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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錢滿素 敘拉古之惑 2025年01月06日
胡佛的美國體制碰壁
胡佛的命運具有強烈的反諷意味。他是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理財能手，卻在美國最嚴重的一場經濟危機中遭遇滑鐵盧。他的前半生以人道主義的救濟活動蜚聲國際，他的名字象徵著糧食和繁榮，下半生卻成了飢餓和蕭條的代名詞。他是一個認真對待美國體制、堅守自由主義信仰的人，但美國人民卻不認真對待他，最終遺棄和嘲弄了他。大半個世紀過去了，人們發現他對美國體制的闡述十分本質，並無大錯。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問題出在哪裡？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迎來了20年代的繁榮。進步運動的成果雖然沒有被否定，但一連三個共和黨總統採取的都是親實業的政策，柯立芝總統的表白最為直截了當，他的名言是：”美國的事業就是實業。”1928年，胡佛和民主黨候選人艾爾·史密斯競選總統，大選前夕他在紐約發表了題為”美國個人主義”的演說，集中闡述了他的政治理念。他將經濟繁榮和人民生活提高歸功於共和黨的領導，因為共和黨在戰後立即恢復了戰時中央集權前的狀態，在過去七年多的執政中堅持了美國體制和傳統，拒絕政府在經濟生活中與民爭利。
胡佛演說的中心是政府和經濟的關係，時至今日，這仍然是美國政治中的一個中心議題。胡佛區分了兩種不同的政府理念：個人主義的和集體主義的，美國的和歐洲的，共和黨的和民主黨的。胡佛作為工程師和國際商人，曾在東西方許多國家管理過企業，他在國外的豐富閱歷使他更加欣賞美國個人奮鬥的體制，他相信美國的成功源自美國人倔強的個人主義，歐洲的失敗在於他們的家長制和國家社會主義。
胡佛著重論證了為什麼政府管不好經濟、如果政府管理經濟的話又會帶來什麼問題。他說，美國體制的本質是自治，自治必須避免權力集中，各種制衡機制都是為此設計的。它們在分散權力上很是成功，但負面的結果是辦事拖沓，這在政治上可以接受，但對經濟來說卻是致命的，因為經濟管理需要集中責任，把握時機，當機立斷。如果經濟決策進入民主程序，推諉扯皮，還有什麼效率可言？所以民主政府決管不好經濟。同時，如果政府真的要接管經濟，勢必建立一整套組織，形成一個龐大的官僚迷宮，促使中央集權，一切競爭也將宣告結束，而沒有競爭的經濟不可能有活力。更有甚者，經濟自由的喪失最終必然危及人民的其他自由和自治權利。
再說，政府管理經濟也不可能明智，經濟領導的才能來自現實的商界競爭，但政府如何任命領導經濟的官員呢？由政府挑選，還是民選？無論哪種方法，都不可能選出真正的經濟管理人才。因此，胡佛一再重申，政府在與經濟的關係中只能充當裁判，是進行規範和管制，而不是直接參与。他將此視為政治原則，決不含糊，而他的失敗也許正孕于這一執著。
胡佛作此演講是有所指的，在大選中他感到來自左的威脅，也就是民主黨的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宣傳，所以他自認有責任出來扞衛他所欣賞的美國體制。胡佛信仰的堅定與他本人的經歷很有關係，他出身於鐵匠家庭，是白宮主人中不多見的勞動人民出身。胡佛全憑個人奮鬥進入斯坦福大學深造。由於能力非凡，成績卓著，他從二十幾歲起就擔當重任，不到四十歲就成了百萬富翁，歷任工程師、企業家，在世界各地施展才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比利時任救濟委員會主席，巴黎和談時任政府顧問，戰後任美國糧食總署署長、商業部長，直至總統。更有意思的是，總統是他第一個競選的官職。可以說，他本人就是美國夢的實現，這使他不能不堅信美國的機會平等和美國體制的完好。正因為他太成功了，也就太執著於一個信念，乃至大蕭條的特例都不能使他稍許改變思想體系。
在一個自由放任的社會，經濟上的兩極分化是必然的。社會能夠承受一定程度的分化，但支撐到某一點上也許就會招架不住，失去平衡。分化的危險首先是造成社會內部的對立，乃至階級界線分明，互不溝通了解，彼此橫生仇恨。更深層的危險是國民經濟失衡，財富過度集中，少數人的消費畢竟有限，大部分人購買力低下，不足以刺激經濟。在生產效率激增的情況下，難免產品積壓，經濟運轉失靈。一旦社會和經濟兩根弦都綳得太緊，社會心理就會扭曲，離心離德者有之，鋌而走險者有之，社會開始動蕩，革命也就為期不遠了。
