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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沈志華：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及其目標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作者：沈志華
民主中國 2013-8-25
提要：本文根據新的檔案文獻指出，蘇聯在戰爭期間解散共產國際的主要意圖是為了適應戰後與西方盟國繼續合作的戰略需要，因此，儘管在戰後日益感到應該加強對各國共產黨的控制，卻遲遲沒有將成立國際組織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法共和意共被趕出政府的事件，不僅預示著聯合政府策略的失敗，而且暴露出莫斯科對各國共產黨行動方針的失控，馬歇爾計劃的提出及東歐各黨的反應，進一步加強了斯大林的危機感，於是共產黨情報局的誕生勢在必行。共產黨情報局建立的過程與蘇聯戰後對外政策的演變以及冷戰格局的形成是同步的，其最終結果導致了冷戰的開始。
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的建立與戰後冷戰格局的形成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是冷戰史研究中的重大課題之一。然而，由於有關的檔案文獻很少公佈於眾[1]，從1947年9月成立至1956年4月解散，情報局短短9年的歷史卻長期處於隱秘狀態之中，專門的研究著作也是寥寥無幾[2].直到90年代初俄國檔案開放后，有關這段歷史的重要文獻才陸續披露出來[3].在此基礎上，俄國、東歐和西方學者展開了對共產黨情報局歷史的頗具價值的研究[4]，從而把有關冷戰形成的討論推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令人感興趣的是，學者們看到和使用了大體相同的史料，卻在一些問題上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例如，關於成立共產黨情報局的目的，一般都認為是莫斯科想找到一種對歐洲共產黨施加影響和監督的工具，但研究者之間也存在一些明顯不同的判斷。有人強調蘇聯領導人力圖加強自己對東歐佔領區的控制[5]，有人則更看重與莫斯科對西歐戰略政策的關係[6].有人認為蘇聯對馬歇爾計劃的恐懼導致了共產黨統一指揮機構的成立[7]，也有人指出斯大林提出召集情報會議的問題是在馬歇爾發表援助歐洲的演說之前，因而不可能是對馬歇爾計劃的反應[8].有人指出情報局的建立是為了使蘇聯情報系統的工作更加有效[9]，還有人認為情報局不過是”改頭換面”的共產國際[10].
那麼，共產黨情報局究竟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其目的何在，與歐洲冷戰格局的形成又有什麼關係呢？
本文擬參与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其出發點是基於這樣一種判斷：新的檔案文獻表明，共產黨情報局的產生經歷了一個較長時間的過程，而非莫斯科對一時一事的反應；斯大林對於是否建立這種國際機構，特別建立一種什麼樣的機構的考慮，是隨著歐洲事態的發展而變化的；共產黨情報局建立的過程與蘇聯戰後對外政策的演變以及冷戰格局的形成是同步的，其最終結果導致了冷戰的開始。
一、解散共產國際和蘇聯戰後對外戰略的確立
