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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原創 小西cicero 海邊的西塞羅 2026年2月4日
當我們的審美和道德評判，都被王朝敘事奪舍。
昨天《《太平年》：唐宋為何成了我們文明邁不過去的一道檻》一文，聊了聊我對新劇《太平年》的看法。還有一點餘味，想再寫一篇文章，那就是關於劇中展現的“十朝宰相”馮道這個人。
關於馮道這個人的傳統評價，歷來有兩種，一種來自正史，說他是毫無禮義廉恥的奸臣。比如新五代史的作者歐陽修，他將馮道置於《雜傳》（貶義列傳）當中，並在作序的時候就說了一段特別有氣勢的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馮道）可謂無廉恥者矣！”
由於歐陽修的新五代史作為一本符合儒家倫理的“歷史二創”搞得太成功了，宋明理學又在之後的中國居於統治地位，所以馮道這個貳臣的名號，在正史中就算坐死了。
而馮道的另一個形象，則來自於我小時候在機場和地攤上的常看到的“機場文學”“地攤文學”當中。什麼“亂世不倒翁”、“職場保身術”，馮道、曾國藩、鬼谷子，這仨人一度穩坐中國機場通俗史學的前三把交椅，大量的受眾轉而傾慕和敬佩馮道，但敬佩的不是他的德行，而是他的厚黑學、應變術，想學他怎樣才能在領導頻繁更換的“職場”上步步高升，亂世當中依然“長樂”。
但是，馮道人生中的另一些側面，那些王夫之、顧炎武們曾經試圖為他翻案，極力強調的側面，卻在兩者之間被輕輕放過了。那就是他亂世當中對那些流離民眾的悲憫，和對自己生逢亂世，理想與生計皆要註定漂泊的那種看開與豁達。
窮達皆由命，
何勞發嘆聲。
但知行好事，
莫要問前程。
如今朋友圈裡很多人簽名就是“但行好事，莫問前程”，但很少人記得這話其實最早就是馮道說的。
馮道早年的時候跟隨李克用當隨軍書記，李克用手下的驕兵悍將軍紀都極差，每到一地必然搶掠，不僅搶民財，而且姦淫婦女，玩膩了以後往往就殺掉。但馮道從來不利用自己手上的職權幹這種事。有些將士出於的馮道的“尊敬”，說也送個美女給先生您，一起樂呵樂呵唄。馮道都說不要，有時實在退卻不掉，馮道就收下了，但收下了以後從來不碰這些可憐的女子，把她悄悄養在別帳里，暗中尋訪她的家人是否還在世，還在就把姑娘給人家送回去。
不僅如此，馮道早年“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在隨軍當書記時，住在草棚中，連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他發了俸祿就與隨從、僕人一起花，與他們吃一樣的伙食，毫不在意。兵荒馬亂，有百姓拋下田地去逃難，他就安排人在夜裡悄悄替人家打理田地，主人回來以後登門致謝，馮道說這沒什麼，你們安心生活……
《舊五代史》就盛讚馮道說，“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
說的簡單點，就是如果你自己生逢五代十國那樣的亂世，你一定會指望遇到馮道那樣一個好人，因為在那個混亂無序，人命如草芥的年代里，馮道是好歹嘗試在權力的最核心部位嘗試去跟軍閥、兵痞乃至異族皇帝，嘗試去講一點道理、讓他們體諒一下民間疾苦的人。
後晉跟契丹鬧翻了，遼太宗耶律德光南下中原，馮道奉命去出使，耶律德光開口就問：“方今亂世，天下的百姓，怎麼才能救得呢？”馮道回答：“今日之亂世，就算是佛祖來了也救不了，但唯有您這樣的真天子才能救民水活。”耶律德光被拍了這個馬屁之後大喜，順水推舟的稍微約束了一下契丹人的軍紀，馮道後來隨耶律德光歸開封，“凡所經過，民皆焚香夾道而迎，呼為‘救民宰相’”。
我們分析一下馮道的這段出使行程，他確實沒完成皇帝給他交代的任務，見了耶律德光的面，即不給後晉的皇帝求情，又不搞戰狼，直斥契丹入侵的無禮。反而奉承對方是“真天子”，以戴高帽的方式的求對方來善待百姓，後來甚至乾脆當了“帶路黨”，領著契丹軍隊一路進了京城，導致皇帝石重貴被俘虜，以後晉王朝的視角去看，馮道確實太不“忠”了。我大晉尊你以宰相之位，先主石敬瑭對你更有託孤之重，你難道就是這麼報答王朝和先帝對你的知遇之恩的么？
可是我們反過來想一想，馮道這麼做，畢竟是盡他所能，把亂世對民眾的傷害降到了最低。
