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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2023
CDT 檔案卡標題：北宋前期的政治寬容，孵化了中華文化的高峰
作者：張弘
發表日期：2023.10.20
來源：燕京書評
CDS收藏：公民館
版權說明：該作品版權歸原作者所有。中國數字時代僅對原作進行存檔，以對抗中國的網路審查。詳細版權說明。
前不久，仇春霞的《千面宋人：傳世書信里的士大夫》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書本書圍繞120餘封宋代士大夫之間的往來私信，結合史料重新解讀這些孤立的歷史碎片，將書信中所涉的人、事、物及背後的故事巧妙地糅合成一個個完整的故事，從戰場、為官、治學、人情、生死五大方面剖析宋代文人的社會關係、政治傾向、內心情感和才華品級，最後還原出一幅在宋代歷史大背景下宋人普遍具有的性格共性拼圖。同時，作者從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等人情緒飽滿的筆跡里，「破譯」其波瀾起伏的內心世界，以及蘊藏在每個文人身上獨特的個性。
儘管「宋史熱」持續數年，專業研究者和業餘寫手均有大量著作面世，但是，仇春霞的寫作仍然獨特而豐富。古典文學的底蘊和藝術理論的造詣，使得本書既有古代文化知識的底蘊，也有歷史事件的梳理和敘述；既有政治風雲的波譎雲詭，亦有個人命運的起落沉浮。而仇春霞對書中人物各種關係的追溯，更是抓住了龐雜歷史信息的脈絡，使得她筆下的歷史圖景更加豐富多姿。
仇春霞，北京畫院研究員。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學博士，西南大學古典文學碩士，中國工筆畫學會青年藝委會委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著有《千面宋人——傳世書信里的士大夫》《新疆美術理論（1949—2009）》；編著有《畫論備要》《書論備要》等。專註于中國傳統藝術的研究與傳播，有手工作品「纏是一枝花」系列新古典文藝插花燈。
記者：《千面宋人》裏面寫到了大量的歷史文化名人，並展示了他們的作品。如果從藝術角度出發，你最喜歡誰的作品，原因何在？
仇春霞：從藝術角度來說，蘇軾、黃庭堅、米芾、蔡京、蔡襄的書法都各有特色，比如蘇軾的書法是可以與文學結合起來欣賞的，黃庭堅的書法是可以與「藝理」結合起來欣賞的，蔡襄的書法是可以與人情結合起來欣賞的，米芾的書法就展現了相對純粹的點畫和線條藝術。而且每位藝術家也都有頂極代表作，很難讓人做出取捨。
但如果一定要做個選擇的話，我還是選米芾的行書吧。米芾的行書讓人想起金庸筆下的周伯通，周伯通研究出了一套左右互博術，他的一招一式都合於法度，又出神入化而不雕琢。米芾的書法也是一樣，光在那裡欣賞，就可以靜靜地度過一天的美好時光。
記者：歷史學者趙冬梅曾經對宋代人物表現過不加掩飾的喜愛，比如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等等。《千面宋人》是從書信揭示宋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各個方面，在你看來，你筆下的這些宋人，有哪些特點比較獨特和鮮明（在其他朝代的人身上不明顯或缺乏）？
仇春霞：在說到宋代的時候，我還是偏向于將宋代分成北宋和南宋來講，因為南宋和北宋的區別還是挺大的。我們很多作者都會容易偏愛自己筆下的人物，其實人無完人，尤其是當我從微觀宋史的角度去觀看宋代的時候，就會看到一個更立體的宋人。我們喜歡他，主要還是他在某一方面超過常人，而不是說他是一個完美的人。
在我看來，宋代士人最大的特點是自信、有個性，這與他們所生活的時代環境有關。
