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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蘇暁康：先消化「民族主義」，再說別的（附 馬國川：日本為何瘋狂地自我毀滅，又迅猛地絕地重生？）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馬國川為日本寫了「國家三部曲」，詮釋她「自我毀滅、又絕地重生」，並且建議「中國可以借鑒」，這說明他雖懂了日本，卻不懂中國了。
2019年4月15日，巴黎市中心濃煙升騰，聖母院上空火光衝天，教堂尖塔已在烈炎中燒得通紅，旋即便斷裂跌落。巴黎聖母院建於1163年，經八百五十年歲月洗禮，安度法國大革命和兩次世界大戰——二次大戰中巴黎淪陷於納粹之手，希特勒以炸毀聖母院相挾，逼法國交出所有猶太人，維希政府只得服從，因此她，至今保存完好，乃是以集中營焚屍爐內的猶太人性命換來的，今天卻不幸遭此一劫。全世界都揪心地看著這場大火。這是文明的一個劫難。
在多年仇外的中文互聯網上，泛起陣陣幸災樂禍的說詞：
「我們的萬圓之園圓明園在一百多年前英法聯軍點燃的火光衝天的大火中永遠的消失，如今的中國人只能看著遺址扼腕嘆息。那是他們放的火，毀的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風水輪流轉，我不得不惡言以論。萬事皆有報應，燒了我們的園子后所劫文物還不肯完璧歸趙。」
「說句實話 我沒感覺！！聖母院又如何？！
歐美國家的所作所為，殖民，掠奪，殺戮，哪一點相應了上帝？！
既然沒有教化人心的作用，燒了就燒了，因緣如此，無須執著！！」
「上天終給我們的圓明園報復了，這一把火本應該由中國人親手去放，或許能解消部分百余年來埋藏在每一個中國人內心的憤恨！下一個節目～火燒英國皇宮…….」
除了淺薄的仇恨，不存丁點文化的教養，或文明的積淀，這不是最要命，雖然這些文字顯然也玷污了中文。這些人，對於一座世界上最具標誌性的中世紀建築，一個凝聚了無數的文化、歷史記憶和人類苦樂的象徵物，一件普世的瑰寶，完全不能投入自己的情感，卻無緣由的抱著恨意——這東西不是他們從娘胎裡帶來的，而是被什麼巨大的力量，從外面楔入他們的心靈。
這個東西，就叫著「民族主義」。
臉書上也有這樣的帖子：
「美國九一一、校園槍擊案、日本大地震，每逢人類社會發生災難，中國都會一片歡騰，大家歡天喜地，幸災樂禍。這次巴黎聖母院大火也不例外，中國人比過大年還要興奮，一個個揚眉吐氣，奔走相告，終於一雪圓明園的前恥。」
很巧，二〇一九年四月中旬，也是西方所謂的「聖周」，我開筆寫《鬼推磨●江山》這一章，起頭正躊躇怎麼寫「民族主義」這勞什子，偏就遇到法國巴黎聖母院這場大火，而某種中國式的反應，恰好給我提供了再生動不過的範例，何不順手拈來？然而，這東西的來龍去脈，不免要牽涉一段中國現代思想史。
一個民族得了「自卑症」，這種文學性的描述，科學上成立嗎？挫折須靠成功來醫治，一種心理治療，但是心理學即使對於個體也尚在初級階段，對於一個民族和社會，就更是不著邊際了。印度安人的後裔，據說患有憂鬱症，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是不是所有挫折的種族，都有這個問題？大概大洋洲的毛利土著人亦然，但是非洲黑人呢？
再說，還有另一類的挫折民族，如二戰後的德國人、日本人，洗劫全世界之後，整個民族受懲罰，難道不該憂鬱？可是他們仍然是最先進的民族；
再如蘇俄，冷戰後帝國解體、共產黨被禁，可謂「亡黨亡國」，此乃二百年與西歐競爭的結局，何不憂鬱？憑什麼中國人就該憂鬱？人類乃至整個大自然的進化法則，本是優勝劣敗、弱肉強食，敗亡毋寧是難免結局，何憂鬱乎？
研究義和團運動的美國漢學家Paul A. Cohen 指出，中國意識形態的監督者們，隨時隨地、從不猶豫將國家舊時之痛「用於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修辭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難性質，他們獨佔了所謂「往昔痛苦的道德權力」。中南海非要抓住國際體育盛會的機會，來向世界宣布他們收復了國家尊嚴，這個精心設計，自然涉及到眾所周知的那個近代圖騰「東亞病夫」，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對「恥辱」的培育、教唆，應有一個二十多年的潛跡灰線可尋，且需裝備諸如思想史、社會學等利器去分析，而我是外行，只能朝花夕拾，揀一點陳年舊事。