對美國來說，那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是1929年的股市崩潰，這根稻草如同沉重的鋼筋，這才引發了大蕭條這樣空前的危機。在這種緊要關頭，胡佛的表現卻有點像頭倔驢，即便他對美國體制的總結並不錯，但實在是不合時宜。難怪孟子對孔子的最高評價是”時聖”，所謂時聖者，此一時彼一時也，善於對症下藥，把握整體平衡。再好的原則，不能靈活運用也是枉然，只有掌好”度”才是頭等才情。
公平地說，面對大蕭條，胡佛也採取了一些他的前任從未考慮過的措施。他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使用聯邦政府來應付緊急危機的總統，他促使國會建立了復興金融公司和聯邦農業局來協調經濟，但他始終跨不出強制企業的那一步。在無數美國人面對飢餓的時候，他卻在考慮政府管理經濟對美國體制將會造成的潛在後果。他也跨不出讓聯邦政府直接從事救濟的那一步，唯恐從此損害了美國人自強自立的性格。他那倔強的個性使他不能在非常時期採取非常手段，缺乏處理原則與現實關係時所必不可少的靈活性，而他那不善於與民眾交流的性格也使他顯得呆板而不通人情。
霍夫施塔特稱胡佛為美國放任自由主義的最後一位總統，但胡佛本人並不認為美國制度是放任自由的制度。胡佛對自己的界定是”真自由主義”，稱那些從左邊批評他的人為”假自由主義”。在20年代的美國，主張改革的進步主義者已經差不多獨佔了自由主義的號（1924年的大選就被人們稱為”拉福萊特自由主義”與”柯立芝繁榮”的競爭），而胡佛就偏要來個正名。胡佛選擇”真自由主義”之稱，一是可見當時已經存在兩種”自由主義”的概念，二是雙方都想爭這塊招牌。顯然，胡佛所說的”真自由主義”更接近於美國19世紀的自由主義——政府少管，讓私人企業發揮主動精神——他本人正是在這一精神的熏陶下成長的，所以對此終生不渝。
然而，可以想象，像胡佛這樣非意識形態化的實幹家，是沒有耐心在主義的標籤上糾纏不休的。他曾經說過，自由主義和非自由主義這樣的術語根本就不適合美國，”我們常聽說某某是托利黨、反革命、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或激進主義者……這些術語的政治使用……是從英國進口的，不適用於美國”。他反對使用這些標籤，一是因為其不確定性——”你可以將自己歸為任何一派，只要你不厭其煩翻來覆去地說。”二是因為它們已經成為政客們操縱玩弄的武器——”如果你不喜歡某人，你就可以將他打入你的聽眾最憎恨的一派。”他的話也不是沒有道理。
對胡佛來說，倔強的個人主義也罷，真正的自由主義也罷，目的都是為了保障每個美國人享有儘可能發揮其才能的自由和機會。他也承認放任無序的個人主義會有危險，但是他認為美國的個人主義受到機會均等的制約，不至於走向極端。在他看來，主要應該防止的是社會主義的傾向，因為任何一個部門的國有化都會導致喪失經濟自由，並最終導致喪失政治和其他方面的一切自由。
羅斯福新政永遠改變了美國的自由主義
美國自由主義由古典到現代的分界線可以明確無誤地劃在胡佛和富蘭克林·德·羅斯福兩個總統之間，胡佛是最後一個固守所謂放任自由主義的總統，而羅斯福是第一個代表現代自由主義的總統。從此，美國自由主義不可逆轉地進入現代。
在美國人民對胡佛徹底喪失信心后，1933年羅斯福受命于危難。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復美國人民對自己、對政府和對美國體制的信心。他在就職演說中說：”我們唯一需要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緊急銀行法勒令全國銀行關閉整頓，檢査合格後方可重新營業，金融秩序得到恢復，人心很快穩定下來。在隨後的百日內，他的新政方案一個接一個出台，速度史無前例。從3月9日到6月16日，羅斯福15次致信國會，敦促通過了15個主要法律，作了10次演講，並且每周舉行記者招待會和內閣會議各兩次。這15個法律包括銀行緊急法、經濟法、聯邦緊急救濟法、農業調整法、緊急農場貸款法、田納西流域整治法、保險真實法、家宅貸款法、全國工業復興法、銀行法、農場債權法以及鐵路協作法等，加上以後幾年陸續通過的重要法律如《社會保障法》《瓦格納勞工法》等，從1933年至1938年的六年新政立法涉及美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聯邦政府的責任迅速擴大，隨著執行機構的紛紛建立，聯邦政府本身也前所未有地擴大了。
爐邊談話中的羅斯福
與新政相比，進步運動看來只是一場序曲，但兩者的宗旨是一脈相承的，新政要解決的仍然是工業化所帶來的經濟問題和社會矛盾。進步運動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問題還未解決時就被一次大戰打斷。20年代的繁榮不過是一個插曲，還有許多虛假的性質，因為事實上大戰剛結束不久，農業就開始不景氣了，社會貧富懸殊的趨勢也始終未能得到緩和。十年共和黨執政時期，實業界可謂一枝獨秀，這更加深了其他階層的不滿，改革的要求從未平息過。