其中的原因，首先是宋朝給了他的子民更多出人頭地的機會。宋朝擴大了科舉考試規模，他們可以從青少年時期考到白髮蒼蒼，寒門之子從而有了改變身份地位的機會。北宋很多大臣都出身寒微，比如范仲淹、杜衍、歐陽修等等，都是從小喪父，小時候家庭都不富裕，蔡襄則是農民家的孩子。但是他們一朝成名而為天下知，並登上朝堂參与國家大事，他們靠考學而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其次是士大夫集團有權制約北宋皇權，這意味著北宋士人在決定國家大政方針上與皇帝擁有平等的決策權。比如說宋神宗和王安石想要破格任免一位名叫李定的小官進御史台，神宗發了好多次任免書，都被時任知制誥的蘇頌退回來了，因為知制誥有權拒絕皇帝不合理的任免，這一點在明清兩朝是不可想象的。
另外，北宋商貿比較發達，也解決了一部分人的生存問題。概括起來，就是國家相對比較穩定，經濟和文化發展也比較繁榮，從而決定了北宋士人在精神面貌上比較自信、陽光，行動上敢作敢為。比如說，北宋士人多數都有敢於點評朝政的特點，這是因為北宋極少有「文字獄」，台諫官甚至只憑「風聞」就可以彈劾他認為有問題的官員，即使台諫官被質問拿證據，台諫官也可以拒絕給出消息來源。所以我們就看到了范仲淹、蘇軾等人寫給皇帝的「萬言書」，也看到了有些官員因為寫了第一道奏章沒得到回復，會連上多道的行為。
另外，宋代士人的日常生活豐富多彩，條件好一點的，會玩的，琴棋書畫、詩酒花茶，日子過得非常滋潤。條件差一點的，或者說不擅長娛樂的、沒時間娛樂的，也都有可以忙的事情。比如政治家范仲淹就是一名古琴家、文學家，他在陝西領兵打仗的空隙，還研究出了一套《漁家傲》詞牌，發揮了他在音樂與文學方面的特長，填了一組《漁家傲》，其中的《秋思》還是中學必學詞之一。歐陽修的業餘時間除了寫詩詞，就是收集古代史料，這使他成為了一名傑出的歷史學家。司馬光是位史學大編輯，不好娛樂的他，閑時就是搜扒史料，給皇帝編《資治通鑒》。蔡襄的業餘時間就是研究書法和茶道。
在北宋人豐富的詩詞世界里，我們很少看到像唐代孟郊、賈島、李賀那樣窮苦寒瘦的意象。比如說蘇軾，他在黃州和嶺南都寫過很多人生痛苦的詩詞，可是，我們讀到的是他個人的痛苦，而不是像杜甫詩那樣，飽含了沉重的家國之痛。另外，蘇軾的痛中有一種超然之氣，它有自動治愈的功能，這一點在其他朝代的詩詞中很少見。黃庭堅被貶重慶山區后，也寫過表示痛苦的詩文，但是他很快就在當地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一起學習、研究詩文書法，日子漸漸過得豐盈起來。
就是說，從國家大環境到個人小環境，都給了宋代士人釋放個性的窗口，所以我們能看到很多性格各異但令我們喜愛的宋人。
記者：《千面宋人》有好幾處都提到，宋仁宗趙禎比較忌諱 「朋黨」，好幾次有人以此攻擊政敵，他就會有所動作，其後果就是幾家歡樂幾家愁。我看了後面的參考文獻，這似乎是你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領悟到的。那麼，在你看來，趙禎幾次處理「朋黨」的主要邏輯和想法是什麼？
仇春霞：這雖然是個老問題，但很有意思，也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它可以換幾個角度來觀照這個問題，比如，為什麼宋仁宗時期的宋夏戰爭打到最後，一直打勝仗的西夏主動繳械投降了？慶曆新政為什麼說停就停了？這些問題雖然無法用簡短的語言來說清楚，但歸根結底，還在於皇帝如何管理好自己的人才隊伍。
