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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兩篇訃告的故事——以及兩種截然不同的標準
北美保守評論 2026-3-9
作者：Brian C. Joondeph /《美國思想者》/ 2026.03.09
編譯：約瑟 / 2026.03.09
死亡本應使一個人的一生變得清晰，而不是扭曲它。
訃告的目的是記錄歷史，而非改寫歷史。
但在當今的企業化媒體中，就連死亡也無法逃脫意識形態的扭曲。
不妨看看近期對伊朗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ini）的報道吧，他曾擔任伊朗最高領袖三十余年。
在《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上，讀者被介紹的是這樣一個人：他有”濃密的白鬍子和輕鬆的微笑”，是一位”像叔父般和藹的人物”，喜愛波斯詩歌和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一些熟人把他描述為一位”隱秘的溫和派”。
一位”隱秘的溫和派”？這種描述或許會讓該政權的政治犯——以及其受害者——感到驚訝。
三十多年來，這位”溫和派”統治的政權資助了真主黨（Hezb’allah）和哈馬斯（Hamas），武裝了遍布中東的武裝民兵組織，監禁異見人士，處決抗議者，因著裝違規而對婦女施以暴行，並通過數十年的代理人戰爭，雙手沾滿了美國人的鮮血。
然而，訃告的開頭卻著重強調了他的文學情懷和祖父般慈祥的形象。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也採用了類似的溫和筆調。哈梅內伊”戴著眼鏡，頭戴巴勒斯坦卡菲耶頭巾，身著長袍，蓄著銀須”，把自己塑造成一位”宗教學者”，呈現出一種”像叔父般而又寬宏的疏離姿態”。據說，他是在”超越日常政治爭鬥的一個位置上”治理這個國家。
或許是超越政治鬥爭的一個位置上，但絕不是超越鎮壓的位置上。
沒錯，兩家報紙都記錄了該政權的暴行。但敘事框架很重要。導語塑造了人們的認知。當暴君被賦予學術造詣和叔父般長者魅力的形象時，道德的界限就變得模糊不清了。
這種模式並不新鮮。2019年，伊斯蘭國（ISIS）頭目阿布·貝克爾·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被擊斃后，《華盛頓郵報》最初將其描述為”一位嚴肅簡樸的宗教學者”。而不是一個大規模殺人犯，也不是實施種族滅絕的恐怖分子。隨後的強烈反彈迫使該報紙後來修改了這篇報道，但他們最初出於本能的描述已經說明問題。
現在，讓我們拿這篇報道和對《呆伯特》（Dilbert）漫畫創作者斯科特·亞當斯（Scott Adams）的報道對比一下。
亞當斯無疑是一位有爭議的人物。在2023年的一期播客節目中，在談到一項拉斯穆森民調（Rasmussen poll）顯示，只有一半的黑人美國人認為”做白人沒問題”時，他反應激烈，表示如果民調數據準確，那麼白人美國人應該”遠離黑人”。他的言論直白、煽動性強，並遭到廣泛譴責。報紙對此進行了報道，這是正確的。
但在關於他的訃告報道中，尤其是在《紐約時報》的報道中，這些言論被大肆渲染。《紐約時報》詳細報道了他在播客節目中的言論，並解釋了該短語與白人至上主義者的關聯，強調了由此引發的強烈反彈。《華盛頓郵報》則在突出他關於拉斯穆森民調的”種族主義言論”后，顯著地給他貼上了”極右翼”的標籤。
請看看媒體所呈現出的這種對比。
一名資助恐怖主義、鎮壓異己的統治者：”像叔父般的和藹可親”。
一名犯下種族滅絕罪行的聖戰分子：”嚴肅簡樸的宗教學者”。
一名持有爭議性政治觀點的漫畫家：”極右翼”。
這種模式很難不被注意到。
亞當斯的言論無疑具有爭議性和新聞價值。報紙報道這些言論是正確的。但報道的分寸很重要。
三十年來，亞當斯是世界上閱讀最廣泛的漫畫之一的創作者，他用辛辣的幽默諷刺了企業的荒謬之處。數百萬美國人在《呆伯特》漫畫中認出了自己的辦公隔間。這種文化影響理應在他的訃告中佔據重要位置。
然而，意識形態標籤卻主導了整個敘事。
這種不對稱性為何會持續存在？
部分原因在於當代企業化媒體的世界觀。國內右翼政治異議常常被框定為對民主的威脅。在這種範式下，給一位保守派人物貼上警示標籤似乎被認為是一種負責任的新聞報道。
相比之下，外國的暴君則被置於某種特定的背景之中加以”情境化”處理。他們被描述為”複雜的人物”。他們的行為會通過歷史和地緣政治的框架來加以解讀，從而軟化人們的第一印象。他們的殘暴固然被承提及，但很少被作為開篇之語。
類似的語氣軟化我們以前也見過，從對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帶有同情意味的報道，到圍繞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浪漫化形象。其結果是一種頗為奇特的道德倒置。
訃告並不是悲痛的親屬所作的悼詞，而是對一個人生平的歷史性總結。其的語氣反映了一家媒體的新聞編輯部認為什麼才是定義一個人一生的關鍵因素。
當一名專制統治者的文學品味成為其訃告的標題，而其鎮壓行為卻被放在背景介紹時，讀者會注意到。當一名恐怖主義領導人先以學術性的描述被介紹，而他的暴行卻排在後面時，讀者會注意到。當一名國內文化人物主要被貼上意識形態的簡化標籤時，讀者也會注意到。
這並非什麼驚天陰謀。它反映的是那些在文化和政治上傾向左翼的機構內部的共同假設。正是這些假設決定了哪些形容詞放在前面，哪些事實放在後面。
但信譽是逐漸累積形成的。信譽的喪失並非源於單獨的一個形容詞，而是來自一種持續出現的模式。
近年來，《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都面臨著訂閱量下降和財務困境。新聞業本就艱難。然而，在經濟逆風之外，還存在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人們對新聞報道是否公正的信心。
當國外的暴君受到溫和對待，而國內的意識形態對手卻被貼上警告標籤時，讀者會注意到這一點。
解決之道在於保持一致性：如果一個人通過實施鎮壓而統治國家並支持恐怖主義，那首先就應該指出這一點。如果一個人領導了一場種族滅絕運動，那就直截了當地說明這一點。如果一位漫畫家發表了煽動性的政治言論，那就報道——但不要讓這些言論掩蓋其畢生最重要的作品，除非這些言論真正定義了他的一生。
死亡並不能使人神聖化。它也不應該成為選擇性道德說教的機會。
人們常說：”民主死於黑暗。” 但它也可能在選擇性的照明下被侵蝕——在那裡，有些對象被柔和的光照亮，而另一些則被刺眼的強光照射。
訃告以一種濃縮的形式揭示編輯的優先取向。從這兩三篇訃告來看，它們所顯示的不是中立，而是一種敘事偏好。這並不是中立的報道，而是延伸到死亡之後的敘事框架塑造。
讀者不是瞎子。他們能夠看清哪些人的一生被以細膩入微的方式呈現，哪些人被貼上了警示標籤。
而且，越來越多的讀者正在用訂閱來表達他們的選擇——他們選擇離開。
死亡應當使一個人的一生更加清晰。而不是成為重寫他人生的又一次機會。
本文作者布萊恩·瓊德夫（Brian C. Joondeph）醫學博士是一位科羅拉多州的眼科醫生，他經常撰寫有關醫學、科學和公共政策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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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鏈接：https://www.americanthinker.com/articles/2026/03/a_tale_of_two_obituaries_and_two_very_different_standard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