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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為什麼歷史學家難成思想家（附：一種職業習性的宿命）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2025-11-15 俞先生的博客
在人類歷史上，一個學者既是歷史學家也是思想家的人物不多。從政治思想史的典籍中可以看出，那些思想家基本上都是哲學家，但很少有歷史學家。不是沒有，而是比較少。大衛·休謨是歷史學家，也是哲學家。他是思想家。但是，他成為思想家的原因是他是一位哲學家，而不是因為他是一位歷史學家。
如果一位歷史學家能成為思想家，大多是因為他的歷史研究的題材對人類社會文明進步具有關鍵意義或決定性的意義。修昔底德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成為思想家是因為那場戰爭是希臘文明曲折成長的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還有希羅多德寫《歷史》，記錄波希戰爭，也是如此。還有一些寫古羅馬歷史的歷史學家成為思想家。道理也是如此。
但是，我個人認為，中國的歷史學家寫中國的歷史，能成為思想家的可能性不大。不是這些歷史學家不懂歷史，不是這些歷史學家沒有自己的思想，而是中國的歷史題材在人類歷史中的重要性不足，或者說中國的歷史題材在研究人類社會文明進步中的意義不那麼足夠大。所以，你看易中天寫中國歷史，或者你看秦暉寫中國歷史，這兩位都是中國當代研究中國歷史的翹楚，沒人能否認，而且這兩位歷史學家寫歷史的時候有很明顯的傾向顯示他們有自己的思想，但是，又由於中國歷史提供給人類研究人類文明進步的題材能提供的涵義並不理想，所以，再怎麼研究中國歷史，歷史學家的思想影響力真的不夠。為什麼這樣說？雖然中國的文明史很長，有的人主張中國的文明史五千年未中斷，但是，中華文明【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給人類提供的文明進步的啟示遠遠不及西方文明，就連中國的歷史學家也受連累（所以，黑格爾貶低中國歷史，說中國沒有歷史）。加上歷史學家寫自己的思想的時候還要受到歷史學的客觀學術方法的限制，就是寫歷史的時候沒有足夠的空間寫自己的思想。歷史的本質是記錄人類過去的實踐帶來的經驗和教訓，以便人類在以後的歷史文明進程中更快地提升自己社會的文明建設，儘管像黑格爾這樣的哲學家說人類從來沒有從歷史中吸取教訓。本人不贊同黑格爾的這個說法。人類會吸取歷史的教訓。例如，歐洲歷史上是發生戰爭最頻繁的地區。現在，歐洲人建立歐盟避免戰爭。很有成效。
如果易中天或秦暉有更廣闊的視野，不將自己的歷史研究局限於中國歷史，而是世界歷史，從事歷史哲學的研究，就像黑格爾那樣研究人類的普遍的歷史（universal history of mankind），他們有可能成為大思想家，因為這個時候歷史研究具有了普遍意義，哲學家或歷史學家才會有自己的思想體系或理論體系，而不是像現在那樣他們只能提出一些碎片化的觀點或拿出一點點思想火花。只有拿出成為體系的理論和思想，才能在人類的思想史中佔有一席之地。
附：
歷史學家為何難成思想家：一種職業習性的宿命
易桂鳴
世間有兩種解釋世界的人：
一種在檔案堆里掏金，翻出歷史的縫紉線；
另一種站在山巔，念念有詞，試圖用幾根抽象的支柱撐起人類文明的屋頂。
前者叫歷史學家，後者叫思想家。
兩者並非對立，卻常常彼此失望——歷史學家嫌思想家”想得太快”，思想家嫌歷史學家”看得太窄”。於是便有了那句常被引用的判斷：歷史學家難成思想家。
這句話不是歧視，也不是宿命論，而是一種職業習性上的自然邏輯。
一、歷史學家的世界過於真實，因此難以抽象
歷史學家每天面對的，是檔案館里沉重的紙張，是一行行字跡模糊的日記，是一個又一個”不確定到底發生了什麼”的尷尬。
他們的手被材料牽著，腦袋被細節拽著，任何一個斷裂、模糊、可疑之處，都像釘子一樣釘在心上。
歷史學家的職業倫理是什麼？
不敢講得太滿。
講得滿，就犯了大忌。
而思想家恰恰相反。
思想的本質不是還原，而是壓縮；不是複原現場，而是搭建框架。思想家追求”意義的高度”，歷史學家追求”事實的深度”。高度與深度，方向相反，不能兼得。
於是，歷史學家在材料里越走越深，越深越不敢抬頭，等到他終於走到洞底，抬頭一看——思想家早已在山頂把結論寫好了。
不是誰錯，而是手裡拿的工具不同。
二、歷史學家害怕”簡化”，思想家離不開”簡化”
歷史學家最怕別人說他”偷換概念””選擇性引用”，
而思想家則知道：不選擇性引用，就沒有思想。
思想需要抽象，而抽象意味著捨棄。
歷史學家受的是”重複、核對、追證”的訓練；
思想家靠的是”概念、路徑、體系”的構建。
這兩套操作系統互不兼容。
歷史學家的良心阻止他飛得太高，
思想家的野心迫使他看得太遠。
這不是能力問題，而是自我審查的方向不同。
三、專業化越強，思想家型歷史學家越少
在十九世紀，一個托克維爾既能是歷史學家，又能寫政治社會理論；
林昭能從史料寫到政治倫理；
陳寅恪能從民族史走到文明史，從文明史走到文化哲學。
今天，這種人為什麼越來越稀少？
因為專業化把人變成了螺絲釘。
歷史學家被要求”做小題目””挖小口子””寫小論文”。
一輩子研究一個地區、一個朝代、一個人物的飲食習慣，也能拿終身教職。體系化的思想反而成了”越界行為”。
於是，”思想家型歷史學家”逐漸成了瀕危物種。
不是因為時代不給他們舞台，
而是因為專業化把舞台拆成了碎片。
四、那麼，歷史學家真的不能成為思想家嗎？
當然不是。
歷史學家之所以稀少地產出思想家，不是因為不能，而是因為成為思想家需要”叛逆自己的訓練”。
托克維爾是這樣，湯因比是這樣，阿倫特是這樣。
他們都做過一個逆向的動作——
從材料的”安全地帶”走向思想的”高空地帶”。
這個動作需要兩種罕見的品質：
-
對材料的敬畏（來自歷史學家的倫理）
-
對材料的背叛（來自思想家的勇氣）
只有當一個人同時擁有這兩者，他才能在深處打基礎，在高處搭框架，既不虛浮，也不拘泥。
這樣的人，本來就不會多。
五、結語：世界需要的是”能從細節走向格局”的人
“歷史學家難成思想家”並非悲觀結論，而是提醒：
思想不是知識的累積，而是視野的突圍。
很多歷史學家的視野被他們的材料困住了；
很多思想家的判斷又被他們的自信誤導了。
可貴的是那些能把細節當作踏板、把歷史當作透鏡的人。
他們少，但往往最有洞見。
世界並不缺歷史學家，也不缺思想家，
真正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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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從史料爬到山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