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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考察分析關於福利制度的原則爭論
作者：任賾
挑戰性問題與原則性分歧
福利制度是美國社會長期爭論的話題。2020年大選中，爭論的一方認為美國陷入制度性危機，總根子是福利制度，福利國家的危機說到底是民主國家的生存危機。一些保守派要員矢志廢除福利制度。這是一個挑戰性問題。
拜登新政的首要舉措是基建法案。其「基礎設施」概念既涉及實物形態，如公路橋樑寬頻網路等，也涉及在收入不均、教育、保健等領域推行人力資本投資和改善民生措施。對其中的實物基建部分，兩黨已在六月底達成協議，對涉及民生福利的部分，共和黨議員一致強烈反對。這是分歧嚴重的局面。
反福利制度者多以兩個信條為基礎。其一，市場完美論。保守派理論家柯克斷言：「市場本身能夠解決分配的公平問題，任何不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再分配，一定會被自由的市場交換所打破」。其二，「守夜人政府」論。其主旨是：為了最大限度保障個人自由，政府職能須限制在國防、治安、法制領域，不可越界。
在全球化過程中出現了從「國際競爭力」角度批判福利制度的新觀點。概言之：美國和西歐的社會福利制度和政策導致財政入不敷出，民主制度使民眾、官員政治上短視從而導致福利不斷膨脹，因此，面對人力成本、人權福利成本和環境保護成本低下的對手，民主國家失去競爭力而敗落。
福利制度是禍害，還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為民造福的基礎設施？筆者認為是後者。本文對爭論的老信條、新觀點，結合最新依據，在原則層面作評議。基線是：提倡「有限政府」與「自由市場」結合的主張，有堅實合理的基礎；認為市場完美並把政府功能縮小為守夜人的看法，有根本性缺陷；以福利完善著稱的國家，依競爭力排名位於世界前列。
社會主義概念與美國道路
提一個問題作起點：美國建立、維持、完善福利制度，是否如批判者所說，是走向社會主義？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明確什麼是「社會主義」。下面來考察主要的社會主義模式。
1917年列寧領導建立蘇聯，創立第一個社會主義模式。其核心是：蘇維埃政權+公有制計劃經濟。這種集權模式有集中資源短期內達成特定目標的效率優勢，也有集權體制和動力機制的嚴重弊病。政治經濟種種弊病導致了1990年代的蘇東波結局。
希特勒政權也標榜社會主義，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納粹」就是其德文縮寫）。蘇維埃模式還有其他變種。委內瑞拉查維斯政權是專制社會主義模式之一。
一些社會主義政黨（社會民主黨、工黨、社會黨等）在一戰末期與列寧主義決裂而堅持走議會道路，自1920年代起開始在一些國家當選執政，有的還長期執政。其施政要點是重要產業國有化，增進勞工民眾利益，普及社會福利。民主國家的選舉是鑒定施政業績的定期考試，其他（保守、中間或更激進的）政黨有機會挑戰、糾正、否定社會民主政黨的方針政策。執政黨輪換時常發生。社會民主政黨檢討執政經驗，在二十世紀後期放棄了公有化的主張。現在民主社會主義理念的樣板是北歐模式，可概括為：民主+私有制市場機制+完備的福利制度。歐洲發達國家、紐西蘭、澳大利亞、加拿大等，都有社會民主政黨執政經歷，也有覆蓋廣泛的福利制度。
發達國家中，美國與眾不同，社會主義始終缺乏群眾基礎。根源在美國建國起點。歐州移民來到新大陸，身份平等，初始財富分配非常平均，重要資源如土地人人免費（或幾乎免費）可得（1862年林肯總統簽署《宅地法》規定：美國公民和合法移民免費或繳納10美元登記費即可領得多至160英畝即65公頃的西部國有土地）。
