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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蘇暁康：無家可歸（附 - 許倬雲：中國文化只剩皮毛）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五四」運動今年一百一十一周年，許倬雲教授說，「中國文化只剩皮毛，不見血肉，當然也沒有靈魂，這是叫我傷心的地方」。所以，「五四」到今天，已成為一個負面的源頭。
「五四」運動七十一周年時，我在華盛頓有幸請教許倬雲教授：從 「五四」到「六四」，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麽總是充當這麽一個尷尬的角色？
許先生說他只能從歷史長程看問題。他認為，古代中國讀書人，原本就是遊歷與朝廷和民間之間的。不過儒家靠他們那套學說有整合社會的能力，一方面可以批評皇帝，另方面可以教化民眾；一旦他與皇權鬧翻，他可以回到家鄉去耕田種地，同時教子弟讀書。有家可歸是古代儒生不怕皇權的退路。
「五四」以後，知識分子沒了這條退路。你看有哪一個做大官的或在大學里教書的讀書人，後來回到他的家鄉去了？沒有。在共產體制下，這種情形就更嚴重 。毛澤東老把知識分子往底層趕，他知道你到那裡就沒用了。而知識分子就老想回到上層，回到官場上去。鄧小平上台以後，說了一句要搞改革，大家都紛紛回到體制內去幫助共產黨。他們沒有別的選擇。
當然，古代儒生的道德勇氣，來源於他是傳統文化【小編推薦:探尋復興中華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華文明史》】的代表，他靠儒家的道德規範和政治理念能夠整合社會，在這個過程可以使他感覺到自己的強大。他一方面使皇帝相信，你的道德資質遠比你的權力更要緊；另一方面他又向民眾宣布，我是你的精神導師，整個社會以倫理道德為軸心，這個軸心又立於儒生的胸中，他自然是頂天立地的。
然而，這樣一種文化崩潰了。五四以來，知識分子轉而去代表西方的文化價值，他一下就從巨人變成侏儒。對於還滯留在前現代的中國，西方觀念不為民眾所接受，也無法解決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內憂外患，只有毛澤東靠著最具摧毀力的傳統農民這支力量，取得令人炫目的事功。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就是治國平天下，自己做不到，毛澤東做到了，於是紛紛臣服於他。這導致了中國知識分子史無前例的整體淪喪，其中悲苦，不必細說。陳寅恪在分析王國維何故自殺時說過這樣的意思，一種偉大的文化傳統崩潰了，必然會給它的文化人帶來災難。他彷佛是預見到了日後的浩劫。
問題在於，知識分子能不能靠儒家的傳統思想來恢復胸中那股「浩然之氣」？「文革」結束後，中國知識分子恢復道德勇氣的第一步，就是擔當社會良知的代表，為民請命，伸張正義。這種角色依然陷入尷尬，因為共產黨政權並不跟你講良知。 它會把它「最優秀」也「最忠誠」的黨員，如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開除出黨。這就逼出了一批「持不同政見者」，他們不會再去充當儒生的傳統角色，而要站到共產黨體制外搞民主政治。這一來，他們又同那個傳統社會有距離了。
八九前夕，方勵之想組成知識分子的壓力集團，卻沒有多少有名望的知識分子肯同他為伍，這便種下了學潮中知識分子始終不能形成有效組織的前因，進而也註定了如今海外民運組織缺乏成熟政治領袖。以體制內走向體制外的難艱，從傳統人格轉換為現代獨立人格的難艱，都妨礙了知識分子在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作用。他們陷入一個巨大的悖論：不藉助傳統他便無力，而他的目標正是要改變這個傳統社會。
許倬雲：中國文化【小編推薦:探尋復興中華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華文明史》】只剩皮毛
【按：我不知道這是許倬雲教授何時的講話，然而講得沉痛、具體、生動，尤其他說中國富了以後更庸俗，一針見血，總根子是價值系統崩潰了，他也提到神，說西方的病根在此，而他希望從中國儒家中找到補充，我則覺得更加枉然。】
從五四以來，中國文化基本上存在於書皮上，也存在於窮鄉僻壤的旮旯兒里。文化影響百姓的生活習慣、行為模式在文化界，下里巴人、陽春白雪受追捧程度差得太遠，崑曲永遠不能進入流行歌曲，像樣的書賣幾萬冊就了不起了，低俗的書賣一兩百萬冊。娛樂的雜誌、時尚的雜誌、小道消息的報刊，銷得好得很。換句話說，今天要說中國的文化庸俗，不算冤枉。
文化利用大量的資源，在表面上形成一個花團錦簇的世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張藝謀的作風，奧運開幕式，全是聲、光、顏色，沒有內涵他只是抓書上常提的中國四大貢獻，這些貢獻是歷史上的貢獻，不是今天的貢獻，沒有在文化內涵上提出好的音樂、好的文學作品，沒辦法找詩人來吟詠詩，沒有找出自己譜的叫人永遠紀念的歌曲來表演，對不對？
凡此方方面面，是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不然，乾隆時代就是如此，當時的中國文化是沒有內涵的，只是裝扮的，沒有自己的特色中國文化到了今天已經是只剩皮毛，不見血肉，當然也沒有靈魂，這是叫我傷心的地方。
