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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鄭也夫：閹割與宦官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一、閹割的起源：家畜與人
起源通常包含兩個要點：時間和原因。在性質上，時間比原因單純。但是在探討人體閹割的起源中，時間與原因相比，甚至不是更難的問題，而是無從下手。因為人體閹割遠遠早於文字的發明。我們無從猜想它發生在文字記載了閹割之前的哪個時點。在性質上，原因雖遠比時間錯綜複雜，卻畢竟可以根據少許已知事實，加上一點假設和豐富的想象，進行邏輯推導。雖得不出定論，卻可以推翻一些誤判，將猜想限定在合理的範圍中，故可能做出有意義且有趣味的思考。一個流行已久至今不衰的說法是：動物的閹割啟發了人的閹割。各種家畜閹割之先後時間，現在還說不清。但是雞犬之類的小型家畜的閹割對人類啟示不大。家畜啟示說的支點是，牛馬閹割后變得馴順，啟示了權勢階層改造他者身體獲取溫順奴僕，即開始了創造第三性別的嘗試。但這種解釋沒有完結，它只是將閹割人體的動因推到牛馬那裡，但閹割牛馬的動因是什麼呢。不錯，閹割后的雄性牛馬極大地改變了性情，但那是閹割的結果，將它看作原因，將犯下倒果為因，即所謂目的論的錯誤。人類學家伊薩克反其道行之，提出人的閹割啟發了動物的閹割，而人的閹割的動因是宗教追求（1970）。此說無改很多學者依舊認為動物閹割在先。Taylor說：”人體閹割肯定晚于動物閹割（公元前6200-4500年）。……Uruk（筆者注：美索不達米亞西南部蘇美爾人的古城）早期（公元前4500-3700年）可能是人體閹割的起源時間。”（Taylor，2000，169）Oliver R.,Almushatat A.（2019）說:（人體）閹割的最早文獻之一見於公元前4000年巴比倫人對Ishtor女神崇拜的記載。兩人對人體閹割的年代認識一致，即大約6000年前。動物的馴化是其閹割的前提。戴蒙德給出的人類馴化即家養動物的最早年代。狗10000年前，綿羊10000年前，山羊10000年前，豬10000年前，牛8000年前，馬6000年前。其中狗和豬的最早馴化地中包括中國。（戴蒙德，1997，166）與人類閹割關係密切的是牛與馬。二者馴化的時間被不斷修正。牛的馴化時間被提前。克里斯蒂安說（2004，他的說法參考了海瑟與溫克的著作）：”牛被馴化的最早的確切證據是距今大約9300年。”羅伯茨（2017，113）說：”在1萬年到1.1萬年前，近東地區出現了家養牛，之後向外擴散。”馬的馴化時間被推后。目前最早的根據是哈薩克北部的Botai遺址5500年前的馬骨化石，但是尚存爭議。（李水城、王愷，2009）確鑿的證據是4000-3800年前的古巴比倫陶范上人騎馬的圖案（李零，2020），且其馴化的時點一定早於該陶范。袁靖著《動物考古學》（2015）說，中國家養動物的最早年代分別是：狗10000年前，豬9000年前，綿羊5600—5000年前，山羊3700年前，黃牛4500—4000年前，馬（黃河中下游）3300年前，雞3300年前。綜上所述，一方面，牛羊是從外部傳入中國的，中國家養牛羊晚於世界約5000年。故不能排除，牛羊與其閹割術一道傳入中國。當然動物最初的閹割有可能與人的閹割同時發生。另一方面，人體閹割晚於人類馴化牛、羊、豬約4000年。而動物的家養與其閹割之間必定有不短的間隔。正是在這個時段中人類開始了祭祀。最早的祭品中兼有人與動物，即人祭和犧牲。中國古代的”太牢”是皇家的最高級別的祭祀，”牢”在甲骨文中的含義是家養的牲畜，而”太牢”要祭獻牛、豬、羊三種祭品。從祭祀中人祭和犧牲的同步發生，到人與牛的閹割的發生，中間有一個不見任何文字記載的失卻的環節，留給我們去想象。寫于先秦的《禮記 月令》講述祭祀：春季”其祀戶，先用脾”，夏季”其祀灶，先用肺”，年中”其祀中溜，先用心”，秋季”其祀門，先用肝”，冬季”其祀行，先用腎”。這段文字頗為費解。自漢代始，註釋者們將心肝脾肺腎與五行的金木水火土結合，成為主導的解釋。但是先秦時代還沒有五行說。五行說長期成為主導窒息了其他解釋。撥開五行說的迷霧，筆者以為，祭祀中講述五種臟器，最大的可能是講述在不同的季節以不同的臟器作祭品。當代人類學家發現某些民族的宗教中有”手指祭”，即砍下一節手指祭神，並提出”以局部換全身”的解釋。祭祀中用牲畜的某個臟器代替整個牲畜，頗符合這一邏輯。古時祭祀的方式有別。有祭祀后祭品大家分食的，也有燒掉的。如是後者，”以局部換全身”就更具解釋力。即使是過後大家分食，祭祀規格也從來都是大小不等的，既然有大牢小牢之分，或許也有整體與器官之別。心肝是局部，陽具也是局部。為什麼後者不可以單獨作祭品呢，特別是在生殖器崇拜形成后。和其他的區別是，生殖器特別是睾丸，單獨割下后不斃命。筆者以為，這是閹割的起因。有了閹割就有了閹牛與閹人。筆者猜想，人與家畜的生殖器都曾經作過祭品。同時猜想，閹人也作過祭品。就人體而論，很可能曾經有過三種祭品：完整的活人，人的生殖器，閹人。以童男童女祭神，史不絕書。為什麼要選擇童男童女，因為祭祀主持者認為他們比成年人純潔。後者臟在何處？臟在性活動。如此閹割后的成年人就純潔了。所以人祭中很可能有過以閹人作祭品的。但即使曾經存在，也不會是長久的事情。因為西周以後人祭被禁。以閹人祭神只可能存在於閹割產生到人祭禁絕之間的時段中。幾乎所有宗教都認為性是不潔的，所以閹人更乾淨。《聖經·舊約》多次提到”閹人”，從無貶低，隱含尊重。《馬太福音19：12》說：”因為有生來是閹人，也有被人閹的，並有為天國的緣故自閹的：這話誰能領受，就可以領受。”（筆者覺得最後一句譯文費解，故呈上英文：He that is able to receive it,let him receive it.）從12世紀始，一個閹人團體一直守護著麥加的穆哈默德墓地。不管筆者想象的以閹人祀神在歷史上存在與否，因為無性聖潔的觀念，閹割自身以侍奉神靈的信仰者一直存在著。古漢語中寺人與宦官兩個詞彙的通用，頗耐尋味。寺字在西周金文中開始出現。寺字未見於甲骨文，但其上下兩部分之和又都出現在甲骨文中。
