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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壹家言 2026-4-9
在對西方「白左」敘事的溯源討論中，將其思想濫觴錨定在啟蒙運動，並非簡單的歷史歸因，而是基於二者在價值內核、邏輯進路與話語範式上的深層勾連。啟蒙運動以「理性」為旗幟，打破了神權與王權的思想壟斷，卻也在祛魅的過程中，埋下了一套日後被不斷演繹、異化，最終成為「白左」敘事核心的價值預設。
啟蒙運動的核心命題之一，是「普遍人性」的建構。從盧梭的「天賦人權」到康德的「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啟蒙哲人們主張存在超越民族、階級、文化差異的普世價值，將自由、平等、博愛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終極真理。這種對「普遍性」的執著，剝離了價值觀念的歷史語境與文化根基，為後世「白左」敘事的「道德優越感」提供了思想源頭——後者正是以這套普世價值為標尺，無視不同國家的發展階段與文明傳統，對他國事務進行居高臨下的評判，將自身的價值偏好包裝為「文明的燈塔」。
同時，啟蒙運動催生的「理性主義烏托邦」傾向，也為「白左」敘事的空想特質埋下伏筆。啟蒙哲人們相信，憑藉人類的理性力量，可以設計出完美的社會制度，消弭一切社會矛盾。這種對理性的過度崇拜，弱化了對人性複雜性、社會運行規律的現實考量，演變為後世「白左」的典型思維：主張無差別的移民開放、絕對的多元文化包容、激進的環保主義等，試圖以理想化的道德方案解決複雜的現實問題，卻忽視了政策落地后的社會成本與族群衝突，最終淪為脫離實際的「道德說教」。
此外，啟蒙運動中「個體權利至上」的價值取向，在後世的演繹中逐漸走向極端。啟蒙思想強調個體對國家、社群的優先性，本是對封建專制壓迫的反抗，但當這種取向被剝離集體責任與文化紐帶后，便催生了「白左」敘事中對個體慾望的無底線縱容——從激進的性別平權異化到「身份政治」的泛濫，從對傳統家庭倫理的解構到對歷史傳統的虛無主義態度，本質上都是將個體權利凌駕于社會秩序與文明傳承之上，而這一邏輯的起點，正是啟蒙運動對個體價值的絕對化推崇。
值得注意的是，啟蒙運動本身並非「白左」敘事的直接源頭，二者之間存在著歷史的扭曲與異化。啟蒙哲人的理性精神，本包含著對現實的批判與對進步的審慎追求；而「白左」敘事則抽離了啟蒙思想中的現實維度與辯證思維，將其價值理念僵化為教條化的道德模板。從啟蒙運動的「理性之光」，到「白左」敘事的「道德綁架」，其間經歷了工業革命后的社會分化、20世紀以來的文化思潮嬗變與全球化帶來的文明碰撞，是多種歷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不可否認的是，啟蒙運動所奠定的普世價值、理性烏托邦與個體權利至上的思想底色，為「白左」敘事提供了最核心的思想素材與話語框架。
由此可見，啟蒙運動與「白左」敘事的關係，是「源」與「流」的扭曲——前者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思想革命，後者是對前者核心主張的教條化、絕對化與工具化改造。二者看似同源，實則在精神內核上早已背道而馳：啟蒙思想追求的是基於理性與現實的進步，「白左」敘事則沉溺於脫離現實的道德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