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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國涌：千古文章未盡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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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點多（國內已是7日的早上十點多），打開手機看了看微信公眾號，頭條竟赫然跳出了丁東先生的《惜別傅國涌》一文，心頭頓時抽緊了起來——年紀輕輕的傅國涌先生（他出生於1967年，還不到60歲，這在如今還算是壯年）怎麼突然就走了？我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懷疑這是否是真的，莫非“惜別”還有對方遠走他鄉，作者遺憾地與之告別之義？打開一看，說是他因為突發心臟病已於7日凌晨離世。原來是我在情緒慌亂之下產生的一個誤解，而不是別有所解，嗚呼哀哉！我從此與這位未曾謀面但有過聯繫的友人天人永隔了！
大約2008年左右，我通過調到廈門大學中文系當教授的謝泳先生跟傅先生取得了聯繫。他雖然是一個名人，但也許因為我們都是同道的緣故，還是有跟我進行過一些交流；他出版過一本叫《百年尋夢》的中國近代史隨筆集，我很想找來讀，但在書店又買不到，他也慷慨地從杭州寄一本過來贈我；我有一篇文章苦於無處發表，跟他溝通后也掛在了他的新浪博客上。但我這人生性不善於甚至還有些懼怕人際交往，並且考慮到他們都是名人，像我這樣要找他們的無名小卒很多，而他們一天也只有24小時，自己在讀書治學上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很難抽出時間跟我們打交道，因而就不願再去打擾他們，後來就與他們失去聯繫了。
傅國涌和謝泳他們屬於當今中國思想最敏銳最開放的學者，不同於那些固守僵化的教條，處處都在為主流意識形態做註腳的學者，也不同於那些並沒有自己的立場，只是著書都為稻粱謀，炮製出一篇篇充滿空話套話、空洞無物的文字垃圾的學者，他們是真正把讀書治學當作自己的人生志業來追求的。他們有著自己的價值觀和立場，即使身在體制之內，也具有那種對做學問十分重要的品格——獨立性。他們做學問除了要追求真相和探索真理，同時還要推動社會的發展進步，使我們由傳統社會轉型為現代社會。因此，他們是帶著很強的問題意識來研究近現代的中國社會，通過對大量的史料進行鉤沉和爬梳，探索近現代中國在追求自由民主，實現社會轉型方面曾經走過一條怎樣的道路，有著怎樣的經驗和教訓，對當下又有著怎樣的啟示等，即在追尋一個自由主義的傳統。同時，他們還十分關注現實，經常就當下社會的熱點問題進行發言，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我從九十年代上大學起就開始接觸這些學者的著作，對他們的思想產生了很深的認同，很喜歡他們所做的這種擦掉粉飾的油彩，撥開歷史的迷霧從而還原真相的工作，同時也很喜歡他們這種以平實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思想的很接地氣的風格。他們的著作我只要能找到的都找來讀了，而且很多還是反覆地讀，從中增長了許多見識，受到了許多啟發。如果說我對社會和歷史的真相有一定的了解，並形成了自己的價值觀和立場的話，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出於他們這樣的學者。對於我而言，他們既是友人，也是老師。
後來，隨著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不斷崛起，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思潮也越來越發展起來。這些思潮的特點就是非理性、極端化，固守傳統的價值觀念以及僵化的意識形態，大力抨擊和抵制普世價值，具有明顯的反智主義傾向。因此，像傅國涌這樣的公共知識分子就成為許多人排斥和攻擊的對象。他們極力地對這一群體進行污名化，使其成為像過街老鼠人人喊打那樣的所謂“公知”。當然，這也是與公知陣營本身所存在的魚龍混雜、素質低下的現象分不開的——他們當中有的以公知之名謀取私利，在“為民請命”的幌子下不停地撈錢；有的並不真正具有寬容的精神，一副唯我獨真、唯我獨革的派頭，而不承認世界是多元的，人們的立場也必然是多元的，他們與自己的對立面在思維方式上其實是高度同構的，即都是一種一元化和極端化的思維；有的過於自信，以“為民請命”自居，似乎只他們這一群體才是真正代表民眾利益，代表社會發展進步方向的，並且顯得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到處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任何話題都敢接過來發言一通。這些現象都嚴重暴露出了這一群體的缺陷和不成熟，也不斷增加了大眾對他們不良的觀感。然而，我們也不能因此就抹黑這整個群體，他們當中有的立場還是十分公正，態度還是十分嚴謹，形象也是十分正面的。傅國涌就是這樣的一位，他無論在對歷史的研究上，還是在對社會進行的思想啟蒙上，都是有很大貢獻，我們要予以充分肯定的。