美國成長之路體現了一連串的「自」字：自由權利，自由市場，自主自立、自我進取。到了1870-1900的「鍍金時代」，經濟高速增長，壟斷企業形成，勞工衝突加劇，政壇腐敗流行。1901年就職的老羅斯福總統（共和黨人），是美國進步主義的代表人物和強悍領袖。他反壟斷、反豪強，設立公平交易法案，推動勞資和解。他還推動資源保護，設立眾多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其中包括大峽谷國家公園。不少史家認為老羅斯福總統引領了美國二十世紀道路。
1930年代大蕭條中，歐美民主資本主義制度內陷危機、外臨專制社會主義模式挑戰。小羅斯福總統（民主黨人）的推行「新政」，大力發揮政府作用，通過財政、金融、就業、產業政策解救了危機，還開創了失業、養老、保健領域的聯邦福利制度。美國民主制度的基礎堅實，多數民眾不贊成社會主義。自羅斯福新政以來，美國體制一直是包含福利制度的民主資本主義。
美國主流政黨中的左翼即民主黨，在政治光譜中位居「中左」，比歐洲社會民主政黨靠右。主張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桑德斯參議員（與民主黨合作的無黨派人士），理念是北歐模式，既與專制社會主義模式對立，也非民主黨主流。蘇維埃或納粹模式在美國毫無可能成為現實的選項。川普大選中誣指對手主張委內瑞拉式的社會主義，是典型的煽動性謊言。
福利制度的歷史與意義
福利制度在全球歷史發展中意義重大。有兩種對立觀點。其一，在冷戰中戰勝蘇維埃社會主義的，不是狄更斯《霧都孤兒》、雨果《悲慘世界》等小說所反映的那種資本主義，而是包含福利制度的現代民主資本主義。其二，福利制度就像特洛伊木馬，是社會主義者攻陷資本主義城堡的工具。孰是孰非？考察福利制度演進有助於判斷。
英國在1601年實行《伊麗莎白濟貧法》。濟貧力度很小，福利標準很低，但具有開創意義。它承認解決貧困問題是政府應盡責任，標志著社會救濟制度的建立。
「福利國家」這個詞來源於1870年代的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推行專制的警察國家政策，又推行「國家社會主義」政策，為了對付國內工會運動、與周邊強國競爭而創建福利國家。俾斯麥是無可置疑的保守主義者。這表明福利制度一開始就不單是進步主義者的主張。
美國福利制度由羅斯福總統大蕭條中開創。1960年代，肯尼迪、約翰遜總統推行「偉大社會」計劃，進一步擴展福利制度，特別在消除種族歧視、實現社會平等公正方面取得巨大進展。1980年代經濟出現「滯漲」，通貨膨脹與失業同時高居不下，里根總統強力糾偏。顯著政績是廢除大量政府管制法規，採取「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力壓通貨膨脹。後來的老布希、柯林頓、小布希、奧巴馬等總統，在政治光譜中分別處於「中右」、「中左」位置，都是不偏激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柯林頓宣示「大政府時代已經結束」，小布希以「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為旗幟，便是明證。
福利制度的發展與道德觀念相連。經濟學奠基者亞當·斯密在兩部巨著中研究了兩種社會機制。《國富論》論述了「看不見的手」引導人們基於自利動機從事市場交換而促進社會福祉。但自利並非人們的唯一動機。《道德情操論》研究了更廣泛的人類動機，書中提到「自愛、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慾望、正義感、勞動習慣和交換傾向」等。斯密強調「共情心」，那來自人類天然具有的想象力，能把自己放在別人的位置感受別人的痛苦快樂。人們可以從一個「中立（公正、不偏不倚）的旁觀者」的角度做道德判斷。《道德情操論》論述了「共情心」、「公正的旁觀者」引導人們出於道德動機採取行動而促進社會福祉。
