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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民主黨，還有柯林頓那樣的務實主義者嗎？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原創 楊大巍 印象與邏輯 2026年4月1日
“Can’t anybody here play this game?” — Casey Stengel
在過去三十年的美國政治中，民主黨的執政風格發生了明顯變化。比爾·柯林頓代表的是一種中間路線、以經濟和民生為核心、強調治理能力的務實主義；而從2008年巴拉克·奧巴馬上台開始，民主黨逐步轉向以意識形態、文化議題和進步主義議程為主導的政治路徑。
這種轉向延續至今。展望2028年，民主黨陣營中被推到台前的政治人物，例如加州州長加文·紐森，所代表的正是過去十年不斷湧現的一類典型人物：缺乏治理能力，缺少務實精神，卻擅長動員群眾、製造議題與嘩眾取寵。
問題也因此變得簡單而直接：民主黨，還有像柯林頓那樣的務實主義者嗎？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Fareed Zakaria 的反思，顯得格外值得注意。
Fareed Zakaria 是美國主流媒體中少數仍保持傳統自由派氣質的評論者之一。作為長期在 CNN 主持《Fareed Zakaria GPS》的資深評論員，他同時也是《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者，其風格更接近柯林頓時代那種建制派自由主義，重視現實，講求平衡，也強調政策的可執行性。
他近年來對民主黨治理模式的反思，顯得格外值得注意。他多次直指民主黨治理下的“藍城”和藍州在可負擔性問題上的系統性失靈。
Zakaria 的判斷並不複雜，但極具穿透力。他指出，如果美國存在嚴重的可負擔性問題，這種問題往往集中在民主黨長期執政的地區，例如紐約、伊利諾伊和加利福尼亞。
“If America has an affordability crisis, it tends to be in places Democrats govern — New York, Illinois, California.”
這些地方的共同特徵是高稅收、住房成本持續攀升，以及在教育和基礎設施等最基本領域的停滯。
他以紐約為例，給出了一組極具衝擊力的數據對比。2012年布隆伯格任期結束時，紐約市預算約為650億美元，如今已經超過1100億至1270億美元，十余年間增長超過75%。但與此同時，地鐵系統持續老化，住房成本不斷上漲，公立學校在巨額投入之下仍未顯著改善。
一個清晰的悖論逐漸浮現：政府花得更多，卻提供得更少(government promises more, spends more, and delivers less) .
類似的情況並不局限於紐約，而是廣泛存在於洛杉磯、芝加哥等大城市。政府不斷承諾新的項目、擴大支出規模，但交付能力卻沒有同步提升，甚至在下降。
在 Zakaria 看來，這不是偶發問題，而是一種結構性失靈。藍城政府習慣通過增加福利項目來表達善意，卻忽視了政府最基本的職責，即提供安全的街道、有效運轉的學校體系、可靠的公共服務，以及最關鍵的，讓中產階級能夠負擔得起的住房。
他對住房問題的判斷尤為關鍵。住房危機的核心，並不在需求端，而在供給端。嚴格的 zoning 規定、冗長的審批流程、租金管制以及制度性成本，使得住房建設變得緩慢而昂貴。補貼或許能在短期內緩解壓力，但往往會進一步推高整體成本。
在評論紐約新市長馬姆達尼的政策時，Zakaria 的態度也非常直接。以“可負擔”為名，卻推出更高稅負的預算，本身就是一種內在矛盾。他的建議並不激進，卻極其關鍵：放鬆管制，增加市場化住房供給。
進一步而言，他將問題上升為一種更廣泛的治理困境。當代民主黨政府面臨的，不僅是政策選擇的問題，而是一種能力的衰退，可以說是一場“治理能力的危機”，也就是他所概括的 “a crisis of competence.”
這種問題，在橫向對比中顯得更加清晰。以紐約與佛羅里達為例，紐約州的財政支出規模遠高於佛羅里達，甚至接近其兩倍，但在治理效率、公共服務體驗以及經濟活力方面，卻並未體現出相應優勢。相反，佛羅里達在較低稅負與更簡化監管環境下，反而展現出更強的吸引力。
也正因為如此，過去五年間，美國出現了一股明顯的人口與企業遷移潮。大量企業與中產階級，從紐約、加州、伊利諾伊等藍州，持續流向佛羅里達與德克薩斯。這種“用腳投票”的選擇，本身已經構成了一種最直接的評判。
進步主義政治越來越傾向於強調道德意圖和分配公平，而忽視執行力與實際結果。
這種傾向帶來了幾個明顯後果。官僚體系不斷膨脹，但執行效率下降；財政支出持續擴張，但缺乏長期約束；政策越來越強調姿態，而不是結果。
最終，信任開始流失。
當政府連建房、修學校、平衡預算這些最基本的事情都難以完成時，即便是原本支持進步主義的選民，也會逐漸轉向懷疑。
而這種變化，已經在現實中發生。人口與資本的流動，不再是抽象討論，而是一個簡單而直接的選擇。人們在用腳投票。
Zakaria 的意義，正在於他作為自由派內部聲音，指出了這一點。他沒有站在對立面，而是在體系內部提醒，問題不在標籤，而在治理本身是否還能交付結果。
當然，這種反思仍然有其邊界。他強調執行與能力，但較少觸及更深層的意識形態問題。然而，即便如此，這樣的聲音本身，已經構成了一種重要信號。
