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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前趙紫陽先生在天安門廣場錯過了改寫中國大陸歷史的千古良機嗎？
一真濺雪
前不久正值“八九.六.四”事件卄七周年之際。許多關注中國前途的民主人士或寫文章；或發表演講；或錄製影像節目回憶、反思、評價那次事件的進程、影響，緬懷事件期間慘遭中共當局屠殺的先烈。其中有一部影像作品中對“八九.六.四”事件時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且對學生的遊行示威活動持同情態度的趙紫陽先生提出這樣的質問：您為什麼不能像葉利欽一樣站在坦克上登高一呼，萬眾響應呢？您為什麼就錯失了當天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千古良機呢？……。如果趙紫陽先生有與中共體制徹底決裂的勇氣，有將生死置之度外的擔當，那麼歷史就將改寫。而且有人將這一質問視為反思“六四”的新突破。
看到這一提問和對這一提問的評價，令我深感驚訝和悲哀。如果是一個剛剛從中共當局的隱瞞欺騙和灌輸洗腦中覺醒過來，對前蘇聯的歷史，對中國大陸“六.四”時期民眾和黨政軍幹部士兵的思想狀況，對中共的本質缺乏深刻了解和認識的青年學生，對趙紫陽先生提出這樣的質問，和對這一質問作出那樣高的評價還可以理解。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提出這一質問的、和對這一質問作出高度評價的竟然是幾位在國內外頗有影響力的資深民主人士。我驚訝於他們這幾位深孚眾望的資深民主人士對“八九.六.四”時期中共的本質、對當時中國大陸民眾、黨政軍官員、普通幹部、士兵的思想狀況、覺醒程度缺乏了解居然到這種程度；我驚訝於他們對前蘇聯“八.一九”政變時，蘇聯民眾、黨政軍官員、中下級軍官、士兵甚至“克格勃”成員的思想狀況和覺醒程度缺乏了解居然到這種程度。
我悲哀于“八九.六.四”事件已經過去二十七年了，在致力於在中國實現民主憲政的民主人士之中對中共本質的認識、對中國大陸社會現實的認識與真實情況的差距居然還有這麼大。這使我痛感要在中國大陸實現民主、自由、憲政和使中國大陸民眾普遍接受普世價值觀念，還將有一段多麼漫長而艱巨的道路要走。
讓我們靜下心來冷靜地分析一下趙紫陽先生當時有沒有可能像葉利欽一樣站出來登高一呼。首先趙紫陽先生不是一個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那樣因從根本長上認清了共產極權體制反人性、反文明的醜惡本質，從而要從根本上改變共產極權體制，使它從共產極權走向民主憲政，從公有制走向私有制的徹底的改革者。趙只是一個在維持中共一黨專制和共產極權體制基本不變的前提之下的一個體制內的改革者。因為在趙的人生經歷中他沒有像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那樣經歷過馬林科夫、赫魯曉夫時代的西方價值觀念和民主憲政思想的啓蒙。
趙無論是在個人品德、思想意識方面還是在改革的目標方面，即使與胡耀邦先生相比都是有差距的，更不能與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相提並論。趙在“八九.六.四”期間的表現，至今仍得到不少人的同情、欽佩，不過這種同情與欽佩大多來自那些體制內的改革者。儘管如此，客觀地說趙在“八九.六.四”期間同情遊行示威的學生、民眾；反對動用軍隊鎮壓學生民眾，為此不惜辭去中共總書記的職務，並毅然承受由此帶來的嚴重後果──被中共當局軟禁至死，以趙的智慧和政治經驗，他是完全可以預料到這一後果的，僅憑這一點趙就值得同情、欽佩並被載入史冊。
趙沒有勇氣與中共徹底決裂，站上坦克，登高一呼；沒有將生死置之度外的擔當，確如幾位影像製作者所分析的，是因為趙是一位無神論者，他沒有堅定的宗教信仰所致。不過趙沒有勇氣與中共徹底決裂，還不僅僅是個有沒有勇氣和擔當的問題，還與趙的內心深處尚未徹底認清共產極權體制的反人性、反文明的反動本性有關，趙對共產極權體制的認識還停留在：共產主義及其衍生出來的體制本身是好的、先進的，只是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波爾布特……等的胡作非為把事情搞糟了。這樣在趙的內心深處並未把這個反人性、反文明的共產極權體制完全拋棄，這讓他怎麼可能與這個體制的代表中共徹底決裂？