但是與進步運動不同的是，新政面對的是大蕭條，因此它有更緊迫的經濟問題要解決。進步運動基本上是向壟斷兼并發起攻勢，要解決很多經濟概念上的問題，也包含更多的道德內容。到新政時期，企業的規模問題已經早被接受，布蘭代斯對”大的詛咒”的譴責顯得幼稚，因為只要大企業的經濟功能無法替代，”大”就必然會存在下去。在大蕭條的生死存亡之際，甚至道德要求也顯得次要了。正如霍夫施塔特所言，新政是以實用主義為指導的，它是功利的，重的是效果。它不是道德憤怒，是解決實際問題。新政人看不起不能見效的理論，最討厭的莫過於意識形態的教條。
新政完成了一次政府職能的轉變，它從兩個方面永遠地改變了美國的自由主義：一是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二是政府對人民福利的責任。在此之前，美國也經歷過多次經濟危機，但是美國人並不認為政府應該承擔責任，哪怕是救濟的責任，慈善屬於教會和個人行為。在個人奮鬥的年代里，一個人必須對自己的成敗負責，如果他有什麼怨言，盡可直接去向上帝訴說。從新政開始，聯邦政府承擔起確保經濟正常運轉的責任，不僅要作宏觀調控，還要通過所得稅、財產稅、社會保險等途徑積極介入分配。經濟運作的好壞可以說成了判斷政府成敗的關鍵，政府不干預經濟的放任自由主義宣告結束，再無回頭之路。
與此同時，福利主義開始，聯邦政府直接對人民生活保障負起責任。羅斯福明確表示，1776年美國消滅了政治專制，現在到了反抗經濟專制的時候了：
政府應當關心使那些願意工作的人有事可做。讓人民免於挨餓，有房子住，生活過得不錯，有適當的教育水平，這些是政府關心的事。除了這些以外，另一件沒有提到的事是，保護個人的生命和自由不受社會上那些企圖以犧牲別人的利益而取得榮華富貴的人們之害。他們同別人一樣有權受到政府的保護。
失業保險、養老保險等都是從新政時期開始的根本性改革，它們使人民生活有了基本保障。這些措施深得人心，延續至今，很難想象哪屆政府敢於更改這個方向，里根政府再保守也不可能回到新政之前，這就是為什麼他的保守主義要冠以一個”新”。想當初，梭羅說他與政府的關係就是一年一度與收稅人的照面。現在，聯邦政府已經深入每個公民的生活，美國人從未與政府有過如此密切的關係，也從未對政府有過這般大的期望。
新政為何可能？
史學家老施萊辛格曾經提出，美國歷史中的改革衝動具有周期性爆發的特點，差不多每隔15年到16年，自由期和保守期就會風水輪轉一次，這是全國政治心理周期，與經濟形勢並無明顯聯繫。據此，小施萊辛格認為，無論大蕭條是否發生，美國到了1930年代都會出現某種新政，只是改革幅度也許沒有那麼大罷了。
根據小施萊辛格的分析，美國曆次改革的誘因通常有二：其一是社會積壓的不安與不滿（常常是非經濟因素的）導致變革的要求。其二是一群富有才幹的人感覺受到現存秩序的排擠，利用民眾上漲的不滿來推進自己的政治方略。這種局外人爭取地位權力的野心和人民對現行領導人和現行理想的厭倦兩相結合，就成了美國改革的真正動力。進步時代連續二十多年的改革政治使人疲憊，理想主義衝動已被耗盡，於是乎進入20年代休養生息的保守期。連威爾遜本人也說過：”一代人也就有一次能這樣超越物質生活，因此三分之二的時間會是保守政府來執政。”
當民眾不再關心政治時，政治權力就必然落入經濟上最強大的利益集團——實業界，這樣反過來又引起了農民、勞工和知識界等其他階層的不滿。到20年代末，社會上的不滿和厭倦已經有點神經質了，這不僅在菲茨傑拉德的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這樣的文學作品中得到充分反映，而且在現實政治中也產生了像艾爾·史密斯這樣的政治人物，他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天主教徒的總統候選人，雖然在1928年大選中敗於胡佛，但得票居然相當可觀。小施萊辛格認為，史密斯代表的這股反叛肯定要成氣候，而這批人恰恰也是後來支持新政的人。他還認為，新政之所以不是反動而是自由主義的，就是因為這次改革周期正好到了自由這一輪。他的這種說法也有一定道理，尤其是想到1960年代那場突如其來的狂飆，那時經濟風平浪靜，不要說大蕭條，連小蕭條也沒發生，社會不是照樣激蕩起來了嗎？
