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書專頁
翻牆交流電報群
RSS/FEED訂閱美國是大熔爐還是沙拉碗？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天籟美域 2024-05-21 17:30 北京
作者：威廉·沃格利 2024年5月13日編譯：Randy Chen 2024年5月21日
是意識形態，而不是種族，正在擴大美國生活中的裂痕。
如果對成功的含義沒有一個可行的定義，就很難取得成功。例如，我們在9/11事件后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干預之所以成為悲劇性的錯誤行動，一個重要原因是，指揮反恐戰爭的人從未明確說明讓我們能夠宣布勝利的基準。“我們在這裏究竟要實現什麼目標？”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但卻如此基本，以至於我們常常問不出口。
傑里米·卡爾的《未受保護的階級》一書在種族關係方面發揮了這一重要作用。閱讀這本書迫使我們思考，以一種每個群體都認為公平的方式解決種族緊張關係對美國意味著什麼。卡爾寫道：“美國需要做出決定。它是想要大規模的種族間清算，還是想要類似於一個正常運作的多種族民主國家？”
這種民主的標誌是什麼？卡爾在書的最後引用了詹姆斯·麥迪遜在1820年寫的一封信，那是他完成第二個總統任期並返回蒙彼利埃三年之後寫的。這封信是寫給猶太醫生雅各·德拉莫塔的，他在喬治亞州薩凡納一座猶太會堂的祝聖儀式上發表了演講，並給麥迪遜寄了一份副本。卡爾認為麥迪遜對宗教多元化的肯定適用於種族多元化的挑戰。麥迪遜寫道：“平等的法律保護平等的權利，”它是“忠誠和愛國的最好保證；也是珍惜各宗教派別公民之間相互尊重和善意的最好辦法，而這種尊重和善意是社會和諧所必需的”。我們可以把麥迪遜的論點合理地引申為：政治平等不僅能促進社會和諧，而且在良性循環中，當相互尊重和善意佔主導地位時，政治平等也會得到加強。
相反，一個統治集團玩世不恭地操縱政治平等來加重從屬群體的負擔並羞辱他們，這不僅會加劇社會緊張局勢，還會鼓勵人們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個騙局，而不是一項嚴肅的原則。普萊西訴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1896年）造成的政治傷害加劇了吉姆·克羅案的社會傷害，最高法院在該案中認為，公立學校和“分開但平等”的行政標準可以滿足第14條修正案對法律平等保護的保障。
如果這種解釋能促使人們齊心協力，保證南方的黑人孩子上的公立學校在質量和資源上與白人孩子上的學校真正平等，那麼這種解釋也許並不完全可笑。或者，如果白人選民必須通過與黑人選民相同的識字測試。但是，當然，法律上的種族隔離隔離了種族，甚至沒有經過平等對待的過程。由此產生的社會緊張局勢導致了一種具有腐蝕性的信念，即法律面前的平等正義只是強者用來鞏固其對弱者的優勢的一個幌子。
1978年，社會學家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在一本頗具影響力的著作《種族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中指出，種族作為決定社會經濟結果的獨立變數的地位實際上正在下降。相反，階級更多地解釋了貧困、犯罪、教育程度等問題。種族重要性的下降實際上是制定一個相當成功的多種族社會目標的一種方式。這不禁讓人想起2008年奧巴馬當選總統后，人們對美國即將成為一個后種族社會所抱有的希望，在這個社會中，黑人或猶太人只是一個細節，對一個人的了解甚少，對一個人的生活軌跡也沒有什麼影響。
這種大熔爐式的美國身份認同理想具有明顯的吸引力，因為在這種理想中，種族類別只是一種既存的意義，而不是持續的意義，它可以促進善意和社會和諧。然而，我們也可以理解少數族群對複合型民族身份認同的疑慮，因為在這種身份認同中，他們的貢獻將被更大族群的貢獻所掩蓋。因此，特殊主義的興起，儘管有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和奧巴馬，但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旋律是種族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不僅僅是種族問題，同性戀【小編推薦:我所知道的地球歷史與奧秘篇（十）：同性戀與吸毒】自豪遊行、婦女歷史月等活動都提醒了我們）。多元主義通常被理解為對社會現實的實際承認，但認同政治和多元文化主義則採取了反對同化的意識形態立場。由此，”從多到多“成為當務之急。