又過了些年，社會進入了“定於一尊”，實行個人集權和個人崇拜的所謂新時代，輿論生態又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輿論不僅是收緊，而是乾脆收死了。在這樣的背景下，傅國涌這樣的獨立學者就很難發出自己的聲音了，公知這一群體像集體蒸發了一般。他是一個社會使命感很強，十分勤于治學的人，能夠不斷地撰寫出很有分量的著作來，但這些年都無法在國內公開出版這類著作了。現在他遽然離世，再也無法撰寫了，惜哉！
他出生成長於浙江溫州的雁盪山。雖然地處偏僻的山區，但大山並沒有隔斷他的視野，而是更加激發起他對外部世界的嚮往。他有兩個在外地工作的娘舅，從他們那裡獲得了許多當時的農村少年很難接觸到的書報資料，從中增長了見識，開闊了視野。進入八十年代后，他年歲增長了，開始自己大量地購書，在這樣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如饑似渴地閱讀各方面的書籍，在精神上進一步得到了成長。1986年他進入溫州教育學院中文系學習，一年後回到家鄉的一所中學教語文和歷史。
1989年4月，胡耀邦的突然離世引發了大規模的學潮。他毅然前往北京親身投入了這場民主運動，跟大學生們一起在天安門廣場上靜坐抗議。也正是在這裏，他遇到了當時正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的曹麗蓉女士。後來這兩個在廣場上結識的有著共同理想追求的熱血青年結為了伉儷，傅先生雖然為推動中國的民主而兩度身陷囹圄，曹女士仍然堅定地支持他追求的事業，對他不離不棄，從而成為了一段佳話。“六四事件”后，傅先生前往山西繼續宣傳民主，遭到當局的拘押，被勞教了兩年。他出獄後來到杭州,在一家企業上班，並和曹女士結婚成家。在養家糊口的同時，他仍然致力於推進中國的民主，經常與志同道合之士討論社會問題，為民眾的疾苦大胆地發聲。 1995年他聯合浙江的一批民運人士向全國人大發出一封呼籲進行政治改革的公開信，再度被判有期徒刑3年。對於他的這一段經歷，國內的網路都很難找到，他本人也很少提及，這除了因為話題敏感而不便提及之外，也許他自己也不願提及。當人們到廣場上進行和平抗議要遭到鐵腕鎮壓，甚至連發出呼籲進行政治改革的公開信也要面臨牢獄之災，即所有的異議分子和不同聲音都不允許存在之後，我們並非就只能選擇躺平而無所作為了，而是仍然要在所能允許的範圍內儘力發出自己的聲音，並積極地拓展言論的邊界，推動社會的進步，哪怕是點滴的進步。
他第二次出獄后，來到北京拜訪著名的科學史學者也是著名的民運人士許良英先生。當時他正處於生計無著的窘境，許先生慷慨地資助了他一筆錢，並鼓勵他要潛下心來讀書治學，為社會留下一個讀書的種子。他沒有辜負許先生的期望，1999后在著名學者丁東的大力推薦下，開始在國內的刊物上發表文章並出版著作，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不斷地有著作問世，成為一個高產又高質的著名人文學者，在社會上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這些年他又轉入教育領域，辦起了一個民間的“國語書塾”，以自己的人文理念對青少年學子進行一種別開生面的語文教育。除了在家中授課，還帶領學子到國內外各個具有深厚人文底蘊的地方進行現場教學，讓學生在情景交融中接受了很好的人文薰陶。通過這種教育方式，他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少年學子，在事業上取得了很大成功，大大地拓展了自己的人生版圖。他在這一領域做得順風順水的，取得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豐收，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探索出了一條教育的新路，也探索出了一條知識分子在體制之外追求自己事業的新路，可惜天不假年，隨著他的離世，這一切都戛然而止了！
2025年7月6至7日初稿，2026年l月2日重於寫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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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