從斯大林掌管蘇聯政權起，特別是在”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提出以後，列寧所創立的第三國際（共產國際）逐漸改變了其功能，即從共產黨組織世界革命的領導中心降格為莫斯科推行其外交政策的附屬品和二等工具（對比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而言）。這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和初期表現得尤為突出[11].但同時也產生了不利於蘇聯開展外交的副作用——莫斯科因領導共產國際而成為各國政府集中攻擊的對象。此外，由於國際關係的複雜狀態，共產國際對各國共產黨的指示隨蘇聯在國際政治鬥爭中地位和策略的變化而顯得反覆無常，雜亂無章。正是這種狀況，迫使蘇共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在蘇德戰爭爆發前夕就考慮到應解散已經成為蘇聯負擔的共產國際了。1941年5月12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與蘇共中央領導人討論了終止共產國際活動的問題，並得出結論：”在現階段，最重要的不是把各國的運動引向一個國際中心，而是把重點放在每個國家中的運動及其領導，竭力使各國共產黨的獨立性得到發展，使這些黨善於由他們自己來領導本國的工人運動，善於由他們自己來確定自己的戰略、策略和組織，在完全和充分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才能的同時為本國的工人運動擔負全部責任”.這種考慮的實際目的在於摧毀”所有反共產國際公約”的基礎，打掉資產階級因本國共產黨反對戰爭而指責其為”叛徒”這張王牌。不過，”這項工作並不十分緊急，不應匆忙，而應加以認真的討論和準備”.[12]
當蘇德戰爭爆發以後，特別是當蘇聯確定必須建立鞏固和長期的反納粹德國同盟，並感到需要同英、美盟國建立新型的相互關係時，解散共產國際已經成為當務之急[13].1943年5月23日斯大林在答記者問時說明：解散共產國際是因為必須駁斥共產主義敵人所製造的”謠言”，即莫斯科打算干涉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其目的是使這些國家”布爾什維克化”，以及各國共產黨都服從於外國的命令[14].斯大林這一說法並非完全虛言，為了得到美國的大量援助和推動西方盟國開闢第二戰場，莫斯科必須對國際輿論有所交待。不過，解散共產國際的舉動沒有發生在對於蘇聯來說是戰爭中最困難的時期——1941年和1942年，而是在斯大林格勒戰役從根本上扭轉了蘇聯戰場局勢以後的1943年，這說明莫斯科的考慮絕不是僅僅著眼于戰爭的勝負，其中還蘊含著斯大林為戰後國際安排和蘇聯外交政策奠定基礎的長遠打算。也許應該更確切地說，問題的實質在於，戰爭引起的國際關係的深刻變化為蘇聯放棄孤立主義外交思維提供了契機，而斯大林不失時機地抓住了與西方大國合作這一歷史機遇。
從1943年初，蘇聯駐英、美使館就開始通過電報與莫斯科討論戰後世界的格局問題。1944年1月，駐英全權代表馬伊斯基在給莫洛托夫（後轉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員）的長信中，分析了戰後國際形勢和蘇聯的主要目標，堅持認為”應該創造出這樣的局勢，能夠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證蘇聯的安全並最低限度地保持歐洲和亞洲的和平”，以使蘇聯能夠強大起來。而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將會導致蘇聯與兩個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甚至是對抗。除非在德國爆發一場”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否則，蘇聯還是應當與同盟國進行合作而不是與之進行基於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因此，蘇聯”可能的和可行的外交政策”的基礎應當是”加強同美國和英國之間的友誼”.[15]幾個月後駐美大使葛羅米柯也做出了判斷：美國會對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同蘇聯的合作感興趣，雙方的目標將會大體一致。[16]
