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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鞏鑒 鑒議 

離世之前，李澤厚受到公眾輿論的關注應該還是去年關於相關著作的版權糾紛，彼時其人呈現給公眾的還是一個頗為計較經濟與聲譽的老學究形象。甚至有文章搬出李澤厚當年赴港之後與金庸的短暫交集——金庸給了李澤厚資助費，李澤厚卻嫌少，用以豐富這一形象。也有人順著這個形象發揮，找到李澤厚給自己所帶的博士的著作寫下的序言，其中主要是撇清學生著作和自己的責任關係。 這麼一看，李澤厚是那樣愛惜羽毛。但作為知識分子，愛惜羽毛又似乎早已成為一種集體習慣。 易中天在《盤點李澤厚》一文中將李澤厚視作八十年代青年們的精神導師，但李澤厚之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意義又不止於此。一方面，李澤厚及其著作是八十年代啟蒙運動的重要標誌，但另一方面，李澤厚本人的部分行為又生動地解釋了這一場啟蒙運動為何最終歸於虛無。他的形象里，體現著中國知識分子傳續至今的內在矛盾。 李澤厚本人曾說：”50年代就定了，不為政治任務，也不為經濟考慮寫文章。” 50年代之於李澤厚而言確實是人生中至關重要的年頭，建國後有關美的本質問題的大討論到現在仍舊是中國美學史的熱議話題。彼時尚不滿30歲的李澤厚，名字能夠和朱光潛、蔡儀這些名宿前輩掛在一起，這是莫大的榮譽。以至於十年動亂之後，學術界重回正軌，李澤厚已然成為美學學科的代言人之一。就算是鄧曉芒在當年也是個只有初中學歷的普通工人，李澤厚對於他而言，是一個只能仰望的對象。 旁觀者清，也正是彼時也有志於美學研究的鄧曉芒在後來寫下了李澤厚所處的時代的部分真相。 ”人們爭奪著唯物主義、反映論、辯證法這樣一些桂冠，而力求給對方戴上唯心主義、先驗論和反辯證法的大帽子。即使僅有的一點學術良心，也不得不被淹沒在人們為自己的階級立場和d性立場辯護的大量廢話之中。在那個時代，稍不留神，學術上的分歧就可能給自己帶來彌天大禍，甚至讓自己搭上身家性命。（《西方美學史綱》）。” 從這個角度再來看李澤厚和他提出的”實踐美學”，年輕的他為何能夠取得巨大的成功也就頗為明晰了。他為自己制定的寫作方針，某種程度上也只是個方針而已。 如果熟悉李澤厚的著作，亦即不只讀過一本《美的歷程》，還包括他的《華夏美學》、《美學四講》、《批判哲學的批判》、中國古代、近代、現代思想史論等，明眼人會很容易發現，李澤厚是一個非常喜歡自引的學者。他經常在論述的關鍵時候大量摘抄自己的其他著作，《人類學歷史本體論》甚至幾乎就是過往著作的刪改彙編。這在一定程度上讓他的學術成果更豐碩，但這種豐碩中隱含著空洞。 如李澤厚自己所言，他留給學術史的最主要的東西是積淀說、歷史本體論和內在的自然的人化理論。所謂積淀說即是馬克思主義實踐論與榮格集體無意識理論的結合，所謂歷史本體論即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弗洛伊德心理結構理論的結合，所謂內在的自然的人化，即是從精神分析學派的視角重新闡釋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異化理論。 也就是說李澤厚的思想組成結構是”馬克思主義+……”。按照易中天的觀點，"他以為只要找到一個看起來合適或說得過去的框架，就能隨便把東西往裡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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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維特根斯坦的觀點，李澤厚則可以算是語言遊戲的高端玩家，遊走在話語之間，遊走在學術與權力之間，遊走在良知與利益之間，達成的是一種由內而外的，由意識而行為的高端的妥協。妥協的結果是聲譽隆重、盤滿缽滿。學術不記得他的諂媚，權力不記得他的機警，在八十年代末說過的一些話做過的一些事無損於他的良知，後來遠走美國也無損於他的利益。 李澤厚的一切，正是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 錢理群坦言中國的大學正在培養一群”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可新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具體是誰培養出來的呢？還會有多少人在乎:巴金寫《隨感錄》到底是基於他做了怎樣的事；錢鍾書與楊絳夫婦的良好形象究竟是怎麼維持起來的:傅雷含冤而死之時曾有一個參与者叫許淵沖；以及錢理群本人參與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的一些特別的論調。 中國的知識分子樂於居高臨下地批判，但批判的矛頭又很少對準自己，樂於義正嚴辭地宣揚，但宣揚的內容自己又很少做到。想要立德，但為了生存，德需要打折扣，想要立言，但為了生活，言也要有顧忌。每遇見公眾事件，總是打著參与其中的幌子置身事外，最後留下一些隔靴搔癢的述評。可偏偏，許多歷史就被這些述評直接定義了。 於是，今天是李澤厚逝世的日子，不屬於他人，不論他們飽受冤屈還是渴望正義，不論他們卑躬屈膝還是身陷囹圄。就好像本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中所寫的那樣：”紀念無名者比紀念知名者更困難。” 縱使”歷史的構建是獻給無名者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