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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平 傳賢書院 2022-08-16 09:02 Posted on 四川
那天，荒煤在夏衍家裡鬱悶地談起這種種情況，夏衍氣得破口大罵：我真恨周揚這個王八蛋！他肯定早就看到批示了，打了報告卻不和我們打招呼！荒煤愣了，望著激動不已的夏衍，和老頭子相處多年，這還是第一次聽到他罵人。荒煤也想罵人，可那不是他的風格，他只是從心裏感到了一種透徹的寒意。那一年，發生了很多事情，最令荒煤難忘的還是《早春二月》、《北國江南》等影片的遭遇。1963年10月，當拍攝完成的《早春二月》出現在夏衍、荒煤面前時，他們的心情都十分激動。江南小鎮，灰色的天空，小鎮上長長的石階，細雨中孤單落寂的背影……一個個鏡頭把他們帶回到遙遠的二三十年代。這是一部傾注著他們心血寄託著他們希望的影片。兩年前，三十六歲的謝鐵驪受到新僑會議的鼓舞，想把柔石的小說《二月》改編成電影。他徵求荒煤的意見，荒煤在仔細閱讀了小說后同意他的改編設想。翌年，改編完成，夏衍、荒煤和攝製組創作人員進行了多次認真的討論，提出了修改意見。分鏡頭劇本完成後，夏衍看得非常仔細，他用紅筆密密麻麻地修改了一百多處，並建議影片的名字最好加上」早春」二字。」早春」，乍暖還寒，新的生命已然破土而出，夏衍說：」這麼寫很好，說明我們這個國家，一個青年要找到革命道路不容易。」
11月1日，夏衍和荒煤陪同周揚、茅盾、張光年等人審查樣片。影片放映完畢，張光年第一個發言表示讚許，接著茅盾講話很有些興奮，並提到那一時期他也曾有過類似的苦悶和彷徨。在場的謝鐵驪聽了這番肯定和讚揚心中暗自高興，以為片子可以順利通過了，但是，接下來的情況卻急轉直下，很多年後他都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景：
最後周揚發言，他的臉拉得很長，一開口就表示」不喜歡這部影片」，但語氣很緩和。他說：改編一點」五四」以來的作品，他也不反對，」但是要挑選得適當，而且應有所批判」。柔石」那時是受了托爾斯泰的影響」，現在有些情節原樣出現，」看了就很不舒服」。他還說：肖澗秋要和文嫂結婚，這」是一種武訓精神」，這種精神不值得表揚。」這是一種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小資產階級自我犧牲，自我摧殘的悲劇，今天的青年人不能理解，完全是一種人道主義精神。」並指出柔石的」這個作品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再版，而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是應該批判的」。周揚的一番話使當時氣氛十分緊張，在場的人誰也不能再說什麼。那個時候」人道主義」是很大的一個帽子，跟」階級鬥爭」頂著幹了。這個意見當然是根據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的，這個看得高啊！後來，茅盾打破了沉默，他說是否可以改一改?把後面結尾改一改。周揚聽了說，沈部長說改嘛，就改吧。這個會就不歡而散了。（謝鐵驪《」早春二月」知識分子為主角電影的突破》，《大眾電影》2006年第1期）
茅盾依然被自己的思路所牽引，第二天，他給夏衍寫了一封信：
夏衍同志：
昨看《早春二月》后，曾述鄙見，歸途在車中又反覆思之，茲走筆再瀆，供諸同志參考。
一、如何看待肖澗秋、陶嵐兩個人物？我以為肖與陶有同又有不同。兩人都有反抗舊社會的氣骨，是其相同處；但肖則湖海飄零多年，有徘徊莫知所從之概，陶則與世隔絕、驟接新思潮，故多勇往直前之氣。肖之追求真理，已有年所，故托爾斯泰主義已先入為主，當其與陶嵐相遇時（亦即與文嫂相遇時），表面上或主觀上雖似一徘徊歧途者，然而潛意識中托爾斯泰主義實佔上風。陶則猛一覺醒，正值大革命前夜，風雲澎湃，陶只有被捲入之可能，而無彷徨徘徊之餘地。然而，陶的思想水平，認識水平，還不到能侃侃而談，折服肖之地步。現在我沒時間取柔石原作分析此兩個人物之精神狀態，或許原作對肖、陶之性格描寫，未必如此明朗，然我們不妨在影片如此發展他們。何則？因為如此發展了他們，雖與原作有出入，但對當時現實，故無抵牾也。
……（沈雁冰致夏衍信，1963年11月2日）
茅盾的分析顯然是就周揚的意見而發的，在」肯定了上面的論點」之後，他又從A 強調肖以個人力量挽救人間苦難又自我懷疑；B 如何處理文嫂的命運；C 文嫂的命運並未使肖正視現實；D 文嫂自殺和結尾等幾個方面層層深入剖析，並提出了具體的補救方法。