西周金文”寺”字
陳夢家在討論商代祭名時提到之與又，將二者列在祭名的第七類即”無所屬”中。乃至我們只知道它們是祭名，不知道更多（陳夢家，1936）。或許洞悉這兩個祭名的內涵，是解開下面謎團的突破口。二字都是祭名，它們以後合成的”寺”字極可能也與祭祀相關。《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從寸。即寺是有法度的場合，祭祀的場所。有理由推論，寺人可能是主持祭祀者。問題在於，古代文獻中最早出現的”寺人”的意思卻是宦官。其一是周公所著《周禮·天官》雲：”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相導其出入之事而糾之。”其二是寫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的《詩經》：”未見君子，寺人之令”（秦風·車鄰）；”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小雅·巷伯）。其中的寺人被研究者們認定是宦官的意思。《周禮》《詩經》的寫作時間與載有寺字的青銅器或同期，或最多晚二百年。以後”寺人”作為宦官的別稱一路傳下去。葉舒憲的解釋是：”早期文明中的神職人員常由閹人來充當，這正可以解釋’寺’字為什麼又成了宦官的名稱。”（參見葉舒憲，2018，109-110）前半句話的根據是西方的早期宗教。而後半句建立在這樣的推論上：寺是祭祀場所，寺人是祭祀主持人，而寺人又成了宦官的稱謂，故祭祀主持人也是閹人。事情有可能是這樣的。尚不能證實的環節是：祭祀主持人是閹人。現在只能說是可能，不然為什麼以寺人稱呼宦官？假設如此。那麼其後的歷史是，閹人從祭祀人士漸漸轉變為王及其後宮的侍者，最終幾乎完全從祭祀領地消失。自然，當奴僕、卑賤成了閹人的主體，也就再難提供原初聖潔、犧牲的特徵。前文說過，性格馴順不是閹割的原因，是閹割的後果。在大型動物：牛、馬、人類這三者中，閹割對雄性性格的改變太大，三者輻輳起來影響著閹割的擴大。《後漢書·宦官傳》中說宦官”情志專良”，精準地說出了皇權使用第三性別的原因。而”馴”字帶有”馬”的偏旁，則說明閹割在三種大型哺乳動物牛、馬、人類的性格改變上，馬最突出。馬是從西域傳入中國的，中國人養馬晚于輸出地至少一千年。筆者以為，很可能馴化和駕馭馬的方式同馬匹一併傳到中國。馬車夫吆喝牲口的用語”得兒、駕、喔、於”，與漢語語音差距太大，很可能就是馬匹輸出國的語言。從性格改變看，馬的閹割對閹人的啟示應該最大。但事實不是邏輯。人的閹割是與牛的閹割一同發生。馬的閹割在二者之後。人類閹割馬匹始於何時，筆者沒看到國外的資料。中國確鑿的證據竟然不是文字，而是秦始皇兵馬俑。其中車馬中的馬匹都沒有睾丸，而騎乘的馬匹中有閹割的有未閹割的。有學者說，最先閹割馬匹的是中國人。筆者尚不敢相信。秦代只有14年的歷史，秦俑中有了騸馬，說明馬的閹割在戰國時代一定開始了。雖然宦官在西周已經存在，但秦開啟的帝國制度是其繁榮的土壤。騸馬性格的劇變，將比牛更大地刺激人們認識第三性別。順便說到，今天賽場上85%的賽馬是騸過的，這說明閹割一點不減少它奔跑的速度。賽馬中只有15%是母馬和未騸的公馬。後者極難駕馭，讓它參賽是因為想為這匹種馬做廣告。
二、宦官的起源：美索不達米亞與中國
漢謨拉比（公元前1792-1750）是古巴比倫的君王。將近3800年前的《漢謨拉比法典》（公元前1776年）有這樣的條款：”第192條，閹人之養子或神妓之養子倘告撫養彼之父母雲：’你非吾父’或’你非吾母’，則彼應割舌。第193條，倘閹人之養子或神妓之養子獲知其父之家，因而憎惡撫養彼之父母，而歸其父之家，則彼應割去一眼。” 閹人的權益寫入法典，意味著他們在社會上存在有年。神妓應該是宗教人士，閹人與神妓分列，則很可能是宦官。但這是猜想，畢竟宦官一詞未出現在該法典中。宦官從始至終存在於亞述帝國（公元前935-公元前612）。這是宦官在世界歷史上最早的記載。國洪更的論文講述了宦官在亞述帝國的地位和作用。在亞述帝國前期（公元前934-745年），大將軍和宦官總管都可以代替國王統帥遠征軍。且國王一直靠宦官制約大將軍。曾有兩個宦官總管被任命為兩個行省的總督15年之久。帝國全盛期，宦官總管與大將軍並駕齊驅，權勢甚至壓過後者。由俘虜構成的常備軍的首領由宦官總管擔任。帝國晚期，宦官總管有了合法地產和私人武裝。（國洪更，2015）亞述帝國中的宦官不太可能是無由來的突然崛起。亞述南臨古巴比倫王國。隨著國勢此消彼長，亞述帝國迫使古巴比倫與之合併，亞述帝國的國王成為統一后的國王。亞述帝國中宦官的地位和作用，幾乎一定承繼著古巴比倫王國的宦官傳統，此亦證明《漢謨拉比法典》中的閹人很可能就是宦官。《詩經》說及周代的寺人，即宦官。《毛詩序》：”《車鄰》（筆者注：詩中有’寺人之令’句）美秦仲也。”秦仲是周代秦國國君（？-822年）。《毛詩序》:”《巷伯》（筆者注：詩中有’寺人孟子’句）刺幽王也。”幽王（卒于公元前777年）是西周最後的君主。兩詩旁證西周存在宦官。西周之前有無宦官？殷代的甲骨文中有這樣一條卜辭：”庚辰卜，王，朕（一個”凸刀”形甲骨文）羌，不死。”意思是：”庚辰這天占卜，商王閹割羌人，會不會死。”有學者願意將此解釋為，閹人去宮中作宦官。但該卜辭的字面上沒有這個意思。綜上所述，歷史上宦官的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早於中國。即使判定殷代出現了宦官，殷代—西周也大大晚于古巴比倫—亞述。閹人的出現也是這樣。待解的疑問是：閹人與宦官是舶來品，還是中國獨立的發明。
三、秦代：趙高與宮刑