在宋仁宗看來，手下人拉幫結派、爭權奪利是無法容忍的，它帶來的危害不只是皇位的安全，還有國家安全，所以他要制衡權臣之間的關係。如何制衡？這是個非常需要智慧的技術活。比如宋夏戰爭期間，前線形勢非常危急，仁宗組建了一個將官團，總指揮是夏竦，副手是范仲淹和韓琦。這個三角關係就安排得非常有意思，說明宋仁宗對自己手下人的特點摸得非常准。夏竦人品和口碑不好，也沒什麼能耐，按理說，不應該把他派過去。可是仁宗皇帝要的似乎就是夏辣的沒能耐，而只是需要他坐在那個位置上來制約兩名副手。范仲淹有能力，辦事很穩重，可他卻是被扣過「朋黨」帽子的，仁宗的小本本上是記了范仲淹名字的。韓琦知道仁宗很介意「朋黨」，就在推薦范仲淹上前線時對天發誓，稱自己跟范仲淹沒有任何「朋黨」關係，要是被查出來有，那隨便皇帝怎麼處置。既然范仲淹跟韓琦沒有「朋黨」關係，也決不可能與夏竦有「朋黨」關係，現在前線又急需有能耐的人，仁宗皇帝當然是點頭答應了。夏竦到了前線后，過了一段「美人帳下猶歌舞」的日子，他放手讓范仲淹和韓琦去干，一旦他們有爭執，夏竦就把皮球拋到仁宗皇帝那裡。范仲淹和韓琦都在重大的國家安全事件面前很謹慎，所以戰略思路越來越清晰，最後不戰而屈人之兵，西夏主動求和了。
後來在慶曆新政期間，仁宗選用了德高望重的范仲淹當先鋒。范仲淹對如何改革早就有全盤計劃，但他知道前路難行，需要從長計議。他被仁宗趕著匆匆忙忙啟動了改革程序，結果改革果真遭遇了重大阻力。在大規模的人事任免程序啟動后，當有人以「黨朋」之罪再次構陷范仲淹的時候，他並沒有固執地繼續前行，而是及時止損，很快退出了權力中心，他太了解仁宗皇帝了。范仲淹的退出，不但使朝廷免於一場大規模的內鬥，也保全了自己。
總體來講，在宋仁宗的邏輯中，人事人事，先有人，後有事。把人管好了，事情就好辦了。所以，我們在仁宗朝看不到殘酷的黨爭。
記者：陳寅恪先生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你是做藝術研究的，本書又寫到了很多宋朝的文化名人，從你的專業角度出發，你是否贊同陳寅恪先生的觀點？理由何在？
仇春霞：從藝術史的角度來說，陳寅恪先生的這個論斷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它是有傳世實物可以支撐的。比如說毛筆，它在北宋就出現了一次劃時代的革新。
在宋代以前，毛筆的構成中，筆芯是很重要的部件，它的原料主要是紙或麻布，功能是使筆鋒更挺健。但是由於好的筆芯對原材料和工藝要求高，價格就貴。隨著讀書人增多，市場極需要好用又便宜的毛筆，所以制筆人在北宋中期開始了一場技術革新。在這場革新中，有一位名叫諸葛高的筆工與當時的文人士大夫建立了很深的聯繫，他會根據文人提出的建議去改進毛筆的製作，比如大詩人梅堯臣就建議他用老鼠的鬍鬚、飛鼠的尾巴等作為筆芯的原材料。去宣州擔任知州的杜君懿還親自去諸葛高家一起研究如何製作出好用的毛筆。所以諸葛高研製出來的毛筆軟硬適中，深得文人喜歡。這種去掉筆芯的毛筆，在當時有個名字，叫「散卓」筆。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毛筆，基本上都是無芯的散卓筆。
再比如繪畫，它在宋代也迎來了新的高峰。宋代繪畫雖然繼承的是晚唐五代的余續，但時代背景不一樣，也給繪畫發展提供了新鮮的血液。比如說，全境的統一，促進了各地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交流。繪畫成為介紹新鮮事物的一個方式，所以宋代出現了一些之前並不常見的繪畫題材。比如荔枝，它主要生長於福建、兩廣、四川、貴州等部分地區。古代交通慢，外地人很難看到新鮮荔枝。那如何才能直觀地了解新鮮荔枝的模樣呢？繪畫自然是首選。北宋著名的書法家蔡襄，他的家鄉是福建，他見福建之外的人見到的基本上都是干荔枝，並不知道新鮮荔枝是什麼模樣，更別說新鮮荔枝的味道了，他就特地請畫家畫了很多新鮮荔枝圖。雖然蔡襄所定製的荔枝圖已經看不到了，但是我們看現在宋畫中的果蔬圖，在觀照自然方面做到了精深入微，我們能夠從一張小畫里就能看到一個小宇宙。這也是宋畫之所以矗立於繪畫史巔峰的原因之一。
從上面兩個例子可知，宋代藝術發展到新高度，其中的原因，既與工匠的敬業精神有關，也與文人的深度參与有關。
記者：《千面宋人》寫到了北宋四大書法家蔡襄、蘇軾、黃庭堅、米芾，此外，蔡京兄弟、趙佶、趙構等人的書法造詣都很高。我感覺，宋代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在書法方面的造詣，似乎在其他朝代很少見，那麼，宋人為何如此重視書法？書法卓越是否給一些文化人帶來了好處？