今天口口聲聲說”國學熱”，在世界各地辦孔子學院，其實沒有真正的內容。像白先勇這樣整理崑曲是極少的。我們本身也是百孔千瘡，用盡了自己的資源，活力也光了，從精英流離到下里巴人，從內涵濃厚變成表面膚淺，從有內容變成只有一個點綴。音樂和其他藝術形式，無一不是不如此。
今天，中國花了一百年左右的時間，逐漸一步步往下走，真是弔詭的現象。一方面我們看見MZ是好東西，教育普及是好事情，RQ普遍被尊重是好事情。但另外一個方面，全面平等之後，應當有優秀、特異的東西，卻變成了平凡。貝多芬不可能在平民裏面出來，不可能一千個人就直接創作成貝多芬。文化的領域要有一部分精英，但原動力已經衰退，才到了這地步。這是危機之一。
危機之二，價值系統在崩潰。從三百年前發展到今天，我們應該不再標榜”現代”的，現代是有實踐性的，我們叫近代化。三百年前開始發展資本主義、MQ思想、RQ思想、科學精神，都有共同的源泉，是丟開天主教的外殼，撿回了人跟上帝的直接關係，人有了信念。
神造人不是白造的，給你一定的權利，給你一定的智力。人類是平等的，所以不能壓迫任何人，不能禁錮任何人，應當自由。
另外一方面，神的律在科學家的腦子中轉化成自然的律，自然是先天存在的，其實和神的律是同一個事情。一定假定有先天存在的這個律，我們才有科學的上下尋搜，不然一堆混亂的話，怎麼尋搜？
這個假設使得資本主義早期的人物，為了榮耀，為了彰顯使命感，拚死拚命地幹活，而且用”信用”這兩個字來作為資本主義的基礎，沒有信用，銀行沒法借貸，沒法投資，沒法委託。
這次經濟風暴的病根子是因為內心沒有價值觀念約束行為，所以掌權的那些CEO，不講信用，不講道德，以市場遮蓋，大量地偷竊股東的財產，辜負股民的委託，以致股票買賣實際上變成虛假的賭博。股權已經分散到這種地步，流轉這麼迅速，股票本身不存在，變成賭局。掌握股權的無數小民，沒有辦法向公司行使主權，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股權在哪裡，股民沒有辦法行使股權來或者監督經理人，經理人就無所恐懼，工作法規沒有辦法管他。
在1932年羅斯福實行新政的時候，有管束的法律，一整套法律保護勞工、約束。但是從二戰後到今天，美國政權和財富結合，他們廢掉了一條條的法律，再也沒有防止不合法、不公平的法律。公眾無法約束他，股權無法約束他，良心無法約束他。
面對今天瞬息萬變的時代，國家體制要改變，社會結構要改變，改變成什麼樣子，不知道。最要緊的是，將來幾十億人共同擁有這一個地球，怎麼活在一塊，怎麼相容，怎麼再造一個互讓、共存的人類社會？小到農村，大到全球，小到人員之間的爭執，大到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用什麼價值標準來判斷？這個是最嚴重的課題，今天我們正在轉移點上，蛻變已經開始，有兩種蛻變法。
蛻變是把舊的殼丟掉，變得更大更新，軀殼丟掉，蛇還是蛇，這是一種蛻變。這種蛻變不可能，這是大的崩潰，必須要有大的突破。突破應該是毛毛蟲變蝴蝶，但蝴蝶是怎麼出現，蝴蝶應當具有什麼東西，我們大多數學術人士往往不去管它。學術界絕大多數人忙著寫小論文，忙著搞升職，忙著搞項目，文化界忙著去點綴打扮，都是交白卷。大家應當尋找共同生活的一套價值觀念：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丑，什麼是美。這是最叫人擔心的事情。
中國在這個時候，應當從傳統里挖出一些東西填補這個缺陷，但是今天講儒學的人，只抓其皮毛，不抓其精神。許多覺察以繁來文飾淺薄，以表面的口號文飾內涵。從改革開放到今天，中國沒有在這一部分精神的境界、文化的境界上下力氣，尤其近幾十年來的餘悸未定，還在膽戰心驚的狀態之下，沒人敢動，所以，不能單純地說中國已經站起來了。
中國的經濟已經有動力，今天我們不算小康，但至少吃飽了飯，對抗飢餓已經不成問題。我對中國救濟汶川的災害是非常佩服的，不能說效率百分之一百，但是前所未有的規模，前所未有的工作，做到這個地步不容易。
而在教育上，不是桎梏人的思想，不是圈住人的教條，而是要放手讓大家自由思想。今天學術界非常顯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顯著地抱殘守缺，這兩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殘守缺又不能見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東西來填補，沒有自發的精神，有聰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聰明才智來解決自己的精神困擾和饑渴，這是值得擔憂的事情。
所以，假如改革開放真有大義而為的政府，一定要在這個時候放鬆人的思想，一定要放鬆資源鼓動民間的財富，也釋放若干的資源，鼓勵在學術界、文化界做尋找價值、重建價值的工作而我的目標是希望新的價值是以人為本，因為人是真實的。你可以否認別的，不能否認自己。你尊重你自己，你尊重別人投身給你的他，你也尊重別人投身給你看見的自己，一層層投射，可投射到無窮。以這作為一個美好、善良、正直、公平社會的定義的話，誰也不願意不公平出在自己身上，推己及人，也許由此我們可以重建新的價值觀念。
——蘇曉康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