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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阿馬蒂亞森獲諾貝爾獎談起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逝世。謹表哀悼。
重貼舊文：從阿馬蒂亞森獲諾貝爾獎談起——
眾所矚目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今年落在了印度裔學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名下。我不是學經濟的，但正巧對森氏的思想略知一二，在《評柯林頓中國行》一文中還引用過他的觀點。這裏，我不妨談一談對森氏獲獎的感想。
阿馬蒂亞·森生於孟加拉，今年六十四歲，五九年獲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曾在印度和英美等名校執教，原先是哈佛大學的校級教授，現轉至英國劍橋主持三一學院。這次森氏榮獲諾貝爾獎，按照瑞典皇家科學院的讚詞，主要是基於他對福利經濟學的重要貢獻，包括對社會選擇的公理理論，對福利與貧窮指數的定義的研究，以及對飢荒的實證研究。
我是在研究中國三年大飢荒的問題時開始注意到森氏的思想。森氏通過大量的實證研究得出結論：“人類飢荒史的一個重要事實是，沒有一次大飢荒是發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飢荒發生在古代的王國，發生在當代的專制社會，發生在原始部落，發生在現代技術官僚獨裁的國家，發生在帝國主義統治的殖民地經濟，發生在專制統治或一黨專制的新興獨立國家。但是，在那些獨立的，實行定期選舉的，有反對黨發出批評聲音的，允許報紙自由報導的和能夠對政府決策的正確性提出質疑的，沒有實行書報檢查的國家，從來沒有一個發生過飢荒。”
森氏思想的一大特點是，他在研究經濟理論時，始終體現了強烈的道德關懷。如瑞典皇家科學院的讚詞所說，森氏結合了哲學和經濟學的概念，從而使人們在討論重大的經濟問題時重新找到道德基礎。這對於今天的中國的經濟學家尤具啟示。近些年來，在中國的經濟學界，特別是在那些為現行的經濟改革出謀劃策的學者中間流行一種偏向，那就是只講經濟不講道德，只講效益不講公正，並以為那才是經濟學的正宗或本務。這次森氏榮獲諾獎，相信對這種偏向會有所糾正。
森氏對經濟平等問題和社會公正問題有很深入的研究。其實，中國經濟改革中出現的貧富懸殊與社會不公現象要遠比森氏所論及的問題嚴重得多，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在幾十年共產的基礎之上，在不具有起碼的民主監督之下進行的。然而，偏偏是在中國，卻有不少人為這種畸形的改革拚命辯護，主張政治民主應該緩行，主張社會公正應該緩行。與此同時，在改革中利益受損的部份下層民眾，由於缺少正確理念的引導，轉而對舊體制重燃幻想，形成了一股潛在的民粹主義思潮。這再一次提醒我們自由主義者或民主派人士，務必要奮力推進政治開放，制止特權者化公為私，關心社會公正，提高民眾福利。
森氏的研究路數和古典經濟學家比較類似，也就是說帶有政治經濟學的意味。在現今的經濟學界，這套路數或許不佔主流，但也不乏大家。例如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赫契曼（Albert O.Hirschman），他那本《出口，聲音與忠誠》，觀點新穎，論證漂亮，我先前在一些文章中也引用過。赫契曼還有一部經典之作《激情與利益》，講的是在十七、十八世紀資本主義獲勝之前，思想家們是如何為之鼓吹，為之進行政治論證的。這和資本主義勝利之後一般社會意識的變化，心態的變化很有些出入。聯想到我們中國，八十年代時，以新潮自居的知識分子都熱衷於呼喚商品經濟，鼓吹向錢看，等到九十年代商品社會出現了，向錢看成了流行觀念，結果又發現它和先前想象的很不一樣。阿馬蒂亞·森為赫契曼這本書寫了一篇序。我還讀過一本很有趣的書，叫《沒有快樂的經濟》，作者是西齊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該書對時下的消費型生活方式進行了批評。森氏也曾撰文評論，可見其研究範圍之廣。
中國的經濟學界曾經譯介過許多西方經濟學名著，但據我了解，這種譯介工作還不夠全面。偏食總不是好事。趁著這次森氏獲獎之機，讓國人能對不同風格流派的經濟學理論有更多的了解和認識，在學術上以及在現實中都是大有俾益的。我在經濟學上純屬業餘，還望學者專家們就此多多發表意見。
《北京之春》1998年11月號
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