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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原創 漢尊 漢尊天下觀 2025年01月10日
溫斯頓·丘吉爾
1937年，倫敦
論托洛茨基
罪與罰
編者按：
丘吉爾的主要收入靠寫作。1937年，他將他對同時代的一些人物的觀察和印象結集出版，包括這篇論托洛茨基的文章，名為《我們時代的人物》。1953年，丘吉爾因《不需要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如果那是一部文學作品的話，得獎實至名歸。斯文·赫定是唯一一位既是瑞典科學院也是瑞典文學院的雙院士。1952年去世前曾連續三年一票否決了丘吉爾的諾獎提名，顯而易見，他自有道理。同樣有趣的是，1939年9月，當德國人入侵波蘭，俄國人從東部同時發起進攻，丘吉爾慷慨陳詞，發誓與納粹對抗到底。1946年，俄國人將波蘭及東歐悉數收入囊中，他慷慨陳詞，發誓與布爾什維克建立勢不兩立的鐵幕。很難知道這位嗜酒如命、世人眼中的作家、演說家、政治家這一次是否像以往或整個一生那樣沒有處在酒精作用下醉態中。
（正文）
當篡位者和暴君淪為街談巷議時，當布爾什維克者用文字而非炸彈為資產階級的媒體流露真情時，當流亡的戰神再次戰鬥，當被解僱的劊子手在爐邊侃侃而談和喋喋不休時，我們可能會為好一點的日子到來的跡象而歡欣鼓舞。我面前有一篇文章，是別名布朗斯坦的托洛茨基最近為《倫敦周刊》撰寫的，他在文章中談到了我對列寧的看法，談到了協約國對俄羅斯的干涉，談到了伯肯黑德勛爵和其他啟發性的話題。他在土耳其流亡期間寫了這篇文章，懇求英國、法國和德國允許他回到文明世界中，這個文明世界是他以往和現在仍然矢志摧毀的。俄羅斯，他自己的紅色俄羅斯，他不顧他人的痛苦或自己的危險，按照他的內心愿望構建和塑造的俄羅斯，已經把他趕走了。他所有的陰謀，他所有的膽識，他所有的寫作，他所有的呵斥，他所有的暴行，他所有的成就，只能導致這樣的結果——另一個”同志”取代他來主宰。其革命地位不及他，才智不如他，儘管在罪行上也許毫不遜色。而他，那個曾經大獲全勝的托洛茨基，眉頭一蹙致萬千人于死地，現在卻鬱鬱寡歡地坐在那裡，——帶著一層惡意，一度被擱淺在黑海岸邊，現在被衝上了墨西哥灣。
但他一定是個難以取悅的人。他不喜歡沙皇，所以殺了他和他的家人。他不喜歡帝國政府，所以毀了它。他不喜歡古奇科夫和米柳科夫的自由主義，所以推翻了他們。他無法忍受克倫斯基和薩文科夫的社會革命派的溫和，所以攫取了他們的位置。最後，當他竭盡全力爭取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在整個俄羅斯建立起來時，當無產階級專政至高無上時，當社會新秩序從幻想變為現實時，當個人主義時期令人憎惡的文化和傳統被根除時，當秘密警察成為第三國際的僕從時，一句話，當他的烏托邦實現時，他仍然不滿。他仍然憤怒，咆哮，低吼，一點點密謀。他鼓動窮人反對富人，他鼓動赤貧反對窮人，他鼓動罪犯反對赤貧，一切都如他所願地發生了。然而，人類社會的罪惡似乎需要新的天懲。在最深處，他絕望地尋求更深層次的東西。但是，可憐的惡棍，他已經觸到了最低點。找不到比布爾什維克階級更低的東西了。他徒勞地將目光轉向野獸，但猿類無法欣賞他的雄辯。他無法動員狼群，因為在他揮斥方遒之際，狼群數量激增，因此，他昔日任命的罪犯們站在一起，把他關在外面。
因此有了這些侃侃而談的報紙文章。因此有了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哀號。因此有了允許參觀大英博物館並研究其文獻的懇求，或請求用墨爾文的水治療風濕病，或瑙海姆的水治療心臟病，或巴特洪堡的水治療痛風，或其他什麼地方治療其他不滿。因此有了在土耳其的陰影中被穆斯塔法·凱末爾的銳利目光穿透的沉思。因此有了從法國、從斯堪的納維亞的出走。因此有了在墨西哥的最後避難所。