仇春霞：寫好一筆字，是讀書人綜合修養中的一個內容，應該說這是不分朝代的。宋代書法家偏多，也主要是集中在北宋中期，以蘇、黃、米、蔡為代表。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應該還是與當時的文化藝術氛圍有直接關係。比如說，到北宋中期，國家圖書館里收藏的書法作品越來越豐富，一些大臣有機會看到前代大量精品。比如范仲淹、黃庭堅等等，他們都做過圖書管理員，有機會看到好東西。私人收藏家此時也願意拿出珍藏的書法精品跟人分享。蘇軾的父親蘇洵就是一個大收藏家，蘇軾就在父輩們的字畫收藏交流中看到了很多精品，開闊了眼界，提高了審美水平。也是他，跟米芾說，學書法要從晉人入手。另一方面，雖然每個人一開始學書的途徑不一樣，但在成年時期，都遇到了非常好的引路人。比如蔡襄20多歲在洛陽工作時，他的三位領導都非常稱讚他的書法，其中兩位領導范雍、宋綬本人都是當時有影響力的書法家。范雍在去陝西工作時，曾發現了廢棄的《化度寺碑》，宋綬則開啟了蔡襄的文房收藏之旅。米芾也在三十多歲的時候見到了真正的晉人書法，他因此將自己的書齋取名為「寶晉齋」。
寫得一手好書法無疑對本人是有幫助的，因為在什麼都需要用手筆書寫的年代，誰都希望自己拿出去的東西很體面，很高級。所以，在淺層次的功能上，可以幫助有需求的人謄抄文章。比如歐陽修每次寫出好詩文，都會請蔡襄幫助謄抄。一些名臣的重要家屬去世了，也會求蔡襄寫墓志銘。蔡襄就給宋太宗的外孫李端願的幾位親人寫過墓志銘，也幫宰相富弼的母親寫過墓志銘。在更高一些層次上，好書法是審美對象，更是文化人渴望的東西。黃庭堅的書法在當時就受到很多人的喜歡，有些皇室成員為了得到他的書法，就拿黃庭堅喜歡的好香跟他交換。
當然，成為傑出書法家也是需要天分的，天分不到位，即使客觀條件再好，也無濟於事。
作者: 仇春霞
出版社: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3年3月
記者：本書寫到了蘇東坡向表兄文同求畫的事，但412**頁揭示，文同「很不願意別人把自己當畫家看待。在宋代，畫家的地位跟工匠雜役差不多，可偏偏在很多人眼中，文同最擅長的就是畫墨竹，這讓他很惱火。」這段描述更新了我以往的認知，既然書法家的地位很高，那麼畫家的地位為何那麼低？另外，這是否意味著一個純粹的畫家，很難完全憑藉畫技而過上較好的生活？**
仇春霞：古代畫家地位低於書法家，這是歷史傳統，並非到了北宋才這樣。這大概是因為在讀書人的世界里，拿毛筆所寫的東西，多半是古代經典，比如《詩經》《論語》《尚書》《左傳》等等，而參加工作后，所寫的東西主要是詩文詞賦和工作文書，它們都是嚴肅而莊重的東西。而畫工所做的工作，就跟雜役一樣。其實，這是對繪畫的認識不夠，真正優秀的繪畫作品，與詩文詞賦一樣，都是藝術品，是需要天分、修養與勤奮的。
在宋代，純粹的畫家能否憑藉畫技而過上較好的生活，也要看具體情況來定。比如，肖像畫和佛畫有相對穩定的需求。而裝飾和把玩類的繪畫，不確定因素大一點。我個人感覺，當畫作成為一件商品后，是否賣得好，除了與畫家的繪畫水平有關之外，還跟畫家的社交能力有一定的關係。
記者：《千面宋人》多處寫到了歷史文化名人之間筆墨紙硯以及藝術品交換的事，像書法家蔡襄手下別人的東西卻不肯出讓自己的物品，而是寫封信作為回饋；蘇軾順走了米芾的紫金硯，又被米芾要了回來。按理說，宋代文化發達，應該有一個相應的文化用品市場，究竟是這些物質很稀缺，還是流通不暢，才導致這些人相互之間物物互易？
仇春霞：古代製作文房用品的工匠，多數都是家傳，或者是外來的徒弟進入師父的圈子，所以文房的流通渠道也是相對比較穩定的。至於交易方式，則比較靈活，有的出錢，有的以物易物，依情況來定。不過，很多收藏家其實是可流通的貨幣少，而藏品多，遇上喜歡的好東西，往往是錢不夠，或者是不好用錢來衡量，就只好拿自己的藏品跟人換，米芾就是代表人物。
