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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馬克思是我這輩子唯一討厭過的思想家——我的馬克思主義接受史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Matters 20210526
本文為聶錦芳老師今年度《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課程的期中命題作文。文章構思良久，但還是沒能克服拖延症，直到交稿前夜，才與俊容兄約在知島咖啡廳起筆。兩周后再看，自覺雖然倉促就稿並未破壞文章的總體思路，但也有虎頭蛇尾之憾。一方面是缺少了大二時候校內“馬會”興衰的見證，那裡我第一次認識了一群非官方的、現實的“馬克思主義活動者”；二方面對馬克思研究在後極權體制下的意義，也並未表達清楚。這些以後有時間再補上吧。
一
我有口無心地讀著語文課本里魯迅的作品，從小學讀到高中，讀了整整十七年，可是仍然不知道魯迅寫下了什麼？我覺得魯迅的作品沉悶、灰暗和無聊透頂。除了我在寫批判文章時需要引用魯迅的話，其他時候魯迅的作品對我來說基本上是不知所云。也就是說，魯迅作為一個詞彙時，對我是有用的；可是作為一個作家的時候，讓我深感無聊。因此，我小學和中學的往事里沒有魯迅的作品，只有“魯迅”這個詞彙。——余華：“魯迅是我這輩子唯一討厭過的作家”，2011年。
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長大的“理科生”。
“社會主義”，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是這個政權宣稱效忠的對象，也意味著它教育的終極目標就是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因此，在我還是小學生的時候，就從一本花花綠綠的《思想品德》教科書上學到了這樣的知識：經英國某報在世紀之交的評選，馬克思當選為上個千年最偉大的思想家。然而，在踏入中學以前，我對這位百余年前的德國人的了解也就僅止於此了。
不久，甚至在還沒結束小學生活的時候，我就被告知自己將成為一名光榮的“理科生”了。據考證，一說，這是因為我從小就被劃界為“理科思維”，在圍棋和奧數這種“智力遊戲”上頗能展現點小聰明；二說，也是我認為更有說服力的解釋，就是在我爹媽看來，學理科才能有光明的前途。我爹90年代初從大學畢業，到南方闖蕩一番后，又隻身回到武漢，投入澎湃洶湧的股民浪潮。不巧，他才剛一入場，中國股市就開始了快20年的停滯不前——可惜他知道這一點的時候，時間已不允許他重來了。因此，干會計的我媽就成了全家收入最穩定的來源。在我們這樣一個典型的城市小中產階級的家庭的眼中，“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文科呢？只是那些“學不來理科的女生”才會被迫去學的。
總而言之，作為“理科生”的直接後果就是高中的政治課程並非必修（眾所周知，必修約等於不修）。順帶提一句，這一點曾讓我爹非常驚訝：在我們這個“政治挂帥”的國度里，如今高考的必考科目里竟沒有政治！以至於直到高考前的一個月，他還小心翼翼地要我再三確認，是不是我因對“政治”的厭惡而少報考了一門考試。
然而，在眼下的教科書體系裡，在初中及以前，所謂“政治”教育基本是以社會常識為主，而不會涉及什麼“馬克思主義”的內容；無論是唯物史觀、社會主義，還是勞動價值論、經濟決定論，亦或是認識反映論和辯證法，都屬“高中政治”的一部分。因此，我在中學校園裡的“馬克思主義”基本都是“道聽途說”的。至於是如何“道聽途說”，我可簡舉兩例：
其一，“辯證法”。“辯證”這個詞，想必是早就聽過了。畢竟“要辯證地看問題”已成了句口頭禪，與“要科學地看問題”“要正確地看問題”這樣的空洞句子沒什麼兩樣。不過，在作文課上學寫議論文的時候，卻總是被語文老師指責：“你們政治里不是學過辯證法么？寫作文也要用辯證法”。一開始，大家都聽完都覺得很羞愧，彷彿有什麼重要的思想方法是文科同學獨佔的，從而高出我們一截；然而，聽了幾次之後大家才恍然大悟：原來“辯證法”就是把問題正著說一遍，再反著說一遍，最後再搞搞調和得出個“中庸之道”的萬憂解啊！自此，我也自忖是學會“辯證法”了。