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在同年7月給莫洛托夫的報告中更強烈地主張雙方合作。對於戰後蘇聯應當”同盟國合作還是斷絕所有聯繫”的問題，他回答說：”我們必須尋求某種形式的合作，以得到至少是幾十年的和平”.[17]莫洛托夫後來也承認，當時認為繼續保持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對蘇聯是有利的，是很重要的。[18]
正如葛羅米柯在一次秘密談話中回憶的，1944年9月參加頓巴敦橡樹園會議時，斯大林”確實期望與西方，特別是美國，在戰後進行長期合作。”[19]
基於這種戰略考慮，當丘吉爾於10月9日提出英蘇兩國在東南歐洲劃分勢力範圍的方案時，斯大林態度十分積極。經過艾登和莫洛托夫的詳細討論，最後雙方達成一致：英國承認蘇聯在羅馬尼亞、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的勢力範圍，而蘇聯領導人也承認英國在希臘的勢力範圍，至於南斯拉夫，雙方各佔一半。[20]顯然在並不知道這一交易的情況下，李維諾夫於11月15日在題為《蘇英合作的前景及其可能的基礎》的報告中指出，為了避免戰後與英國在歐洲的衝突，應該事先劃定雙方的”利益範圍”.他向莫洛托夫描述了蘇聯在戰後所應要求的”最大利益範圍”，這包括芬蘭、瑞典、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巴爾幹半島的斯拉夫國家以及土耳其。英國的利益範圍可包括：荷蘭、比利時、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而挪威、丹麥、奧地利和義大利則作為緩衝地帶。[21]
為了實現這種外交構想，蘇聯在戰爭後期和戰後初期的戰略方針中，就不能再提世界革命，也不需要各國建立共產黨單獨政權。在其勢力範圍內，蘇聯努力促成匈、保、捷、波，甚至南斯拉夫建立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黨的聯合政府。[22]例如，1945年1月初斯大林向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人建議：目前不要提國有化問題，盡量不要嚇著和排斥包括塔塔列斯庫集團在內的資產階級階層，應建立全國民主陣線政府。[23]莫斯科還指示芬蘭共產黨領導人：必須”在民主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牢固的政府”.[24]
即使對那些已經出現了革命跡象的亞洲國家，如中國、朝鮮和伊朗，蘇聯也採取了同樣的立場。[25]至於在西方勢力範圍或中立地帶，克里姆林宮給共產黨的指示仍然是從這種地緣政治構想出發的。斯大林在1944年3月3日夜裡接見即將回國的意共領導人陶里亞蒂時，建議徹底修改意共的政治方針：不要求國王立即退位；共產黨人可以進入巴多利奧政府；主要應致力於在反德鬥爭中建立和鞏固統一戰線。季米特洛夫還委託陶里亞蒂將這一精神傳達給法共。[26]同年11月19日，即法國臨時政府首腦戴高樂出訪莫斯科前夕，斯大林同法共總書記多列士舉行了會談。作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斯大林既沒有談到世界革命，也沒有提出在可預見的範圍內共產黨人掌握政權的問題。莫斯科關心的是使法國儘可能快地成為英國和美國在歐洲大陸勢力的平衡力量，成為蘇聯潛在的同盟者。因此，斯大林強調指出，法共不要保留武裝力量，不要挑起同現政府的衝突，而應該盡量與激進派，尤其是社會黨建立左派聯盟，積极參加”復興強大的法蘭西和加深民主制運動”，及正規軍隊的恢復工作，以促使法國政府保持與蘇聯的友好關係。甚至共產主義青年團最好也不要恢復，可以建立人民青年聯盟。[27]為了保證英國對希臘的控制權，莫斯科還要求希共接受蘇聯關於在希臘建立統一臨時政府的建議，並迫使他們在1945年初自行解除了武裝。[28]
當然，莫斯科解散共產國際並非要放棄對各國共產黨的控制，而只是改變了領導形式。一方面，斯大林在1946年5月11日對聯共（布）領導人解釋說：”經驗表明，不能有一個所有國家的國際領導中心。馬克思、列寧生前是這樣，現在也是如此。也許，應該過渡到地區性的聯合，如南美；美國和加拿大；某些歐洲國家等等，但對此不能著急”.[29]斯大林後來曾多次談到歐洲的區域聯邦問題，恐怕都是源於這一思想。另一方面，莫斯科於6月12日在共產國際組織機構和幹部隊伍的基礎上成立了聯共（布）中央國際情報部，負責與各國共產黨的聯繫，貫徹蘇共的意圖，季米特洛夫仍然是實際領導者[30].這樣，既能在世界範圍內造成與西方全面合作的環境，又能保證莫斯科對各國共產黨行動的指揮。不過需要指明的是，這同構建一個集團性的共產主義國際組織有根本的區別，否則就沒有必要解散共產國際了。
