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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嚴家祺回憶錄》第4章 紐約十五年 § 35 布魯克林的生活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上接 《嚴家祺回憶錄——命運交響樂》 （提要、目錄、序言……）
《嚴家祺回憶錄——命運交響樂》權力與真理（1~5 ）
《嚴家祺回憶錄——命運交響樂》權力與真理（6~7 ）
《嚴家祺回憶錄——命運交響樂》權力與真理（8~10 ）
《嚴家祺回憶錄——命運交響樂》第2章 鄧小平時代 （11~13）
《嚴家祺回憶錄——命運交響曲》第 2 章 鄧小平時代 （14 ~16 ）
《嚴家祺回憶錄》第 2 章 鄧小平時代 （17~19）
《嚴家祺回憶錄》第 2 章 鄧小平時代 （20~25）
《嚴家祺回憶錄——命運交響曲》 第3章 巴黎五年（ 26 – 33）
《嚴家祺回憶錄》第4章 紐約十五年 § 34哥倫比亞大學
第4章 紐約十五年 142頁
§ 34 哥倫比亞大學
§ 35 布魯克林的生活
§ 36 「一家兩國」
§ 37 大尺度時空觀
§ 38 《5·16協定》
§ 39 9·11事件
§ 40 《霸權論》
§ 41 從人性分析政治
§ 42 普遍進化論
§ 43 從日內瓦到巴黎
§ 35 布魯克林的生活
紐約市分五區，即曼哈頓區、布魯克林區、皇後區、布朗克斯區、和史泰登島。曼哈頓本身是一塊巨石形成的島嶼，數以千計的摩天大廈挺立其上，不會有陸地下沉的危險。從巴黎到紐約後，我們住在曼哈頓哥倫比亞大學一棟大樓里。住了半年，我們就搬到布魯克林區。
搬家到布魯克林，是因為政治學所同事李方住在布魯克林。李方女兒的同學在布魯克林買了一棟樓房，要找住戶，由於房租較低，我們就搬了進去。我家住一層後半部，一室一廳，後面有一個小院子，可以種些花草。
我家住布魯克林54街，離華人區「八大道」很近。1994年，我們剛住下時，八大道商店不多，沒有銀行。30年下來，華人人數增加了十幾倍，商店林立，多家銀行開設了支行。「八大道」已成為紐約第三大華人聚居區。這一帶的樓房，一棟又一棟從白人、西班牙人手中轉到華人手中。我們的房東是學對外貿易專業後移民美國的，他們剛到美國，住地下室，到1994年，買了一棟二層樓房，不到三十萬美元，我們是第一個租戶，後來增加到四、五家。到2009年，這棟樓房房價已達80多萬美元。房價增高，房租也增加，但我們的房東後來成為美國東部「牛仔褲大王」，據說有幾千萬資產，因「老住戶」關係只增加了我們很少房租。這樣我們一住就是15年。
在哥倫比亞大學兩年中，高皋通過專業考試得到了紐約衛生局助理護士證書，又經過一年半得到LPN護士和RN護士證書，這是由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州教育部頒發的證書。同時又得到紐約針灸師證書。她每星期為一個猶太人診所工作一天，猶太老闆問她每天要多少工資，她只說了一半數字，就認為很多了。1996年起，開始在曼哈頓19街的Cabrini醫院工作，開始時，邊當巡訪護士，邊做病房工作。Cabrini醫院就在《第三帝國興亡》中文譯者董樂山的哥哥董鼎山家對門。
在美國我沒有長遠打算，總盼望幾年後回到中國 。我當時年過50，能讀英語而說話能力差，沒有專業技術，當不了訪問學者，在美國沒有長遠打算，又生活在布魯克林的華人區。後來知道，美國華人區是一個在美國、不進入美國社會的、自我封閉的社會。1996年，申請斯坦福大學、威斯康星大學當訪問學者、申請威爾遜基金會資助，都沒有成功。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做很少用英語的勞工，二是寫中文文章掙稿費。第二條路在美國實際上是走不通的，我卻自以為是地一直走下去。