但是若無大蕭條的絕境，要想象新政實在是很困難的。歷史是條因果鏈，環環緊扣，每個事件都幾乎決定了下一個事件的發生，至少是決定了發生的狀況。大蕭條是美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經濟衰退，工業產值狂降一半，失業人口佔了勞動力的四分之一，美國哪裡經歷過這種連吃飯都成問題的局面！通常說來，只有在緊急情況下，特別是個人面對生死、國家面臨存亡之際，人們才會去嘗試一下平常不可能想到的違反常規的做法。美國體制的傳統是不會輕易退讓的，即便有了大蕭條，最高法院尚且要宣判全國復興法等新政立法違憲，沒有大蕭條的話，羅斯福怎麼可能大刀闊斧地推行新政？守舊派從一開始就指責他搞獨裁，顛覆美國體制，控制國會，操縱最高法院。若不是有民眾支持，新政實在難以為繼。但民眾又為何要支持新政呢？還不是因為大蕭條的逼迫？新政在本質上離不開民眾的接受，而歷史表明，美國人只要一等到經濟繁榮，就迫不及待地擺脫政府，自己去發展。美國幾次大的改革運動，包括19世紀上半葉的改革，20世紀初的進步運動和30年代的新政，都被戰爭打斷，而戰爭過後迎來的並不是改革的繼續，而是經濟放任，耽於享受，這幾乎成了規律。
也難怪，人性使然，很難指望從戰爭血腥中熬過來的人能變得非常理想主義。所以，如果沒有大蕭條，即便有改革，也不可能有新政這麼大的動作，而沒有這麼大的動作，也就不叫新政了。
大蕭條是新政的前提，但有了大蕭條也不一定有新政。大蕭條發生在胡佛任內，但在三年的時間里，胡佛並沒有施行新政。所以，新政之可能的第二個要素是羅斯福其人，羅斯福確實可以稱為在合適時間出現在合適地點的一個合適的人，新政和羅斯福無法分開，是羅斯福一手為新政導的航，是大蕭條和”二戰”這兩次大危機造就了羅斯福這個偉大總統。
就羅斯福本人的經濟知識而言，他無法與胡佛相比，然而他卻在胡佛失敗之處成功了，可見作為領袖的成功不在於擁有某項專業知識，而在於具有領袖所需的素質。與胡佛相對照，羅斯福的第一個優點就是善於和民眾溝通，這在民主國家裡尤為重要。胡佛與羅斯福在性格上的差異很像後來的尼克鬆與肯尼迪，胡佛和尼克鬆都是貧寒出身，靠艱辛的個人奮鬥達到髙位，他們不缺知識和能力，但是在性情和風度上就不那麼瀟洒自如了，在與人溝通上也更容易有心理障礙。而對羅斯福和肯尼迪這樣出自名門的人來說，自信和成功幾乎與生俱來，他們不會把一件小事看得太重，對付大事也更從容。由於一直生活優裕，未涉艱難，心生同情也不是難事。羅斯福來自特權階層，能深得普通民眾擁戴，就因為他能讓民眾感到他的自信、開朗、樂觀、通融和同情。如果他爽朗的笑聲和平易近人的風格比起胡佛的一本正經更得人心，如果他的靈活比起胡佛的寸步不讓來更受人歡迎，這難道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嗎？從心理上說，對一個人信還是不信是一件非常個人化的事情，尤其是讓美國民眾去相信一個政客，所以領袖的個人魅力是極其強大的政治武器。當胡佛勸民眾不要喪失信心時，人們報之以嘲諷。而當羅斯福讓大家不要恐懼時，人們好像一下子就放了心。他的就職演說一結束，就收到五十萬封熱情的人民來信。在全國面對災難時，還有什麼比一個總統能將上下凝聚一心更為重要呢？新政的這種上下一致是發自內心的，與希特勒在納粹德國以恐怖手段造成的整齊劃一不可同日而語。羅斯福不是讓人民去信任他一個人，將他視為救世主，而是讓人民去信任他們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羅斯福的公關能力是一流的，人們稱他為政治心理學大師。他既能控制自己的心態，做到不驕不餒，始終保持微笑；又能確切把握民眾心態，保持和民眾的呼應，取得民眾的理解支持。只要對比一下他和胡佛對待退伍軍人進軍華盛頓的不同態度，就不難明白為什麼一個成功一個失敗了。1932年春，胡佛下令軍隊驅趕滯留在華盛頓的退伍軍人，造成數人死傷。他這樣對待對國家有功的落難軍人，引起全國的憤怒，可謂大失人心。1934年，面對同樣進京請願的退伍軍人，羅斯福下令給他們送吃送穿，還派夫人慰問，樂隊助興，退伍軍人一個個大受感動，自動撤離，風波就此平息。他們說，胡佛給我們派來軍隊，羅斯福卻派來夫人。政治領袖的愚鈍冥頑有時可以將事情推到極端乃至不可收拾，簡直是逼人造反，如果他們能像羅斯福那樣顯示出一點靈活，一點理解，無論是對他本人還是對國家，付出的代價都會小得多。
當然民眾的支持主要還是看政策的可行性，羅斯福另一個長處就是他的政治才幹，突出體現在他始終能把握大局，不抱偏見，通達權變，隨時準備調整航向，又終於不離中庸之道【小編推薦:揭秘儒家中庸之道的真正內涵】。他在左右各方的叫罵聲中穩坐白宮，忙亂無序中卻表現得鎮定自若，從不灰心。他常說，一個試驗失敗了就再試下一個，關鍵是要試著去做，有效就好。有人批評他缺少方向，但在這種非常時期，本無常規可循，而且他原本也未偏離美國體制的大方向。
新政之可能的第三要素是美國的體制和民情。羅斯福上台和希特勒上台相差不過幾天，在經濟恐慌中不少國家相繼走上獨裁之路或革命之路，而美國卻以新政這樣非暴力的方式來加以改革，避免了任何極端，這對自由主義在全世界的命運可以說是意義非凡。說到底，美國之所以能在這樣的時刻有羅斯福這樣的人當政，還是得益於美國體制的自我糾正能力。在關鍵時刻，可以通過合法程序甩掉一個解決不了問題的總統，另選一個合適的，而不是走官逼民反的險棋，使已經遭災的人民再雪上加霜。
