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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交出密碼成為義務：從個人經歷看香港司法墮落的現實》
袁平
在2020年4月和9月，我曾兩次被傳喚與羈押。在這兩次經歷中，有一個細節幾乎完全一樣：我被要求交出手機和電腦的開機密碼。
當時，沒有人跟我討論這是不是一項權利，也沒有人明確說我可以拒絕。整個過程很平靜，甚至沒有明顯的強制。但正因為如此，它反而更像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你來到這裏，就應該把設備解鎖。於是，我照做了。
那一刻我其實沒有多想。只是覺得，這是流程的一部分，是配合的一部分。但後來回想起來，我才意識到，我交出去的並不只是一個設備，而是我幾乎所有的私人信息——聊天記錄、聯繫人、過去的表達，甚至一些我自己都已經忘記的內容。
在隨後的過程中，他們從我的設備中恢復了大量數據。包括已經刪除的聊天記錄，也包括僅僅保存在我手機里的截屏照片，僅這一類內容就有五百多張。這些東西被一條條整理出來，成為審訊時反覆提及的材料，也最終被用作指控和起訴的依據。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解鎖”意味著什麼。
它不僅僅是配合檢查，而是讓一個人的全部數字生活，在另一個體系面前變得完全透明。而在這個過程中，你很難區分哪些是“相關的”，哪些是“無關的”，因為一旦入口被打開，邊界就不再由你決定。更重要的是，我當時並沒有真正做出選擇。
最近，香港出台新的規定，允許警方在特定案件中要求個人交出電子設備的密碼，拒絕可能會帶來刑事後果。這條消息被很多人討論，有人支持，有人擔憂。
而我看到的時候，第一反應不是驚訝，而是熟悉。因為類似的事情，我已經經歷過了。
不同的地方在於，當時發生在我身上的，是一種沒有被明確說出來的“默認規則”；而現在，這種規則開始被寫進位度，變成一種公開、明確的要求。
有些變化，看起來只是形式上的調整，但實際意義卻很不一樣。
當一件事情沒有被寫明時，它至少還保留著某種模糊空間；但一旦被明確下來，它就不再只是“可以這樣做”，而是“應該這樣做”。
從這個角度看，真正值得關注的，並不是不同地區之間是否完全一樣，而是這種差異正在變得越來越難以區分。
比如，手機本來應該是一個很私人的空間，但在這樣的環境下，它更像是一個隨時可能被打開的容器；
再比如，原本人們或許可以想象自己有拒絕的餘地，但當拒絕本身會帶來風險時，這種“選擇”就變得沒有實際意義。
很多事情，並不會以激烈的方式發生改變。它們往往是在一次又一次看似普通的操作中，慢慢變得固定下來。
就像輸入密碼這件事。第一次的時候，你可能會猶豫；第二次的時候，你已經知道會發生什麼；再往後，它甚至不再被認為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當一種做法從“例外”變成“習慣”，從“默認”變成“規則”，變化本身就已經完成了。
我後來想，如果有一天，這種要求在更多地方都變得理所當然，人們是否還會記得，它曾經也可以被質疑、被討論，甚至被拒絕？
或者說，當我們已經不再問“為什麼”，而只是在做“應該做的事”時，有些界限，其實已經悄悄消失了。
而這種消失，並不會伴隨很大的聲響。它只發生在一個簡單的動作里——
輸入密碼，然後交出去。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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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