走第一條路，我作了一些嘗試。哥倫比亞大學一位留學生，介紹我去一家紙箱廠工作。當時，我剛學會開車，我要了紙箱廠地址，在離曼哈頓很遠，要經過曼哈頓北部的華盛頓大橋，在101 Sterling Mine Rd. Sloatsburg，準備自己先去看看。1997年8月10日，開車兩個小時，到紙箱廠，因星期日關門，沒有看成，來回4個半小時。那時還沒有GPS，要看地圖開車，我很高興能夠開到我要想去的地方。在決定不去紙箱廠工作後，又介紹我去the Nathan Kline Institute精神病院研究所（140 Old Orangeburg Rd. Bldg 37，Orangeburg New York 10962）當清潔工，8月13日到這一研究所見介紹工作的兩個人，在填寫申請表時，我沒有填寫大學和研究所。到這裏，也要經過華盛頓大橋，來迴路程有3個多小時。幾天後，這位留學生打電話告訴我，這一職位，已由原來清潔工的女兒和一名黑人所佔。1997年8月21日收到回信說：
嚴先生：感謝您最近向內森·克萊恩研究所（Nathan Kline Institute）申請清潔工職位。我們收到了有關此兼職職位的大量查詢，結果無法面試每位候選人。職位申請將被存檔，如果有類似職位，就會考慮。再次感謝您對在NKI工作的興趣。
真誠的，人事總監 西爾維亞 · 格舒尼（Sylvia Gershuny）
一天《世界日報》廣告欄上說，「錦繡餐館」送外賣底薪1400美元，我決定開車送外賣，老闆對我送外賣十分歡迎，不要「綠卡」和任何證件，就可以工作。到晚上12時，我準備回家，老闆說，你送最後一個吧，我就開車前去。到目的地街道，竟然找不到門牌號，當時街上只有遊盪的幾個人，只得打電話問「錦繡餐館」老闆，最後才送出。一天下來，老闆給了我25元工錢，我另外得到九元五角小費。回家時為找停車位又費時。在深夜一時後到家，見門口兩位警察站在台階上。我開門時，我老婆正好出來，原來她因我送外賣晚上近一時沒有回家而報了警。第二天，我就沒有再送外賣，因為寫文章的稿費比送外賣多。更重要的是，在我心目中，在自由的土地上，取得時間的自主權，是最大的自由。我繼續為巴黎、東京、洛杉磯、紐約、香港中文報紙、雜誌寫稿，離開哥倫比亞大學後的第一年，僅僅為香港一家報紙《蘋果日報》就寫了50篇文章。我老婆在醫院工作，收入已經不少，我為了自己掙錢，為了每年報稅能夠得到四個「工作點」，也成了我寫稿的動力。剛到布魯克林時，我通過一家有華人的報稅公司報稅，在哥倫比亞大學期間，這家報稅公司沒有給我報「工作點」。影響到後來計算退休金等問題。
高皋在當巡訪護士時，每一次都是我開車。有一次，她在晚上接到醫院一個電話，讓她「明天」5時去皇後區牙買加地方看一位病人，到凌晨五時稍過，醫院又來電話問，怎麼還沒有去？原來「明天」就是晚上0：00以後。我急急忙忙開車，因天未亮、車很少，沿278號高速公路開車到牙買加只花了40分鐘，平時要花一個半小時。正因為早到半小時，挽救了病人生命。高皋因學醫出身，熟悉醫學、藥品各種英語單詞，但在醫院病房工作，經常聽不懂病人家屬提出的要求，她的同事就主動幫助她。為此，高皋為同事儘可能多做一些事，她的工作量大約比別人多20 %。美國護士與中國的不同，工作量大得多。2002年7月，Cabrini醫院給高皋頒發了獎狀，表彰她「在體現醫療中心的使命和理想中傑出的服務和工作（譯文）」 【圖35•3】。她的幾十名同事寫賀卡祝賀她得獎，說她「You are Great!」、「應該每年每月每日都得獎」。然而，正是Cabirini醫院的過度辛勞，加上Hospice的工作環境，損害了她的健康。