《史記》中司馬遷兩次說到”隱宮”。其一，”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戮。……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其二，”隱宮徒刑者七十余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兩處”隱宮”長期被解釋為”受過宮刑者”，如此前處標明趙高的宦官身份，后處揭示了秦代對七十萬人施以宮刑。討論宦官干政，趙高是繞不過去的。即使筆者已經懷疑趙高是宦官，也要給讀者一個交代。《史記》此點陷於爭論，其後的史籍呢？《漢書》只因襲《史記》說趙高是中車府令，未提隱官。《後漢書·宦官列傳》中沒有趙高，既表明範曄不以為趙高是宦官，也暗含他清楚司馬遷措辭的意思。認定趙高是宦官是唐代以後日益加固的認識。他們的根據大概還是《史記》中的”隱宮”，而非司馬遷文中的”宦籍”，因為宦籍可以指官籍。（參閱魯惟一，2005）但以後懷疑者不絕如縷。有學者說：如果說”隱宮”是受宮刑者，他們也屬於”徒刑者”，說”隱宮徒刑者”文理不通。如此混沌長達千余年，是睡虎地秦簡的發現澄清了謎團。其中一段簡文：”工隸臣斬首及人為斬首以免者，皆令為工，其不完者，以為隱官工，”譯文：工隸臣斬獲敵首和有人斬首來贖免他的，都令作工匠。如果形體已有殘缺，用作隱官工。（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1978，93-94）隱官是隱蔽的做工處所，那裡的人是刑滿而身體殘缺的人，他們可以結婚生子。以此解釋《史記》趙高的段落，即：趙高的母親受過刑，他們兄弟出生在”隱官”處所。也有學者不同意這是司馬遷筆誤，認為”宮”與”官”相同，隱宮、隱官都指隱蔽的工作處所，均無涉宮刑。《史記》還說，趙高發現胡亥不滿，”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最終女婿閻樂帶兵殺了胡亥。以上可證：趙高不是宦官。即使趙高是宦官，也不好說是宦官干政，因為他也是有官職的。且一個人的行為不代表一個朝代的政治特徵。宦官干政要從東漢說起。那麼《史記》的另一段話呢：”隱宮徒刑者七十余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拋棄隱宮是宮刑者的解釋后，這段話的主語該譯作”肉刑後身體殘缺者和正在服刑的七十余萬人”。秦代刑罰種類繁多。一死刑，種類甚多。二肉刑：黥，劓，刖，宮。三徒刑，即強制勞役。四笞刑。還有多種，此處不贅。去作阿房宮和驪山的”隱宮”應該是黥、劓、宮刑后的人，刖刑后難以勝任如此勞作。主語中的”隱宮徒刑者”可以斷句為”隱宮、徒、刑者” （參閱蘇誠監，1996），也可以斷句為”隱宮、徒刑者”。”徒、刑者”包括受到徒刑和剛剛受到肉刑的犯人。”徒刑者”僅指強制勞役的犯人。黥、劓、宮、徒，共計七十余萬人。隱宮是刑滿者，累計多年。徒刑（徒、刑者）者是正服刑者，出自近期。前者數量應該多餘後者。我們無法確知七十余萬人中宮刑者之多少，但那肯定是一個龐大的數字。秦朝不以宦官眾多和干政聞名，但其閹人數量很可能冠于中國曆朝歷代。扔掉了隱宮是即宮刑的誤解后，應重新求索秦代閹人的數量。低於七十萬未必不是大數字。在秦代，閹人中受宮刑懲罰的犯人一定大大多於宮中的宦人。也應該是自秦代開始了二者的此消彼長：宦官在閹人中的比重越來越大。二者不僅是社會身份的有別，身體殘缺程度也不同。宗教、刑罰、宦官，很可能是閹割演進的次序。對前兩者，切割睾丸足矣，丸莖俱除，既無必要，初時也做不到，因為這在手術上複雜太多了。由此推論，初時的宦官有可能是無丸有莖的，以後宦官中無丸者與丸莖全無的共存，最後統統是丸莖全無的宦官。馬的去勢只是切除睾丸，這就去除了性能力且改變了性情。君主為什麼追求宦官的全部去除？筆者最初以為，那是君主畸形的性想象使他們不計手術的難度和閹人激增的痛苦，堅持丸莖併除。而後讀到了兩位醫生的說法：”雄激素有兩大類。一些活躍程度不如睾酮的雄激素，它們由腎上腺分泌。……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他很早就被摘除睾丸，他也能有幾乎正常的性生活，只是精液的量要少得多，這種精液中顯然不含有精子。”（貝拉依什，凱爾瓦杜埃，1996，17-18）一定是看到了切除睾丸的閹人居然有性能力，即使這在閹人中比重不高（筆者如此猜想），遂使君王令閹割操作者開闢出閹割中最艱難的手術：丸莖併除。閹割是殘忍的，而這又是閹割中最殘忍的。其增加的痛苦是雙重的。其一，手術的痛苦遠過於單純切割睾丸。其二，術后的病患與永久的不便。因為削弱了憋尿的機能，有尿便會流出，必須在褲襠處放置毛巾類的東西。外部積尿容易逆向感染膀胱疾病，為減少排尿而不敢多喝水同樣危害膀胱。且外部積尿讓他們在氣味上令人生厭。在囊括各種動物和人的全部閹割中，切除其莖是唯一的，針對唯一的對象——人，為了唯一的目的——製造宦官。如前所述，宦官是從只切割睾丸演化到丸莖併除的。至少在中國，從秦朝前後的某個時點開始，作宦官必須切除丸莖併除。這是應帝王的需求和命令而實施的，它是帝制的地道產物。待解的問題是，這是從何時開始？所有民族的宦官都被切除其莖嗎？
四、漢唐：宦官干政
在東漢政治中，皇權之外，宦官、外戚、官員士子，三足鼎立。三者的慘烈爭鬥貫穿王朝後期。集中的體現是黨錮之禍。爭鬥中三方的亡者均難以數計。第一次黨錮后的改元大赦中，釋放的官員士子一百多人。迎接他們出獄的車輛上百人數上千，可見士族的精神及他們與宦官集團之死結。該怎樣評價東漢宦官？史書是士人書寫的，它只是一面之詞，其中偏袒士人幾乎是一定的。一方面對宦官的同情和理解會失缺。另一方面在正史中，對宦官的問題，他們與外戚、朝臣的衝突，都不可能從皇權制度的缺陷中尋找原因。既是因為沒有第二個敢寫謗書的司馬遷，更是因為時代的局限。我們先談皇權的制度問題，后從理解的角度說宦官。歷史上每個朝代都有過幼帝，但以東漢為最。東漢歷196年，14帝。只有前三位是成年登基。自和帝始，十個即位者（不算獻帝劉協，他的上位來自董卓，與宦官無涉）年齡都不滿16歲。十人中壽命最長的35歲，六人壽命在27歲以下，去世時統統沒有年及弱冠（20歲）的兒子。詳情如下（注：下面括弧中為生年—登基年—卒年）：和帝劉肇(78年—88—105年)，10歲即位，27歲卒。