與內戰相比，新政還表明了美國政治的成熟，美國人放棄了以槍炮解決問題的方式，代之以舉國一致的立法改革，避免了流血衝突給社會可能帶來的短期和長期的傷害。但新政這一適合美國的方式，未必能在別的國家行得通。一是因為美國人具有實用主義的精神，也就是非意識形態化，不在一些理論概念上糾纏不清，講求實際效果，敢於試驗。二是美國雖有階級分化，卻並不僵固，美國人尚未被階級猜疑和階級仇恨所左右，至少普通民眾並不因為羅斯福屬於特權階層就不信任他。這些事在美國看來似乎很自然，但卻遠不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
羅斯福為何標榜自由主義？
羅斯福在各種場合總是以自由主義自稱，他說民主黨現在是代表自由主義的黨。在1932年的競選演說中，他曾經為自由主義打過一個形象的比方：
我們說文明是一棵樹，在成長過程中會不停地產生腐木和朽木。激進派說：”把它砍了。”保守派說：”別碰它。自由派妥協說：”讓我們來修剪它，這樣就既不會損害老樹桿，也不會損失新樹杈。”發動這次競選是為了讓全國按既定方向前進，走有序前進的演變之路，同時避免激進派的革命和保守派的革命。
羅斯福是要在柏林和莫斯科之間走出一條自由主義的中間路線，或者如他所說的一條”中間偏左”路線。他說過，”不加控制的個人主義”已經失敗，”而那種試圖從上而下為一切人提供安全的家長制又完全不符合我國人民的精神，是絕對成不了的任務和組織。”
羅斯福曾是進步運動的積极參与者，又實踐和繼承了威爾遜的路線，那麼他為什麼不延續進步主義的稱號呢？顯然，他想有個全新的開端，而進步主義已經和太多的人和事聯繫在一起了，尤其是老羅斯福的進步黨。而自由主義這個詞在美國政壇上還有新鮮感，如哈茨所說，正因為美國的傳統就是自由主義，所以這個詞反而用得不多。
19世紀是自由主義的興盛期，西方各國基本上都在這個時段里採納它作為治國理念。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再加上大蕭條的爆發，使自由主義陷入危機，許多人對它喪失信心，不相信它能解決社會面臨崩潰的問題。俄國轉向共產主義，德意轉向法西斯，自由主義受到來自左和右的雙面攻擊，它的寬容大度成了軟弱無能，它宣揚的自由成了詛咒和嘲諷的對象，這就是羅斯福上台時自由主義的處境。當時美國人普遍感到前途堪憂：要麼是自由主義加混亂，要麼是集權主義加獨裁，似乎兩者中非此即彼，這種邏輯使人悲觀沮喪，又難以將其駁倒。然而羅斯福卻不拘一格，採取了實用主義的糅合折中。
羅斯福標榜自由主義至少有三方面的用意。第一，真心實意支持自由主義。羅斯福雖然不重意識形態，但他接受的完全是正宗的美國教育，他對美國體制是真心擁護的，對自由主義也是真心讚賞的，不是僅僅用來粉飾門面，他對希特勒對納粹的厭惡確實發自內心，這些都毋庸置疑。歷史最清楚不過地表明，他施行的新政挽救了自由主義，使人們對它重新產生信心。
【圖略】羅斯福與丘吉爾
第二，羅斯福標榜自由主義是要表明新政對於美國體制的延續性，有自我辯解的意思。正因為新政是美國一次史無前例的政治變化，所以他更有必要強調他未曾背叛美國體制和美國理想，因為這關係到新政的合法性。我們也可以看到，雖然羅斯福和胡佛的政治理念不同，但是兩人都自我標榜自由主義，可見自由主義在美國仍然是一面可以接受的大旗，甚至是唯一的大旗。
第三，在動蕩的30年代，美國國內政治也十分複雜，羅斯福始終面對強大的對抗力量，有來自左的，也有來自右的。激進派陣營里有來自路易斯安那的參議員休伊·朗、神甫庫林格和湯森老年人協會等，都鼓吹財富共享，當然還有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在大蕭條的烏雲籠罩下，他們的勢力頗為可觀。他們批評新政並無新意，仍是維護老的一套，不過這倒不至於讓羅斯福過於擔心，因為他知道就全國而言，左派不佔主流，而且從本質上講，他們批評他保守也不太離譜，他是有心要維護現存體制的。
那些權力被削弱了的實業界、保守的最髙法院、共和黨的老衛士，甚至還有民主黨內的正統派都屬於保守陣營，他們指責新政走得太遠了，羅斯福在搞社會主義，背叛了自己的階級。胡佛稱新政在玩弄社會主義的方法，他在1934年發表的《對自由的挑戰》中將新政稱為”一次重大的轉折，從美國那種即便政府也不能侵犯的人權概念，轉變為將人全部從屬於政府的那類哲學。如果新政繼續下去的話，是對自由的極大損失”。