令人驚訝的是，像托洛茨基這樣聰明的人竟然無法理解文明國家政府對布爾什維克主要倡導者的明顯反感。他寫道，這似乎只是因為對新思想和敵對政治理論的狹隘偏見。但布爾什維克不僅僅是一種信條。它是一項運動計劃。一個布爾什維克者不僅是某種觀點的持有者；他是以深思熟慮的手段實施這些觀點的忠實的行家。對不滿和革命的解剖在每一個階段和方面都得到了研究，它是一本以科學精神準備顛覆所有現存制度的不折不扣的操典。執行的方法和教義本身一樣，都是布爾什維克信仰的一部分。起初，人們會援引久負盛名的自由主義和民主的原則呵護這個呱呱墜地的有機體。言論自由、公共集會權、各種形式的合法的政治鼓動和憲法權利可以暢行無阻並得到主張。謀求與所有左翼的民眾運動結盟。
在某個動蕩時期創建溫和的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政權是第一個裡程碑。但一旦創建，它就會被推翻。混亂帶來的苦難和匱乏必須被利用。在新政府的代理人和勞動人民之間安排衝突，如果可能的話，加入流血。烈士要製造出來。統治者的歉意應該被用來撈好處。和平的宣傳應該用來掩蓋人與人之間未所未聞的仇恨。與非布爾什維克的信仰沒必要共處。政府或政治家方面的一切善意、寬容、和解、仁慈或寬宏大量的行為都應被用於他們的毀滅。然後，一俟時機成熟，機會到來時，從暴民造反到個人暗殺的一切形式的致命暴力都必須毫無保留或內疚地加以利用。堡壘將在自由和民主的旗幟下被攻陷；一旦權力機構掌握在兄弟們手中，所有反對派，所有相左的意見都必須被消滅。民主不過是一種工具，用來使用，隨後加以摧毀。自由不過是一種感情用事的荒謬，不值得邏輯學家費神。根據死記硬背學來的教條，自命的祭司的絕對統治將毫無保留地施加於人類，將永遠持續下去。所有這一切，在枯燥的教科書中闡述，也在幾個大國的歷史上用鮮血書就，是布爾什維克的信仰和目標。言必行，行必果。
我將近七年前寫了這段話，但這難道不是對共產主義故事的準確描述嗎？這種故事違背了西班牙兩方絕大多數人的意願，使西班牙陷入了目前的可怕混亂狀態。
托洛茨基很可能從未理解過馬克思的信條，但他是其操典的無與倫比的大師。在他的天性中，他具備了塗炭民胞（civic destruction)的藝術所必需的一切品質——卡爾諾式的有條不紊的指揮，馬基雅維利式的冷靜超然的智慧，克勒翁式的群言無忌的雄辯，開膛手傑克式的兇猛，泰特斯·奧茨式的剛毅。沒有一絲感情，沒有人情味，沒有對精神的擔憂能削弱他高超而不知疲倦的行動能力。就像他培養的癌細胞一樣，他餵養它，折磨它，盡心盡性地宰殺它。他找到了一個分享布爾什維克信仰的妻子。她在他身邊工作和密謀。在沙皇時代，她和他一起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她為他生了孩子。她幫助他逃脫。他拋棄了她。他在一個出身良好的女孩身上找到了另一個志同道合的人，這個女孩因為說服學生拒絕參加祈禱並閱讀共產主義文字而不是《聖經》而被哈爾科夫一所學校開除。通過她，他有了另一個家庭。正如他的傳記作者之一”馬克斯·伊士曼”所說：”如果你知法守法，她不是托洛茨基的妻子，因為托洛茨基從未與亞歷山德拉·伊芙娜·索科洛夫斯基離婚，她至今仍使用著布朗斯坦的名字。”他對母親的描述冷酷而令人心寒。他的父親，老布朗斯坦，於1920年死於斑疹傷寒，享年83歲。兒子的成功並沒有給這位誠實、勤勉、信仰堅定的猶太人帶來安慰。由於他是資產階級，遭到紅軍的迫害；由於他是托洛茨基的父親，遭到白軍的迫害；由於他的兒子拋棄了他，他只能在俄羅斯的洪流中隨波逐流，但他仍然頑強地游到了終點。剩下來他還能做什麼呢?