殤帝劉隆(105年—105—106年)，即位時剛滿月，8個月後卒。安帝劉祜(94年—107—125年)，13歲即位，31歲卒。嬰帝劉懿（125—125），約百日時即位，二百余日後卒。順帝劉保(114年—125—144年)，11歲即位，30歲卒。沖帝劉炳(143年—144—145年)，1歲即位，2歲卒。質帝劉纘(138年—145—146年)，7歲即位，8歲卒。桓帝劉志(132年—146—167年)，14歲即位，35歲卒，無子。靈帝劉宏(156年—168—189年)，12歲即位，33歲卒。少帝劉辯(176年—189—190年)，14歲即位。幾個月後在董卓脅迫下自盡。獻帝劉協 (181年—190—234年)，9歲即位，有名無實。少年登基，實際掌權的必然是外戚、宦官或顧命大臣。這三者掌權通常都不如成年皇帝。天下不屬於代理人，小皇上一天天長大，交權的日子漸近，凡此都令代理人關注短期利益。而因為制度與文化的熏陶，沒有非常原因到死他都是皇上，故成年皇帝比代理人更關心長期利益：守住江山傳子嗣，留得生前身後名。連資質不高的桓帝和靈帝都沒忘記請老臣評比他和父王，可見這事情他們有多麼在意。選擇儲君從來都帶有任意性。不乏子嗣的壯歲君主在選擇太子時尚且任性，常常不遵守嫡長子繼位的潛規則。何況沒有子嗣的天子早逝，要外戚、朝臣、宦官們商討從藩王中挑選繼位者。那必定是充滿私慾、陰謀、暴力的多方博弈的結局。推出一位幼主常常是幾方勢力的共識：強悍的一方因此代掌權力，其他各方亦可避開強主繼位后突降的風險。東漢連番百年少主登基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傳統史家謂之”天命”，一面將不解的事情推給玄學，另一面注入了對王朝含蓄的譴責。但”天命”窒息了認知。當代學者恰恰要在現實中尋找原因：東漢皇室的生存方式，充斥後宮的陰謀詭計，等等。另一方面，為防範天子每每短命無嗣，為大漢天下計，本該從制度上避免少主，至少從藩王中挑選時設定20歲以上的門檻。竊以為，是狡詐而愚蠢的皇族不願自縛手腳。如此才有了東漢12個幼主一路下來。這是東漢宦官干政的前提。幼主時期三方博弈中為何宦官佔了上風。宦官原本弱勢。他們斷了親族關係，沒有支持系統，幾乎是沒有退路的。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宦官們因此有著常人沒有的拚命精神。對宦官的歧視貫穿古今。歧視，無論是對種族還是宦官群體，都必定包含一個特徵：忽略該群體中個人品性上的差異。若區別看待，就不能將該群體成員統統視為低賤。這是歧視所以謬誤之關鍵。是外部的歧視使宦官群體比外戚和朝臣更抱團。古代社會是男權社會。兩個性別在男性統治下遭到歧視：女性和男性閹人。男性與宦官的衝突遠遠超過與女性，因為女性沒有結成群體，而閹人在皇權身邊結群抱團。皇權需要宦官，故官僚們不可能將之全部剷除。曹操對何進、袁紹說：當誅元惡，不必盡殺，見識赫然高於眾人。深知對立群體的態度，故被歧視階層一旦得手每有驚世的反彈。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的進化就是馴化的歷史。人類馴化了動植物，動植物也馴化著人類，使其放棄遷徙，恪守農時，等等（參閱鄭也夫，2009）。人類也在自我馴化，沒有人能自外其中。人類自身的馴化也依賴成員間的互動。皇權為了家天下的穩固不遺餘力地馴化臣民。詭異的是在權力金字塔中，不是其中下部，而是托舉塔尖的那部分，即宦官與官僚最大程度地被馴化。前者靠生理上去勢，讓他們性情馴順，這是馴化的極致。後者靠道德說教，讓忠孝內化。大部分動物那裡沒有孝的基礎，子女成熟了就遠走，母子再不相見。而母親愛子女是本能，不需要教化。故孝是人類家庭這個生存共同體賴以存在的基石。皇權靠”忠”馴化官僚士子，忠是皇權的基石。宦官與官僚被馴化的同時，也在馴化著皇帝。士大夫階層靠儒家道德和政治制度塑造君王。宦官則是靠著嬌慣放縱、聲色犬馬，馴化著主子，這種馴化對幼主出奇地有效。乃至在馴化幼主的競爭中，官僚完敗於宦官。幼主如果是來自藩王，登基后處在極度異化的環境中，甚至離開生母，包圍他的是宦官們，那裡沒有管教，只有放縱和誘惑。幼主和宦官在如此互動中建立了他與官僚之間不具有的感情。動物尚且知道回報，況皇帝乎。皇帝對宦官的回報是什麼？第二是錢財，第一是權力。在權力角逐中官僚敗給宦官，還有各自不同的馴化方式所鑄造的性格上的原因。東漢士大夫們的文化性敗給了宦官的動物性。難道身體殘缺的宦官有更多的動物性，是的，他們和動物一樣眼睛盯準的是生存。為此他們可以偽造皇帝的文書，所謂”矯旨”，可以逼竇皇后交出玉璽。東漢的入仕靠道德舉薦，士子受的教育也是道德禮義。道德本是心中的東西，舉薦制度要士子們展示道德高下，使其日益走向虛榮和矯飾。東漢黨人的行徑中有巨大的剪刀差，行為可以視死如歸，動機卻多是道德表演，完全沒有宦官們視勝負如生死的執著。帝王在生理和權力上對宦官的依賴超過朝臣。劉邦病時拒見大臣。樊噲闖入見劉邦”枕一宦者卧，……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沛豐，定天下，……今不見臣等，顧獨與一宦者絕乎。”每日肌膚相依的人，也是奪權最便利的商議者。桓帝14歲即位后一直處在太后兄長梁冀的淫威下，六年後靠著宦官殺死梁氏。他與宦官的交情豈是朝臣能比。三方權力角逐中，官僚與外戚曾經聯手。兩方打不過一方，很大程度上敗在外戚那裡。竇武與何進同為大將軍，握有重兵，二者的女兒和妹妹是皇后。二人都死於宦官之手。因為他們當斷不斷，不能像宦官那樣立開殺戒，總覺得動兵前要對皇后（皇帝太小）有個交代。他們不知道皇帝和皇后都是被宦官伺候和馴化的，不會同意對宦官大開殺戒。遲疑人喪命于果決者。幼主一登基就被宦官包圍和馴化，但宦官系統不是幼主們而是成熟的先帝們造就的。成熟的皇帝沒有像幼主被宦官馴化到如此不堪的程度，但他們同樣依賴宦官。這是人性的弱點，是帝王們的普遍性格。就兩個集團的性格而言，官僚系統更可能對皇帝提出不同意見，宦官更看皇帝的眼色，忠實照辦，高效實施。極權者的普遍性格，使他們倒向後者。