霍夫施塔特也將新政稱為”大變革”（the great departure）,認為新政絕非自由派進步主義的繼續。更有人指責新政破壞制衡，削弱州政府，侵蝕國會權力，並使聯邦債台高築，空前的權力集中到了總統一人手裡。這些抗議是羅斯福必須認真對待的，他之所以強調自己是自由主義，正是要與社會主義劃清界限。一個政客在選擇自己的標籤時，一是要考慮是否名副其實，二是要考慮其政治效果。當年聯邦主義者明明傾向於一個相對強大的中央政府，但為了讓憲法通過，他們迎合州權者們的心理，不用”國家主義”，偏偏用了”聯邦主義”，這既沒有違背他們的政見，又堵住了州權者的口。羅斯福標榜自由主義似乎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羅斯福和新政還是自由主義的嗎？
新政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它的試驗性，羅斯福的名言是:”一個失敗了再試一個，關鍵是要去試試!”但羅斯福說的試驗並不是遵照一個先驗的綱領和藍圖去實踐，而是通過試驗的效果來決定下一步，可以說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意思，所以他的言行很可能前後矛盾。他的目的是解決當前迫切的民生問題，至於意識形態之爭，那是吃飽穿暖后才有可能享用的。應急的另一面就是，羅斯福和新政都沒有想徹底改變美國體制，羅斯福一再說：”你要維護傳統嗎？那就必須對它加以改革。”所以他的改革目的不是將現行體制推倒重來，而是讓它運轉起來，還要運轉通暢。
羅斯福對自由主義有自己的定義，他明確提出美國自由主義傳統由五個部分組成：
一、深信人的尊嚴；二、信仰人類理性的力量和自由求知的力量，三、高度意識到個人對自己及其鄰居的責任；四、堅信一個最好的社會就是能使其最大多數成員最充分地發揮其潛力，五、願意，並感到有義務通過公共機構為公共利益而行動。
作為”三巨頭”的羅斯福
如果說自由主義從根子上說是解放每個人的潛在能力，那麼羅斯福的定義雖然不太具體，並有鮮明的側重群體的色彩，但還是符合自由主義本質的。
相比之下，胡佛對自由主義的定義要具體得多。他在《美國個人主義》的演講中多次反對假自由主義，扞衛真自由主義，在他心目中，”自由主義的根子就是政治平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和機會均等”。他接著說：
自由主義是一種真正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來自一種深刻的認識——若要維護政治自由，是決不能犧牲經濟自由的。即便政府掌握經濟能帶來更高的而不是更低的效率，對它的反對也不能有絲毫更改。它將摧毀政治平等，它只會增加而不是減低濫用權力和腐敗，它將窒息主動精神和創造性。……
可以看出，胡佛的自由主義是建築在經濟自由基礎上的，因而從理論上說只能和資本主義相結合，而羅斯福的自由主義卻不提經濟制度，在肯定個人發展的前提下比較強調公共福祉。在胡佛眼裡，這就是表面上的自由主義，骨子裡的社會主義。在當時複雜的形勢下，新政還在發展之中，也許胡佛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但當歷史的塵埃落定，今天再對照自由主義的基本條款，看看新政做了什麼，是否背離？尤其是看看羅斯福當時有可能做而沒有做的事，那麼羅斯福和新政是否還在自由主義傳統之中就比較清楚了。事實證明，羅斯福與胡佛在堅持美國傳統上並無本質區別，胡佛顯然有點多慮了。
自由主義的要義是自由，特別是個人自由，那麼羅斯福和新政有沒有從任何方面危及自由呢？羅斯福在執政期間雖然手握大權，但從未成為獨裁者，自始至終任何人都可以合法地反對他。最高法院反對他，媒體反對他，共和黨反對他，民主黨內部也有人反對他。1934年8月，美國自由聯盟成立，這是保守的反對派專門成立來反對他的新組織，宣稱要”教育人們認識尊重人權和財產權的必要性”，成員包括了杜邦這樣的工業家和艾爾·史密斯這樣著名的民主黨人。所以應該說，羅斯福沒有侵犯公民的憲法權利，自由主義的這一基本條款得到了維護，羅斯福也從未試圖去改變它。
經濟上，新政的動作比較大，政府全面介入了工業、農業、商業、金融業等各行各業，但政府並不直接去接管經濟，而是協調經濟。羅斯福剛上任時，銀行瀕臨崩潰，主張將銀行和鐵路國有化的呼聲很高。但羅斯福從未考慮這麼做過，他對前來遊說的人說：還沒這個必要，銀行家已經答應配合。他始終沒有計劃將任何私人企業收歸國有，更從未有過消滅私有制、取消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之類的念頭，所以也不能說他違背了自由主義的經濟原則。一般認為，新政通過的最激進的立法要數瓦格納法，”因為它通過賦予組織起來的勞工以經濟和政治力量，因而從根本上改變了全國的政局”，但它至多使勞工階級在各階級中上升到相對平等的地位，而不是改變整個生產關係。