其二，“事物是普遍聯繫的”。我從前沒接觸過什麼哲學，也不了解馬克思主義，更枉談什麼“馬克思主義哲學”了。因而這句話可以是我的“哲學入門”了。當時是隔壁文科班在上一節政治公開課，課後一位同學很激動地向我們這些“哲學盲”進行了一番“哲普”：你們想想蘋果和宇宙飛船有聯繫么？想來沒有吧！但是蘋果像小朋友的臉蛋，而小朋友的臉蛋又像太陽；太陽在宇宙中，而宇宙飛船也在宇宙中——蘋果和宇宙飛船聯繫起來了！據這位同學所言，他們在政治課上就樂此不疲地開展了20分鐘的“聯繫遊戲”，最後得出了結論：“事物是普遍聯繫的”。我們聽完，似懂非懂，彷彿學到了一點什麼，又彷彿什麼也沒聽到，總之是記住了這樣一句可以今後寫到作文里的“哲學”真理：“事物是普遍聯繫的”。
就這樣，我的“高中政治”就停留在了這麼一個“拾人牙慧”的二把刀水平。至於什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什麼堅持黨的領導、為人民服務，再什麼依法治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雖然也能裝模作樣地搗鼓點官腔官調，偶爾也能整些“基本方略”“根本保證”這樣的官樣文章，但和文科同學的差距在於，我沒法記住究竟“堅持黨的領導”是“基本方略”，抑或“依法治國”是“根本保證”？
然而，若說我的“政治知識”僅止於此，那也未免是個過快的論斷。事實上，一方面是受了父親每天24小時循環播放新聞廣播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想在同學面前展現“關心國家大事”的正面形象的虛榮心理作祟，我確然是從很小就有興趣聽些社會新聞和政治評論的。東聽聽西聽聽，不免就學到些不明覺厲的詞兒，其中既有“街頭政治”這樣令人似懂非懂的，又有“網路小說”這樣時髦的，再有“比特幣”這樣聽來高大上的。學到了詞兒就愛和人炫耀，就愛侃大山，以至於在博客剛剛開始流行的時候我就敢從“街頭政治僵局”一路寫道“比特幣的失敗”。當然，個中觀點也都是移花接木的東拼西湊。不過，要說這些隨處聽來的觀點里是否是有些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呢？在寫這篇回憶前我還特地翻來找找，結論是即使是有些影響，但也絕不明顯。想來當時也正值中文互聯網作為公共空間的鼎盛時期，自由派大行其道，左派和建制派是在哪裡都要挨打的。這樣一說，或許今天的我也就是深受當時的“公知自由派”荼毒的孽種吧。
有趣的是，儘管在當時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幾乎是零，對社會問題的分析在今天看來也幼稚的可笑，但我的幾篇“評論”卻在結尾上有著令人哭笑不得的巧合：“所以，中國的教育改革，任重而道遠，要培養德才兼備的人才，實現教育公平，防止中國的人才繼續向發達國家流失，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1]；“只有如此，才能進一步建設更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體系”[2]；“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但也是一個值得發人深省的問題，如果社會的接班人都思想腐化，沒有正確的價值觀，我們的社會將變成怎樣，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3]。哈哈，一個對於馬克思主義毫無了解的毛頭小子，竟然在對所有社會問題的長篇大論后都要拿“社會主義”為自己的立論背書！
當時的奇妙心理，我已是回憶不起來了。直到我看到余華談到他和魯迅的故事時，我才明白對於這樣一個未涉世事的小子來說，“社會主義”這樣的名字意味著什麼。由於余華的這段文字是如此精彩，以至於我認為任何的縮寫、概括都會尚還故事的完整性，因此我把它完整地附在了文末。而我想在我們這個社會裡，每個人童年時期對於“社會主義”或“魯迅”這樣宏大概念的第一印象，或許都大抵如此吧。