假如僅僅順著體育事件捋上去，你會找到1986年底，一場學潮剛被彈壓下去不久，北大學生因中國男排打敗了南韓男排，而在校園裡遊行，第一次打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卻沒有引起任何一家首都新聞媒體的報道，因為那很自然地被視為是「學生鬧事」，誰知胡喬木嚴厲批評新華社，說你們太沒有政治敏感和靈活性了，為什麼不懂得「引導」學生的愛國情緒？這個指示立刻傳達給所有的新聞單位。當時我聽了只聳聳肩頭，卻想不到這個教唆伏筆於此，而埋線千里之外——二十年後的2008年，在北美大都市華人聚居的地方，群起圍攻西藏人的場面里，中國女孩的小臉蛋上，竟如抹胭脂似的畫上一面五星紅旗！
「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民族主義瀰漫百年以來，中國人已經不知道這句話了。偏偏在奧運之後，愛國後生們狂熱之際，這句老話又從中文話語里跳出來，好像故意來敗興的，那意思是說：你別得瑟，盡拿華夏大旗作虎皮，叫人家歸順你，華夏早就不知道掛了幾回啦。此時中國經濟正逼近世界第二，北京又躊躇滿志要「大國崛起」，邊陲乃至東亞一片噤若寒蟬。有人考證，此言最早出自日本史學界。
從中國歷史上曾經多少次「亡國」「亡天下」來看，這個文明毋寧是很有些消化「國恥」的暗功，外族人做了皇帝，不是一件滅頂的事情，日子照樣可以過的。往好里說，中華文明【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有極強的同化異族、同化征服者的底氣，就是因為她原是不很在乎所謂「亡國」恥辱的，才可能育涵那樣的「氣度」出來，否則中國不早就沒有了？
大概也是唯有中文里才有「亡國奴」這個詞，因為這是接受「亡國」事實的百姓身份。中國儒家的文化心理，極鄙視文明低劣的「蠻夷」，卻有「被服之」的胸襟，大概跟天主教可將「劣等人種」也收歸天國，是一個道理。但在另一角度上，中國人自古並無「國家認同」，而只有「朝廷認同」（一姓天下），後者便相當軟性，所謂「改朝換代」，是認真不得的，這種文化屬性，也許便是中國人易於承受外族入主、不致恥辱太甚的一個原因。
「認同軟化」或許正是分離傾向的濫觴，台灣閩南人是一個顯例，滿清割讓它給日本，滿清已非「華夏正統」在先，這一割讓，便割去了「認同」基因，五十年可容兩個世代的空間，重鑄認同稍嫌急促，但足以使他們徹底褪去舊認同的空殼了。
強化「國家認同」至「種族認同至上」的境地，朝鮮人是另一種極端的例證，不僅在北部維繫極權體制至今，人間已成地獄也在所不惜，其精神砥柱（或稱桎梏），便是近代以來外族人輪番征服所造下，以至其南方已在自由社會之境，「民族至上」所釀荒謬仍層出不窮，反令國際間恥笑而不覺。
「東亞雁隊」里，除了日本脫胎換骨，其他都是「殘廢的」，癥結都一樣：民族主義和恥辱，諷刺的是，這兩樣又都是二次大戰中被日本入侵而造下的，如今日本民族痊癒了，她蹂躪過的民族一個都沒好起來，為什麽？
——作者臉書
日本為何能瘋狂地自我毀滅
又迅猛地絕地重生？
文：馬國川 編：先知書店
閱讀日本近代歷史，常常想起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的”歷史三峽論”。與中國一樣，日本這個東亞島國自從打開國門之後，也進入了驚濤駭浪的現代化大轉型。這一路百折千回，走得好辛苦，既有過躋身世界強國之列的榮光，也有過淪為被佔領國的至暗時刻。那麼，它是什麼時候才順利穿過”歷史的三峽”的呢？
▌瘋狂地自我毀滅，迅猛地絕地重生
轉折點就是本書開篇所寫的1945年。那一年既是日本戰敗之年，也是其重生之年。當時的日本滿目瘡痍，幾代人為之奮鬥的現代化成果毀於一旦。但是在盟軍總司令部的推動下，日本沉痛反思自己走過的道路，開始在廢墟之上重建家園。
企業家創業，知識人啟蒙，科學家探索，政治家抉擇，民主人士吶喊，環保主義者抗爭，普通人為生活而拼搏……僅僅經過20多年，日本就成為經濟總量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國家。1973年，也就是開國120周年之際，日本不僅成了世界各國羡慕的”經濟大國”，還成了一個民眾共享發展成果的”福利國家”，貧富差距小，社會安定 和諧。