從政治上說，羅斯福確實是大權獨攬，他在第一次就職演說中就要求賦予他一個戰時總統的特權，獲得民眾熱烈響應，這連羅斯福夫人埃莉諾都感到有點恐懼，她就這次演說寫道：”感到有點盲目，因為我們在巨大的激流之中，我們誰也不知道在哪兒上岸。”被大蕭條嚇壞了的美國民眾簡直將羅斯福視為上帝，國會也是極力配合，但羅斯福並沒有利用這種非常效應去搞個人獨裁。1936年，他第二次競選時，所到之處，受惠于新政的民眾常常是綿延幾英里排隊歡迎，其狂熱程度連羅斯福也覺得過分了，但他依然沒有利用這種民意來搞獨裁。在”二戰”中他真的成了一個戰時總統，不過他既不想改變美國的政治制度，也不想改變美國人的政治思想。可以這樣說，美國歷史上還從未出現過如此有利於搞個人獨裁的時機，但羅斯福沒有乘國之危，利用它來達到個人卑鄙的目的。
當然，德國出了個希特勒，美國出了個羅斯福，這也不完全是偶然。因為即使羅斯福想搞獨裁，想改變美國體制，恐怕他也做不到。在這點上，胡佛的見解也許有道理，他說過：”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中，自由主義是在美國體制中找到其真正的精神，而不是歐洲體制中。”羅斯福做過兩件比較出格的事，一是當最高法院宣布新政法律違憲時，他試圖改變最高法院構成，給每位七十歲以上的法官配備一名助手。二是連選連任四屆總統，違背了從華盛頓開始的兩屆。看看美國人的反應就知道他能不能搞獨裁了，先是國會拒絕他充實法院的企圖，為此他遭到猛烈抨擊。二是國會在他逝世后很快通過修憲，規定總統只能當兩屆，將約定俗成的規矩以憲法形式固定下來，預防出現第二個羅斯福。可見在美國的政體下，要搞個人獨裁是很困難的，美國人始終對權力保持著高度警惕。這正說明了民主並不僅僅是一種政治體制，如果民主制度不是建立在全民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方式上，它就算形式上建成了，也難以實現其真髓。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既不能輸出，也不能輸入。
總之，羅斯福的新政是非常時期所採取的非常手段，沒有大蕭條就不大可能有新政，新政的目的是治病，是要使美國體制重新恢復活力，而不是將其置於死地。羅斯福採取的辦法是一個個問題去解決，一個個階級去安撫，一派派政治力量去平衡，新政的結果肯定是折中的，但沒有偏離美國自由主義的大傳統。當然，大蕭條、新政、”二戰”接踵而來，”二戰”未完羅斯福便已去世，無人能知道他準備戰後如何調整新政，是複位到從前呢，還是繼續擴大？但一般來說，人們認為新政到1938年就基本結束了，戰時經濟繁榮，新政失去其緊迫性。但就算新政只有六年，羅斯福對自由主義的影響也是深遠的，首先是，在自由主義深陷危機之時，羅斯福因為標榜它而延長了它，挽救了它。其次是，他也深刻地改變了自由主義的內涵，使自由主義從自由放任的古典時期過渡到國家有限干預的現代階段。與此同時，他也使自由主義的概念變得更為複雜和含混，滋生出無數的爭議和誤解。
自由主義從古典向現代演化的必然性
自由主義從古典向現代的演變是以自由放任的結束、國家開始整體干預經濟為標誌的，這不僅發生在美國，也發生在西方其他實行自由主義的國家裡。實際上，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在19世紀中葉便首先在歐洲暴露其問題。美國由於其特殊的條件——主要是開放邊疆和工業化較晚——才推延了這一變化的發生。既然這是發生在實施自由主義國家的一個普遍現象，那就必然有其普遍原因。
亞當·斯密在要求經濟自由時，他所處的時代是君主貴族掌握著經濟大權，所以他要強調對經濟放任鬆綁。即便如此，他也沒有否認國家對經濟的作用。可是工業化以後，由於經濟的發展超乎想象，產生了經濟強人的霸權。自由主義有可能過分強調了自由放任的一面，極端者甚至完全排斥國家干預，這大概並不符合自由主義的原意。
在自由主義為唯一主要傳統的美國，國家對經濟也從未採取過完全放任的態度。漢密爾頓作為美國經濟的奠基者，是極其強調國家對經濟的扶持作用的，這自然也是一種干預。但由於美國的國情，從傑斐遜到傑克遜，一直到19世紀末，美國基本上是側重經濟自由的，放手讓經濟發展。國家的作用是盡量少干預，讓企業自己去競爭，讓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去調節。這在當時的美國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工業化尚未全面展開，在這個主要是農業和農村的國家裡，存在著大量未開發的土地，競爭的失敗者總能向西部轉移，去開拓新的地盤，所以經濟上的兩極分化來得較晚。