資本主義前所未有地促進了民眾福祉，有壽命、衛生、健康、富裕、教育等各領域數據可證。近年來一些廣獲好評的書，如平克的《當下的啟蒙》，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狹隘的通道》，諾貝格（Norberg）的《進步》（Progress）、《開放，人類進步的故事（Open, The Story of Human Progress）》，考察了自古以來、特別是啟蒙運動以來人類在這些領域的巨大成就。這些書展示：一些價值觀念，如開放、開明、理性、包容、進步，貫穿歷史並促進歷史上行。價值觀念從古老文明傳承而來，歷時演進。這些書弘揚的觀念是：啟蒙運動倡導的理性、科學、人道主義，（政府的）包容性，（社會的）開放性。
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市場機制是強大推力，福利制度是普惠民眾的成果體現。
美國當前的福利制度有不足，沒有實現全民醫保。也有弊病，最大的弊病是濟貧未能導致脫貧。確實有部分群體，長期依賴福利，而又長期陷在貧困中。不改變這種狀況，福利制度難以維繫。
現實世界的福利制度不完美，有弊病。但是按丘吉爾的說法，民主也只是「最不壞」的制度。它們都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成分。可以說，與民主制度一樣，福利制度是資本主義發展中取得的偉大成就。
政府干預的正當性
上面兩節從「實然」角度考察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福利制度的歷史發展。下面從「應然」角度來分析政府辦福利的正當性問題。為什麼需要政府干預，建立維持福利制度？
反對政府干預的一條基本理由是市場完美論，如柯克所說「市場本身能夠解決分配的公平問題」。它反映一種特定價值判斷，並無經濟學依據。經濟學用「帕累托最優」標準判別市場運行結果，證明完全競爭市場達到均衡態時實現這種最優性，那就是，再也不能在不損害任何其他人利益的條件下增進某些人的利益。本質上，這是一種資源配置的「效率」概念。如果從狀態A變到B，所有其他人的收入不變，經濟增長的好處由最富的人獨得，按定義，是一種「帕累托改進」，因為產出增加、效率提高了。「公平」是另一個價值標準。羅爾斯在《正義論》中論證，如果在社會狀態改變中處境最差的人未得改善，那就不符合「公平」標準。
市場機制獎勵努力工作、創新發明，因此導致人們的收入差異。這是市場效率的源泉。市場機制可以導致高度不均的收入分配。自里根革命以來，在全球化過程中，市場機制在更加自由放任的環境中擴展。美國收入分配不均程度在此過程中急劇上升，基尼係數從1980年的0.367，升到2019年的0.465，超過會引起社會動蕩的警戒線0.4。這能說「公平」嗎？為了社會公平，是否可由政府糾偏？
反對政府干預的另一重要理由是「守夜人政府」論。它以保障自由為由，要求政府只管國防、治安、法制，不管其他事務如福利。可以用「公共物品」理論挑戰這個主張的邏輯。「公共物品」是一旦提供出來就不能排除任何人享受的「物品」。國防、治安、法制都是公共物品。還有許多重要公共物品，市場機制不能有效提供。例如環保：清理了一個城市的空氣污染，就不能不讓任何一個市民享受那清潔的空氣。市場機制不能要求每個人如同購買私人物品一樣為「清潔空氣」付錢，因此不能有效提供這個公共物品。福利制度涉及的都是公共物品（或至少是具有重大公益性質的「准公共物品」）：公共衛生、公共教育、社會保障（養老扶幼）、全民醫保等等。
辦福利與辦國防同樣涉及個人自由的代價（如交稅）。依邏輯，沒有理由說，為了個人自由，政府只能辦國防不能辦福利。問題歸結到價值判斷：福利是否與國防同為政府該管的事務。環顧全球，沒有一個國家能單靠市場機制提供這些公共物品。因為市場機制有局限，福利公共物品又是社會所必需，政府責無旁貸。