二
某個水果店經理在洋蔥、胡蘿蔔陳列櫥窗上貼了一幅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這樣做目的何在？究竟向人們傳送什麼信息？他是否對全世界無產者的大聯合真的十分熱衷？他當真覺得他的熱情促使他非得讓公眾都來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過，這個大聯合該怎麼實現，實現了又怎麼樣？我敢斷言，大多數商店經理們對於櫥窗上標語的意義從來是不會過問的。他們也不會用那樣的標語來表達自己真實的意見。標語是上面批發洋蔥和胡蘿蔔的同時發下來的。水果店經理拿過來往櫥窗上一貼就完事了，因為這是習以為常，司空習慣的事情。但要是不貼，就會有麻煩。上面會指責他不按規定布置櫥窗，有人甚至會控告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為了過得下去，他非照章辦事不可。這樣的小事千千萬萬，做了才能有過上“與社會諧調一致”的生活保障。——【捷】瓦茨拉夫·哈維爾：“無權者的權力——紀念揚·巴托契卡”，1978年
如果僅僅根據一個中國學生在學校里掌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來判斷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那未免有些過於天真了。即使是一個從來沒有學習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人，至少在他每天打開電視機的時候會習以為常地聽到這樣的開頭：“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他走到大街上隨處浸淫在領導人卡通式的微笑以及“共產黨好”這樣的宣傳標語里；甚至早在小學，連能無差錯地寫下“政治”二字都尚存在困難的幼童，就已在少先隊的旗幟下完成了他們人生第一次莊嚴的政治表態：“我們是共產主義的接班人！”。
固然，學理上我們不難區分馬克思、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乃至馬克思主義之後的馬克思，然而對於一般民眾，尤其是初涉世事的少年來說，想對馬克思主義這一在實踐上海納百川的概念族進行界定，談何容易！在以理論的姿態介入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前，這套貫穿于生活中的“馬克思主義”實踐早已在先塑造了生活于其中的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
第一章所談到的是一些零星概念及“哲學真理”的習得，它們在某種意義上固然可以被視為我對馬克思主義管窺地認知的開始；但他們卻並不是塑造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感情的最重要因素。我自認為是一個有著強烈的“自由主義衝動”的人，用白話說就是“天生反骨”：我慣於挑戰權威、儘管這些權威大部分在事後被證明是正確的；又樂於質疑傳統，然而在很多情況下這些傳統事實上是有被堅持的價值的。也正是因為這種被我媽批評為“懷疑一切”的“缺點”，我的人生旅程上多了不少本可以避免的坎坷。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不撞南牆不回頭”的人，怎能不對這一套籠罩整個社會生活的“馬克思主義”實踐有叛逆之心呢？
寫到這裏，我兩次用了“馬克思主義”實踐這個表達。事實上，在下筆之前，我也對“實踐”這個詞斟酌再三，為了能恰如其分地指稱這個對象，而又不“劇透”接下來的討論，我才權衡以為以加引號的方式表達這個意思。而接下來我想要談的，也正是章前題記中哈維爾的著名意象所象徵的，就是這個“馬克思主義”實踐，事實上其本質業已異化為了一套“后極權主義”的儀式。