無論是大熔爐還是沙拉碗，都有理由成為處理社會異質性的最佳方式。但無論哪種說法最有力，都很難否認一個社會必須選擇其中一種，而不是試圖以某種方式兩者兼而有之。
就拿住房政策來說吧。在《法律的色彩》一書中，理查德·羅斯坦呼籲聯邦政府懲罰那些融合度不高的郊區。他堅持認為，郊區的黑人人口不應低於或高於整個大都市區黑人人口比例的10%，這樣既可以防止白人過於同質化，也可以防止白人外逃造成的”再隔離“。例如，在芝加哥大都會區，黑人佔總人口的16%，這就意味著任何郊區的黑人人口若低於6%或高於26%，都將面臨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的怒火。
但邏輯告訴我們，除非我們禁止黑人居住在以黑人為主的社區，否則黑人是不夠住的。在這一點上，社會科學證實了生活經驗：出於各種原因，大多數黑人更願意居住在黑人比例明顯偏高的社區。羅斯坦討論的調查數據顯示，白人和黑人都贊成抽象的住房一體化。但白人認為，當黑人人口比例與全國人口比例基本持平時，該社區就實現了融合；而黑人則認為，當黑人人口比例是全國人口比例的2到4倍時，該社區就實現了融合。這些都是無法調和的願望。
類似的問題也困擾著“誰能出人頭地，誰不能”的問題。1965 年，林登-約翰遜總統在霍華德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這是他簽署《民權法案》使之成為法律的第二年，也是他簽署《投票權法案》的幾周前。然而，約翰遜並沒有花太多時間頌揚這些成就，而是指出了它們的不足。他告訴畢業生們，自由和機會均等雖然至關重要，但“還不夠”。“民權鬥爭的下一個更深刻的階段”將尋求“不僅僅是作為權利和理論的平等，而是作為事實和……結果的平等。”他是這樣闡述這一挑戰的：“你不能把一個多年來被枷鎖束縛的人解放出來，把他帶到比賽的起跑線上，然後說，‘你可以自由地與其他人競爭’，並且仍然有理由認為你已經完全公平了”。
在那次演講或隨後的任何演講中，林登·約翰遜從未說過什麼是完全公平的，甚至是相當公平的。然而，其含義並不是很深奧。作為事實和結果的平等最好理解為平等的代表權。伊布拉姆·X·肯迪將這一觀點提煉出了其精髓：種族差異一定是由針對黑人的種族主義或黑人的自卑造成的。
這一標準適用於廣泛的社會趨勢，比如黑人的貧困率是白人的兩倍，而他們的住房擁有率是白人的一半。但據推測，這也解釋了更精細的結果，比如2012年黑人佔美國律師的4.7%，2022年佔4.5%，這意味著黑人律師的數量只有肯迪認為的三分之一左右。美國律師協會還報告稱，在2019年從法學院畢業的學生中，有19%的黑人從未通過律師資格考試，即使在某些情況下經過多次嘗試，相比之下，西班牙裔為13%，亞裔為11%，白人為6%。根據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一項研究，黑人法學院學生比白人學生更容易輟學，再加上這一因素，結果是80%進入法學院的白人學生最終畢業，並在隨後一年內通過律師資格考試，而黑人學生的這一比例僅為52%。
托馬斯·索維爾在他的多部著作中廣泛論述了不同群體之間差異的原因和影響，他引用了政治學家邁倫·韋納在1950年代寫下的一段話：“所有多民族社會都表現出一種傾向，即種族群體從事不同的職業，擁有不同的教育水平（通常還有教育類型），獲得不同的收入，在社會等級制度中佔據不同的位置。”換句話說，林登·約翰遜/肯迪提出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實現比例代表制的目標在人類學上是站不住腳的。我們在譴責自己，因為我們未能實現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狀況，而強大的社會力量正在不斷地反對這種狀況。這將導致無盡的沮喪和痛苦。
美國之所以有希望通過矇混過關來解決種族矛盾，是因為美國面臨的障礙與其說是種族問題，不如說是意識形態問題。正如社會科學家扎克·戈德堡所證明的那樣，白人自由主義者比黑人更強烈地認為黑人為克服種族歧視所做的努力是徒勞無益的，對移民的感受比西班牙裔更溫暖，比所有人都更教條地致力於將多樣性本身作為一個目標。我們可能希望格雷欣法則不適用於政治：好的想法會淘汰壞的想法。如果是這樣的話，像《未受保護的階級》這樣充滿活力但又以經驗為基礎的論戰，將有助於維護美國的政治空間，讓懷有善意的美國人在這裏解決國家的分歧，治愈國家的創傷。
——網友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