最低程度生活保障也可視為一種「公共物品」。經濟學家哈耶克、弗里德曼（他們都否認自己是保守主義者），早就贊成社會提供這種保障。更早，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寫到：「有大部分成員陷於貧困悲慘狀態的社會，絕不能說是繁榮幸福的社會。而且，供給社會全體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勞動生產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過得去的衣食住條件，才算是公正。」這體現了一種關於（最低）工資的「公正性」的價值觀。
上面以「分配不均」與「公共物品」兩個理由（都涉及價值觀）說明政府干預市場的正當性。還存在其他理由。例如應對經濟波動，幫助陷入像2008年房市、股市、金融市場重大危機的民眾、企業渡過難關。此處不再詳論。
促進福利的方法
如果承認社會確實需要通過政府行動促進民眾福利，下一個問題是：在運作層面，最優辦法是什麼？
解決社會問題有兩種基本方法：運用政府法規條例和管理機構的「政府解」，運用市場機制的「市場解」。關於社會如何運用市場解與政府解，兩位經濟學大師早就提出指導性原則。自由派的阿羅主張：對市場機制能有效解決的問題，就不採用政府解；被認為是保守派的弗里德曼強調：政府推行福利政策時，盡量運用市場機制。下面以最低工資問題為例作具體說明。
採用「政府解」需要政府立法。而這可以是一個艱難過程。羅斯福總統在大蕭條時代力圖用立法拯救經濟，多次被最高法院否決。最高法院1936年宣判《紐約州婦女最低工資法》因違反經過正當法律程序確定的契約自由而違憲。羅斯福總統強力抗爭。後來他以壓倒多數贏得第二任總統，最高法院改變態度。1938年《公平勞工標準法》通過而且生效（其中規定最低工資為0.25美元）。這以後，政府有權干預工資的原則在聯邦層面確立下來。歷史表明，最低工資立法顯著改善了底層民眾貧困狀況。聯邦現行最低工資是7.25美元，自2009年迄今未提高。拜登上台即提出15美元最低工資提案，在國會擱淺。
各州對政府干預的態度大有差異。有些州政府採取不干預原則，有些州政府則十分主動。德克薩斯等21個州被動地採用聯邦最低工資，加州、康乃狄克、馬里蘭、馬薩諸塞、新澤西、紐約等州等已經通過立法，在幾年內把最低工資提高到15美元。
通過「市場解」提高最低工資，有一個著名的例子。1914年，被看作是冷酷資本家代表人物的福特，把福特汽車公司的最低工資從每日2.34美元提高到5美元，每天工作時間從9小時縮短到8小時。這是一個創舉，引起巨大反響，促進了以產業工人為主的中產階級的興起。
拜登提出15美元最低工資提案之前，零售業巨頭好市多、亞馬遜、塔吉特都已經實施15美元最低工資。在此之後，有血汗工廠之名的沃爾瑪把平均工資提高到15美元（不是最低工資，它的最低工資是11美元）。它們是激烈競爭的對手。這種動態表明，市場機制下，一些公司或秉持善待員工價值觀或依仗效率優勢或出於博弈策略而採取先導行動，其他公司會在競爭壓力下跟進。假以時日，市場機制會導致最低工資普遍提高到15美元。歷史表明，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工資確實隨經濟增長而提高，業績超過以往歷史時期，也超過其他社會制度。
但歷史並未顯示單靠「市場解」就能恰當解決最低工資問題。最近的例子是：佛羅里達州民眾認為該州法定最低工資8.46美元過低、市場工資提高太慢，要求採用「政府解」，在2020大選中以超過60%法定準線的票數通過公投提案，把最低工資逐步提高到15美元。這顯示立法提高最低工資並非只是自由派的主張，在川普贏得大選的這個紅州，它也是大多數選民的要求。