但就在這個階段，美國政府也不是全然不管，他們制定保護性關稅，協調州際貿易，投入公共項目，出售西部領地，還實施了宅地法等土地分配製度，所以並非絕對放任的自由主義，絕對放任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到了19世紀末，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890年，邊疆封閉了，這個美國生活的安全閥退休了，自由土地不再存在。農業國已經變成工業國，城市人口超過了農村人口，大部分美國人不是在自己的農場種莊稼，而是在城裡的工廠做工，或在公司里當職員，靠工資謀生，美國人的生存狀況有了質的變化。可以想象，城裡靠周薪、月薪度日的工薪階層一旦失去工作，是不可能像有地的農民那樣多少能生產些充饑的東西來。他們會馬上斷了經濟來源，變得一貧如洗，沒有錢就買不到食品，就會失去房屋，流落街頭，這是人類社會在工業化城市化以後出現的新問題。由於城市人口集中，一旦陷入絕境的人數增加到一定程度，整個城市乃至整個國家將癱瘓下來，大蕭條就是這種局面。
如果沒有大蕭條就沒有新政，就沒有自由主義從古典向現代的轉化。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大蕭條是否必然發生呢？應該說也是某種必然。進步運動就是美國人意識到新的經濟秩序隱含的危險，試圖通過改革來重新調整。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們被繁榮沖昏頭腦，放鬆警惕，甚至大肆進行股票投機，結果是加劇了危機的到來。工業化后的生產能力大增，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民眾消費能力始終跟不上，大批商品積壓，影響投資，影響生產，形成惡性循環，所以1929年的股市崩潰只是個誘因而已。此外還有國際因素，商品過剩加上國際市場日趨擴大而無法把握，生產者處於被不可知因素控制的狀態，他的豐收多產並不保證收入的增加，在最糟糕的情況下甚至是多產多賠。經濟性質和經濟形勢發生了如此根本性的變化，經濟秩序卻一如既往，協調機制的過時和失靈使大蕭條這樣的經濟危機遲早會到來，新政這樣的改良也就遲早會發生，自由主義必然從古典走向現代。至少從美國的情況看，這個過程是不得已的，並非人力有意推動所致。
也許在經過複雜的自我調整后，市場最終能夠適應工業化后的新經濟，但面對困難的局面，人們難以有耐心等到這一過程見分曉后再作判斷。當時很多人都已經對自由主義喪失信心，他們認定只有兩種選擇：要麼是國會民主加經濟混亂，要麼是經濟集權加政治獨裁，民主完了，自由主義油盡燈枯了，拯救之路在於一個實行全面控制的制度。連丘吉爾在1930年時也說：”你不能通過多數來治療癌症，需要的是一種糾正。”形勢對自由主義，對民主提出嚴峻挑戰，除了國有化這條路，民選政府還有能力來解決現代經濟面臨崩潰的問題嗎？
這種在黑和白之間看不到其他顏色的人，說到底都是把理論看得重於實踐，看不到中間道路的可能性，這樣對待理論只能使理論成為障礙而非指導。羅斯福堅持自稱自由主義，卻能綜合古典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有效成分，經他修正改造過的資本主義雖然缺乏理論基礎，卻能適合美國當時的現實。新政是非意識形態的、反教條的、行動的、漸變的。在自由主義成敗的關鍵時刻，是新政恢復了美國人民對自由主義的信心，維護了美國體制，再聯想到1930年代全世界的形勢，其意義就更為昭彰了。羅斯福喜歡用一個故事來答覆那些批評新政過頭的人：有人從水中救起一個老人，但老人活過來后不僅沒有感謝他，反而埋怨自己的帽子丟了，這就叫不知好歹。
當”二戰”后古典自由主義在哈耶克等奧地利學派倡導下復興的時候，有些人似乎忘記了當初它演變成現代的巨大歷史壓力。如果不干預也可以渡過難關，那麼干預就不大會在美國發生，存在的就有它的合理性，何況這麼大的變化。絕對的自由放任主義者覺得，似乎只要有一絲干預，那麼就會一步步走到國家全面控制，這樣說是聳人聽聞的，也不符合事實。堵塞不如疏導，胡佛的堵塞沒有羅斯福的疏導來得有效，雖然胡佛更堅持所謂的原則。
其實，自由主義的原則有的是可以靈活應變的，只要其基本精神不變，就不會走得太遠，這是一個調節擺動，把握程度和限度的問題。美國政治在新政以後左右搖擺，但萬變未離其宗，這”宗”就是洛克、斯密、密爾等自由主義祖師爺們再三論證的私有財產、市場經濟、個人自由和民選政府，如果這些變了，那麼就真的不是自由主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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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自由的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