……肖正在寫信，未完，而陶至，陶奪書讀之，冷冷地問肖欲往何處去，肖不答，表示絕望的困惑。陶以堅決聲調說：我也要走。肖驚問：何處？陶答：革命風暴的中心。肖睜大了眼睛，陶厲聲說：你現在還是徘徊么？還是幻想個人力量可以使不幸者幸福么？陶說完，奮然即走。肖似大夢初醒，大呼追之。全劇結束。
……（沈雁冰致夏衍信，1963年11月2日）
當茅盾放下筆時，一定深深地出了一口長氣，彷彿搬掉了壓在心上的一塊石頭。他並不希望大改，那樣離原作太遠，也會使」劇情缺少回蕩曲折之勢」，但聽周揚的口氣不改是通不過的。這位新中國的文化部長顯得那樣無奈無力而又不甘。
1963年的那個秋風蕭瑟的日子里，茅盾的這封長信顯然讓荒煤十分感動，他和攝製組的成員們于無望中看到了光明。遺憾的是，他們（包括茅盾），都忽略了或者是不願意接受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周揚提出的是根本性的問題，那是無法修改的。
事後看，此時的周揚顯然已經明顯地感覺到」山雨欲來風滿樓」。就在同月，他傳達了毛澤東的第一個批示，文化部整風開始。《北國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逆風千里》等影片很快就遭到了康生等人的強烈指責。荒煤開始領受四面圍攻、難以招架的滋味，不過他還是捨不得放棄。在羊市大街影協所在地，他緊急召集多次會議討論《早春二月》的修改，希望」小修改」能解決問題。並要求攝製組」積極主動地去改」，在」精神、情緒上不要消極應付」。經過夜思日想，他們終於拿出修改方案。設計」肖澗秋在上海，暗示他參加了革命，好多場合他出現了。女主角在大街上走找肖，暗示這兩人後來都參加了革命」。他們給中央打了報告。接著，謝鐵驪趕著補拍了一些鏡頭。正當一切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時，荒煤突然接到周揚的電話，告之：不用改了，一個鏡頭都不要改，就用原來的拷貝上映。荒煤回憶說，當時他也覺得蹊蹺，但周揚一向說話都留有餘地，不該露的不露，自己也就沒有多追問。直到看見中宣部的通知，才知道周揚」不用改」的含義。
1964年9月《早春二月》等影片同時在五十七個城市上映，接踵而來的是疾風暴雨式的批判。一個月的時間內全國各報刊登載的批判文章達二百多篇，批判的語氣不容許有任何商榷的餘地。罪名集中起來主要有兩條：一是繼承了二三十年代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和傳統；二是宣揚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個人主義、人道主義、人情、人性論和階級調和論。
到這時，荒煤和夏衍總算明白了來龍去脈。1964年6月，毛澤東在中宣部《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上又作出了第二個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那樣的團體。」批示下達不久，中宣部就向中央報送《關於公開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請示報告》，提出在北京、上海等八個城市上映和批判這兩部影片。僅隔兩日，毛澤東就作出批示：」不但在幾個大城市放映，而且應在幾十個到一百多個中等城市放映，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於眾。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些別的，都需要批判。」
打擊似乎有所準備——荒煤說，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運動夏衍和他都是幫助和批判的對象，電影又都是突破口；但打擊又是突如其來的，因為在中宣部向中央打著報告的時候，荒煤和夏衍一直被蒙在鼓裡，他們還在那裡絞盡腦汁地設計修改方案！從中宣部打報告到主席批示到中宣部下達通知，整整半個多月的時間周揚滴水不漏。那一刻，荒煤覺得自己簡直像個傻子！半個月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一個電話、哪怕是一個小小的暗示……然而，周揚什麼也沒有做。那天，荒煤在夏衍家裡鬱悶地談起這種種情況，夏衍氣得破口大罵：我真恨周揚這個王八蛋！他肯定早就看到批示了，打了報告卻不和我們打招呼！荒煤愣了，望著激動不已的夏衍，和老頭子相處多年，這還是第一次聽到他罵人。荒煤也想罵人，可那不是他的風格，他只是從心裏感到了一種透徹的寒意。他無法跟上這變化莫測的政治形勢，從新僑會議大談藝術民主到眼前的無情批判，只有短短兩年時間！他更無法理解周揚不打招呼的做法，有種感覺——自己又被拋棄了。這一次的拋棄或許比延安那次更加徹底！他記起許多年前，自己在寫陳賡的報告文學時，形容陳賡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像一個在暖春的冰面上滑跑的人——那下面的陷阱時時等待著破裂而吞沒下他」，而現在，一切都好像是個陷阱，掉進去就被困得死死的，無法掙脫。