記者：此前有宋史學者指出，宋代皇帝依「祖宗之法」，有意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對文人士大夫比較寬厚。
《千面宋人》163**頁顯示，御史唐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呵斥宰相文彥博私下聯絡後宮，並贏得了「真御史」的美名，後來還升了官，他的侄子唐埛後來效仿，上朝時當眾攻擊宰相王安石，被宋神宗趙頊貶到了廣東。此外，書中多處寫到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鬥爭，雖然每次都引發了政治動蕩，官員貶謫，但少有人因此喪命。這些事例似可說明，北宋的政治風氣比較寬容和開放，那麼，這是否也是宋代文化藝術繁榮昌盛、人物個性養成和行事特徵的一大因素？**
仇春霞：這也是一個非常有學術價值的問題，因為政治風氣在某種程度上會影響到很多人的命運，從而帶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這其中當然也包括文化藝術的發展。不過，就我目前所擁有的知識廣度和深度來說，我感覺漫長的宋代很難用一句話去概括它的政治風氣和文化藝術發展狀況。古話說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的治國理念和方法，他們會對政治風氣產生直接影響。另外，個人的執政能力也會影響到政治風氣。
不過，從整體上來講，整個北宋時期，宋英宗是一個分水嶺，之前的四位皇帝在任期間，政治風氣相對比較清明，大臣們也都比較儒雅，懂得進退，不互相內耗。所以當唐介指控文彥博犯錯之後，文彥博主動降職。但是自英宗開始，尤其是到哲宗的元佑時期，政治風氣其實是不太好的。當時並不特別限制言論自由，由官方發出的「文字獄」也並不多。可是官員之間的黨爭十分激烈，官員之間互相撕裂，筆頭刀光劍影，動不動給人扣帽子，罵得狗血淋頭，可以說是斯文掃地。唐垧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就是為了一己私利而對王安石及其新法反戈一擊，給王安石列了60條罪狀。發生這種事，不禁讓我們深思，從仁宗到哲宗這二十年間，到底是什麼東西令官員們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
但是元佑時期的文藝創作卻達到了北宋的高峰期，我感覺不能將功勞完全歸結于元佑時期的某些客觀因素，相反，應該歸結於之前長時期的孵化。當然，文藝興盛與天才雲集也是有關係的。
記者：《千面宋人》寫到了武人岳飛、劉錡、狄青等人，但他們的際遇都不好，除了宋代的「重文輕武」，還有別的原因嗎？
仇春霞：「重文輕武」是一個重要原因，狄青是一個典型例子。他官拜樞密使后，歐陽修在仁宗至和三年（1054）寫了一封《論狄青劄子》給仁宗皇帝，里有這樣一段話：臣竅見樞宻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為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宻，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謂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
又說「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矣」。歐陽修的邏輯推理很通順，但他的根本立意點是有問題的。但就有一幫人是贊同他的，所以狄青很快就被罷免了樞密使，並且被下放到外地去了。
其實狄青只是出身不好，范仲淹在宋夏戰場上發現他的才能后，送了一本《左氏春秋》給他，他就經常讀書，他屬於後天學習者。他能坐到樞密使位子上，完全是靠他的本事與覺悟能力，以及仁宗皇帝的眷顧。另外就是，作為武將，狄青生而逢時，宋夏戰爭和廣西平叛給了他揚名立萬的機會。要在平安時期，像狄青這種沒有任何身份背景的人，是不可能青史留名的。