在名著《擁抱戰敗》的開篇，美國歷史學家約翰·W.道爾就寫道：“日本作為現代國家的興起令人震驚：更迅猛、更無畏更成功，然而最終也比任何人能夠想象的更瘋狂、更危險、更具有自我毀滅性。”不足60字的一段話，概括了日本從1853年到1945年的歷程。
其實，這段話後面還可以加上一句：戰後日本的復興更有力、更快速、更令人稱奇。日本戰後重建的這段歷史豐富多彩，儘管其中有汗水、血淚、挫折與不幸，但是總體來看，這仍是一個成功的現代化故事。
緊隨日本之後，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地區、中國香港地區也相繼起飛，形成了一個”東亞雁隊”，被譽為”東亞奇迹”。從20世紀下半葉的世界圖景上看，東亞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繁榮昌盛，與其他諸多失敗國家和地區形成了鮮明對比。因此，在寫作本書的時候，一個問題縈繞在我心中：成就”日本奇迹”的秘密是 什麼？
我出入歷史，尋找答案。我把自己置身日本戰後的情境中，懷著時人在面對未來何去何從時的全部疑慮和彷徨，一起探索，一起追求。我也時時走出來，努力以超脫的眼光去俯視逝去的歷史，就像俯瞰一條奔流的大河。
答案有時清晰，有時模糊，”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著名學者周有光先生對我講過的一個故事。
改革開放初期，新加坡大學邀請周有光先生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他問一位英國教授：”許多人說新加坡是一個奇迹，你是什麼看法？”英國教授回答道：”世界上沒有奇迹，只有常規。什麼叫常規呢？就是按照國際先例去做。”
這個故事啟發了我。看來，沒有什麼”日本奇迹”，日本只是尊重戰後的國際規則，然後循規蹈矩地去做而已。戰後，為了防止戰爭悲劇重演，歐美國家擯棄以殖民地和霸權為特徵的舊秩序，構建了新的世界秩序與貿易體系。坊間流傳一種說法：”戰後跟著美國跑的都富了。”
其實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應該說是尊重新的世界秩序與貿易體系的國家都富了。日本就是一個成功的典型。它徹底放棄了與世界主流文明為敵的老路，走上了民主主義與和平主義的新發展路徑。
日本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一旦認同和遵循國際規則，致力於融入世界，就能通過和平的方式從世界上獲得各種資源，通過國際貿易發展自己。從此，日本駛出”歷史的三峽”，”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迅速實現了國家的重生。
▌”與其說是喪權辱國，不如說是解放新生”
曾出任日本首相（1991-1993年）的宮澤喜一在回憶錄里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2001年7月4日，在東京舉行”回首日美安保五十周年研討會”，在我提到”國土被占實為喪權辱國”時，一位與會者指出：“先生此言差矣，與其說是喪權辱國，不如說是解放新生。”該人士德高望重，人格修養都無可指摘，他的話令我無法忘卻。
起初看到這則史料，我感到非常吃驚。為什麼在日本的精英階層里，竟然有人認同戰後盟軍對本國的佔領，而且將其稱為”解放新生”，甚至連宮澤喜一似乎也傾向於這種觀點？對於被日本軍國主義蹂躪過的國家的民眾來說，日本戰敗當然是值得歡欣的。
可是對於日本人來說，讚揚佔領者難道不是有些”不愛國”的味道嗎？仔細想來，這並沒有什麼不可理喻的。日本民眾支持1946年頒布的《日本國憲法》，實質上就意味著拋棄和廢止”大日本帝國”，從此開始建設一個新的國家一一”日本國”。
同樣的土地，同樣的國民，這兩個”國家”有什麼不同呢？根據從1890年開始施行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大日本帝國”是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的國家，國家主權屬於天皇，國民都是天皇的”臣民”，有限的權利也是天皇恩賜的，隨時可以被剝奪。