如果將這一觀察與傑米·戴蒙的判斷結合來看，就會發現一種跨陣營的共識正在形成。作為摩根大通的總裁，戴蒙近期多次表示，他支持特朗普在減稅與放鬆監管方面的政策方向，認為過度監管正在削弱美國的競爭力。同時，他也直言，一些民主黨主導州在治理上出現明顯問題，高債務、高稅收與管理混亂，正在推動企業與居民離開。正如他所說，人們最終會用腳投票。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Zakaria 的這段發言顯得尤為值得認真閱讀。它不是情緒化的批評，而是一種來自體系內部的冷靜反思。
Fareed Zakaria 的 “My Take”觀點:
很難把這次政府停擺及其重開，解讀成別的什麼，而不是民主黨的一場失敗。這是一場高風險的對抗，最終卻以他們自己的目標沒有實現、傳遞的信息也一團混亂而告終。
如果他們既沒有足夠的籌碼，或者並不願意用這些籌碼來延長停擺，那他們一開始為什麼要發動這場對抗？
這次停擺進一步強化了外界對民主黨的印象：無能、軟弱。他們承諾很多聽起來很美好的新項目，比如免費托兒服務。但事實上，他們掌控的是臃腫的官僚體系和拙劣的執行能力。
如果美國確實存在“可負擔性危機”，那這種危機往往集中在民主黨執政的地方，比如紐約、伊利諾伊和加利福尼亞。這些地方共同的特徵是：高稅收、飛漲的住房成本，以及在教育和基礎設施等基本領域停滯不前的結果。
看看紐約市，美國最大、最重要的大都市。新當選的市長想花更多錢去推一些光鮮的新項目，但在那之前，難道不該先問一句：過去已經籌集來的那些錢，到底花到哪裡去了？
2012年，也就是 Michael Bloomberg 市長任期快結束時，紐約市預算大約是650億美元。如今，這個數字大約是1160億美元。十多年裡增長了75%以上。
支出暴漲，地鐵卻在惡化。住房成本繼續攀升。公立學校雖然去年每名學生支出超過3.6萬美元，在全美大城市學區中最高，但學校質量依然平庸。
結果就是一個定義了大半個藍州美國的悖論：政府承諾得更多，花得更多，卻交付得更少。
紐約州與紐約市如出一轍。州政府支出從2000年大約700億美元，上升到今天超過2300億美元，大約是佛羅里達州預算的兩倍，儘管佛州的人口還多出幾百萬。
選民看到這樣的記錄后，得出的結論並不荒謬：更多的錢，並不是答案。可民主黨面對每一個問題的本能反應仍然是一樣的：花更多錢。
事實是，美國地方政府其實早已在透支未來。幾十年來，各州和城市為了維持短期的政治平靜，以長期財政毀滅為代價。為了安撫強大的公共部門工會，他們承諾越來越豐厚的養老金和福利，然後悄悄把賬單推給未來的納稅人。
在美國各地，這些義務就像慢動作的財政炸彈。現在看不見，但一定會爆炸。
與此同時，日常治理也在受損。在太多民主黨主導的地區，監管已經從必要的管理惡化為制度性癱瘓。
住房之所以變得難以負擔，是因為地方 zoning 規定、環境審查、租金管制以及工會特殊條款，使得建設過程極其緩慢、極其昂貴。
加州在五年裡為解決無家可歸問題花了240億美元，但問題反而更嚴重了。紐約每英里的地鐵建設成本，比地球上任何城市都高。每一個新倡議，都只是在上一層官僚體系之上，再疊加一層新的官僚體系。
而最能體現美國城市功能失調已被“常態化”的，莫過於紐約市人行道上那一英里又一英里的生鏽腳手架。它們把公共空間變成昏暗、骯髒的隧道，滋生犯罪，也趕走商業。世界上沒有哪座大城市是這樣的。倫敦不是，巴黎不是，羅馬也不是，儘管它們的建築都比紐約老得多。
問題的主要根源，是1980年的一項安全法，這項法律養出了一個承包商和顧問組成的產業。每一任市長都承諾改革，沒有一個成功。Eric Adams 試過，收效甚微。候任市長 Zohran Mamdani 也說他會試，但他的方案是一套複雜的混合物：加快審查，加上新規則，這正是典型的民主黨式回應。
有程序，沒有進展。
也正是這種本能，讓選民願意容忍唐納德·特朗普的誇張和霸道。至少他能把事情辦成，人們會這麼說。相比之下，在這種形象面前，民主黨往往顯得像一群猶猶豫豫的技術官僚。
美國人並不恨政府。
他們恨的是不工作的政府。
如果人們相信某個雄心勃勃的項目會被有能力地執行，他們是會支持的，就像他們曾經支持新政和州際高速公路體系一樣。
但當政府似乎連建房、修學校、平衡預算都做不到時，哪怕是原本同情進步主義的選民，也會失去信心。
如果民主黨想重建這種信心，他們就必須重新找回那門失落的藝術：最基本的治理能力。
而他們完全可以通過在自己執政的大城市裡把事情做好，向全國證明這一點。
先把學校修好，再去承諾新的補貼。
先修改住房規則，再去要求凍結房租。
還有，把那些腳手架拆掉。
美國自由主義曾經代表一種自信的信念：由有能力的人執行的明智政策，可以讓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好。
美國人依然想要這個。
可他們看著民主黨的實際表現，不禁會想起60多年前，那位傳奇棒球教練 Casey Stengel 在帶領成績慘淡、連敗不斷的紐約大都會隊時，面對一場又一場失利，幾近無奈地發出那句著名的感嘆：
“Can’t anybody here play this game?”
這句話的意思，早已超出字面。
更像是一種帶著疲憊與諷刺的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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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這裏，就沒有人，真的知道該怎麼把這件事做好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