但不能用「重文輕武」概括整個宋代。岳飛和劉錡屬於在南宋出名的人物，其實那個時候已經沒有太多「重文輕武」的資本了。能有人打就不錯了，哪敢多挑。宋高宗趙構要是麾下還有可選的人才，也不至於對武將低聲下氣，被金兵一路追殺。岳飛和劉錡的命運撐控在趙構手上，那是岳飛和劉錡另一種無法擺脫的宿命。另外要補充的是，劉錡的父親是武將，但劉錡本人一開始走的是文官之路，他還考了進士，只是時勢造英雄，他的武將家學將他推上了戰場。岳飛也不是一名莽夫，傳世《滿江紅》的激情與頓挫，那也是一般文人學不來的。
所以，武將命運也要結合具體情形來分析。
記者：以前有一種說法，意思是逆境和貧窮可以磨練人成才。但《千面宋人》寫到了很多家族，比如蘇洵、蘇軾、蘇轍；唐介、唐埛；張得象、章楶、章惇等等。比如，蘇洵父親蘇序是地主鄉紳，他有錢供兒子讀書，大兒子蘇澹、蘇渙先後考中進士，小兒子蘇洵屢試不第，但他的文化素養很高，培養出了自己的兒子蘇軾、蘇轍。這些可以說明，足夠的經濟保障和文化資源更有利於培養出蘇軾這樣的文化大家，綜合你在書中涉及的歷史文化名人家族及其成長，你怎麼看？
仇春霞：蘇軾是中國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史上比較獨特的存在。從個人成就上來講，他不算是學者，因為他沒有專門治哪一門學問。他雖然也有一部易學方面的著作，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那是在完成他父親蘇洵的遺願。至於其他方面的學問，雖然他涉獵很廣，但都沒有專業著作。但是他博通經史，所學龐雜，最後都內化為他自己的東西，並且以詩詞文賦、書法繪畫的方式被表達出來。所以他的作品中既有藝術的超脫和浪漫，又有令人深思和感懷的哲理性。
如果說一個人能否成為藝術家，與天分有很大關係。那一個人在文化上的成就就與成長環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這一點上，蘇軾得感謝他的父親蘇洵。
蘇洵是一位雜家，他對儒家經典有深入研究，對易學很痴迷，深信佛學，愛好文學。另外，他還是一位資深收藏家，為了收藏，蘇洵的足跡踏遍了大半個大宋，蘇軾就說開封城裡沒有幾個人的收藏超過他父親蘇洵的。蘇洵的收藏不局限於書法、繪畫，還包括一切他認為有文化價值的東西。而值得收藏的器物，本身就是歷史文化的媒介。蘇洵的收藏無形中滋養了蘇軾的文化修養，蘇軾工作后，還經常買藏品送給老父親。
當然，蘇洵的因素並不是蘇軾文化修養形成的唯一原因，要不然，蘇轍也應該與蘇軾並駕齊驅才對，然而並沒有，這說明，蘇軾之所以成為一名特殊的文化大家，原因是多方面的，經濟基礎和文化資源只是起了客觀保障作用，天賦奇才不可忽視。
記者：《千面宋人》寫到了金國暴君完顏亮，看到這裏我就想起了關於他的故事：據說他聽到了柳永的詞《望海潮·東南形勝》，裏面的句子「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因而決意南侵。雖然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很可疑，但似乎可以說明，即便如完顏亮這樣的金國暴君，也對宋朝的文化藝術傾慕不已，從你接觸的歷史資料(包括你對新疆藝術的研究)來看，這種情況在宋朝周邊國家是否普遍？