當幼主置身在父輩造就的宦官系統中時，東漢王朝的命運便每況愈下。竇武的失敗有運氣的成分。宦官們對剛剛歸來的軍頭張奐說竇武謀反，拿著蓋有玉璽的御旨要他出兵。相比而言，屠夫出身、靠妹妹上位的何進更愚蠢。謀士陳琳說：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剿滅宦官，招來的各路諸侯不爭雄嗎？他卻招來惡人董卓，又自投宦官虎口。袁紹在城外見何進身死，且早有竇武前車，一舉破城，盡殺宦官，甚至殃及不是宦官的人。《三國志· 袁紹傳》說：殺死二千人。筆者未見東漢全部宦官的數字，只好藉此推想。中國歷史上，東漢、唐代、明代是宦官最囂張的朝代。很多歷史學家認為，三者中唐代宦官最為惡劣，根據是唐代最後九個皇帝，七個是宦官擁立，二個被宦官殺害。但筆者並不以為決定儲君即最惡劣。唐朝最後九位皇帝的生卒、繼位情況如下。憲宗李純（778年―805—820年），27歲即位，被宦官毒死，42歲。穆宗李恆（795年―820—824），25歲即位。太子。服金丹死，29歲。敬宗李湛（809—824—826年），15歲即位，17歲被宦官毒死。與以下二人同輩文宗李昂（809—826—840），17歲即位，31歲卒。武宗李炎（814―840—846），26歲即位，32歲卒。文宗的弟弟宣宗李忱（810年—846—859年），35歲即位，49歲卒。是以上三人的叔父。懿宗李漼（833—959—873），26歲即位，非長子，40歲卒僖宗李儇（862―873—888），11歲即位，26歲。昭宗李曄（867—888—904年），21歲即位，37歲卒。皇弟其概況與東漢晚期皇帝頗為不同。其一，唐皇多數壽命正常，九人中30歲前死亡的只有二人（26歲和29歲），其二，多數有子嗣。就是說唐代的宦官不是像東漢宦官那樣接過外戚挑選的幼主去操控，而是先有大權在握，后才決定儲君。他們獲得權力的大致過程如下。還是太子時就寵信宦官的李隆基靠著高力士剪滅了太平公主的勢力，坐上皇位。安史之亂中，宦官李輔國幫助太子李亨逼玄宗退位。自高、李始，宦官登上唐朝政治舞台，這有偶然因素。以後，藩鎮對朝廷的長期壓力，危機籠罩的皇帝害怕軍頭叛逆，遂使德宗任命宦官作禁軍頭領，憲宗任命宦官作上命下達的樞密使。監軍漢代已有，是監督將帥的官職，宦官專任監軍自玄宗始，德宗貞元十一年為監軍鑄印標志著其強化和制度化。《舊唐書》說：”督軍則權過節度。”唐朝有48個藩鎮，監軍數量多於藩鎮。概言之，在協調中央與藩鎮的矛盾中，宦官集團執掌大權。其獲得權力的路徑和機制完全不同於東漢。一連九個皇帝被宦官擁立或毒害，在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但筆者不以為僅此可以認定唐代宦官最壞。唐朝有沒有培養儲君的制度？有，東宮系統是模擬朝廷鍛煉儲君的。但是在宦官涉政之前，皇室權力的更迭完全不遵守規則，充斥著陰謀、暴力和血腥。且看從高祖到玄宗的權力交替。李淵的太子是其長子李建成，李世民借玄武門之變奪權。李世民的太子是其長子李承乾，父子猜疑後生變，承乾亡，第九子李治繼位。高宗李治立長子李忠為太子后，又改立與武則天的兒子李弘。李弘與武則天生隙后神秘死亡。其弟李賢繼位后被告謀反，被武則天廢黜，再立李旦作傀儡皇帝。再后武則天直接稱帝。武年邁時召回兒子李顯立為皇嗣，李顯等不及繼位，搶班奪權。李顯的太子李重俊看到危機，發動政變失敗遭韋后殺。李顯也被韋后毒殺。李隆基與姑姑太平公主發動政變，推出李旦二次登基。李旦挑選李隆基作太子。李隆基剪滅了太平公主的勢力后，李旦讓權給李隆基。以上情節中完全看不到早已存在的繼位規則及和平的權力更替。這場持續將近八十余年的權力博弈的主角是外戚，捲入其中的不乏朝臣。因為處在權力中心者，要麼有心參与，要麼欲罷不能。何況在權力遊戲中，他們都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某個集團中人。當宦官集團執掌大權后，他們可以在儲君問題上置身其外嗎？不要說懷揣政治野心，就是為了自身安全，也必須挑選和擁立某個皇室成員。宦官集團參与后的表現如何呢？筆者不覺得他們比此前的博弈更骯髒和血腥。按照所謂正統的說法（實為正宗的血統論），皇位繼替是李姓皇家的事情，外姓不得參与，奴才更不得參与。先說奴才問題。視宦官為奴才其實是皇權的專利。其他人這麼看，是心理上期待有一個可以歧視的群體。在皇權面前可以說百官都是奴才。皇帝已經任命一些宦人為高官。若承認皇帝的任命，一個官僚可以歧視另一個官僚嗎？如果朝臣可以參与皇儲選擇，官品同級的宦官為什麼不可以。接著說外戚問題。按照正宗的血統論，作亂的是企圖篡奪李家天下的武則天等人。最能保證李家天下的恰恰是宦官們。因為外戚和皇親中野心和才能都超強的人，比如王莽、武則天，是要以王姓、武姓取而代之的。而宦官們因為自身的缺陷，不存此心。他們專心在皇室中尋找令他們放心的人。在篤信皇家血統的時代，異姓取代風險太大。正因為宦官操辦儲君的把戲中絲毫沒有異姓篡奪的味道，所以這齣戲能安穩地唱上百年。即使上述說法含有挑戰，也是很有限的。筆者無力論證唐朝的宦官是否史上最壞。只是說要論證這一點，只從擁立過七個皇帝，乃至存廢中殺過兩個，是不夠的。唐代宦官與帝王關係的最後一幕是挾持昭宗。而挾天子的把戲，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少見。挾持者常以一人代表，但其實他（她）後面是軍閥、外戚、宦官這些利益集團。三者中外戚的挾持所受到的譴責最微弱，而宦官最重。天復三年（904年）丞相崔胤與昭宗商議誅殺宦官。消息泄露，宦官劫持昭宗到鳳翔，崔胤逃到華州后請來梟雄朱溫。朱溫圍困鳳翔。守將向朱交出韓全誨等二、三十個宦官人頭。朱溫送昭宗回長安。《舊五代史》說翌日殺宦官第五可范等五百人（《新五代史》說七百人），兩書的口氣都像是天子誅殺。繼而崔胤（亦說朱溫）下詔書要各藩鎮誅殺朝廷派到該地的宦官。907年朱溫稱帝。《舊五代史》說：”（該年）九月辛丑，西京大內放出兩宮內人及前朝宮人，任其所適。”東漢末與唐末的誅殺宦官有所不同。袁紹所在的官僚階層與宦官不共戴天，斬盡殺絕。唐末與宦官直接衝突的是宰相與天子，朱溫看中的是從宦官手裡搶奪皇帝，挾天子以令諸侯。故朱溫稱帝後放宦官一條生路。據稱唐代宦官四千餘人。誅殺不足一千，流亡各處約三千余。唐朝曾經擁有的繁榮超過前代，後宮編製122人：一后，四妃，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很可能空前龐大。且其時宦官的事務早就廣涉軍政。這兩個原因決定了唐朝及其後多數朝代的宦官數量超過東漢。