高皋在Cabrini醫院上的是下午二時到十時的班，經常要十一時下班，開始時都是我開車接送，來回要兩小時。送她上班比較容易，但接她回家，必須在醫院附近停車，在曼哈頓，就是到晚上十一時，都找不到一個停車位。後來，就由她自己乘地鐵上下班。當在晚上十二時到布魯克林地鐵站，步行到家，還要走十五分鐘。在布魯克林，不時聽說搶劫事件，我就幾乎每天午夜十二時前在地鐵站前等候她下班回家，她一次一次反對我在地鐵站接她，但我大部分時間都接她，總數有一千次以上。問題是深夜十二點前後，在布魯克林地區的地鐵站周圍也有「無業游民」在閑逛，我就在地鐵站附近來回不停走動，避開可能的危險。
布魯克林的生活，平平常常，沒有大風大雨，沒有驚濤駭浪。高皋每天上班，我則寫文為生。離開哥倫比亞後的三年中，每年寫文章100篇左右，每年稿費收入近1萬美元。後來寫書，文章寫得少一些。從1989年到2019年30年中，在報刊上發表了1200多篇文章 。（【注】見本書附錄）如果沒有稿費收入，我就不能報稅。在美國，新移民需要每年報稅，才能掙得4個工作點。很多朋友路過紐約，見見面、喝喝酒、聊聊天、開開車。我的喝酒習慣，就是在布魯克林養成的。
在布魯克林見到的社科院老同事有政治學所的李方、譚健、李黎，哲學所的范岱年、郭官義、梁存秀、《新建設》雜誌社的郝明。他們當時長住美國，還有許多人是到美國旅遊或參加會議的，其中有科技大學的同學、親屬以及北京、香港的老朋友。
2007年5月，姚監復來到我家談起與鮑彤有關的一件事，使我感到很驚訝。我並不認識姚監復，但知道他在趙紫陽軟禁中，姚監復曾去看望趙紫陽。2007年5月，紐約《北京之春》雜誌刊登了陳小雅《關於<八九民運史>的三點更正》一文。在北京時，陳小雅與我同在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她是1987年調進政治學所的，1989年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我與她沒有聯繫。她在這篇《三點更正》的文章中說：「鮑彤說『實際上一直到89年，一直到最後，鄧和趙的關係都很好。非常信任趙。』而嚴家其說『非程序更迭』，『就會動搖趙在鄧心目中的形象。』鮑彤還說，『趙搞政治體制改革，當時想請胡（喬木）推薦一個學者，胡就推薦了嚴。』」當我讀到她這一段話的時候，我十分驚奇。怎麼我從來不知道胡喬木推薦我到趙紫陽那裡去這件事，而我從來以為是鮑彤推薦我到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的。如果是胡喬木推薦我到政治改革辦公室，當時社會科學院也會與我談這一點，怎麼社科院會沒有任何一位領導對我說起這件事呢？使我驚奇的是，鮑彤從來知道，鄧力群和胡喬木是『反自由化』的，而我被列入13位『自由化分子』的名單，鮑彤是知道的。1987年『反自由化』運動當時，我被列入名單，不希望自己影響整個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我主動提出離開政治改革辦公室，回社科院去，是鮑彤要我留下來的，趙紫陽也同意我留下來。看到陳小雅的《三點更正》的第二天，我打電話給在康州的趙復三，趙復三說，他不知道胡喬木推薦我去趙紫陽那裡這件事。趙復三是當時社科院副院長。我聽了姚監復的談話、看了陳小雅的《三點更正》，感到我流亡國外、沒有工作、寫文謀生時，鮑彤還要把我「塞」進我不認同的胡喬木的「營壘」。兩天時間，怎麼想也想不通這件事，我對鮑彤從1979年認識、近30年的熱情覺得煙消雲散了。高皋退休在家，看到我難受的樣子，對我說，胡喬木是原來社科院院長，趙紫陽要他推薦一人，他自然只會推薦政治學所負責人。由胡喬木推薦，對趙紫陽來說，不是什麼鮑彤的關係，沒有什麼不好。當我想通後，寫了《二十年前舊事重提》，《北京之春》在2007年6月號上發表了。
