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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張倫：二十大後再說「做好人，保江山」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張倫 / 德國之聲 20221103
習近平執政十年，其最重要的調整是將”保江山”置於最高的政治位階。他所要保的是帶有原教旨色彩的”紅色江山”，打造一個汲取了鄧式改革中某些元素的毛式的2.0 升級版的管制型體制。
十年前，中共十八大前夕，筆者曾在其他媒體寫過一篇評論胡錦濤十年為政的文章：”繞著走的胡錦濤時代”，文章以”做好人，保江山”概括其執政。十八大召開期間，又續寫另一篇關於新領導人執政理念的預測性分析文章，標題是”還要做好人，保江山？——談中共新領導人的執政理念”，當時編輯刪去前面的主題，以副題為題發表。
所謂”做好人，保江山”就是說在保證共產黨政權的前提下，在可能的範圍內為老百姓做點好事，滿足其某些期望。然而問題的關鍵是：江山（政權）的本質是何？誰是江山真正的主人？古今中外政治領袖鮮少不以為民謀福為執政口號的，而又常常製造災難，怎樣才能保證領導人真正做到”做好人”而不造惡？而當”做好人，保江山”兩者發生矛盾，主政者又將作何裁決？是將”保江山”置於首位不惜像”六四”那樣動用軍隊殺人，還是尊重人民的意願，聽取人民的心聲，讓其有表達與選擇的自由？” 這些或才是問題的關鍵。
在之前提到的第二篇文章中，筆者曾預言，習大體上也還會執行類似的路線，但在解決這兩者的張力上面臨新的挑戰。 十年過後，我們該怎樣來重新看待當初這些判斷？這種”做好人，保江山”的思路又面臨怎樣的瓶頸？
保江山與習近平時代
概括習近平的十年執政，如果拋棄中國官方那些華麗的奉諛之詞及國內外學界的一些學術性分析用語，”做好人，保江山”依舊是一個可以拿來做個便捷分析的工具。就”做好人”來講，習自上任，就不斷宣稱要為人民謀美好生活，所謂”扶貧”等政策的推出或許最好地體現了這一點。我們可以相信，類似政策也確實會有其成效，但是否像官方宣示的那樣消除了貧困，卻是大可懷疑的，且這種運動式扶貧，一陣風過後，因嚴格的抗疫政策、家人的患病、經濟下行等因素造成的返貧現象，也許就不在官方的宣傳之中了。
習近平與前任們在”做好人，保江山”上最大的不同，或許就在兩者的優先序列和重心安置上。儘管鄧、江、胡時期也從來沒有放棄將”保江山”作為要務，但鑒於”文革”的教訓及”六四”鎮壓造成的壓力，他們給與”做好人”更大的順序權重，盡量順應民意，與民休息，給與社會適當的自主空間，讓經濟得以恢復、發展，以”做好人”為基礎來”保江山”。
但這種”放”的政策的實施在造就經濟與社會的活力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社會自主性增強、文化多元種種現象，且因政治改革的缺失衍生腐敗蔓延，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可能會反過來會威脅到”江山”的穩固，引發舊的”江山”的蛻變、鬆動、變型。官方面臨的這種矛盾、悖論，事實上從一開始就伴隨著改革開放，也是造成”八九運動”產生的一個深層原因。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今日中國面臨的新的時代課題是這種”做好人，保江山”的模式的內在矛盾已經無法有效地維繫其協調、平衡，需要做些根本性的調整、突破。習近平是在這種局面下執掌大權的。