二、重建國際組織的設想和國際關係現狀
在戰爭結束后歐洲各國組建政府時，莫斯科逐步加強了對共產黨的支持和領導。[1]季米特洛夫回國組織保加利亞政府後不久，國際情報部即改組為對外政策部[2]就是一例，這意味著對各國共產黨的領導將在蘇聯外交中起更積極的作用。與此同時，也提出了恢復某種共產黨國際機構的問題。
目前看到的史料，最早提出這一問題的是南斯拉夫。據蘇南分裂后南斯拉夫的官方說法，1945年4月鐵托訪問莫斯科時，向斯大林建議重建一個協商性的國際組織，目的在於交換意見和交流經驗。斯大林對此表示”大為讚許”.[3]但這種說法沒有得到任何文獻資料及當事人的證實，所以，鐵托究竟提出了什麼建議，以及斯大林”讚許”的是什麼性質的”國際組織”，不得而知。
根據檔案文獻的記載，匈牙利共產黨總書記拉科西在1946年4月20日布達佩斯黨組織書記代表會議上談到了建立新國際的問題[4]，在5月17日的中央會議上做了更加詳細的說明。拉科西首先肯定了解散共產國際的必要性，接著指出：”不能把新的國際等同於以前的國際。新的國際不是一個組織性的機構；它的任務將是進行調解，在遇到挫折時提供幫助和把一國共產黨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傳遞給別國共產黨，使它們能夠學習其他黨的經驗和吸取其他黨失敗的教訓。這無疑是十分有益的，不僅僅是我們，全世界的共產黨都開始感到，如果不就經驗和錯誤進行交流的話，它們就無法制定有關國際問題的正確的方針。我們現在想要建立的就是這樣一種國際，這種國際將有益而不是有害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5]拉科西的說法很可能事先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甚至就是斯大林的授意。這樣說，不僅是考慮到拉科西剛剛見過斯大林[6]，更因為不久后斯大林本人就以同樣的口氣直接談到了這個問題。
在6月8日斯大林與鐵托的會談及會談后舉行的招待南、保領導人的晚宴上，根據鐵托回國后整理的札記和南斯拉夫的官方著作，斯大林問鐵托是否還認為有建立一個具有情報性質的新國際的必要。鐵托表示同意后斯大林建議說：”最好由你們南斯拉夫人發起”.斯大林還指出，不應以任何形式恢復共產國際，但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情報機構，以便經常開會，交流經驗，”協調一般性工作”，以及”調解個別黨之間的各種分歧”.在討論由誰倡議成立這一新組織時，斯大林問季米特洛夫，誰可擔當此任——是季米特洛夫、鐵托，還是法國共產黨；季米特洛夫說讓鐵托擔任，而鐵托認為法國人比較合適。札記里特別指出，新機構”不能發號施令”，不能對持不同意見的黨採取”壓制性措施”，應”認真考慮一些國家的特點”.[7]十幾天後在與保加利亞領導人會談時，根據（可能是科斯托夫所做的）記載，斯大林說：”我們任何時候也不恢復舊形式的共產國際。舊的共產國際是按照馬克思的示例建立的，它認為，在所有的國家同時出現革命。這與我們今天的思想體系是不相符的”.[8]這些說法至少表明了一種情況：鑒於共產國際在共產黨內部也很不得人心，關於新國際的最初構想並不是要重建共產國際。
新的檔案文獻進一步反映了蘇共對這一問題的態度。1946年9月20日，捷共一名”表現一貫積極和忠誠”的普通黨員賴赫里直接給斯大林寫信，提出了恢復共產國際的問題，並建議把未來的共產國際”建立成國際政治機構”，或類似梵蒂岡一樣擁有自己領地的權力機構。