需要強調，「政府解」中可以運用市場機制。最新例子是拜登新政的紓困法案中的「兒童稅收抵免」條款（中低收入家庭每個孩子依年齡一年3600或3000美元）。支持者認為，這個法案對三個社會難題，「濟貧」、針對疫情-經濟危機「救急」、針對育兒成本高漲「扶助」，都會大有助益。民調顯示它也得到多數民眾支持。這個條款是基於市場機制的「政府解」，應用了弗里德曼提出的「負所得稅」概念。所謂「負所得稅」是對有工作但收入低而生活困難的人，在報稅時倒貼補助。與直接發錢相比，其優點是既幫助低收入者，又保持工作激勵。專家認為它是效果最好的扶貧措施。這個條款有效期一年，是否延長將依業績定奪。推行「政府解」當取這種審慎態度。
圍繞福利政策在立法和司法機構爭辯鬥爭是民主法治社會的常態。奧巴馬醫保曾在國會險遭廢除，在最高法院打了三次「違憲」官司被保全下來。可以合理預期這種鬥爭還會繼續下去。
以上考察顯示，自由市場與有限政府可以結合起來解決福利問題。「市場解」有適用範圍的局限，「政府解」有效率低下的弊病。採用「政府解」時盡量運用市場機制是務實而有效之道。
價值觀分歧與民意民主
考察至此，自然引出一個判斷：關於福利制度的爭論，基礎是價值觀之爭。上文已經觸及「效率」與「公平」等問題。下面再作申論。從兩個關鍵價值觀念談起。
「自由」：是「個人不受政府約束干預的自由（法權自由）」，還是「個人實現自己人生目標的自由（實質自由）」？阿馬蒂亞·森提出了以個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為基礎的自由觀念——自由意味著人們有能力過自己願意過的那種生活。如果自由概念限於法權，政府可以只當守夜人。如果自由概念有更多維度，著眼于個人作為主體在政治、經濟、社會各領域得以按自己意願生活的能力（最初步者，能得溫飽上學治病），政府職能就要超越守夜。「法權自由」無疑是底線，「實質自由」是否可以是目標，或者成為（如森所說）「社會的承諾」？
「平等」：是「機會平等」還是「結果平等」？「機會平等」確實具有首要意義。應該否定平均主義吃「大鍋飯」。但也要認清嚴重的「結果不平等」與「公平」觀念衝突。在基尼係數高達0.465時漠視兩極分化撕裂社會，視角明顯偏誤。嚴重不平等激起底層民眾強烈失落不滿，是美國社會危機的深層原因。
這些價值觀分歧並非截然對立（有些價值觀，例如「民主」與「專制」，是「你死我活」地對立）。伯林曾論證：價值觀念之間通常不可通約，無法根據理性比較高下；對不相容而且會衝突的價值觀的分歧，理性不能提供完美唯一的答案。普世價值包含許多價值觀念，互相之間有張力，單個觀念常有多種涵義，並非僅有一義可取。對價值分歧尋求理性統一解，就學理而言不能成立，就實踐而言會導致專制。
自由社會的準則是尊重多元化價值。由於存在多元化價值，對福利制度和各種社會問題，保守派、自由派通常有不同看法。
另一方面，美國社會存在主流共識的「美國價值」。瑞克斯的新著《首要原則》（Ricks，First Principles），以新視角提供史料，有助於理解美國的建國原則和美國價值。全書考察美國前四任總統（華盛頓、亞當斯、傑弗遜、麥迪遜）的思想形成過程——他們上了什麼學，讀了什麼書，吸取了哪些觀念和歷史經驗，然後如何用其所學領導革命和建國。作者展示，國父建國原則的要素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民主、追求幸福），古羅馬（共和、美德），近代洛克（自由）和孟德斯鳩（三權分立），以及同時代啟蒙思想家特別是蘇格蘭學者。美國建國基礎是那個時代最開明進步的思想。美國價值後來持續演化提升，尤其是在男女平等、種族歧視等領域。
熱心推進福利制度的人多半以平等、公平、同情等價值觀為訴求。美國民眾有努力工作、獨立擔當的深厚傳統，政府管制通常不得人心。現在民調顯示支持提高法定最低工資的民意清楚而強烈，明顯是「同情」和「公平」等價值觀所主導。政府的福利政策經常受這樣的民意推動而實行。
批評福利制度的人特別重視自由權利、個人責任、審慎財政等價值觀。他們強調：政府管制會限制個人、企業的經濟自由，福利支出過大會使財政赤字過高，福利養懶人。政府辦福利確實會產生這樣的弊病。對福利制度的改革常常從這些價值觀出發。