然而，儘管在托洛茨基身上，在這個存在物身上，如此遠離人性中的普通情意和感情，如此超塵拔俗，可以說遠在芸芸眾生之上，如此完美地堪當他的大任，但從布爾什維克者的觀點來看，其中有一個特別嚴重的弱點。托洛茨基雄心勃勃，而且雄心勃勃以一種相當普通的世俗方式。世界上所有的集體主義都無法消除他的利己主義，這種利己主義無異於一種惡疾，一種致命的惡疾。他不僅必須毀掉國家，還必須統治廢墟。對於他來說，所有不是由他領導或幾乎不是由他領導的政府體系都是可憎的。無產階級專政對他來說意味著他要無條件地服從。他要代表無產階級發號施令。”勞苦大眾”、”工人、農民和士兵委員會”、”卡爾·馬克思的福音和啟示”、”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等等，對他來說都不外乎一個詞：托洛茨基。這導致了麻煩。同志們變得嫉妒。他們變得滿腹狐疑，托洛茨基領導著他在難以言狀的困難和危險中重建的俄國軍隊，他幾乎站在了羅曼諾夫家族空缺的寶座上。
他採用的對其他人產生毀滅性影響的布爾什維克公式，現在對他來說不再是障礙。他像拋棄妻子、父親或自己的名字一樣輕易地拋棄了這些公式。軍隊必須重建；勝利必須贏得；而托洛茨基必須做到這一點，托洛茨基從中受益。鬧革命還有什麼其他目的？他將他非凡的造詣發揮得淋漓盡致。新模範軍的軍官和士兵的待遇比俄羅斯其他任何人都要好。舊沙皇政權的軍官數以千計地歸降。”見鬼去吧，政治；讓我們拯救俄羅斯。”敬禮被重新引入。軍銜和特權被恢復。指揮官的權威被重新確立。高級指揮官發現，這個黨的新貴對待他們的態度，是他們從未從沙皇的部長們那裡體驗過的尊重。俄羅斯保皇黨聯盟事業的棄兒以一場乾淨利落的勝利為這些舉措行了加冕。1922年，由於軍隊對托洛茨基的個人態度和體制推崇備至，如果不是因為一個致命的障礙，他很可能已經被武裝部隊任命為俄羅斯的獨裁者。
他是猶太人。他仍是猶太人，沒有什麼能克服這一點。造化弄人，當你拋棄你的家庭，與你的種族一刀兩斷，唾棄你父代的宗教，並將猶太人和外邦人裹挾在共同的巨大惡意中，卻因小人的原故錯失了一個如此偉大的獎賞。如此不寬容、如此卑劣、如此偏執，確實忍難以忍受。橫禍接踵而至，一場更大的橫禍。失望之餘，災難即將來臨。
因為與此同時，同志們也沒有閑著。他們也聽到了軍官們的談話。他們也看到了從舊軍隊中重建一支俄國軍隊的可能性。在列寧活著的時候，這種危險似乎還很遙遠。列寧確實把托洛茨基視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他試圖保護他。但在1924年，列寧去世了，托洛茨基仍然忙於他的軍隊，仍然享受著在他的部門揮斥方遒的日常工作，仍然受到最後一次為尼古拉二世歡呼的迴音，轉而去尋找一個處心積慮針對他的反對派。
喬治亞人斯大林是執政工具的一種秘書長。他管理核心小組並操縱無數的委員會。他耐心地將各種導線理在一起，並精心地將它們拉扯得有條不紊。當托洛茨基滿懷希望、信心十足地接受列寧的接班人時，發現黨的機器正在朝著不同的方向運轉。在布爾什維克者活動的純粹政治競技場上，托洛茨基很快就被耍了。憑藉他大量著作中的一些內容，他被指控為”反列寧主義者”。他似乎沒有理解列寧在布爾什維克者心中已經取代了上帝。他在一段時間內仍然認為，這種可取的替代是由托洛茨基實現的。他承認了自己的異端，並急切地向士兵和工人解釋導致他這樣做的確鑿理由。他的聲明引起了茫然的驚愕。OGPU（國家政治保衛局）被啟動。已知的聽命于托洛茨基的一批軍官被解除了職務。經過一段沉默的緊張期后，他被建議休假。這個假期在經過一些中斷後仍然繼續。
斯大林利用他的成功建樹更大。政治局，沒有列寧的魔力，也沒有托洛茨基的勢力，殘餘勢力分子接下來遭到清洗。那些鬧革命的政治家們被黨的管理者解僱、懲罰，並被剝奪了權力。核心小組吞沒了內閣，在斯大林的領導下，成為現在的俄羅斯政府。托洛茨基被那些他曾經帶領著頑強奪權的暴動者圍困。