[9]1947年2月7日，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對此提出了結論性意見，並報告給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報告否定了賴赫里來信的建議，認為解散共產國際的理由”已經失去現實意義”的斷言毫無根據，而提出”恢復共產國際”這一形式的問題，是”忘記了此類問題的解決不能脫離具體的國際形勢，不能不考慮到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報告還分析說，”這一問題的提出，無疑是反映了國外某些共產黨人尋求對有關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前景問題的答案的願望，因為這些問題使他們感到焦慮和不安。另一方面，國外共產黨人提出類似問題，也同近期以來在各式各樣的政黨（首先是資產階級政黨）之間以及在它們的報刊上展開的關於革命、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陳舊過時’等等的爭論有一定聯繫，並部分地是由這些爭論而引起的。”鑒於一些新黨員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修養，報告認為，”對上邊提到的一些問題進行批判性的認真分析，並闡明我們黨對這些問題的觀點，從幫助國外共產黨的角度來說將具有重要意義”.[10]
如此可以斷定，到1946年4-6月，蘇聯和一些歐洲共產黨已經在考慮組建新的國際機構了，但同樣應該肯定，這並不表明斯大林有意恢復共產國際這種組織形式。在戰後歐洲各國新政府建立的過程中，蘇聯的確需要加強對各國共產黨的控制，需要有某種機構來實現這種控制，這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在蘇聯勢力範圍內的東歐國家之間出現了大量涉及領土、民族問題的矛盾，例如匈牙利與羅馬尼亞在特蘭西瓦尼亞問題上爭端頻頻，捷克斯洛伐克與波蘭在特欣西里西亞問題上吵鬧不休，匈捷在處理捷克境內匈牙利居民問題上衝突不斷，捷克與斯洛伐克在民族問題上也是矛盾重重。所有這些麻煩都反映到莫斯科，甚至要斯大林本人出面解決，令人頗感煩瑣。況且有些問題還涉及到蘇聯的利益，由莫斯科的某個機構出面進行調解也有謀私之嫌。第二，在涉及民族利益和國家安全需要的一些問題上，蘇聯本身與其勢力範圍內的國家——這些政權都控制在共產黨手中——也存在許多矛盾，如在喀爾巴阡烏克蘭及戰利品問題上與捷共的分歧，在的里雅斯特問題上與南共的衝突，在拆遷工業設備問題上德國統一社會黨的不滿情緒等等，解決這些矛盾也要求在各黨之上有一個公共機構。第三，與戰爭期間不同，戰後東歐各國受到蘇聯的影響和控制，其發展道路已趨向一致。在建立親蘇政府、排擠右翼政黨、擴大共產黨的勢力、解決與社會黨的矛盾等眾多問題上，各國共產黨的任務、方針大體同步，因此需要有一個統一的協商中心。而從國際輿論以及各國黨能否接受的角度考慮，由蘇共下屬部門出面當然不如建立一個至少在表面上超然的共產黨國際組織。[11]
然而，這與恢復共產國際或建立類似的機構還是有本質區別的。有學者認為，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在同國外共產党進行聯繫和實行監督方面的作用加強了，甚至超過了共產國際，因而完全有理由被看成是共產國際的繼承者。[12]這種看法忽略了蘇共黨內機構與國際組織在性質上的區別。儘管對外政策部擴大了編製、職能和權力[13]，其指揮各黨的作用與共產國際也確有相同之處，但從對外關係的角度講，這還只是一種雙邊關係的問題，而與構成國際集團在性質上的區別是十分明顯的。還有學者認為，提出建立協商性機構只是一種”策略手段”，其本意在於使各共產黨領導人容易接受建立新國際的設想。[14]這種觀點沒有考慮到當時歐洲各共產黨的實際狀況——東歐各黨誠然與蘇共有密切關係，但也必須顧及政府其他黨派的反應，而法共、意共和南共則具有更強的獨立性；也沒有考慮到當時蘇聯對國際形勢的基本判斷——如果莫斯科此時已經可以毫無顧忌地指揮各國共產黨，如果斯大林此時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與西方國家合作的外交戰略，那麼可以認定蘇聯確實要重建國際，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看來，正確理解斯大林提出建立一個新的協商性國際機構的意圖，首先需要對當時國際關係的現狀和蘇聯對外方針的基調有一個合乎實際的判斷。