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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的偏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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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著名的華裔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的離世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他早年在中國大陸出生、成長，1949年來到香港，就讀於國學大師錢穆以及幾個從大陸流亡出去的新儒家創辦的新亞書院，畢業後到美國留學，獲得博士學位，並留在了美國，先後在幾所知名大學擔任教授。他雖然離開了中國，卻始終心系中國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以中國文化的守護者自居，畢生從事中國歷史的研究，在思想史和文化史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在國際學術界產生生了很大影響，2006年獲得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生成就獎這一國際人文學界的最高獎項。
他的離世，除了因為學術上的成就而引起人們的討論，還因為政治上的立場而引起不同陣營之間的激烈爭論。不同於一般的學者，他有著鮮明政治立場。與他立場相同的陣營，對他的離世表示深切的悼念，盛讚他在學術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政治上所堅持的反共立場，以及對晚輩不遺餘力的栽培。中國大陸知名的右派學者秦暉撰文悼念他，譽之為“士人風骨，學術鉅子”，評價實在夠高的。而與他立場相左的陣營則對他進行激烈的批判，順帶著對他所處的陣營也攻擊了一番。一個政治立場過於鮮明的學者總免不了這樣的命運。學者本來以研究學問為職志，盡量不要捲入實際的政治活動，不要持有鮮明的政治立場，這樣才可以少受外界的干擾，專心致志地從事學術研究，學術成果也才會更加超然和客觀，更經得起時間的檢驗。但余英時顯然不是這樣的，他從不諱言自己的政治立場，他的學術活動與政治立場是密切相關的。這對於學術以及政治，幸焉，不幸焉？
他1949年離開大陸后，只於1978年回來過一次，接觸了各界人士，參觀了許多地方，見到了故國的明月。此後，他就再也沒有回來過，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后他還說過一句十分決絕的話：哪裡掛著五星紅旗，哪裡就不是我的祖國（大意如此）。他的思想始終停留于早已成為歷史的中華民國時代，有人說他是那個時代的“未亡人”，可謂一語中的，道出了他的思想實質。他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這個政權已經延續了如此之久，總是有其道理的，我們不能不面對這一現實。我們可以有自己的價值理念，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可以不認同這個政權，不認同這個政權的意識形態，但要想改變現狀，又必須首先去深入地認識它，只有把它的來龍去脈把握清楚了，才能真正知道問題的癥結所在，才能對症下藥，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倘若只是一味地否定它、迴避它，痛快固然痛快，但也僅僅是痛快而已。“六四一代”出走已快四十載了，當年那些風華正茂的大學生如今都已到了耳順之年。幾十年下來，他們在海外就以批評甚至𠼦罵這個政權為職業，但說句不中聽的話，他們除了利用海外言論自由的環境可以逞口舌之快，對中國的現狀又改變了多少呢？我並非說他們不能如此，這是言論自由的權利，誰也剝奪不了，也不是說這樣沒有價值，即使說了也白說，把自己的觀點表達出來了，這本身就是一種價值，而是說我們除了與這個政權持一種敵對的立場之外，是否還可以有別的更可取更有建設性的選項，在堅持必要的原則性的同時又有適當的靈活性，在對立的同時又進行對話？許多民運人士想回而不能回是一回事，余英時能回而不想回又是一回事。
他曾經說過這樣一句擲地有聲也令無數人景仰不已的話：“我在哪裡，中國文化就在哪裡。”誠哉斯言，不是一定要在國內才能愛國，才能愛中國文化，即使身在海外，只要能將之內化於心，同樣可以愛國，可以繼承和發揚中國文化。在資訊如此發達的今天，在海外同樣可以了解國內的情況，甚至比在國內了解得還要充分。我聽過一個專家對國內問題的分析，對情況可謂了如指掌，讓我這個一直生活在國內的人都自嘆弗如。然而，百聞不如一見，通過間接渠道了解得再多，不如回來實地了解來得更加真切，不如與國內的同胞進行面對面的交流，更能走進他們的內心。利用互聯網提供的海量資訊，看似可以不出門而知天下事，可以對中國全方位無死角、里裡外外地了解個透透徹徹，但這些也許只是停留于表象，要真正了解中國的現狀，真正抓住中國的問題，是否置身其中是完全不一樣的。自以為對中國的情況了如指掌，也許只是道聽途說。尤其要真正了解廣大百姓的心聲，不親自走到他們當中，只在虛擬的網路空間里衝浪，也許只是霧裡看花。我們固然可以在政治上不認同這個政權，但政治並不是我們的全部，倘若因為政治上的分歧而隔絕來往，只能說明你的政治壓倒了一切，陷入了一種偏執，缺乏一種求同存異和兼容並包的胸懷。你與你所反對的雖然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器，但在精神氣質上又未必不是相通的。
他宣稱永遠不再回來了，但自己的著作又不斷在國內出版，所有這些都是得到他本人的授權的，出版其著作的也都是國有的出版機構。著作回來了，與人回來了又有多大分別？真要一刀兩斷的話，就索性連自己的著作也不要授權在國內出版了，這樣才堪稱表裡如一、一以貫之，否則就是一種自我打臉，就是一種假惺惺的行為藝術。
他在政治上立場如此鮮明，甚至成了一種偏執，我們都說他在學術上成就如何輝煌，這其實是有矛盾的。政治立場的偏執必然會影響到學術研究，選擇課題、取捨材料、分析問題以及立論種種，無一不會受其左右，很難保持一種超然和客觀的態度。政治立場歸政治立場，學術研究歸學術研究，盡可以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但在學術研究中又能把政治觀點置之腦後，完全以一種超然和客觀的態度進行研究，這無異於痴人說夢。
他跟中國左派史學以及官方史學的權威人物郭沫若在政治立場上是相左的，對其人品也是頗有非議的。這些本來都不足為怪，但他曾經寫過一篇長文，認定郭那部研究先秦諸子《十批判書》抄襲了他的老師錢穆的一部同類著作《先秦諸子系年》，而他所用的論據卻是站不住腳的，甚至不惜採取篡改引文的做法。這無疑是很不光彩的，于對方也是很不公正的。你不認同對方的觀點，盡可以進行商榷甚至批判，卻不能毫無根據地指控對方抄襲，更不能偽造證據。知名打假人士方舟子撰文指出了這一點，他不作公開回應，卻在有人私下問起此事時，說自己不與業餘的人計較。從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他的一種作風。方舟子雖不是專業的文史學者，但在文史領域造詣也是很高的，二十四史都通讀過了，如今即使專業的文史學者，能做到這一點的也並不多了。即使是業餘的，也要看其講得是否在理，認為專業的不必回應業餘的，這未免有些霸道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應當區分什麼專業和業餘，而只看誰的理據更充分，更站得住腳。
他一生勤于治學，可謂著作等身。我只讀過他的一些著作，對其學術成就了解得很有限，沒有資格進行評頭論足。但鑒於以上對他的了解，要說他的學術成就有多高，尤其是人文立場有多客觀公正，多值得效仿，心裏卻是打一個問號的。
2022年1月3日寫就
2026年3月16至17日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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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