而通觀十年習近平的執政，其最重要的調整、執政基調，是將”保江山”置於最高的政治位階，重中之重；”做好人，保江山”的秩序顛倒為”保江山，做好人”，是在”保江山”為前提下，來確定、衡量某些”做好人”的政策是否必要、實施的範圍與做法。鄧、江、胡時代的”保江山”帶有實用性，意識形態色彩相對淡化；”保江山”可以歸結為確保中共的一黨專制，但並沒有那種毛時代的要對社會進行全面控制的整體極權主義特徵。論證”保江山”時常用一種權威發展主義的論述：如此可穩定社會，推動經濟發展；對未來在中國落實民主自由亦給出些許含混模糊的可能性想象。這也是中國內部能夠在後文革甚至是后”六四”鎮壓后，不同的社會精英依舊能維繫某種平衡、對未來抱有希望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習的不同在於，他所要保的江山是帶有原教旨色彩的那種”江山”，要消除那種因改革開放、國家管理的現代化所造成的江山的某些斑駁色彩，重新再造一統的”紅色江山”，打造一個政治、社會、文化、經濟、意識形態諸方面都要符合其所規範的標準的江山，一個汲取了鄧式改革中某些元素的毛式的2.0 升級版的管制型體制。從對孩子們的”紅色基因”教育，到對”文革”及整個毛時代歷史的翻案，經濟上對民營企業的擠壓，政治上大權獨攬，縱容個人崇拜泛濫，意識形態上、外交上大講鬥爭……所有這一切的指向皆在於達成此目標。
也是從”保江山、做好人”這個角度，我們可更好地理解習最重要的政治舉措”反腐 “運動。顯然，這是一個符合兩者需要的邏輯必然。首先，它是服務於習近平打擊對手鞏固權力的手段，其次，也可以藉此清理不符合習式標準的人士，凈化隊伍”保江山”，馴化具有個性的官員；而最後，它也可以符合”做好人”邏輯的某些需要——回應民眾中因腐敗、貧富不均而產生的對官員的憤怒，同時打擊那些與這些官員相聯的企業家商人，適當重新分配資源，給民眾提供民粹式的心理滿足發泄渠道，修補些政權的合法性缺失。事實上，沒有任何人會反對懲治腐敗，但習式的這種反腐不僅因懲治貪腐者自身不受任何約束，因此也必然會濫權腐敗，造成大量冤假錯案，破壞法治，而且從根本上也是無法根治腐敗——那些層出不窮的巡視大員、紀委高管因腐敗而被查的本身已經證明這一點。
人民的江山，習氏的江山
二十大前後，中共不斷開動宣傳機構，宣傳所謂”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的論述。這其實毫無新意，即便是傳統時代，中國的所謂”民本”思想也與其極為類似，相差無幾。傳統的帝王從來也都是一邊宣告”朕是江山”，同時也要唱幾句”民為江山社稷之本”的高調的。多年前有一首彭麗媛主唱的歌曲”江山”，是同名電視連續劇的主題曲：”打天下，坐江山，一心為了老百姓的苦樂酸甜。謀幸福，送溫暖，日夜不忘老百姓的康寧團圓；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產黨永遠的挂念；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產黨的生命源泉……”聽上去婉轉悠揚，正應了那句俗語：”唱的比說的好聽”！
但所有的問題在於，想著老百姓的苦辣酸甜，為民謀福時可謂蒼生有幸，忘記百姓的康寧團圓，饑寒交迫之時，百姓又奈何哉？古代的災難性的例證比比皆是，即便是當代，前有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飢荒，中共自己也稱為”浩劫”的文革，當下有因官方強力推行”清零”所帶來的百姓的各種痛苦、損失，”人民”又有何質疑批評的權利？哪怕是以”人民”的生命、健康為名義如此行事，但其決策過程、依據顯然都不為”人民”所知。”人民”依然是被動的被驅使者，沒有絲毫的知情權、決定權。