很多學者認為，從1946年初蘇聯就改變了與盟國合作的方針，此後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冷戰已經形成。[15]顯然，這是斷定此時蘇聯已經有意建立新國際及其性質的理論前提。這裡有一個對冷戰格局形成的界定問題。冷戰的形成固然是一個逐步發展的歷史過程，人們完全可以用冷戰起源的概念來描述這一量變的過程[16]，但冷戰格局的形成則表明矛盾的本質已經改變，其標誌至少有兩個方面，即矛盾的雙方（而不是任一單方）已經制定出較完整的冷戰政策；在這一政策的基礎上各自在一定勢力範圍內組建了國際集團。[17]而這些現象到1947年初尚未出現。
仔細分析斯大林1946年2月的演說[18]就不難發現，這完全是從傳統的理論出發對戰爭進行總結，宣傳蘇共政策的成就和蘇聯社會制度的優越性，是對內統治的需要而不是在解釋對外政策。此後丘吉爾在富爾頓的”鐵幕”演說[19]不過是借題發揮，斯大林對此看得非常清楚。日丹諾夫在與季米特洛夫討論國際形勢時（9月4日）傳達了斯大林的看法：”近期不會發生新的戰爭，事態發展非常平穩”，如果”根據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內容而不是外表”
分析當前局勢，蘇聯的看法是：”一切正常”.”英美掀起的喧鬧和以新戰爭相威脅，那不過是恫嚇而已”.[20]基於這種分析，斯大林在9月17日答英國記者問時說，蘇聯和外部世界”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僅不會減少，甚至能夠增加”.他還說，在一國，特別是像蘇聯這樣的國家，不僅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甚至可能建立共產主義。[21]這顯然是在向西方保證共產主義運動將限制在蘇聯國內[22].蘇聯在伊朗和土耳其問題上最初採取的強硬立場，只能說明莫斯科打算在經濟利益（伊朗北部油田）和安全保障（土耳其海峽）方面獲取雅爾塔協定尚未規定的額外收益，而非有意侵害或對抗西方國家，何況還在英美干預的情況下迅速地轉入了退卻。至於希臘危機，與蘇聯並無關係，本來就是西方國家的錯誤判斷。對於冷戰史研究中經常提到的諾維科夫電報[23]，學者們較多注意到諾維科夫對美國反蘇政策的分析，對美國把蘇聯作為未來戰爭對手的判斷——這些無疑是正確的，但卻往往忽略了一點，諾維科夫和莫洛托夫依然相信，站在傳統的馬列主義立場上，對這種戰略威脅的正確反應是發現並利用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他們期待美英之間衝突的最終爆發。這就是說，蘇聯雖然意識到美國的威脅，但其對策並非立即轉入與之抗衡，而是採取了一種現實主義的立場。所以，杜魯門主義可以被看作是美國政策發生轉變的冷戰宣言[24]，但斯大林並沒有從中看到明顯的威脅[25]，除了口頭譴責外也沒有做出其他激烈的反應。[26]
當杜魯門發表演說的時候，莫斯科正在召開五國外長會議討論德國問題。會議初期，蘇聯報紙的報道是全面的，而且避免使用尖刻的語調評論西方。莫洛托夫在討論議程時也表現得異常寬容，並接受了馬歇爾和貝文的建議。[27]即使在會議遭到挫折以後，斯大林也沒有放棄繼續協商解決問題的努力。4月9日他對美國共和黨活動家史塔生指出，”兩種制度當然能夠彼此合作”，美蘇之間”不應醉心於批評彼此的制度”，”應該尊重人民所贊同的制度。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才能合作”.[28]在4月15日會見馬歇爾時，斯大林對美蘇合作的前景仍表現出一種樂觀的態度：”在這個問題上不過是第一次小小的爭論以及雙方帶有試探性的交鋒。在其他問題上分歧早已出現了，通常當人們自己厭倦爭論的時候，就會感到有必要進行妥協。這次會談可能不會有什麼成果，但這不應使任何人感到失望。”斯大林又補充說：”在諸如廢除軍備、德國政體、賠款及經濟一體化等主要問題上，達成協議是有可能的。需要的是耐心而不應是悲觀。”[29]5月16日《新時代》又發表重要社論說：”莫斯科會議的價值在於各國在有爭議的問題上都闡明了自己的立場。倘若各國都有良好的願望，這就為必不可少的——如果需要這樣做的話——協調不同觀點並達成一致協議的工作掃清了道路。”[30]由此可以說，直到1947年春天，儘管分歧和矛盾不斷發生，但蘇聯與西方的關係尚未最後破裂，即使杜魯門宣言標志著美國政策的根本轉變，蘇聯方面也還沒有制定出相應的基本方針。既然冷戰沒有發生，斯大林也就沒有必要重建共產國際。
