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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徐友漁新著《革后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四）
徐友漁這本《革后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我讀得最多最細的是最後一章“在看守所”。因為其他章節寫到的事情，我原來就知道一些，有的事我還相當熟悉。唯有在看守所這一段生活，我以前知道的很少，所以讀得最認真。我越是讀這一段敘事，越是對友漁由衷的敬佩。友漁太了不起了。
友漁被審訊，第一個問題就是5月3日的“2014•北京•六四紀念研討會”。友漁寫道，在5月3日會議之前，他就多次承諾，召集會議的責任由他承擔。在整個審訊期間，友漁堅持實現了這個承諾。涉及到其他與會者，可能對他們不利，警察又未見得知道的情況，友漁絕不吐露。儘管這些事都是正大光明的，符合現行的憲法和法律的，但經驗證明，當局會無恥的把你說的事掐頭去尾、斷章取義，羅織成罪名，然後對他人進行懲罰和迫害，所以友漁絕不吐露，不給審訊者任何可乘之機，堅持由自己承擔起全部責任。
友漁的同案犯，筆名“不鏽鋼老鼠”的劉荻，在第二年（2015年）寫文章回憶道，“和徐友漁老師成為‘同案’，是我的榮幸。我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我願意和他一起坐牢”。劉荻說，“2012年12月28日，朋友們決定闖關去探望長期遭到軟禁的劉霞，特意拉上了徐老師，意思是請他來‘背黑鍋’，承擔可能的責任。徐老師欣然應允”。“去年5月的六四研討會事件中，徐老師主動提出願為此承擔責任，而且說到做到，即使坐牢也不反悔。在我看來，要成為民主運動的領袖和英雄，最重要的品質是要能夠承擔責任”。
在看守所期間，友漁被多次提審。每一場審訊都是一場博弈，每一場審訊也都是一場抗爭。審訊的目的常常不是為了從你口中得到什麼要緊的信息，審訊的目的常常就是為了侮辱你的人格，打擊和摧毀你的意志。友漁總是從容應對，一找到機會就反擊。友漁當面質問審訊者，請你解釋什麼是“尋釁滋事”罪，它怎麼和我們的行動相關聯？審訊者目瞪口呆，無言以對，只好說，你不該這麼問，你只該考慮你自己的問題。友漁說，這個問題不弄明白，其他事情無從談起。審訊者惱羞成怒，說，我們也可以用其他罪名抓你，並威脅說，另外的罪名判罰會更重。友漁毫不退讓地反擊道：“如果你們用這個罪名抓人不成立就隨便換一個罪名，那說明你們抓人和定罪是任意的。“審訊者自知理虧，被迫轉移話題。這個審訊者對友漁懷恨在心。在接下來的一次審訊中，他用兇狠的眼光逼視友漁，友漁針鋒相對，用蔑視的眼光盯著他，不眨眼，不轉移。兩人相互怒視了許久，最後，是對方把眼光閃開了。友漁和警察打了多年的交道，沒有一次在氣勢上屈居下風。
看守所的情況很惡劣。監室只有22平方米，卻關進了17個大男人。其中大多數是重罪嫌犯，包括4個殺人嫌犯、一個等待處決的殺人犯，3個販毒嫌犯。中國監獄的慣例，對新來者要施以下馬威。友漁一踏進監室，囚徒們個個眼露凶光，牢頭問道：“幹什麼的？為什麼事進來？”友漁說我是中國社科院的教授，因為開了一個紀念六四的會議被抓。奇迹發生了。整個監室的氣氛為之一變。眾囚徒的態度由威嚇變為讚歎。友漁在監室中受到一系列優待。沒有人對他直呼其名，都叫他“徐老師”、“徐老”。友漁寫道：“我在獄中心態平和、精神寧靜，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絲毫不覺得自己高人一等，雖然獄友們因為我是政治犯和教授而對我十分尊重。”
友漁書里還講到一件事。一次被提審后，一個年輕的警察趁沒人的時候溜進審訊室，對友漁說：“徐老師，我知道你，我看過你寫的文革和紅衛兵的書，那真是有關文革里程碑式的著作！請你好好保重。”友漁聽了深受感動和鼓舞。讀到這裏我忍不住想，這個警察會不會是看了我寫的書評呢。我為友漁那本《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與演變》寫的書評，標題就是“文革研究的里程碑”。
在僅有的一次和律師會見，友漁對律師說，作為哲學家，生死看得很開，精神不會崩潰，死都無所謂。唯一感到愧疚難過的是給家人帶來驚嚇和擔心。
拘押了些日子，經過了幾次審訊，當局要友漁“寫一個認識”。友漁略一思索就答應了。友漁早就考慮過這個問題：如果被當局抓了，強令你寫“認識”寫“保證”，怎麼辦？友漁有自己的應對方略：面對獸類，大可不必太迂腐。能矇混過關就矇混過關。出賣同夥的事絕不能做，自我污辱的話，別人說了不譴責，自己決不說。
警方要求一定要有“認錯”的字句。友漁是這麼寫的：“基於錯誤的形勢估計而開了會”，“只考慮自己主觀上並無惡意，認為此舉能化解社會緊張對立情緒，促使執政黨借鑒台灣國民黨處理二二八事件的方式開闢政治新局面，但實際上卻沒料到執政黨會做出強烈反應”……這與其說是認錯，不如說是批判。居然也就過關了。
2014年12月16日，瑞典“帕爾梅爭取國際諒解和共同安全紀念基金會” 宣布，將2014年度“奧洛夫·帕爾梅獎”頒發給徐友漁。2015年1月30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國會大廈舉行了頒獎儀式。友漁因取保候審不能出國領獎。在頒獎式上，基金會總裁宣讀了頒獎詞，並傳達了徐友漁的決定，將全部獎金（7萬5千美元）捐贈給“天安門母親”。
從1967年3月，我和友漁結識，轉眼之間，就過去了57年。我們這一代人，除去離世者，其他的也步入餘生。無論是言說還是行動，無論是為人還是處事，友漁都不愧為我們這代人的典範。藉此書評，謹表達我對友漁崇高的敬意，以及對我們半個多世紀友誼的美好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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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