他在歷史上的地位會是什麼？儘管法國大革命充滿了恐怖，但其場景和角色卻閃閃發光。羅伯斯庇爾、丹東，甚至馬拉的生涯和人格，在一百年間閃耀著駭人的光芒。在巨大的亞細亞的液化（asiatic liquefaction)過程中，所有的形式和重點都消失了。即使是數百萬人的屠殺和數千萬人的苦難，也無法吸引後世的人們關注他們粗鄙的外貌和古怪的名字。現在，他們中的大多數已經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價。他們從契卡的監獄里出來，向世界做出奇怪的、不自然的懺悔。他們秘密地遭遇了他們置於許多更好更勇敢的人去面對的死亡。
但托洛茨基倖存下來。他在舞台上徘徊。他已經忘記了列寧約束的繼續對德戰爭而不是屈服於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款的努力。他忘記了自己作為戰神和俄國軍隊機會主義的改造者的生涯。在不幸中，他回到了布爾什維克正統。他再次成為最純粹的布爾什維克派別的倡導者。圍繞著他的名字聚集著世界革命的新極端分子和教條主義者。蘇聯的巨大惡意全部轉向他身上。他曾在舊政權上如此無情地使用過的同樣卑鄙的宣傳，現在正被他的唯一倖存下來的前同志集中於他身上。在列寧的名字和卡爾·馬克思的學說被他瘋狂利用的時候，這些名字和學說現在被用來針對他。隨著布爾什維克的毒性在俄羅斯血液中減弱，俄羅斯正在恢復力量。這個過程可能是殘酷的，但它不是病態的。自我保護的需要迫使蘇聯政府將托洛茨基及其新蒸餾的毒素排擠出去。托洛茨基徒勞地尖叫著抗議暴風驟雨般的謊言，徒勞地譴責他本可以自鳴得意地成為其領袖的官僚暴政，徒勞地努力召集歐洲地下勢力推翻他曾引以為豪的俄羅斯軍隊。俄羅斯已經同他做了了斷，同他永遠做了了斷。
或許他將有閑暇時間來思忖他的手工藝。沒有人希望他受到比得享天年更好的懲罰。他那敏銳的智力和不安分的精神應該在失能和愚蠢中相互侵蝕。事實上，我們可以想見有一天，他的理論，在實踐中毀於一旦，甚至不再對積極、充滿希望的外部世界產生刺激，並且源於一種安全感的廣泛寬容精神允許他不聲不響地回到——聲名狼藉，銷聲匿跡——他渡過了早年的大部分時間的歐洲和美國。也許在未來的歲月里，他在他所做的工作中找到的慰籍與他的父親在其養育的兒子身上找到的慰籍一樣寥寥無幾。
（正文完）
後記：
“由於戰勝了希特勒，斯大林變得比以往更加強大，在國內外都沐浴在’他的’紅軍的偉大光環下。對蘇聯獨裁者的個人崇拜早在大戰之前就形成了，現在更是達到了巔峰。”
“在1949年12月斯大林的70歲生日那天，斯大林的光輝形象被掛在氣球上，由探照燈光鎖定，照亮了克里姆林宮上方的夜空。詩人們爭先恐後地唱著對領袖的頌歌——以拉脫維亞詩人盧克斯的兩句最具有代表性：
‘好比你我心中編織的美麗紅紗線，
我們的父兄，你的名字叫斯大林。’
對這一暴君的新拜占庭式的奴顏婢膝的阿諛奉承，他所擁有的幾乎魔法般的權力，揭示了一個專制、恐怖、黑暗的社會背景。”——托尼·朱特《戰後歐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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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線戰爭開始時，堅執著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這一理論的希特勒，把對他們的戰爭稱之為’沙盤遊戲’。……他有時用一種開玩笑的輕蔑口吻說，戰勝俄國后，最好由斯大林來管理這個地方，自然是在德國的主宰之下，因為就對付俄國人而言，他是最理想的人選。“——施佩爾《第三帝國內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