毛澤東的第二個批示傳達后，整風再次掀起高潮，在短短的兩個月時間里，文化部召開了三十八次黨組會和擴大會進行檢查，並在接中宣部通知后，接連向各地下達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等影片的通知。10月20日，以周揚為首的工作組進入文化部，發動群眾進一步揭發批判。周揚」對文化部黨組成員說，形勢變了，過不去了。政治上搞修正主義的，至少領導集團還沒有發現。文化部的問題是方向不明，工作落後。你們只要搞出自我檢查，就可爭得主動。我是要扶你們的，你們不主動，中宣部做靠山也靠不住……」（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年10月）整風初起時，荒煤還被周揚指定為文化部領導整風的負責人之一，隨著運動一步步地向縱深發展，在經過了近一年轟轟烈烈的批判鬥爭后，荒煤卻終於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罪行：」電影已經形成了一條完整地、系統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的路線，頑強地對抗黨的文藝方針，反對毛主席的文藝方向。」（《陳荒煤在文化部整風中的檢查》，1965年1月）文化部的整風以夏衍、齊燕銘、荒煤的被免職告結束。在」夏陳路線」的罪名下，電影局、各製片廠的許多負責人和一大批創作骨幹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還沒有開始，他們就被戴上了」反動權威」、」反革命分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執行者」之類的帽子打入另冊。整風，正是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這次，和荒煤談話的還是周揚。他通知荒煤被免去文化部副部長職務，調往重慶做副市長。談話沒有什麼更多的內容。周揚說了些要接受黨的考驗之類的話，荒煤惟有點頭稱是。周揚又叮囑：」你工作一貫積極，就好好工作吧！」荒煤沒有回答，他被狠狠地刺痛了。想起延安搶救運動後周揚也對自己說過這話，那時他就覺得很不舒服。命運真是捉弄人，事隔多年後他再次聽到這句話，只能感到深深的悲哀。從參加革命之日起，他什麼時候沒有積極工作過？積極的結果，卻是推行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
事後看，那天，在周揚家裡，當他們面對面地坐在一起的時候，或許周揚的心情更加糾結複雜。荒煤的心已經冷了，被批了一年，檢查了一年，已經到了無話可說的地步，他只想儘快離開北京！而周揚呢，當他真的看到夏衍、荒煤在批判的巨浪中頹然倒下的時候，他的內心究竟有何種感受？他不可能不明白在很多問題上他們的主張是一致的，甚至在許多方面別人還是執行他的指示，但他只能保持沉默。一年前，毛主席就對他說過：恐怕你下不了手吧？他必須選擇：是犧牲別人保住自己還是犧牲自己保住別人。這對於他來說無疑是非常痛苦的，但別無他路。他知道自己已經站在懸崖邊上，浪濤捲走了前面的人也就該輪到自己了。儘管處境岌岌可危，但他還存著希望。他必須極力緊跟毛澤東的思路，積極領導文藝界的整風運動。他的一些做法，如努力把握批判方向，儘可能控制批判範圍等，最終卻只能一再地印證了毛澤東對他的評價」政治上不開展」。對荒煤，他也想到做些保護，如讓劉白羽動員荒煤揭發批判夏衍，以示」黨組不是鐵板一塊」，試圖舍夏保陳。但荒煤沒有同意，他說自己的錯誤也很多，沒有檢查前，不能揭發別人，拒絕了合作。在處理荒煤的問題上，周揚也想了些辦法，勸荒煤到北京郊區去，這樣或許以後還能回到文藝界。荒煤又拒絕了。他已心灰意冷，想起自己曾多次要求離開電影領導崗位，周揚都沒有同意，結果竟以這樣的形式離開——可以說是被逐齣電影界！荒煤再也不想」觸電」了，他一再堅決地向周揚表示，不要再讓他擔任領導職務，更不宜參加任何文化工作。最終，周揚只好答應荒煤的請求，和任白戈聯繫，把他調到四川去。