北歐模式更多地採用「政府解」。美國民眾多不認同「照管從搖籃到墳墓一切事務」的保姆政府理念。這是顯然存在的價值傾向差異。一個國家的福利制度，對應一個國家的國情、民情。
在自由民主社會，採用何種特定價值標準處理社會事務，取決於民意。民意通過公共討論、議會辯論、選舉公投表達出來。理想的情況是達成「重疊共識」，社會根據主流民意選擇公共決策。
回應民眾要求是民主制度的精髓。但是，就福利制度而言，對此也有一種悲觀看法。那就是：民眾只會要求增加福利，官員通常為選票而順應民心，因此導致福利膨脹、財政不堪負擔。這種看法有一定依據：增加福利得民心，容易；消除福利弊病會損害既得利益，困難。但這並非歷史全貌。民眾有自由派、保守派、政黨分左翼、右翼，競爭激烈。在歐美民主國家多次發生與福利制度有關的政黨輪流執政，相互糾偏。北歐國家曾經從事市場自由化和其他改革，改善財政狀況成效顯著。美國福利制度改革的重大事件是柯林頓主導的1996年《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法》。它規定接受福利補助兩年就要開始工作，終身只能享受聯邦補助五年，結束了1935年以來聯邦政府對窮人無限制的福利補助。
民眾在價值觀方面的分歧，總會存在。在民主體制下達成重疊共識，總有可能但不容易。美國民主制度經受了去年大選的嚴峻考驗。但社會依舊嚴重分裂。當前以重疊共識價值作民主決策空前困難。
福利制度與經濟自由
按自由、民主、富裕、人類發展等許多指標衡量，福利制度完善的國家通常位居世界前列。年復一年，一些重要報告一再確認這種評價排名。這與認定福利制度是禍害的看法不相容。現在引用一份報告來顯示福利制度與經濟自由的關聯。
美國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每年公布全球「經濟自由指數」。它使用四個方面、十二項指標：（1）法治（產權、廉政、司法效率），（2）政府規模（政府支出、稅務負擔、財政健康），（3）法規管控效率（企業自由、勞工自由、貨幣自由），（4）公開市場（貿易自由、投資自由、財務自由）。這些指標全面地覆蓋了「經濟自由」的眾多維度，都是否定福利制度者特別關注的領域。
2021年的報告根據2019-20年度的資料，紐西蘭、澳大利亞、瑞士、英國、加拿大進入世界前十名，分列第2、3、4、7、9位；北歐五國的名次是：丹麥10，冰島11，芬蘭17，瑞典21，挪威28；美國領先瑞典一肩，位在20。這個名單中美國以外的國家既有完善福利制度，也保持了高度經濟自由。總體觀之，這些民主福利樣板國家的經濟自由不亞於美國（大多數國家優於美國）。福利制度摧毀自由的斷言與實據衝突。進入前十名的其他優勝者是：新加坡1，愛爾蘭5，台灣6，愛沙尼亞8。它們都有一流福利制度，也都有多黨民主制。
這份報告顯示福利制度、自由、民主結伴聚團。許多其他資料反映，這三者還與民眾富裕、健康、教育水平等眾多人類發展指標結伴聚團。
福利制度與國際競爭力
最後來評論從國際競爭力角度批判福利制度的要點：福利制度推高勞工成本、財政赤字，導致民主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的生存危機。
國際競爭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價值觀。即使只看產業競爭領域，也有勞工成本之外的因素如科技、創新，更為關鍵。低人力成本優勢有短期效果但難以長期持續。隨著經濟增長，低收入低福利國家的人力成本也會提高，逐利的國際資本會轉移產業到成本更低的國家。用非民主方式壓低民眾福利以加強國際競爭力，違反普世價值，不可取。以推進人力資本投資和改善民生的措施提升國際競爭力，是正途。
大政府、高福利、寬鬆財政會導致高稅收與高赤字並存。北歐國家曾經是典型。民主制度下，這種弊病並非不可治。北歐國家是改革成功的典型。它們保持了高福利，又實現了財政健全。