所謂“后極權主義”，是哈維爾對1970年代布拉格之春之後整個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政治社會氣氛的描述。其要旨在於，作為一種激進的社會理想的共產主義的政治產物的極權主義已被歷史和現實的銳利磨去了鋒芒，無論是執政的黨政精英還是一般的普通民眾，共產主義所要求的那套意識形態上的激情與夢想早已不復存在。然而，威權體製作為共產主義時代的政治遺產被保存了下來，“去共產主義化”的共產黨官僚精英仍然壟斷著國家政權。這時，他們需要一套新的社會意識形態來支撐他們的統治合法性，然而，如果傳統的共產主義大旗已經褪色，新的支持者又從哪裡來尋找呢？於是，一方面，整個社會轉向消費主義，為了物質實惠而放棄了道德和精神尊嚴；另一方面，社會也瀰漫著政治冷漠，對政治現狀採取消極服從的策略。而這種個人的消極服從的社會形式是什麼呢？就是一套象徵著服從的社會儀式。而這套社會儀式從何而來呢？已經被剝去內核的共產主義話語體系就是一個當仁不讓的選項。
這才有了章前題記的那個絕妙意象：一個普通的水果店老闆漠然地在櫥窗上貼上共產主義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在這句簡單的標語里，革命激情萬丈的共產主義與政治冷漠泛濫的后極權主義跨越時空地交織在了一起。字面上看起來，一切都沒變；紙背後看過去，什麼都變了——當然，也有更聰明的修辭家，還可以發明“XX化”“XX特色”這樣異想天開的過渡句，把這一改弦更張添汁抹粉為“理論創新”。美其名曰，這等專事調和的“和事佬”們的確可以在中學作文的意義上說是“辯證法”的化身啊！
水果店老闆的標語，只是這個繁複的儀式符號體系中的一個原子罷了。當他在貼上這句標語的時候，他從來未有對標語的內容進行過嚴肅的思考，而只是想表達：“我，水果商某某，是懂得我該作什麼，是守本分的。我是個靠得住的人，無可挑剔。我很聽話，所以該過上平安日子。”而捫心自問，當我們從小就每天帶上紅領巾宣誓自己為“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時候，我們有反思過究竟什麼是“共產主義”么？當我們在爭相背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時，又有否追問過究竟何謂民主、自由，十二個要素是否相容，又是否完備？而當我們在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所謂“民主集中制”的時候，有可否花一剎那考問民主何以集中？集中何以民主？在這些微小的時刻，我們都是這個無意識地貼著標語的水果店老闆；而在我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都若隱若現存在著這樣標語的身影。這些點點滴滴的標語作為原子，構成的是整個社會的一套后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的謊言的體系。生活在這一套謊言的意識形態之下，反抗的“自由主義衝動”不過是人性的自然傾向罷了；而磨滅了這種傾向，從而對謊言習以為常、“見怪不怪”，才是一種令人悲哀的人性狀態。
也正是在這樣的后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外殼上，我和馬克思又一次相遇了——而這也難奈我會將對后極權主義謊言的本能厭惡轉嫁乃至宣洩到馬克思身上：一方面，從歷史發生的角度，的確這位“無辜的”德國人是前者的“第一因”；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言，后極權主義也需要繼續打著後者的旗號來“掛‘馬’頭賣狗肉”，而對一個在這樣的宣傳里長大的我來說，要想把馬克思與我所深切地置身其中的后極權主義分開來認識，不能不說是一個有些過分的要求。
三
所謂基督教國家，就是不完善的國家，而且基督教對它來說是它的不完善性的補充和神聖化。因此，宗教對基督教國家來說必然成為手段，基督教國家是偽善的國家。無論是完成了的國家由於國家的一般本質所固有的缺陷而把宗教列入自己的前提，還是未完成的國家由於自己作為有缺陷的國家的特殊存在所固有的缺陷而聲稱宗教是自己的基礎，二者之間是有很大差別的。在後一種情況下，宗教成了不完善的政治……既從政治的角度對待宗教，又從宗教的角度對待政治。當它把國家形式降為外觀時，也就同樣把宗教降為外觀。——【德】卡爾·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1843年