姚監復對我說，是他約陳小雅見鮑彤的，說不錄音，也不知道陳小雅會送《北京之春》發表。姚監復說，那一天，鮑彤對他和陳小雅說，趙紫陽、胡啟立等三人開會談中央政治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人選，趙紫陽提嚴家其，讓胡喬木以他名義推薦。幾天後，姚監復又來到我家，我送給他一本新出版的《霸權論》。
1986年到1987年，在趙紫陽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是我人生歷程的一個階段。在寫《回憶錄》時，我原來把鮑彤作為造成我人生歷程轉折的人，這個人現在不得不換成胡喬木。我記得，有一次我在於光遠家，于光遠高興地告訴我，下午，胡喬木要來他家。我知道，人類這一物種的分類法，不能按政治立場分類，人要按人性分類。胡喬木還有人性，于光遠曾與他有長期的友好關係，與鄧力群不同。
回顧我近八十年人生歷程，在「第二社圈」中，有7個人造成了我人生轉折：陳懷志、龔新成、于光遠、胡喬木、林道群、黎安友，在2020年的今天，還要加上Dr. Ammar S. Bafi (【注】參閱本書§53 ) 。其中第4個人，我從1986年來的二十多年中一直以為是鮑彤推薦我到趙紫陽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的，到2007年姚監復告訴我後，我才知道是胡喬木。這時，我意識到，在鄧小平時代，我之所以一帆風順，其中一個原因，是「地富反壞右」對我的幫助，胡喬木和社會科學院秘書長吳介民家庭出身「地主」，哲學所黨委書記孫耕夫和社科院院長馬洪曾多年當過「反革命」，李慎之曾被定為「右派分子」。幾十年來，我對所有右派分子和因文革被清查的同事，都以友好態度對待。（【注】吳介民與嚴家祺的談話見§15。我談專制政治兩大特徵的文章，馬洪認為很好。孫耕夫見§13。另一次是1977年，在哲學所前的一長排木板上，貼上了《熱烈歡呼毛澤東選集第5卷出版》的大字標語，我把標語撕了下來，理由是不要損壞木板上的新油漆，哲學所黨委書記孫耕夫認為我做的對。）
鮑彤自己說，趙紫陽沒有想到要向戈爾巴喬夫透露「我們黨在最重大問題上要聽小平的決策」，在外交部、中聯部為趙紫陽起草的談話稿上，也沒有提及「我們黨在最重大問題上要聽小平的決策」的情況下，是鮑彤主動把這句話加進趙紫陽的講稿中的。1998年6月2日，鮑彤接受美國之音記者訪問時說，是他在趙紫陽和戈爾巴喬夫會見之前用半天時間寫出來的。趙紫陽反對戒嚴，是寧願犧牲自己而保護人民的負責行為，中國人民永遠懷念他。趙紫陽的悲劇，是從他與戈爾巴喬夫談話開始的。善良的胡啟立、閻明復、胡績偉也跟著趙紫陽倒霉。更嚴重的是，鄧小平對趙紫陽的講話作出了普通人想象不到的反應，決定戒嚴，並最後導致大屠殺。天安門母親陷入了無窮無盡的苦難中。
在布魯克林生活，值得一提的人還有文革中的朋友郝明。郝明的妻子張湘珠是高皋在北京第二醫學院上學時的同學，我們在紐約見到郝明時，他與張湘珠已經離婚。郝明在布魯克林一家洗衣店做管理工作，我到洗衣店看望他，看到他工作環境不大好，他要給前來洗衣服的人兌換硬幣，和做各種雜事。後來出了車禍身體受傷，得到一筆賠款，加上他的積蓄，在布魯克林購買了一棟房子。他依靠分租房子收取租金生活。後來，一名女房客就是不付房租不離開，發生了嚴重糾紛，導致郝明決心離開美國，回到了中國。