即使趙紫陽先生當時敢於與中共徹底決裂、敢於置個人的生死於不顧，拿出影像作者們所謂的“擔當”；抓住天安門廣場上的所謂“千古良機”登高一呼，果然就能如影像作者們想象的那樣萬眾響應嗎？果然就能改寫歷史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卄七年前中國當時的現狀是：中國社會雖已經歷了約十年的“改革開放”，也僅僅是在經濟政策上有所鬆動，引進了一些市場經濟因素，政治上仍然是帶濃重封建奴隸主義和皇權獨裁色彩的共產極權體制，實行的仍然是一黨獨裁和封建家長式的中央集權統治方式，所有的重要權力都集中在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元老們手中。鄧和元老們雖名義上退出了中央一線領導，但軍權、特務情報系統、輿論宣傳系統仍牢牢地掌控在以鄧為首的中共元老們或他們的親信手中，胡耀邦、趙紫陽……等一線人物只不過是鄧和元老們手中的玩偶，稍不稱心便可隨時棄之如敝屣。
筆者前面已經說過，在一個共產極權體制中誰掌控了軍隊、特務情報系統和輿論宣傳系統，誰就掌控了一切；誰就可以輕易置黨內外敵人、對手于死地；誰就可以不受制約地為所欲為。
趙紫陽之前的胡耀邦雖貴為總書記，因上述權力不掌控在他手裡，也就只能是一個名義上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當胡試圖進行一些實質性的政治體制改革時，鄧與幾位元老們在家裡一合計便輕易把胡廢黜了。趙繼胡之後被鄧及元老們扶上總書記的寶座后，前述各種權力仍牢牢地掌控在以鄧為首的中共元老們手中，趙的處境與胡一樣。在這種處境之下的趙憑什麼實力敢登高一呼？而且他若登高一呼，能像葉利欽那樣引起萬眾響應嗎？
不難想像，趙若登高一呼，肯定能引起天安門廣場上參加遊行示威活動的學生、市民們的響應，但是他能引起參与鎮壓的軍官、士兵、警察、特務們、中共各級黨政軍官員、幹部和北京市大多數市民的響應嗎？答案顯而易見是否定的。因為卄七年前中國的民眾、各級黨政軍官員、士兵、特務、公安幹警都沒有像前蘇聯的民眾那樣經受過現代民主憲政和普世價值思想觀念的啓蒙，他們遠未覺醒到前蘇聯“八.一九”政變時蘇聯民眾覺醒到的程度。
中國的民眾雖然在1978年前後曾有過短暫的啓蒙運動(如北京西單的民主牆以及上世紀七十年代未到八十年代初大量湧現的以揭露中國共產極權體制陰暗面為主題，宣揚人性和普世價值觀為主要內容的“傷痕文學”及其刊物)，但啓蒙的範圍、影響都很小，時間也很短暫，很快便被中共當局扼殺在搖籃之中。所以當時殘餘的，忠君(那時的君就是鄧小平)愛國(國就是中共及其政權)思想、臣民思想和封建奴隸主義思想，以及數十年來中共灌輸的馬恩列斯毛共產極權教條仍然充斥在大多數中國大陸民眾的頭腦之中，他們對人權、民主憲政、普世價值知之甚少。這種情況在軍隊、官員、情報特務系統中更為嚴重。
只有大學生和知識界有不少人因對外開放、對外交流的日益增加，而有機會接觸到西方現代民主憲政和普世價值觀念而開始覺醒，這些人在全體中國民眾中所佔的比例很小。即使在“八九.六.四”事件期間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參加遊行示威的學生、民眾之中，真正認識到共產極權體制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質而起來反對它、推翻它的人並不多，大多數人是因過去長期習慣於普遍貧困和無任何權利的奴隸境況的民眾(包括許多學生和知識份子在內)突然面對一大批因握有特權和進行官倒而出現的爆發戶、突然面對中共當局過去隱蔽的、現在已公開的種種特權，以及因這些特權而產生的普遍而嚴重的貪腐現象和社會不公所產生的不滿而隨同學生們一起走上街頭，以發泄他們對特權、對官倒、對社會不公、貧富不均和普遍存在的貪腐現象的不滿。
這些人參加“八九.六.四”運動的目的並不是因認清了中共的封建奴隸主義式共產極權政權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質，而要從根本上推翻這個給中華民族帶來了難以窮盡的深重災難的反動政權(這從他們呼喊的口號和標語中就可以看出來)。而是希望通過這種遊行示威活動促使中共當局採取一些“行之有效”(在這種體制之下這是不可能的，此後卄七年中國大陸的現實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的措施打擊“官倒”、消除特權、打擊貪腐、實現社會公平、公正。他們之中不少人甚至希望中共內部能出現一位“明君”來帶領他們實現前述目標。這從他們對胡耀邦的深切懷念和褒揚中就可以看出來。在運動的初期他們甚至曾寄希望于那位頑固的毛左份子、殺人不眨眼的鄧小平(這從運動初期他們中的一些人手執的標語、橫幅和呼喊的口號中可以看出來)。