而1946 年的《日本國憲法》規定，天皇只是國家的象徵，國家主權屬於國民，國民享有的一切基本人權是不可侵犯的永久權利。以《日本國憲法》為奠基石，戰後的日本成了一個全新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裡，國民才是主人，一切都以國民的福祉為重。
戰後初期，曾有學者提出這樣的觀點：資源貧乏、人口過剩、沒有軍備的日本，在今後的世界中將失去存在的價值。這個觀點既反映了日本知識界對於未來的憂慮，也折射出某些人在思想深處對於”國家”的執念。在他們看來，日本只有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才能夠”在今後的世界中具有價值”。
這意味著只承認國家的利益，經濟發展和軍力強大就是最終目標。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日本就應該重啟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明治夢”。但是人們從沉重的歷史教訓中認識到，這條老路只會走向自我毀滅。
與國家利益相比，最根本的還是每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美國的日本歷史學家馬里烏斯·詹森曾經自問：”這個從19世紀的傳統中擺脫出來的國家，如此極速地從議會立憲主義轉向軍國主義，接著又轉向和平主義，從通過戰爭追求國力強盛轉向通過貿易追求民富國強，凡是有歷史責任感的歷史學家都會追問：這到底是為什麼？”
在我看來，這就是一個后發國家在追趕現代化過程中的不斷追問。如果把1853-1945年視為日本的第一波現代化，那麼1945年戰敗則是日本第二波現代化的開始。
在第一波現代化過程中，日本把國家/天皇作為最高價值，最終走上了一條自我毀滅的歧路。在第二波現代化過程中，它校準歷史航向，徹底改變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不再強調國家利益，而是把民眾的利益作為最高原則。
日本通過對現代核心價值觀的認同，全面革新國家制度，順利完成了第二波現代化，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
國家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如何處理國家和國民的關係？這是每個追趕型國家早晚都要面對的問題。在當代世界，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建立對此問題的普遍價值認同，那麼它的”建國”任務就沒有完成。
如果不能正確處理國家與國民的關係，那麼一個國家即使經濟再發達，軍事力量再強大，也不能說它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轉型。如果國家利益壓倒一切，蔑視、踐踏國民的個人權利，那麼一個國家就可能成為失去制約的”利維坦”，給整個民族帶來災難。
在我看來，日本戰後歷史的最大意義，就是確立現代價值觀，在歷史廢墟上成功轉型，完成了建國任務。
▌在大時代的轉彎處，歷史的經驗教訓不應被忽視
2019年11月，在完成了《國家的歧路：日本帝國毀滅之謎》之後，我開始寫作本書。起初很順利，但是兩個月後，隨著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便很難再安心讀書寫作。接連發生的不幸事件，無數人的悲劇命運，讓我感到恐懼、悲哀、憤怒、失望、無奈。
由小小的病毒引發的國際局勢動蕩，更讓我對未來充滿了疑慮與擔憂。在這個充滿暴風雨的時代，在一道道鋥明徹亮的閃電中，每個國家都清楚地暴露了它的優點和弱點。不同的國家涌動著不同的社會激情，價值觀的對立與衝突凸顯。
因此，有人預言人類將迎來”大蕭條”以來最困難的時期，也有人預言世界將陷入”新冷戰”。不管怎樣，世界發生了巨變，我們再也回不到過去了。在大時代的轉彎處，面對充滿風險的未來，瞻念前途，路在何方？
美國外交家亨利，基辛格多次警告世人，”當今世界比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還要危險”。確實，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意志帝國強調國家至上，敵視外界，導致了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浩劫。20多年後，極端民族主義和極端國家主義的主張又在日本帝國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泛濫。