前幾年，習近賓士下的智囊們就開始宣傳所謂”人民主體”論，但事實上，這種抽空了每一個具體生命內涵、權益的”人民”集合，從來都只是專斷者的託辭，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歷史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每個獨裁者都以”人民”的名義行事，自己等同人民，是人民的化身，人民徹底成為權力的客體，最後遭殃受害。當今之世那些口口”人民”的左右翼民粹主義者們，往往最終也會讓他們口中的”人民”付出巨大代價。”人民”一詞濫用之日，往往就是獨裁者、野心家們濫權之時，這幾乎是一個規律性的現象。”人民”只有在其中每個個體的權利得到尊重、意願得以正常的表達的前提下，才會獲取某種現代意義上的主體性；”人民”只有具有了民主與法治的制度渠道，才能對權力能行使選擇與約束的權利，真正落實”江山屬於人民”。
十年來，筆者不斷向各種朋友說明的一點就是：理解習近平的政治一點也不困難，歸結起來就是個人固權及保江山。這是貫穿其執政的一個基本線索。事實上，這種”保江山”的企圖也不讓人意外，對這樣一個紅二代，其青少年觀念定型期所受的全是毛式灌輸教育，且其政治利益、上升途徑與這體制及中共的元老裙帶幫襯政治息息相關，讓其不保江山，不保現政權也是不現實的。在後強人政治時代，對這樣一個缺乏政績，除操控權力的能力外資質平平的人來講，一旦因緣際會上了大位，保江山與鞏固個人權力就內在地聯繫在一起。制度性資源就是最大的資源；自己是體制的代表，維護體制就是維護自己，維護自己就是維護體制；冠冕堂皇，自然而然。而鄧小平當年六四鎮壓后那種黑幫式的有關”核心”的政治設定——每個時期都要樹立一個領導核心，顯然也賦予了習壓制他人確立黨內自己絕對權威的借口。習在黨內的收權與中共針對全社會的收權是并行一體的。加之習上位正逢代際替換，隨自然老去弱化的前政治勢力，高層政治人物及家屬的腐敗給與他打擊對手以極好的口實，且幾個偶然事件如王立軍進入美國領館、令計劃兒子的車禍也給習瓦解薄熙來、令計劃等政治對手提供了機緣，現代監控高科技又可以將所有潛在的高層反對活動難以形成，……這一切都幫助了他以保江山的名義鞏固、擴大了個人權力。
需要指出，”六四”鎮壓后，中共上下官員特質的變化也是造成習大權獨攬，定於一尊的一個深層因素——經”六四”后的清洗，中共內部再也沒有那種理想型、可以為民眾、國家的利益，為某種理想、原則而肯犧牲自己的前途、權位的官員，個人的仕途，豪華的享受，利益的誘惑，腐蝕掉官員的意志，讓他們在面對習的一些做法可能最終會危及民眾和國家的利益，違背中共經文革的教訓所形成的一些機制走向獨裁的集權過程中，俯首稱臣，惟命是從，可謂真正”竟無一人是男兒”了。兩個畫面形象直觀地展示了中共內部政治運作的現況，也預示著未來：一是胡錦濤被強迫帶出會場，那是一種習式的暴力壓制整合全黨的象徵，是二十大的本質；另一是二十大后習近平帶新科常委訪問延安，報道中可看見一個畫面：當習講話時，另外幾位常委不斷地點頭稱是，承奉之狀行如臣僕。這是近幾十年中共政治運作中少見的場景，以往更不會公開報道。中共政治從此進入一人獨斷時代。就習的集權程度來講，且不論江、胡時期，甚至也甚於毛、鄧時代，畢竟，那個時代還有因戰爭年代形成的各種元老勢力集團造成的事實上的某種權力牽制。而獨斷的權力最終會帶來災難，也是古往今來大概率的權力運作規律。
絕望時代的希望
鄧時代確立的退休制度有兩個背景，都是巨大的災難換來的，一是文革，二是”六四”。文革后政治上最大的討論就是要推動民主，廢除領袖終身制，雖制度上有些相應規定，但並沒有完全落實，鄧儘管幾次宣示但並沒有踐行，此也是造成”天安門運動”、”六四”鎮壓的一個重要政治原因。”六四”后因承受巨大的壓力，鄧最終選擇退下，開啟中共事實上的退休制度。這種並不很規範的制度，卻因權力運作具有某種可預期性和相對的規範性而帶給中國政治幾十年的相對穩定和某種活力。人們可以借對過往鄧時代的參引，對下一位執政者的寄望來對現實展開某種批評；精英層及社會大眾對未來也可抱有某種希望——對江執政的不滿，可以期望胡；對胡的不滿，可以寄望習；二十大之後，這種現象已成絕響，人們沒了對未來的希望，甚至也沒了失望，而代之是一種迅速蔓延的絕望；這對精英層講尤其如此，那最後一點殘破的希望被嚴酷地打碎。人心失散，”潤”（移民）潮加速。後文革時代由對文革的反思及改革開放所燃起的、銜續的曾被中斷的百年中國民主、自由夢再次破滅。一個巨大的歷史輪迴終結。