就這樣，雖然還從未讀過馬克思的一本著作，我抱著一股對他的敵意走進了大學。同時，也抱著這樣一股“如臨大敵”的心態，我在第一學年的下學期走進了我人生的第一堂馬克思主義課堂：那是方博老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導論課程。順帶提一句，我之所以選擇哲學方向，也與前面所述的對后極權主義的叛逆不無關係：一個從小在不鼓勵刨根問底、宣揚政治與公共理性的冷漠的環境中長大的人，這樣一門“打破砂鍋問到底”、以概念的明晰和論證的清楚為追求的學問怎能不對他有格外的吸引力呢？
“論猶太人問題”是方博老師推薦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我閱讀馬克思著作的起點。開始的時候，正如我懷有對馬克思的“恨屋及烏”的不友好一樣，我對馬克思主義從唯物史觀、勞動價值論甚或到“宗教鴉片論”都有一種預設的排斥。然而，一方面在方博老師逐專題、逐概念的循循善誘的講授之中，我漸漸領略了馬克思思想體系從人學、歷史唯物主義、階級分析到國家理論等諸多維度的理論洞察力；另一方面，對《論猶太人問題》的閱讀也不僅使我對他“分析宗教的市民社會的根源”的徑路產生了興趣，同時可讓人看見了一個不一樣的馬克思：他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噴子”，甚至在談到美國政治制度時要比今天的“公知”還“精美”；他不是一個“開放社會的敵人”，而恰恰是要深化自由主義，併為人類自由找到真正的物質經濟的根本性條件；他也不是一個“一黨專制的辯護士”，反而是民主主義甚至無政府主義的激進支持者；他更不是一個“無情的生產力崇拜者”，而是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在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的同時對人造成的嚴重異化的惡果。
而就在這篇文本中，令我影響很深的一處就是本章題記所摘錄的片段。對觀前文對后極權主義的討論，我認為他恰如其分地預言了馬克思主義在我們當下生活其間的社會的處境：在原文中，馬克思著力批判了基督教國家並非完成的現代國家——因為現代世俗政治國家自身不需要宗教來為它的合法性做辯護，國家的宗教性代表了國家的非完成性。然而，在這裏馬克思少有地從反面來論述了這一邏輯：基督教國家需要基督教，只是利用後者為政治合法性辯護的工具，故而是偽善的，是與基督教本身的彼岸屬性相矛盾的。正是因此，基督教國家的基督教並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只有還原於市民社會的，去政治化的現代世俗國家中宗教才能真正的成為一個指向彼岸世界的純粹宗教形態而存在。
同樣的道理，當馬克思主義成為了國家的官方意識形態呢？作為一種時刻露出尖銳鋒芒的批判理論，它怎麼能與國家的世俗目的調和起來呢？無一例外，我們看到，凡是把馬克思主義“立為國教”的國家，馬克思主義都僵硬化了、教條化了，失去了理論創新的動力和能力。反而是在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發展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成為了當代左翼理論陣線中最有創造性的力量之一。由此，我也不由感嘆：“從政治的角度對待馬克思主義，也就同樣把馬克思主義降為外觀”！而這種“降為外觀”，如今表現出了它最令人心痛的形態，那就是完全淪為了后極權主義包裝自身合法性的理論外衣。