這一點不難理解，由於在力量對比中蘇聯處於軟弱地位，無論其長遠意圖如何，也不會主動採取冒險的進攻行動；出於同樣的原因，美國決策者在戰略上有可供選擇的迴旋餘地，而對於克里姆林宮來說，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採取公開決裂的立場的。正是鑒於這種考慮，斯大林不可能主動恢復共產國際，因為這一舉動無疑表明蘇聯已決心再次運用意識形態的武器與西方對抗到底；或許正是為了避免引起西方的猜疑，即使對於建立協商性機構的主張，莫斯科也拖延了整整一年而沒有付諸實施。
三、召開情報會議的初衷和蘇共構想的變化
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蘇聯真正實施建立共產黨國際協商組織的步驟開始於1947年6月4日，也就是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援助歐洲演說的前一天。6月2日波蘭工人黨領導人哥穆爾卡抵達莫斯科，目的是休假和治病。6月4日深夜，斯大林會見了哥穆爾卡。[1]據哥穆爾卡後來回憶，斯大林建議他以波蘭工人黨中央的名義發出為組建共產黨國際出版機構召開一次會議的倡議。這是在一年後重提建立一個國際組織的思想，但這次斯大林要求立即實施。哥穆爾卡通過信件向波蘭黨中央報告了這一情況，6月8日波蘭工人黨政治局召開會議，宣讀了哥穆爾卡的來信，最後通過了相應的決議，並委託公安部長拉德凱維奇選擇會址。7月2日回國前幾小時，哥穆爾卡再次見到斯大林，並通報了有關未來會議的安排情況。[2]從時間上看，無論斯大林這次提議的真實目的如何——是僅僅召開一次協商會議，建立出版機構，還是表面上以此為由召集各國共產黨開會，實際目的則是像3個月後確實發生的那樣建立一個國際組織，有一點卻是很清楚的：它不是對馬歇爾計劃的反應，而是另有原因。那麼，在莫斯科外長會議結束（4月24日）和馬歇爾計劃提出（6月5日）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使得斯大林必須重提建立國際組織的問題呢？
事情發生在西歐兩個影響最大的共產黨身上。法國共產黨因其在戰後大選中得票率創造了歷史最高紀錄而聲名卓著，輿論甚至認為只有共產党參加的內閣才能治理法國。但法共在與拉馬迪埃政府合作時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相繼在印度支那戰爭、馬達加斯加叛亂和凍結工資等問題上向政府發難並攤牌，導致法國總統於5月4日免去了5名共產黨部長的內閣職務，共產黨被趕出政府。義大利共產黨是在人數上僅次於蘇共而超過任何其他國家共產黨的大黨，在歐洲歷史上頗具影響。在1947年2月組成的加斯貝利第四屆政府中，共產黨與南尼領導的社會黨人結成聯盟，經常製造難題，導致加斯貝利5月13日辭職。而5月31日重新組建的天主教民主黨和無黨派聯合政府則完全排斥了共產黨。大體同時，比利時政府中的共產黨閣員辭職，盧森堡新政府也沒有再吸收共產黨人參加。[3]這種狀況對蘇聯戰後奉行的共產党參加聯合政府的政策是一次沉重的打擊，更為嚴重的是，這些西歐共產黨採取的步驟根本沒有同蘇共商議，甚至沒有進行通報，莫斯科事前對此一無所知。作為各國共產黨的領頭人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克里姆林宮竟然失去了與西歐大黨的聯繫，並因此處於被動和尷尬的地位。這一連串事件使斯大林頗為惱火。於是，通過建立某種機構和加強協商以避免各國共產黨擺脫莫斯科控制的問題，便刻不容緩地提上了斯大林的議事日程。