這種局面的形成，除習近平的個人因素，究其根源，也是與中共的體制以及舊的改革開放的模式有關。那種”做好人，保江山”式的改革開放，缺乏一個整體的文明視野，明晰的制度指向。並沒有將公民的主體性、個體的權利這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放置首位，沒有突破”江山”與”人民”關係上關鍵性的調整，”人民”為本可虛可實，含義可以隨意調整，而(共產黨)”江山”為本則是毫不動搖。制度尤其是政治權力的產生與約束並沒有得到重大改造，習對改革開放進行清算也就有了制度性依託和意識形態的合法根基。前有”六四”鎮壓，今有習氏專權。所以，在造就這種局面上，從鄧到江、胡都難逃其責，也最終都自食其果。
”做好人，保江山”模式走到今天面臨一個瓶頸，到了框架必須做根本性調整，江山須再造的時候，以適應中國人要做一個更完整的具有主體意識的現代”人”、民族的現代文明構建邁上台階的要求。今日真正要”做好人”，恰恰不應再是那種父權式的姿態與方法，而應是改革體制，真正賦予國家的公民及社會以自主權利，引領改革開放跨越決定性的一步，升級”做好人，保江山”的2.0, 3.0 版；”做好人”的標準不再是某些恩惠政策，而是”改造江山”，保證官員從此都必須做好人，不做壞人，惡人；”江山”真正成為人民的江山，”人民”不再是一個被動的空洞的指涉名詞，而具有作為公民集合的現代意義上的內涵；公民自己保自己的江山，選擇代理人，徹底消除”做好人。保江山”兩者之間的內在緊張，去除現在那種”做好人，保江山”中暗含著的”江山”可能被”人民”推翻，”江山”與”人民”可能的對立的邏輯；”江山”從此不再是皇權式的、需要不斷地”保”的”江山”。
但遺憾的是，習文明視野的缺陷、現代意識的闕如、 “保紅色江山”的執念，自身的權力慾望，讓其囿於舊有的模式、方法，而無法突破舊的”保江山”的思路。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的歲月里，因”保江山”採取的大規模的監控措施註定會進一步消解社會的活力，由此造成的某些惡果、壓力如經濟的下滑加之外部的反感、壓力會反過來會強化習”保江山”的意識；”保江山” 與”做好人”兩者之間的緊張與矛盾會進一步凸顯，由此進入某種惡性循環；民族主義可能會被慣用來化解這種緊張的手段而得到強化。最後習也很可能會因此走到為”保江山”而”做惡人” 的道路上去，讓民眾為習式的”保江山”再次付出沉重的代價。當下的”清零”政策、近來對鬥爭的宣示以及二十大報告對”安全”的強調，都已經在給我們展示了這種可能的前景。
十年前那篇文章結尾時曾提出一個問題：鑒於改革的事態已經走到一個嚴重的地步，是要”扭轉乾坤做偉人，還是甘當庸人、甚至成為歷史罪人？”答案或許可由讀者自行給出了。
人是希望的存在，不會沒有希望而存活的，一個民族的命運與活力也取決於這個民族的希望，希望的能力。絕望的好處或許就是不再抱任何虛假的希望，也不再輕易失望。生活會繼續，政治也不會從此平息，以往時代種下的種子也不會就此消亡。在絕望的沉寂中新的希望或許已開始醞釀，未來的歷史會揭示這一點的，只是當下，絕望的暗淡迷霧會繼續籠罩一段人們的心靈。
張倫：長期觀察中國問題的政治學者，法國賽爾奇-巴黎大學教授，Agora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歷史與未來”網站主編。
——網友推薦，原載德國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