那天，看著荒煤情緒低落的樣子，周揚欲說又止。就在談話結束荒煤起身離去的時候，周揚突然有點衝動，上前握著荒煤的手說：」你這一去，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啊！」很多年後，荒煤回憶說，當時，這句話給他的印象實在太深了！他知道自己已是死老虎，逃離未必是禍，但這句話卻讓他聽出了另外一種聲音。是什麼呢？周揚不會說出來，荒煤看到的只是他臉上似笑非笑極其複雜的表情。說來好笑，儘管在工作中有著多年密切的接觸，他們卻較少交心，這句話算不算是一種交心呢，荒煤自己也弄不清楚。
那期間，為了催調工作荒煤又找過一次周揚。周揚正在準備做整風工作總結。荒煤終於忍不住給他提了一條意見：希望以後下面文藝單位有問題時，領導要多承擔責任。這話是語重心長的，周揚沒有表示什麼。但他應該明白荒煤指的是什麼，在整個批判鬥爭中，荒煤不僅拒絕揭發夏衍，對周揚的許多問題也隻字未提，只檢查自己，但他的心中難道就真的沒有委屈和不滿嗎？！
事情就這樣過去了，九十年代中期，林默涵在接受李輝採訪時，曾經生動地講述了自己對周揚和那場整風的看法：
我覺得周揚只用人不關心人，運動一來，就把所有的人都推出來。他總是保護自己，我有這個印象。1964年文化部整風，周揚把責任全推到文化部，頂不住就把別人揪出來。最後江青還是說是假整風。那次周揚在文化部禮堂做報告，點了許多人的名。我心裏不舒服，很不以為然，心裏想：實際上文化部還不是聽中宣部的，怎麼是他們的責任呢？不能把自己擺開，主要責任應該中宣部負責。（李輝《與林默涵談周揚》，《搖蕩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
另一位作家江曉天也在接受採訪時談到這個令人感興趣的問題，他說：
大約在1984年，有一次我和他（周）閑談，說到夏公和荒煤時，我突然問他，你和他們都是多年的老戰友，了解很深，六四年文化部整風時……我的意思是為什麼不給予保護？他苦笑著說：」一次會後毛主席把我留下說，周揚呵，你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句話的分量很重。」顯然，當時他不是為了保自己，而出於身不由己。後來，我對夏公、荒煤說過，他們也都是這樣認為的，當時文化部整風開始進展緩慢，毛主席不滿意，他老人家的話誰敢不聽，何況對主席那麼敬重、忠誠的周揚呢。（徐慶全《與江曉天談周揚》，《知情者眼中的周揚》，經濟日報出版社，2003年3月）
荒煤的確是這樣認為的。儘管歲月的消磨始終無法讓他忘記那場整風；儘管每每憶起那場整風，他都忘不了那些飽受摧殘的影片和那些歷經苦難的藝術家們；儘管他時常想起茅公的那封長信——」文革」結束，一回到文化部他就想方設法查檔案把那封信複製保存下來，他說自己如果寫整風就從茅公的這封信寫起；儘管他還有許多沒有弄清楚的問題，如攝製組的人告訴他查遍檔案都找不到毛主席看過《早春二月》的記錄……但荒煤從未就那場整風和周揚認真交談過，似乎接踵而來的那場更大的災難解釋了所有的問題。再聚首時，倒是蘇靈揚告訴荒煤：
從五十年代起，毛澤東就開始批評周揚右了。四清中，毛澤東談到要把城裡的文藝家分期分批地」趕下去」時，還以玩笑的口吻說要調一個團的解放軍把周揚押下去，又說周揚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人是好人，就是不了解階級鬥爭，不了解工人，不了解農民。（陳荒煤談話記錄，1992年3月）
周揚除了遵命，還能怎樣呢！荒煤在回憶那段刻骨銘心的整風運動，回憶周揚的所作所為時，這樣回應一些人的看法：」簡單地說周揚是個官迷不解決問題。他不是為了保官，要緊跟啊！要跟上，跟不上嘛！」」給他那麼大任務，一條戰線交給他，他能夠不老老實實幹嗎？但是老跟不上嘛，那有什麼辦法！」（陳荒煤談話記錄，1992年3月）
荒煤就這樣原諒了周揚。站在自己的立場他對周揚仍然懷有一種理解和同情。他的諒解是有理由的。從延安時代起，他們就在領袖的號召下努力改造自己，力求徹底地適合革命的需要，那種改造就像望雲跑馬，總也達不到目的，也就總懷著一種會被拋棄的不安全感。荒煤說過，如果真的被拋棄還能幹什麼呢？！對他們這些以革命為理想的人來說，那將意味著真正的毀滅。
周揚，或許代表了一代革命知識分子的命運。他們滿懷忠誠和熱情，不怕犧牲、捨去一切地跟著領袖奔向理想的彼岸，但是彼岸究竟在哪裡，恐怕連他們自己也未必十分清楚。
（轉自人民文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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