一層感悟，也體味了“政治上成了敵人，道德必然也是墮落的”非常規思維邏輯。2013年，三聯書店出版了他的《監獄瑣記》，將一段濃縮的“號子里”的人生，從文化視角上展露得淋漓盡致。他對“文革”的剖析尤為深入，對造成災難的根源認識亦很深刻。記得最後一次見面，先生還轉贈了一套厚沉的相關“文革”的書籍給我。他知道之前我曾與哲學與社會學家、社科院的徐友漁教授共同策劃過《我與文革》專題系列，覺得我們比他更為需要！
作為一種個體意志的存在，學泰先生的學者生活獨樹一幟。他不因遭遇磨難而止於屈辱，也不為學富五車重返殿堂而沾沾自喜。他堅強的信念，為重開的學術天地給出了一道非凡亮光。對綿綿數千年的中華神經脈絡了如指掌，有人稱他為一部中國文史的“百科全書”。先生治學正經嚴謹，也鮮明抵制史學界存在的“非歷史的態度”，批評對歷史人物進行某種“胡編亂造”、“吹捧過度”，“喪失了史學精神”。這樣的假觀點或偽學問，無疑都將給青年、給讀者，也給社會進步帶來不堪的文化後果。
這段時間里，一部叫秦的電視連續劇被各方輿論批得近於體無完膚。將秦一統專制結束分封視為偉大的“轉型”之舉，著實荒謬！先生若在天有靈，眼下這等對“天下苦秦”歷史暴政的歌頌，會有如何的鄙視與忐忑？他曾寫道：“現在大家都習慣說‘皇帝也是人！’這成了原諒皇帝凶神惡煞一面的借口。其‘人’有好壞啊，不過普通人影響不大，而皇帝則不得了。”他以清朝的乾隆為例：“製造了那麼多的文字獄，連神經不太正常的人都不放過，連年過八旬的老人也毫不留情。”先生對專制帝王的作為，充滿了警惕的審視。
作為所謂最高智庫的研究員，尤其是深諳歷史奧秘又學問聲望極高的學者，並非一般人能望其項背。如此感覺，學泰先生似乎該為“朝廷”所倚重。但他卻雲淡風清，並無專此崑崙心思。對自己的通天學識，他說不過是“雕蟲小技”——這對我真的震撼不小，言教極深！傳統中國，也培育了濃郁的“君臣”文化。即便當代也不乏“帝師”或“國師”情結者。只苦於不得要領，時常不免落得“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似的尷尬。這些年，有不少自視甚高者也浮在面上，眾目睽睽；憑著大概率的把握，做定無風險的“謀臣”。
先生讀書破萬卷，通曉文史，自然明了諸如“謀士”、“門客”、“師爺”種類的之所以然。但他對當代歷史人物及其智囊的感觀卻缺乏欣慰。他似乎更注重於做定性分析，不熱衷那種不堅實的虛構或幻想。在他眼裡，天上還是那顆星，地下還是那片土，而其中的人類，也依然是循環反覆的炎黃子孫。可先生也曾告訴我一個小秘密：某日，他被召至中南海“面聖”。對方請他講解清人板橋的詩書奧妙，他便以鄭燮風骨大肆渲染，且不免也得一刻借古諷今。我問先生有否改革策論呈獻一二？他幽默一樂：哪能？
對於中西文化比較問題，先生也不缺關注。他相信歐美民主政治對世界近、現代史的品質影響深刻。然而，對中國如何嫁接西方文明，卻不抱太大指望，原因是東方有著特有的性格固執。他是非常期待出現一個有“個人權利”、並由一群“有獨立主體資格的人們組成”的契約社會。如今，美國有所生變，全球化進程加速，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等這些源於西方的新舊思潮，似乎再一次被全面翻騰。而能否以其中真實、優質的一面融入中國社會，在文化上進行一番匠心獨運的現代性恰當建構，大約還是一種不小的奢望。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某種執著與頑強的觀念沿襲，也會讓我們在老路徘徊。
先生與我還曾專門談論過中日關係和日本的歷史文化現象。在國際關係上，我們彼此的觀點有些接近。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他們經歷了成功、失敗與再成功的社會轉型。其國家意識形態的主流是西化與現代的，那種類似“脫亞入歐”的自覺、決絕與徹底，在中國就一直沒能形成過。日本誠然也有自己的國情，但往往在關鍵時刻，“改變”就成其最突出的“國情”！或許，日本的現代史，就少有像先生所指的那種特別能依附的“遊民知識分子”？他們成功獲得的現代性，或取決於一群解放了天性的人，對一個國家“貴族化”的整體追求。
顯然，作為文化的深度研究者，先生對中國文學的古今面相也是頗有識別的。因此，除了指點李白杜甫的古詩風格，他還特別對我談到過魯迅以及與“左聯”的關係，裏面還夾著一個年輕輕甚至天真的馮雪峰。他們以不同的方式都倒下了，以悲涼的色彩形成了一節文學的創傷史。的確，在非常時期，文學家同政治沾邊總歸是危險的。而魯迅，則可能是想象著在任何方面，“都能從沒有希望的路中踏出一條路來”。或許魯迅死得恰如其時。要不，一個絕對“右派”的作家與“右派”的學者同坐一牢，也並非什麼值得驚詫的新鮮事。
總之，回味與學泰先生相處的日子，有太多思想情節值得回味。平時，即便感覺他就似一座學識高山，卻又見其虛懷若谷且平易近人，而忘了怎樣恰當地敬畏。相反，則是欠缺應有的敬仰甚至過於隨便、疏漏！儘管如此，我還是能找到某種自我安慰：遇上一位名副其實的文化學大家，卻未能產生一丁點的生分。客觀是，其背後的一味人格平等，有另一層越過庸常的精神芬芳。是的，交往中的細節，沒一個不蘊含文化氣息。不具一種對美德的敏感，是社會人生中的最大憾事之一。而那類在重要品格上經不住過硬審美的人，不論他們如何有名望和地位，或所謂“高人”、“權威”，倒也無需為其所折，大約只配“敬而遠之”。
據說先生在病中，也曾希望能“穿過死亡幽谷”。大概感覺自己有幸越活越通透，可以留在這七上八下、容易令人心神不定的人世間，多為迷糊的人們努力點撥些什麼？76歲，對在京城退休的學者並非屬於高齡。即便患病，以自身脫離了舊式“遊民”身份所享有的醫治條件，也可能有更好的康復結局。可惜，先生還是匆匆離去了！這樣的遺憾，感覺是文化的長城被瞬間洞穿成一個偌大缺口。而緣于明擺的差異性，旁觀者則也無力修補！不管從哪個角度出發，欲理會真實歷史，或以史鑒今惠及未來，都不是件隨意的事情。
已整三個年頭了，不時懷念，偶爾迷惘；因先生，也為蒼生。
2021.1.23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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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