我不知道郝明以往在香港、台灣的情況，他不談過去，只是把他看為文革時期在學部的老朋友。郝明對我說，1982年他從香港回中國時，以他放映黃色錄像帶而遭到逮捕判刑，哲學所的李澤厚都到關押地看望他，我不看望他就是不夠朋友。實際上，我並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去了香港，也不知道他回中國被判刑。直到他在中國去世後，讀到胡志偉寫方丹的長篇文章，才知道郝明就是方丹，而方丹做了什麼，也是在胡志偉文章里第一次知道。郝明的故事，我相信，文革時期在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人，只要認識或聽說郝明，都會有興趣聽下去。郝明的一生經歷，使我感到一個人的嚮往、目的、選擇對人生有根本的影響，我從郝明口裡知道，郝明變幻莫測的人生全部源於他在1965年前後與哲學社會科學部一位比他大得多的部長夫人的關係。
范岱年又是一個人生歷程的典範，他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我與他是1964年在一起工作的老同事。他的後半生，與我熟悉的林希翎完全相反。與郝明一樣，都有講不完的故事。2020年8月下旬，94歲的范岱年，從北京來到美國看望他91歲的妹妹，也希望見到我與高皋。離開他家時，高皋把放鑰匙證件的手提包忘在他家客廳里了，因為我們在餐廳談話，臨走時沒有想到手提包在客廳。這時，我已患心臟病但不自知，幾天後就住進醫院，這一天，第二次去他家，為了趕時間，在幾乎無車的高速公路上以80英里的高速前進。我送了一本書他要的書給他，取回了他家沒有人注意到的手提包。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認識香港的林道群 。道群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在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公司工作已近30年，現為該公司學術及普及出版部總編輯，經他出版的書已有上千本，2020年在香港出版了他回憶香港出版生涯的《青山亂疊——書和人和事》。林道群在出版事業上的成就，是他人格特質的造成的。
1989年6月，林道群和李志華，冒著危險，周密安排我和高皋從廣州逃到香港，不僅僅是永誌不忘，而是印刻在我的生命中，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林道群為了安排具體的逃亡路線，他女朋友施淑娟一起到廣州。林道群在廣州的行動是有危險的，因為，就是乘計程車，還有人可能跟蹤。1989年後半年，他與施淑娟結婚，我與高皋才第一次見到施淑娟。2007年7月，他和施淑娟來到紐約時，兒子已17歲，聰明英俊。後來，我們又在華盛頓見面敘談。我的一生，最大轉折是1989年逃出中國，而造成這一最大轉折，給我最大幫助的人就是林道群。當然，在還有與他在一起的李志華，以及當時他在香港聯繫的幾個人，其中有向華勝、岑建勳、何俊仁和六哥，但他是具體的行動者和周密的安排者。不可選擇謂之命。我與林道群認識、熟悉，他人格特質與我的契合，是我的命運。
2007年，我的弟弟家亭和弟媳小琴到美國來看我，這是我高興的事。多年前，我希望我父親能夠來美國看我，但向武進縣申請辦理護照時，遭到拒絕。2002年父親去世，我沒有見到父親最後一面。家亭小琴來美國，是我離開中國18年後第一次見到家人。我帶他們在紐約遊覽，他們自己也去了美國其他一些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