五、五代：亂世中的異類嘗試
非常時期與正常年月是呈現人性與制度的不同場域，在認知上不可偏廢亂世。五代短短六十年的歷史中，在宦官問題上呈現出的起伏跌宕，頗堪尋味。朱溫與袁紹同為誅殺宦官者，雖程度有異。袁紹誅殺宦官后沒有當上皇帝，後人無法判斷他當了皇帝后對宦官的存廢。朱溫是第一位不設宦官的皇帝。不設宦官可行嗎？後宮誰來打理，抑或朱溫的後宮很小還是乾脆沒有？收集在《永樂大典》中的《舊五代史梁后妃傳》全部失缺，只好以《北夢瑣言》《五代會要》所載拼湊。乃至我們讀到的《舊五代史》只講到朱溫妻室中一人：元貞皇后張氏。《新五代史》說及兩位。在”元貞皇后張氏”中說：”后已死，太祖始為荒淫，卒以及禍雲。”在”昭儀陳氏”中則說”太祖已貴，嬪妾數百。”兩語似有矛盾。嬪妾無疑是後宮女子。皇帝作樂後宮不算荒淫吧。而朱溫確實荒淫且及禍。新舊五代史都說到：朱溫晚年兩個兒媳婦輪流陪睡，在陪睡中刺探朱溫立儲的心思，最終給朱溫帶來殺身之禍。這讓人不解：後宮數百人，為何還淫亂兒媳。何況後宮通常還意味著皇帝行幸的規矩。朱溫折服於張氏，張氏令朱溫收斂。從史書看，娶張氏之前和張氏卒后，朱溫都是荒淫的。筆者猜想，朱溫很可能就沒有後宮。不是寡慾，而是他不要規矩到乾脆不設後宮。如是就給朱溫不設宦官提供了支點。嬪妾數百與沒有宦官很難兼容。朱溫不設宦官可能是歷史上皇帝中的唯一。而輪番睡兒媳在皇帝中也算稀有。這二者合一在朱溫身上。讀者或者會問：您是不是希望沒有後宮。這是本文不想涉及的道德判斷，似乎又必須直面。沒有後宮，皇帝可能更荒淫。我希望取締宦官制度，推論便是取締宦官服侍的後宮，至少是沒有龐大的後宮。就對人性的摧殘而言，宦官制度遠遠超過君主的荒淫。在持續千年的壞制度中，無出其右。李存勖923年稱帝，史稱後唐，不久滅晉。在宦官設置上李存勖反朱溫之道而行之。《舊五代史》說：”帝龍潛（未稱帝）時，寺人（宦官）數已及五百。至是合諸道赴闕者約千餘人。”《新五代史》則給出了他擴充宦官的過程：”庄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庄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庄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注：某宦官名）等采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庄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這段史料少見地讓我們看到宦官與皇帝的互動，促進宦官隊伍的擴充。又說：”及庄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904年崔胤請朱溫殺宦官，演至923年，唐代自宮廷流亡的3千宦官估計還存半數，大多被李存勖收編。五代十國時代中國共有268州，後唐有123州，不足一半。唐代人口8000萬，後唐人口大約1000萬。後唐竟有宦官一千餘人。由此說李存勖亡于宦官亦不為過。李嗣源取李存勖而代之。《舊五代史》說：”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後宮內職量留一百人，內官三十人，教坊一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其餘任從所適。……北京馬步都指揮使李從溫奏，准詔誅宦官。初，庄宗遇內難，宦者數百人竄匿山谷，落髮為僧，奔至太原七十餘人，至是盡誅于都亭驛。辛酉，詔華州放散西川宮人各歸骨肉。”相比朱溫和李存勖，李嗣源是仁者。他不開殺戒，而是遣散宦官。殺死70名宦官的是他手下人的行為。明宗李嗣源時期的宦官大約100餘人。後晉的石敬瑭以廉政著稱，後漢的歷史短暫，後周的君主胸懷大志。三個朝代都有數量不多的宦官。五代十國其間因宦官而聞名於世的還有偏安一隅的南漢國（917-971）。盛傳南漢有兩萬宦官。其說可能源自《資治通鑒》：”（南漢）宦官二萬人，顯官用事之人，大抵皆宦官者也。”筆者很難相信，從兩方面討論。其一，史書記載。薛居正（912-981），曾在後晉、後漢、後周、宋朝做官。南漢的最後君主劉鋹被宋軍擒獲，趙匡胤赦而不殺。薛居正身為宋官，又有著史的情懷，對南漢的特異事項焉能不聞不問。但他在完稿於973年的《舊五代史》中，講述南漢前四位君主時，不提宦官字眼一次。在講南漢末代君主劉鋹時說：”鋹性庸懦，不能治其國，政事咸委于閹官，復有宮人具冠帶、預職官、理外事者，由是綱紀大壞。”僅此而已。歐陽修（1007—1072）出生時五代十國終結半個世紀了。他1053年完成《新五代史》，旨在對《舊五代史》糾錯和補漏。其中南漢部分確實比《舊五代史》詳細。書中說及後漢最後兩位君主：”晟性剛忌，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宮婢延遇、瓊仙等。至鋹尤愚，以謂群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委其政于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閹然後用。……尚書左丞鍾允章參政事，深嫉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仄目。……鋹將邵延琄言于鋹（筆者注：下面邵氏諫言，此不贅）”這兩位史家生卒都早於司馬光，兩書的完成都早於《資治通鑒》。