從“論猶太人問題”開始，在方老師兩學期的課程內，我又陸續閱讀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德意志意識形態》、“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等經典核心文本，並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整體形態有了一個入門性的了解。這時我對他的感情已經完全顛覆了，這位可愛的德國人已然成為了一個未來可以繼續挖掘的精神寶庫。然而，彼時我的興趣轉向了邏輯學和分析哲學，因此對馬克思的閱讀也就此暫緩了將近兩年。
四
每當世界上出現普遍性的社會危機的時候，人們總會想起馬克思。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建黨立國的理論基礎的中國是如此，對其毀譽不一的西方也一樣。這是這位畢生致力於對現代社會進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思想家當代影響的表徵。但是，我認為，馬克思不需要以這樣的方式彰顯其存在！這樣的做法，無論動機如何，只會敗壞他的聲譽！——聶錦芳：“馬克思不需要以這樣的方式彰顯其當代存在！”，2020年
2020年，香港反送中的如火如荼、國際局勢的風雲詭譎，尤其是疫情對於整個人類社會的巨大衝擊，無不讓我感到有重返對政治與社會的思考的必要。於是，一方面，我想更多地了解現代政治哲學和倫理學的討論，二方面也想再拿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通過與二位先賢的交流重塑我對人類社會的認識框架。而由於學校在前一領域內的課程較少，因此我著重加強了對馬克思的繼續了解。
因此，在疫情過後的第一個學期，我選修了方博老師的“馬克思國家理論研究”課程和仰海峰老師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專題”課程。從后一課程中，我感受到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極強的創新能力，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方 法 論上都大受啟發；而前一課程中，我們詳細地閱讀了從早期《萊茵報》時期的“理性國家觀”，經《形態》“成熟時期”的“階級決定論”，再到《法蘭西內戰》《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國家更具獨立性色彩的後期理論，認識了馬克思思想的複雜性和多變性。
本學期，我選修了聶錦芳老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希望能對後續的學習有一個歷史線索上的鋪墊，我認為前大半學期的學習也基本達到了我的預期。一方面，聶老師文獻學知識的補充（最典型如“巴黎手稿”部分的介紹）填補了過去我的很多知識空白，而這部分知識是很難通過自學進行了解的；另一方面，其他哲學系課程並不太關注《手稿》以前的馬克思思想發展，而聶老師幫助我們搭建了這一線索，並強調了馬克思與其前輩思想家及歐洲思想傳統之間的關係，這個部分對我也很有幫助。
二十多年與這位德國智者一路走來，這就是我的“馬克思思想接受史”。放眼前望，未來我也有可能專事與他相關的研究，只不過具體的研究計劃及是否要決心走研究之路都還尚未決定。然而，至少我現在完全認同，這位思想家是非常有研究的必要的，這至少有以下的幾點理由：
其一，馬克思思想具有當代價值。這是一句老生常談的話。我想正像本章題記里聶老師說的那樣，每當世界上出現普遍性的社會危機的時刻，人們總會想到馬克思。這正是因為，馬克思一生所致力於刻畫的資本仍然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組成要素，而後來的思考者也都未能完全超越他的資本分析框架。因此，只要資本主義尚未過時，馬克思主義就仍有他的生命力。