這裏我想著重談一下當時參与鎮壓的軍隊的軍官和士兵的狀況。中共當局及其領導人向來把軍隊當作他們維持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的基石和得力工具。一個人從進入軍隊的那一天起就被灌輸他的職責就是保衛黨、保衛黨中央、保衛黨的最高領袖。就被灌輸絕對服從黨中央、黨委和上級的指揮和命令，他們被關在封閉的兵營里接受對黨的敵人要狠、要毫不留情，以及如何當好一名忠於黨的好戰士的訓練，過著與軍營外面的社會幾乎隔絕的生活，他們完全沒有機會接受現代民主憲政思想和普世價值觀念的燻淘。而且當時的士兵和下級軍官大都來自農村和城市社會底層，他們幼年成長於“文化大革命”時代，從小接受的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以及對階級敵人的刻骨仇恨的教育。而且當時的下級軍官和士兵普遍文化水平很低，大多為小學、初中文化水平，這也限制了他們接受現代先進政治思想和價值觀念，以及判別是非的能力。一群這樣的下級軍官和士兵正是中共當局需要的沒有自己的是非標準、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沒有自己的道德底線、只知道盲目服從的得心應手的殺人工具。
而軍隊中的中高級軍官，他們享受著優厚的工資待遇和特權，他們為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特權當然也會毫不猶豫地支持對學生民眾的鎮壓。在二、三十萬參与鎮壓的野戰軍中，只有極少數良知未泯的，像前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那樣的軍官甘冒坐牢和削職的風險，斷然拒絕執行鎮壓學生、民眾的命令。還有少數中高級軍官雖不敢公然拒絕執行鎮壓命令，但對鎮壓採取拖延敷衍的態度仍是值得讚揚的，不過他們的人數實在太少，完全不足以改變“八九.六.四”事件的進程和結果。
至於中高級黨政官員，他們不僅手握不受制約和監督的特權，而且利用這些特權進行貪污、腐敗牟取了巨大的經濟政治利益，他們是現行體制堅定的維護者。
面對這樣的思想狀況、覺醒程度的學生、民眾、軍官、士兵、警察、特務、黨政官員、幹部，趙紫陽先生若真如影像製作者們希望的那樣登高一呼，他能呼喊什麼？他喊：打倒中共、打倒共產極權體制嗎？他自己還沒有把這個黨、這個體制拋棄，他怎麼喊得出來？他喊：打倒個人獨裁的鄧小平、打倒阻礙中國改革開放的元老們嗎？趙明知軍、警、特務、輿論大權都操縱在鄧和元老們手中，他怎麼敢喊，這不是自己找死嗎？他喊：參与鎮壓的軍官士兵、警察、特務調轉槍口、炮口指向鄧和中共元老們的官邸嗎？這能得到他們的萬眾響應嗎(筆者估計頂多隻會得到軍、警、特務、情治系統內有限的幾位熱血好漢們的響應)？他喊：反貪污、反腐敗、要民主、要自由這些與示威學然民眾一樣的口號嗎？這除了得到參加遊行示威的數以萬計的學生、民眾的響應之外(這也許也祘得上是“萬眾響應”吧！)，對“八九.六.四”事件的進程和結局不會產生任何重大的影響。因為它不能得到至關重要的參与鎮壓的軍隊、警察和特務們的萬眾響應，只有他們的“萬眾響應”才有可能改變“八九.六.四”事件的進程和結局，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可能性是完全不存在的。所以無論趙紫陽先生登高振臂一呼什麼內容，只要不能引起參与鎮壓的軍隊、警察、特務們的“萬眾響應”，他就不能改變“八九.六.四”事件的歷史進程和最終的結局，當然也就不可能改寫中國的歷史。不過若當年趙紫陽先生真的登高振臂一呼的話(如前面所分析，這種可能性實際上幾乎沒有)中國的歷史雖不會改寫，但趙紫陽先生個人的歷史倒是不可避免地要改寫，他不是當場就被軍、警、特務們的亂槍所擊斃；就是走出現場之後立即被以鄧為首的元老們逮捕，然後被冠以企圖發動政變、反黨奪權的罪名或被處決；或被投入秦城監獄了卻殘生。
從前面列舉的事實和分析表明“八九.六.四”期間天安門廣場的任何一天都不曾存在過影像作品作者們所謂的可以“改寫中國歷史”的“當天(筆者不知作者們指的是哪一天)天安門廣場上的千古良機”，天安門事件的進程和結局，是當時中國社會的政治形態和民眾(包括各級黨政軍官員、士兵、警察、特務、學生、知識份子和普通民眾在內)的思想意識、覺醒程度所註定了的，決不是任何個人的任何行動可以改變的。趙紫陽先生並沒有錯過那個在天安門廣場上根本就不存在的可以改寫中國歷史的千古良機。趙紫陽先生在天安門廣場作出了一個良知未泯的共產黨人最無奈、最勇敢的選擇。與鄧小平、中共元老們、李鵬、江澤民……等相比，他是值得我們同情與欽佩的。
2016.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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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