作為追趕型國家，它們都否定以18世紀啟蒙運動思想家倡導的自由、理性為核心的價值觀，蔑視以現代民主政體、自由市場經濟等為代表的現代文明秩序，期望走出一條新的現代化道路，實現”彎道超車”，而英法等國採取綏靖政策，結果釀成了更大規模的人類悲劇。
隨著2021年春天的到來，各種新冠疫苗【小編推薦:顯微鏡學家發表對四家疫苗公司的成分分析】的推廣讓希望重新降臨世界。生活總要繼續下去，不過這次世界範圍的公共衛生危機將強化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浪潮，民族國家的角色可能會在一段時間里得到強化。
與此相反，一種主張新的世界主義、更積極的國際合作的立場也會得到發展。在如何處理人類共同的挑戰和各國內部的問題上，這兩種觀點之間的博弈可能會長期存在。
我擔心的是，在博弈中，那些來自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會不會被忽視，那些至高的、永久的價值觀會不會被忘記，人類會不會再次走進歷史的泥沼？
21世紀以來，科技發展突飛猛進，人們沾沾自喜，以為走了很遠，一個美好新世界就在眼前。這場新冠肺炎疫情讓我們停下匆匆的腳步，回頭反思，才發現我們仍然走在20 世紀的延長線上。
這不應讓人氣餒，反而讓我們更清醒地認識到，20世紀的思維也仍然糾纏著許多人，20世紀遺留的諸多問題仍然困擾著世界。許多人雖然身在21世紀，但頭腦仍然停留在20世紀。許多貌似剛剛出現的新問題，其實可能只是老問題在”借屍還魂”。
近年來，德高望重的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不斷呼籲重讀歷史。他認為，人們在前進的過程中，會遇到雖然形態上可能有所變化，但實質卻類似的艱難險阻，因此，應該”對歷史經驗進行深入總結，從中吸取教訓”。
國家層面也是同樣的道理，一個國家在向前走的同時，還應該不斷回頭看，以校正前進的方向同時也要旁顧左右，研究其他國家走過的道路，吸取已有的教訓，學習成功的經驗，只有這樣才能行穩致遠。
事實上，世界上固然有許多失敗國家，但是也不乏像戰後的日本這樣轉型成功的案例。如果各國能夠審時度勢，取長補短，慘重的歷史代價就沒有白白付出。我們也有理由期待，當這場史無前例的世界性災難結束后，人類將迎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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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歷史三峽”，看似是我們特有的轉型困局，其實卻是東方國家，乃至所有后發國家都必須面對的”湍急險流”——現代文明的轉型關乎國家的生死存亡，更關乎子孫後代的安定幸福。
作為第一個完成現代化轉型的亞洲國家，日本究竟可以為我們提供怎樣的成功經驗，以及血淚教訓？
作為中日文化交流的專門學者，馬國川老師著作頗豐。而最新出版的”國家”三部曲：《國家的啟蒙》、《國家的歧路》、《國家的重生》，集萃了他幾十年的研究和見聞，帶著濃烈的中國問題意識，剖析了日本如何一步步走向現代民主化的歷史進程。它的經驗教訓對於今日之中國既可鏡鑒，也可引以為戒。
馬國川不但是《財經》主筆，資深媒體人，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親歷者和研究權威。比起歐美國家，日本的改革經驗，無疑對”中國轉型”更具參考價值。馬國川的”日本轉型史”，更能讓我們了解日本獨特的文化基因，解開為何湯因比、亨廷頓等西方大師，將”日本文明”視為與”中華文明”同等文明之奧秘。
“國家”三部曲是他對日本現代化歷程的全部思考與最新力作，獲吳敬璉、劉道玉、易中天、錢穎一、劉瑜、雷頤、許紀霖、馮天瑜、葛兆光等著名學者、作家聯名推薦。識別下圖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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