其二，馬克思思想具有開放性。這同樣是老生常談。一方面，馬克思並非學院派哲學家，不同時期的思想間本就可能存在很大不同，而這也給了後世讀者以開放性解讀的空間；另一方面，馬克思思想也有不完整性。例如他並不關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掌握國家的具體方式（政治學，後來被米利班德《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國家》等著作所填補空白）、對未來理想社會人類的生活狀態的描述也非常簡略，需要更多的理論生髮。
其三，馬克思思想在當代處境尷尬。如前所述，在淪為了后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外衣后，就像年輕的我那樣，社會公眾對於馬克思必會產生多樣而繁雜的誤解。如果能夠在宣傳上消除這種誤解，為馬克思主義正本清源，揭示“偽馬克思主義”的醜陋嘴臉，這也未免不是于對馬克思思想傳播的有意義的工作。
最後，讓我再次用余華文章的精彩結尾來表達我與馬克思的這段糾葛的情感故事吧：
“我告訴挪威的聽眾：當一個作家成為了一個詞彙以後，其實是對這個作家的傷害。
我的演講結束后，奧斯陸大學歷史系的Harald Beckman教授走過來說：‘你小時候對魯迅的討厭，和我小時候對易卜生的討厭一模一樣。’”
我也正想說，“我小時候對馬克思的討厭，與余華小時候對魯迅的討厭一模一樣”。
2021年5月13日 于海淀知島咖啡
【附】以下節選自余華：“魯迅是我這輩子唯一討厭過的作家”，2011年
在我的文革歲月里，我曾經充分利用過「魯迅」這個強大的詞彙。我成長的經歷里除了革命和貧窮，就是無休無止的爭論。爭論是我童年和少年時期的奢侈品，是貧困生活里的精神食糧。
我小學時和一位同學有過一個爭論：太陽什麼時候離地球最近？這位同學認為是早晨和傍晚，因為那時候的太陽看上去最大。我認為是中午，因為中午的時候最熱。我們兩個人不知疲憊地開始了馬拉松式的爭論，每天見面時，都是陳述自己的理由，然後駁斥對方的觀點。這樣的廢話說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以後，我們開始尋求其他人的支持。他拉著我去找他的姐姐，他姐姐聽完了我們兩方的理由后，馬上站到了他的立場上。這個當時還沒有發育的女孩一邊踢著毽子一邊說：「太陽當然是早晨和傍晚離地球最近。」
我不甘失敗，拉著他去找我的哥哥。我哥哥自然要維護自己的弟弟，他向我的同學揮了兩下拳頭，威脅他：「你再敢說早晨和傍晚最近，小心老子揍你。」
我對哥哥的回答方式深感失望，我需要的是真理，不是武力。我們兩個又去找了其他年齡大一些的孩子，有支持他的，也有贊成我的，始終難分勝負。我們之間的爭論長達一年時間，小鎮上年齡大一些的孩子都被我們拉出來當過幾次裁判，連他們都開始厭煩了，只要看到我們兩個爭吵地走向他們，他們就會吼叫：「滾開！」
我們只好將唾沫橫飛的爭論局限在兩個人的範圍里。後來他有了新的發現，開始攻擊我的「熱」理論，他說如果用熱作為標準的話，那麼太陽是不是夏天離地球近，冬天離地球遠？我反駁他的「視覺」理論，如果用看上去大小作為標準，那麼太陽在雨天是不是就小的沒有了？
我們繼續爭論不休，直到有一天我搬出了魯迅，一下子就把他打垮了。我在情急之中突然編造了魯迅的話，我衝著他喊叫：「魯迅先生說過，太陽中午的時候離地球最近！」
他啞口無言地看了我一會兒，小心翼翼地問：「魯迅先生真的說過這話？」「當然說過，」我雖然心裏發虛，嘴上仍然強硬，「難道你不相信魯迅先生的話？」
「不是的，」他慌張地擺了擺手，「你以前為什麼不說呢？」我一不作二不休，繼續胡編亂造：「以前我不知道，是今天早晨在廣播里聽到的。」
他悲傷地低下了頭，嘴裏喃喃地說道：「魯迅先生也這麼說，肯定是你對了，我錯了。」
就這麼簡單，他不遺餘力地扞衛了一年的太陽距離觀點，在我虛構的魯迅面前立刻土崩瓦解了。此後的幾天里，他沉默寡言，獨自一人品嘗失敗的滋味。這是文革時代的特徵，不管是造反派之間或者紅衛兵之間的爭論，還是家庭婦女之間的吵架，最終的勝利者都是拿出某一句毛澤東說過的話，然後一錘定音，結束爭論和吵架。當時我本來是想編造一句毛澤東的話，可是話到嘴邊還是膽怯了，不由自主地把「毛主席教導我們」改成了「魯迅先生說」。日後即便被人揭露出來，被打倒了，成為小反革命分子，也會罪輕一等。