南漢的宦官數量一定未給他們留下印象。《新五代史》說到兩位敢於諫言的重臣，也與司馬光”顯官用事之人大抵皆宦官”不符。司馬光之前的史家如此，之後的史家呢？清代吳任臣以搜集古書聞名，他在其《十國春秋》中說：”（南漢宦官）高祖時三百，中宗時千餘人。”高祖是劉龑，中宗是劉鋹。他顯然在挑戰司馬光的兩萬說。其二，人口。五代十國其間全國人口2500萬。（葛劍雄，2019）南漢971年有170263戶（王育民，1995）。以每戶五口計，南漢共85萬人。唐代人口壽命27歲，宋代30歲。去掉女性和14歲以下者，若20000宦官，就是南漢適齡男性的十分之一。這隻是邏輯推論，卻對兩萬說構成嚴重質疑。1060年完成的《新唐書》說：”（唐代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閩、嶺最多。有籍可考者十人，嶺南一隅之地即占其三。”這指出了南漢興宦的由來。唐滅，宦官大量流亡。但筆者不認為會大量迴流嶺南。因為從長安到南粵的盤纏不是多數宦人所能承受。且低級宦人回家鄉不是件有面子的事情。筆者的判斷，嶺南是唐朝宦官的提供地。乾化元年（911年）劉隱已經進封南海王。本地的閹人不能輸送大唐長安，便自產自銷，效力本地君主了。而一個80餘萬人的小國，即使宦官千人（《十國春秋》的說法），數量已持平李嗣源的後唐，同為五代十國之最。朱溫和李嗣源開啟皇帝取締和高度縮編宦官之先河。這當然關乎前車之鑒。其後的君主中亦不乏其人，特別是開國君主。趙匡胤規定宦官不超過50人。朱元璋初始限定宦官在百人以內，禁止自宮。清朝亦達到適度限制，大約3000宦官。但取締乃絕無僅有，高度縮編也難以為繼。皇權需要馴順的、無性的、沒有過多親屬利害的奴才。連溥儀遜位后都遲遲不能盡棄宦官。
六、明朝：宦官規模
明朝宦官涉政擅權比東漢、大唐均有過之。劉瑾、魏忠賢權勢之大，不下於歷代任何宦官。此已為專業史家和通俗作者詳述。故此節僅只聚焦明代宦官數量。盛傳明朝有宦官十萬。雖未見紮實的證據，著作者們仍不斷重複這說法，至多後綴一句：可能誇大，但數量很大，可能數萬。如此表述其實是不作為。真實數字未必能得到。但既然研究，就該擺出全部史料，推敲、斟酌，以限定可信數字的範圍。筆者不自量力，拋磚引玉。著作者們關於十萬的論據其實少而又少。最常引用的是下述兩條資料。其一，王譽昌（1635-1705）著《崇禎宮詞》中說：”中璫七萬人皆喧嘩而走，宮人亦奔走都市。” 宦官以璫為冠飾，故常以中璫稱宦官。明亡時，王譽昌才九歲。他的說法顯然是道聽途說。而文學作品又不必對史實，特別是數字負責。故不足信。其二，周同谷（明末清初人，曾為史可法幕僚），其《霜猨集》被作序者譽為史詩。其中有詩：授兵十萬上譙樓，可是文皇靖難收。只費杜勛三四語，盡從濠內一時投。其”授兵”被解讀為宦人組成的凈軍。詩中杜勛是崇禎的心腹太監，被派去監軍，卻打開城門投降了李自成。中國詩歌在修辭上有誇張傳統，若以此為史實就太不嚴肅了。筆者以為，以下兩條史料遠比上述堅實，可作推論的基礎。彭韶（1430-1495），侍憲宗、孝宗兩帝，官至資善大夫、刑部尚書，卒謚惠安，贈太師太保。《明史·彭韶傳》雲：”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明年正月，星變，上言：’彗星示災，見於歲暮，遂及正旦。……監局內臣數以萬計，利源兵柄盡以付之，犯法縱奸，一切容貸，此防微之道未終也。’時方召為大理卿，帝得疏不悅，命仍故官巡撫順天、永平二府。”彭韶是出名的敢言者，曾因諫言兩次被皇帝下獄，所幸被言官救出。有此經歷，他言之諍諍上奏的宦官數量，不可能無根據。該奏可以幫助我們確認：成化二十年（1485年）有”數以萬計”的宦官。陳洪謨（1474-1555），曾任漳州知府、都御史、兵部左侍郎，政聲甚好。所撰《繼世紀聞卷五》（記述當時政務、吏治、邊疆等事的筆記，嘉靖初年完成）中說：”是年（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襪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余萬，弘治間三十余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及是年至七十二萬矣。”按照工部奏，從成化年間到正德十六年，在內侍，即宦官巾帽靴襪上的開銷上，增長了3.6倍。彭韶奏中雲”內臣數以萬計”，我們姑且理解為10000-11000。假設”內侍”開銷增長與宦官人數增長成正比，乘以3.6倍，得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的宦官數字：30000—36000。筆者找不到明代明確記載的宦官數字，以上是從上述兩條史料做出的推論。這當口得到了老友李寶臣先生的指教。他對其曾經發表的文字稍作補充和加工，發給敝人，如下：記錄明宦官數量的著作大致分為三類，一是清朝的，無論官方的說法還是孤忠遺民的著述，都將數目做大以彰其政弊。最具代表就是清聖祖的明後宮太監十萬、宮女九千；二是明本朝官員與文人的記錄。他們厭惡太監，在批評宦官干政亂政與靡費國家財政時總是要誇大宦官群體的規模，使用的數萬之類的數字絕非統計意義上的。三是宦官系統以及與之交集過事的朝廷衙門的文件。這才是考察明代宦官數目最重要的資料。明代宦官人數大抵在11000人到16000人之間變動。太監不是每年都補充的，間隔較大，且不固定，視減員狀態與補充需要而由皇帝或權閹決定，間隔短的一般五六年，長的十幾年。在此，摘錄兩組數字以作參考：”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內（供用庫太監梁政報告）：在京領餉的太監為15000餘人”（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九十八）。嘉靖八年司禮監呈報12639人（梁材《複議節財用疏》，《明經世文編》卷一百零二）。嘉靖十五年補入3455人（《明世宗實錄》嘉靖十五年六月壬辰條）。三年到八年，間隔五年，太監減員在2500人左右。