仇春霞：總的來講。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傾慕，它有前提，就是文化認同。宋朝周邊國家有不少人懂漢語，還能創作文學藝術，說明他們對宋朝的文學藝術是很懂的，對宋朝的高雅文藝是深為認同的。在《千面宋人》第43頁有《宋遼談判與蔡京的痔疾》，裏面講到遼國副使李儼因出差太久而思歸，他看到盤中的杏子，很有感慨地說：「來未花開，如今多幸（杏）」，這說明李儼是專業訓練過如何作詩的。另外。在《千面宋人》第90頁《一位有政治覺悟的思想家》就提到，范仲淹因為「百官圖」事件而被仁宗皇帝和宰相呂夷簡貶往江西饒州，余靖、歐陽修、尹洙就聲援范仲淹，呂夷簡把這四個人都貶了。著名書法家蔡襄提筆寫了《四賢一不肖》詩共同聲援，不肖就是指高若訥。蔡襄詩好，書法好，寫的內容又與重大時事有關，遼國人就把蔡襄的詩張貼到醒目位置，反覆吟詠。從文化傳播的角度來說，這必定是有不少人懂得中原文化，不然看都看不懂，怎麼能起到傳播效果呢，何況這篇東西還長達一千多字。至於後來的蘇軾，周邊國家仰慕他就太正常了。但是，完顏亮與柳永詞的故事卻又與單純的文化藝術沒有太多關係。柳永的《望海潮》是這麼寫的：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
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
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
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
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
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柳永這首詞應該是在完顏亮之前就已經有很多大宋版圖之外的人聽過了，可是完顏亮聽到這首詞后關注點不是宋詞水平有多高，而是萌生了搶劫的貪念。
其實，像完顏亮那樣對著南方吞口水的人物還大有人在，只是有人有膽子來搶，有人沒膽子搶而已，比完顏亮早119年的李元昊就是那種敢來搶的人。他們的行徑證明了以前的西戎、北狄、東夷，他們仰慕的是中原大國的物質文明，以及許多實用性很強的文化，比如耕種、手工藝、醫學技藝等等。
完顏亮是金國皇帝，史書上說他天姿極高，極度崇尚漢文化。完顏亮喜歡與懂中原文化人交往，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深究的現象。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就是大宋皇帝會不會對契丹文化感興趣，會不會與契丹文化精英深度交往？當然不會，在大宋皇帝的意識里，只有萬邦來朝，俯首稱臣，把你們的好東西都獻給我，在朝延上見你們一面都是極大恩賜了，我怎麼可能跟你們「蠻人」交往！大臣們也不允許隨便學「蠻族」文化，在《千面宋人》第24頁有一篇《沒有無數個余靖，哪有北宋文人的風雅》，文中就提到余靖在出使遼國時，因為學習契丹語而被處罰。可是，相反，周邊有些少數民族卻沒有停止向中原學習。比如西夏開國皇帝李元昊，他在準備攻宋之前做足了功夫，他利用小規模的搶劫，親自勘查宋夏邊境的情況。重金收買精通漢文化的各類人物，幫他打造武器，訓練軍隊。還花重金收買邊境上的酋長。等他做足準備后，就給自己戴了一頂跟仁宗皇帝一樣的帽子，將搶劫升級為兩國戰爭。宋夏戰爭打起來后，宋朝連西夏有多少兵力，使用什麼武器都不清楚，人家已經悄悄訓練出人數達十幾萬的大軍團隨時可供調遣。大宋還以為人家還在刀耕火種的年代。仗打了兩年，大宋想要集結大軍一舉滅了西夏老巢。這個想法是很好的，可是連帶路的人都要找十分不可靠的當地番族人。要不是宋夏邊境天然地勢幫助了大宋，西夏早就把陝西打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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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從國家安全形度出發，也要隨時關注周邊看似還比較弱小國家的文化發展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