進入初中以後，我和這位同學開始了另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我們討論起了原子彈的威力，他說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原子彈捆綁到一起爆炸的話，地球肯定會粉身碎骨似的毀滅；我不同意，我說地球的表面會被摧毀，但是地球不會因此破碎，地球仍然會正常地自轉和公轉。
我們從討論的層面進入到了爭論的層面，而且爭論不斷升級和擴大，兩個人在學校里整天聲嘶力竭地辯論，然後像競選似的，各自去拉攏其他男同學。有支持他的，也有支持我的，當時初一年級里的男生們分成了地球毀滅和不毀滅兩大陣營。時間一久，我們的男同學們厭倦了這樣的爭論，只有我們兩個人繼續在爭論里樂此不疲。男同學們為此給予我們一個共同的綽號：「這兩個地球。」
有一天我們打籃球的時候也爭論起來，我們已經爭論了幾個月了，我們都覺得應該結束這場爭論了。我們就在籃球場上做出決定，去找化學老師，讓她給出一個權威的答案。我們一邊爭論一邊走去，他忘記了手裡抱著籃球，後面打球的幾個同學急了，衝著我們喊叫：「喂，喂，兩個地球，把籃球還給我們。」
我們要去請教的化學老師是新來的，來自北方的一個城市，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性，我們覺得她很洋氣，因為她說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不像其他老師，課上課下都只會說本地土話。我們在年級的教研室里找到了她，她耐心地聽完我們各自的觀點后，十分嚴肅地說：「全世界人民都是愛好和平的，怎麼可能把原子彈捆綁在一起爆炸？」沒想到這位洋氣的化學老師給我們耗時幾個月的爭論來了一個釜底抽薪，讓我們措手不及。我們兩個人傻乎乎地走出了初中年級教研室，又傻乎乎地互相看了一會兒，然後同時罵了一聲：「他媽的！」
接下去我們繼續爭論，都是一副誓不罷休的模樣。我終於再次被逼急了，故伎重演地喊叫起來：「魯迅先生說過，即使將全世界的原子彈綁在一起爆炸，也毀滅不了我們的地球。」
「又是魯迅先生說？」他滿腹狐疑地看著我。
「你不相信？」我那時候是死豬不怕開水燙了，「難道我是在編造魯迅先生的話？」
我堅定的神態讓他退卻了，他搖搖頭說：「你不敢，誰也不敢編造魯迅先生的話。」
「我當然不敢。」我心虛地說道。
他點點頭說：「這『即使』確實很像是魯迅先生的語氣。」「什麼叫很像？」我乘勝追擊，「這就是魯迅先生的語氣。」然後，我的這位同學垂頭喪氣地走去了。他可能百思不得其解：魯迅先生為何總是和他作對？不過幾個月以後，我把自己嚇出了一身冷汗。我突然發現了一個巨大的破綻，魯迅是一九三六年去世的，第一顆原子彈在日本廣島爆炸的時間卻是一九四五年。我膽戰心驚了好幾天以後，主動去向這位同學認錯，我對他說：「我上次說錯了，魯迅先生的原話里不是說原子彈，是說炸彈。他說，即使全世界的炸彈綁在一起爆炸……」
我同學的眼睛立刻明亮了，他揚眉吐氣地說：「炸彈怎麼可以和原子彈比呢！」
「當然不能比，」為了矇混過關，我只好承認他的觀點是對的，「你說得對，如果世界上的原子彈捆綁在一起爆炸的話，地球肯定被炸得粉身碎骨。」
我和這位同學從小學到初中的兩次馬拉松式的爭論，最終結果是一比一。這個結果沒有意義，爭論也沒有意義，有意義的是由此引出了一個事實，就是作為一個詞彙的「魯迅」，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實在是威力無窮。
[1] 羅臨風：“南轅北轍的武漢中考改革”，2014年3月，https://user.qzone.qq.com/1123897127/blog/1394276466。
[2] 羅臨風：“評價體系改革 拒絕硬指標”，2014年3月，https://user.qzone.qq.com/1123897127/blog/1395544959。
[3] 羅臨風：“粗製濫造的網路小說何以繁榮？”，2014年3月，https://user.qzone.qq.com/1123897127/blog/13955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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