其實馮道這個人，總讓我想起冰與火之歌中那個“八爪蜘蛛”瓦里斯。《權力的遊戲》第一季里，“北境公爵”史塔克·奈德在即將被處死前跟這位君臨城的太監總管有這樣一段對話，兩人聊到後來越說越不明白，因為奈德發現瓦里斯這人似乎不是為他曾服侍的任何一個主人效力的。
奈德問：“瓦里斯大人，請你告訴我，你到底為誰效力？”
瓦里斯回答說：“唉，大人，這還用說嗎？我當然是為國效力了。我以我失去的命根子發誓，我為國家效命，而這個國家現在需要的正是和平。”
無論是《權游》還是“五代史”，我們在讀這類故事的時候往往容易把自己帶入那些風起雲湧的角色當中去，史塔克或者蘭尼斯特，李克用、郭威或者柴榮，似乎我們都是那些建功立業的帝王將相。一旦發生這種帶入，我們就會不自覺地產生一種好惡，喜歡那些願意我們的利益肝腦塗地的忠臣良將，而對瓦里斯或者馮道這樣八面玲瓏的“不倒翁”恨之入骨。
但這本質上其實是一種“帝王視角”，拋開帝王視角之外，如果你穿越回亂世，還是如現實中一樣，是一個一文不名、任人宰割的平頭百姓，你會更樂於世界上再多一點瓦里斯和馮道這樣的人。因為這些人是在真正為這個國家，而不是某個君王效忠。
可惜的是，自宋以後，這個為國而不為君的視角，被遮蔽和篡奪了，“忠君”總是牢牢的跟“愛國”綁定在了一起，而後者在這種綁定中失去了它自身的意義。儒家知識分子在宋明理學的要求下，被要求“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慷慨死節”，也就是如果皇帝犯了錯誤，你就得不顧自己死活的拚命給君主提意見，被拉到午門去打板子，甚至直接杖斃當場都要九死無悔。而等到王朝敗亡的時候呢？你又要“慷慨死結”，必須和皇帝一樣一起殉了這個王朝……
但我特別想問一句，這套看起來特別自我感動的儒家價值觀憑什麼？
憑什麼我讀了聖賢書，就必須為你一家一姓的君王，盛世的時候不顧自己死活安危的磕頭提意見，亂世的時候陪著你一起效忠殉節？
尊重放下忠君情節，尊重王朝命運，有餘力的體恤一下亂世中的普通百姓，這難道不好么？這難道不更值得的尊敬么？
歐洲的中世紀、乃至文藝復興時代，的確出現過許多有瓦里斯這種世界觀的權游參与者，因為他們的社會權力與信仰是分離的，對國王的效忠之上，還有一些更高的價值觀，比如“上帝的仁慈”
而你仔細分析一下，會發現宋以後佔據儒家知識分子主流的這套忠君價值觀，最致命的問題就在於它是一種極端強調人身依附、特別“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玩意兒，它把君主看作了父母，是把君主的利益置於國家乃至民眾的利益之上，甚至恨不得用君王利益徹底代換和取消掉后兩者。導致了後世中國士大夫，幾乎無法想象一個沒有君王可效忠的國家、和超越君王之上的信仰對象。
所以宋以後的知識分子如歐陽修無法理解馮道，熱衷於辱罵他。但有沒有一種可能，不是馮道錯了，而是歐陽修們被皇權完成了一種更深度的閹割與馴化？
而這個馴化一度非常成功，直到明末，顧炎武才在《日知錄》里反應過來。
他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所以顧炎武重新定義說，一個士大夫的職責應當是保“天下”而不是保一家一姓的王朝。在王朝潰滅的時候依然盡量保證不要出現“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的慘劇。
但這不就是《舊五代史》所還原的馮道所做的事情么？
原來從唐亡到明亡，幾百年，我們的思想在這個問題上，只是繞了一個大圈。
馮道，自《新五代史》以後官修史書、理學對這種人物漫長的潑污與詆毀，其實是一次王朝話語權對民眾話語權漫長的奪舍，民眾最後被逼著帶入到帝王的立場和視角那裡去了，陪著後世君王們罵了一千年的馮道。卻幾乎忘卻了他在亂世中分清王朝與天下，不忠於某個君主，卻忠於社會的良知底線的活民之恩。
“人類不感謝馮道”，哪怕關注他，也只是為了學習他在亂世中怎樣明哲保身、存身立命，有時想想，
這真的是可發一嘆的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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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