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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道玉的“黨員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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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在一次進京開會的途中，被迫將自己的軟卧席位讓給新上任的湖北省省長。他過後把此事捅給了香港新聞媒體，影響了這位新省長的形象，從而受到了中央的調查，於1988年2月被免去校長的職務。在1989年爆發的學潮中，他試圖東山再起，就把寶押在了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這一邊，就組織簽名上書，呼籲高層與學生進行對話，和平解決問題。六四運動被當局鎮壓后，他也受到了處理，在黨員重新登記中未能通過，相當於被開除了黨籍，被黨這位母親驅逐出了家門。去年11月7日他在武漢去世后，在武漢大學當天發布的官方訃告中，他又被賦予優秀黨員的謚號，可見他後來又重新恢復了黨籍，重新投入黨的懷抱。
按照劉道玉自己的說法，導致他下台的原因並不是那次與新省長爭奪特權待遇的“爭座事件”——相反他認為自己在這一事件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他對這種僵硬的官本位和官僚等級制度進行了大胆的抗爭——而是他開全國風氣之先，在武漢大學率先推行學分制、導師制、主輔修制、雙學位制、插班生制與轉轉業制等一系列的改革舉措，損害了保守勢力的既得利益，得罪了他們，從而受到他們的打擊報復才導致丟官的。其實他推行的這些改革舉措無一不是屬於枝節性的教學制度層面的變動，而未涉及到帶有根本性的教育制度問題，又能損害到什麼人的既得利益，得罪什麼保守勢力呢？但一向善於投機取巧，善於包裝炒作，往自己臉上貼金的他必須這麼編排，從而才能在從體制內出局之後，繼續塑造出一個受到體制的排擠，在體制外大胆地批評體制，呼籲對體制進行改革的高大形象，從而能夠繼續在社會上享有很高的聲望。他退休后仍然活躍于教育界，致力於所謂的愛的教育和創造教育的研究，出版了二十余部相關著作。他的這些著作我全未拜讀過，但他時不時通過媒體發出的那些對教育現狀的尖銳批評，對教育改革的疾聲呼籲，我倒是看到了一些，感覺這些弊端的確是當下亟需解決的，這些改革也是人們所期盼的，同時這些言論又都在當局所能允許的尺度內。但問題在於，這些話也不是他一個人在講，並且也不是他最早在講，而是很多人都在講，一直都在講，只是因為他的社會名流尤其是教育界名流的地位，由他口中講出來就會引發社會的強烈反響。這些話可謂老生常談了，一直都停留于言論的層面，而在行動上遲遲沒有動靜，原因就在於只要不改變一黨專政以及隨之而來的黨化教育的格局，這些並未揭到痛處的話都是“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紙上談兵而已。況且，這類並未揭到當局的痛處卻又能投合公眾情緒需求的言論，還能起到一種緩解社會壓力、提高政府形象的作用，事實上充當了一種“幫忙”和“幫閑”的角色。他的愛的教育也罷，創造教育也罷，說起來也都是很上檯面的話，但在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下，在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教育下，有的是“剝奪剝奪者”的階級意識，有的是“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的馴服工具論，又哪來的愛的教育，哪來的創造教育呢？劉道玉其實是個明白人，他心裏也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他儘管批評教育沉痾的話說了一籮筐，卻沒有一句說到點子上。他要是說出了這一句，就沒有機會說下一句了，他社會名流的地位也就不保了，而對他而言，三日無名則惶惶如也。
劉道玉聲稱自己在體制內受到了打擊，他1989年因為捲入學潮而被開除了黨籍，從體制內出局后，又對這個體制批評東批評西的，他要是真有骨氣的話，就應該與這個體制徹底決裂，好馬不吃回頭草，而不是後來又去重新恢復黨籍，重要投入黨的懷抱。但跟他這樣的人談骨氣又無異於對牛彈琴，他是一個典型的機會主義者和功利主義者，一切都以實現自身名利的最大化為依歸。他在體制外批評體制，為自己贏得一個敢於直言的教育家的名聲，在體制內重新恢復黨籍，又使自己重新成為“趙家的人”，不僅可以享受副部長級的待遇，過著一種養尊處優的生活，還獲得了一道過硬的護身符。不是說一個人不能加入這個體制，也不是說一個人不能成為黨員，實際上無論在體制內還是在黨內，都不乏很有良知也很有膽識，深具人道主義和執政為民的情懷，甚至具備現代自由民主的理念，敢於為民請命，為推動社會進步和增進人民福祉而付出重大犧牲的大寫的人。但劉道玉絕不是這樣的人，他是一個吃體制罵體制，並且光說不練，盡撿能罵的罵的市儈小人。
倘若能夠起劉道玉地下，不知他面對黨和政府賜予的“優秀黨員”這一謚號，是坦然無愧地受之，還是認為這是對自己的一種諷刺，從而感到一絲的臉紅心跳呢？
2 026年2月19日
附記：筆者在之前發表的一篇題為“劉道玉：一個機會主義者的改革神話”的文章，第四段中的“肅反運動使幾十萬人死於非命”寫錯了，應是“幾萬人”，不嚴謹，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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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