當下全球競爭中至關重要的要素是科技創新能力、政府治理能力、市場完善程度、人力資本（包括教育、健康）狀況等。福利制度在許多方面促進競爭力提升。沒有依據認為，以低下人力成本、人權福利成本和環境保護成本為競爭武器的舉國體制國家能在長期競爭中勝過自由民主而福利完善的國家。有依據表明，福利完善國家有強大國際競爭力。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每年發布《世界競爭力排名》，其排名依據經濟表現、政府效能、商業效能及基礎設施四個標準。在本文寫作過程中（7/17），2021年報告發表。全球前10名是：瑞士1，瑞典2，丹麥3，荷蘭4，新加坡5，挪威6，香港7，台灣8，阿聯酋9，美國10。
這顯示：頂尖福利制度與超強國際競爭力結伴。福利制度導致民主國家喪失國際競爭力並面臨生存危機的看法，與這樣的實據相悖。
結語
本文考察的中心問題是：美國是否需要政府採取行動，消除社會現存缺陷而增進民眾福祉？市場機制局限性何在？政府干預正當性何在？福利制度的作用和意義何在？
按本文的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自由法治民主體制下的政府，有理由採取行動。美國面臨的問題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機制的基礎上，依據重疊共識價值，結合運用「市場解」與「政府解」，在守夜人政府與保姆政府之間選擇恰當的中間位置，務實有效地解決福利和其他問題。這個位置不是固定的，會依境況、順民意而改變。社會在這個過程中演化進步。
二十世紀中，西奧多·羅斯福的進步主義，富蘭克林·羅斯福新政，里根革命，代表了美國現代史中的標杆式位置。近三四十年來，市場機制不僅在美國、還在全球化浪潮中在世界範圍前所未有地發展。有堅實的統計數據表明，這帶來全球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的長足進步。這個過程也有重大負面影響，嚴重到不容忽視、會導致社會動亂的程度，如2020年美國大選所昭示。要點是：2008年房市、金融、經濟大危機顯示美國市場經濟的運作遠非「理性預期」、「有效市場假說」等理論所描述的那樣完美，全球化市場機制帶來美國收入分配不均急劇擴大，小政府主張限制、削弱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作為，而新冠病毒的突然襲擊暴露了美國體制在保健、福利、行政效率等方面的嚴重弱點弊病。當前形勢與老斯福面對的「鍍金時代」后的局面、小羅斯福面對的經濟危機有相似之處。
拜登政府當下態勢是遵循兩位羅斯福總統的路徑，由政府大力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實物設施和社會設施）。民調顯示這個方向現在得到多數民眾支持。美國歷史上不乏政府卓有成效地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的先例，例如通過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修建橫跨大陸的鐵路，聯邦政府為大學、公司研究機構提供經費（grants）從事基礎科研和技術開發。政府過去的福利計劃存在明顯缺陷弊病，現存的福利制度需要改革。這次的宏大計劃有潛力推動經濟增長、社會繁榮，也難免項目失誤的風險。成功的希望在吸取以往正反兩面經驗，並且作針對新境況的創新。
美國建國以來一直處在一個偉大的實驗過程中。這個過程還在繼續。看歷史，看世界，以自由民主方法處理價值觀分歧，改善、完善福利制度，固然「道阻且長」，當期「行則將至」，在曲折漸進地逼近目標的意義上。
附註：
此文收入《極右思潮批判》一書，榮偉、張千帆主編，2021年9月，博登書屋，紐約。
—— 華夏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