平均每年減員約在500人上下。再到十五年間隔七年，進一步減員當在3500人上下，恰好補入3455人以維持八年的人數。太監總數在13000人左右。《神宗實錄》萬曆元年九月甲申朔條：隆慶六年(1572年)九月，工部報告：”兩京內官舊使人等，自隆慶五年(1571年)九月至六年八月，除事故511員名，實在12729員名。”《神宗實錄》萬曆十一年七月丙午條：”元年、六年內共收過六千余名。”元年(1573年)四月增補了3250人，六年(1578年)增補了3000人左右。隆慶六年到萬曆六年間隔六年，除去減員的3000人左右，實際存量12729人加上3000餘人，總數16000人上下。萬曆登基的頭十年，帝尚年少，首輔張居正與權閹馮保相協輔政，太監人數激增，當屬馮保擴充個人勢力行為。萬曆十一年(1583年)二月，親政的萬曆帝驅逐了這兩批增補的太監。不久，於七月又復招收兩千餘人。太監總數比隆慶六年時有所下降。不管皇帝與權閹多麼熱衷擴充名額，也不管自閹投奔之人多麼企盼進宮，太監名額一直受到財政支付能力限制。僅上述隆慶六年九月報告的12729名太監的一年靴銀，就要用去72127兩4錢白銀，為此工部請求向營繕司、都水司挪用。（參閱李寶臣，2019，52-53）李先生又說：明代收錄太監，皇帝諭旨下達后，由禮部公布，會同司禮監辦理。收錄后根據需要分撥于各宦官衙門，與南京、中都、湖北顯陵以及地方上的王府。嚴禁京外各擁有使用太監權力的機關私自收錄。閹割時時發生，宮廷收錄卻不定期。間隔短的時期，未被錄用人數一般小於太監總數。間隔大的，未被錄用的大於太監總數。《世宗實錄》嘉靖元年正月辛未條：原充南海子海戶凈身男子龔應哲等萬餘人。盡逐還原籍。《世宗實錄》嘉靖七年三月壬申朔條：凈身男子韓春等凡八千餘人守闕奏乞收用。驅逐。萬曆二十九年，收錄4500人，以後到四十八年，未見有大批收錄的記載，故經過十九年減員，存量大約在6000人左右，《熹宗實錄》泰昌元年秋九月乙酉條：先是有詔選凈身男子三千人入宮，時民間求選者至二萬餘人蜂擁部門喧嚷。因之推測明代自嘉靖以後。常態的閹割人在20000到28000之間。萬曆十一年距離明朝覆滅只有80年，其間宦官數量不可能有太大的增長。李寶臣先生給出的宦官數字中，嘉靖三年15000人和萬曆六年的16000最高。而前者是”在京領餉”的太監數量，還需加上留都南京的太監。筆者非專業史家，是在找不到數字記載時做出的40000推論，可能有誤。姑且留個靶子，供專業人士辨析明代成化—正德年間的宦官數量。李先生給出的16000宦官數字大大低於流傳的十萬。而同時，待崗閹人的數量竟超過現役宦官，令人咋舌。漢唐時宦官不乏源於戰俘或令番邦上貢的。演變到明代供大於求，原因不一而足。而一千余年來，帝制下民風奴化亦是原因之一。16000現役宦官，是中國歷史上宦官數量的最高峰。加上20000以上待崗者，共計50000左右的閹人。秦、明兩朝的閹人數量，當為世界史上之雙峰。
七、透視帝制的視角
閹割很可能起源於祭祀和宗教。其過程和細節遠未獲得充分的揭示。它移植到人體的奇異效果被權勢者發現和利用。於是閹人的性質驟變，閹人的數量劇增。儘管歷史上宦官曾見於世界多地，其使用也不囿於王室，但是大規模的宦官群體是帝國的產物，其消亡亦跟隨帝國的終結，它與帝國相始終。它是認識帝國，認識權力形態，認識馴化、奴役及一個被極度扭曲階層如何反彈的重要視角。筆者讀到的最早的宦官專著是日本作家的漢譯本。有趣的是他的國家是世界上少有的歷史上沒有宦官的民族。對此他這樣解釋：日本萬事都學中國，可為什麼沒有採用宦官制度呢？日本古代社會和異民族很少有廣泛的接觸，或者以一種力量和另一種力量產生劇烈衝突而出現征服的事情(從揚子江沿岸來的倭人是溫和的農耕民族的遷移，朝鮮半島南部來的人也沒有發生異民族之間的激烈衝突），沒有龐大的後宮，沒有宮刑這種刑罰，佛教的影響，單一的農耕民族，等等都是原因。（寺尾善雄，1985，46）筆者不知道這本書的翻譯是否忠實。如是，筆者以為在原因尋找上作者沒有打中要害。遊牧生存方式不是關鍵。該生存方式與動物閹割關係密切。但在轉化到人的閹割及宦官的使用上，遠遜於諸多農業民族。中國歷史上游牧民族建立的遼、金、元王朝中的宦官規模，遠低於以農耕為主的漢民族建立的王朝。衝突與征服亦非關鍵。歐洲中世紀各民族間戰爭頻繁，閹割戰俘及轉為宦官都並不流行。作者提到了後宮，卻沒有追尋後宮背後的東西：皇權。龐大的後宮只屬於皇權，少見於封建。日本沒有宦官的關鍵是其歷史上只有封建，沒有皇權。歐洲同為封建制，也同樣沒有產生大規模的宦官。亞述、埃及、波斯、拜占庭、奧斯曼、中國，歷史上的帝國幾乎無一例外地擁有龐大的宦官群體。帝王離不開奴才，他們原以為身體改造后的閹人是人類中的工蜂：沒有性能力，性格溫良馴順，少了親屬與後代，故慾望與私心最小。但工蜂是在漫長而獨特的進化路徑中產生的，在人類中無法複製。去除了睾丸，依舊有腎上腺分泌的激素。沒有了性能力，依舊有權力欲和佔有慾。勤勞的工蜂是不需要外力刺激的。而駕馭宦官同駕馭百官一樣靠獎懲。帝王給宦官的獎賞是允准他們擁有養子和財富，成為左膀右臂后更賦予他們權力。乃至最終，龐大宦官金字塔上層的權宦們，已經完全不像無欲少求的工蜂。他們擁有家室、財富和巨大的權力，甚至可以駕馭帝王，顛覆王朝。而宦官的路徑完全是帝制搭建的。最壞的宦官也壞不過宦官制度，那些罪惡幾乎都是宦官制度及其背後的皇權帝制的題內之意。宦官的諸多罪過，與其說是他們的專屬，不如說代行，或是那個高度集中的大權一時落到他手中。他們不做，帝王和其外戚也會做。宦官是帝制肌體上的毒瘤。中國兩千余年中，對宦官的討伐史不絕書。但討伐聚焦于宦官，統統無涉皇權。這種討伐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歧視。通過歧視，討伐者們在心理上抬高了自己，麻痹了自己，漠視了自己其實也在帝國的馴化與奴役的連續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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