6月2日，日丹諾夫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給多列士發出一封加急信，信中說，蘇聯領導人不能理解”在法國發生了什麼”以及”是什麼動機引導了共產黨”；”對聯共（布）中央來說，法國國內形勢和力量對比朝著不利於共產黨人的方向發展是完全沒有意料到的”；”許多人認為，法國共產黨人是在同聯共（布）中央協商后採取行動的。你們自己知道，這是不正確的，對於聯共（布）中央來說，你們所採取的行動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4]兩天後，斯大林便接見了哥穆爾卡並提出要召開幾國共產黨會議。6月6日，莫洛托夫將給法共加急信的副本寄給了蘇聯駐美大使。6月底莫洛托夫在巴黎和會期間與南共領導人吉拉斯會談時討論了下述問題：由於”西歐和東歐各共產黨之間缺少協調”，所以”必須出版一份有統一編輯部和統一觀點的理論雜誌”.7月7日（哥穆爾卡彙報了會議的準備情況后），這封加急信的副本又寄到了蘇聯駐保、匈、羅、捷、南的大使館，其內容被轉告給各國共產黨領導人。[5]由此可以判斷：第一，莫斯科要召集的共產黨會議絕不簡單地是為了創辦一個雜誌或出版社，而是想通過某種方式協調和統一各國共產黨的行動；第二，建立新的國際組織的設想首先不是針對西方國家的壓力和緊逼，而是源於共產黨隊伍內部的分散和獨立傾向。不過，這一結論絲毫沒有貶低馬歇爾計劃及蘇聯的反應在冷戰起源中的地位，歷史的進一步發展表明，馬歇爾計劃固然不是建立共產黨國際組織的最初源泉，但蘇聯對馬歇爾計劃的估計和反應卻無疑堅定了斯大林建立共產黨情報局這類機構的決心，特別是明確了情報局的行動方針和目標。
對於馬歇爾含糊其辭的演說，莫洛托夫和他的專家們進行了仔細研究[6]，他們似乎都把這個計劃的動機看成是主要出於經濟的需要，儘管懷疑這個計劃是針對蘇聯而提出的，但仍認為如果處理得當，它可能會轉過來對蘇聯有利——從美國獲得一些急需的重建貸款。因此，當英、法發出召開三國外長會議討論馬歇爾計劃的虛情假意的邀請[7]時，蘇聯不僅欣然接受，而且派出了一百多人的龐大代表團[8].不過，莫斯科還是非常謹慎的。6月2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並批准了對英、法政府照會的肯定性答覆[9].6月25日經斯大林批准的給出席巴黎會議的蘇聯代表團的指示表明，莫斯科的擔心主要在兩個方面：其一，接受美國援助可能會在歐洲形成一個反蘇聯盟，特別是造成東歐國家從蘇聯勢力範圍中分離出去，所以指示蘇聯代表團呼籲制定單一國家的經濟復興計劃，而不是一項全歐洲的計劃，其理由是”這會阻礙東歐工業的發展並會增強歐洲各國之間戰前的那種經濟關係”.其二，援助計劃可能會導致德國的復興——其結果無疑將再次構成對蘇聯的威脅，因此要求蘇聯代表團採取不妥協的立場反對討論向德國提供經濟援助的問題，反對一切利用德國資源的企圖，其對策是德國問題必須限制在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蘇聯在這個委員會中擁有否決權）之內。[10]
在6月27日至7月4日的巴黎會議上，英、法與蘇聯之間的討論恰恰在這兩個問題上陷入了僵局[11].莫洛托夫在7月1日對會議的結果失去了信心，他致電斯大林說：”我們的觀點與英法的觀點有本質的不同，我們不指望在有爭議的實質性問題上達成任何協議。”[12]這時，莫斯科沒有考慮到東歐國家對美國援助的迫切需要，更沒有想到會有人對蘇聯的立場持抵制態度。
有研究表明，接受美國的貸款，在戰後東歐國家的政治綱領中已成為廣泛共識，並得到普遍支持。不同派別的政治家，從自由黨、民主黨到社會黨和共產黨，都把自己的活動綱領同獲得美援聯繫在一起。在相當一部分居民中流傳著關於美國的生活水平和民主標準的說法。在經歷了法西斯佔領和軍事獨裁之後的東歐地區，這種說法顯然是對美國有利的政治心理因素。而由於歷史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對蘇聯的不信任和反感情緒在東歐地區，特別是在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13]此時馬歇爾計劃的出現，自然會對東歐國家產生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出於經濟上的原因表現得更為熱心[14].還在巴黎會議之前，波蘭駐美大使維涅維奇就告訴美國國務院的一位官員說，他的政府對馬歇爾計劃抱有”極大興趣”.貝文對此的估計是：鑒於”促使歐洲復興這一實際性援助的誘惑，蘇聯是控制不住其衛星國的”.[15]
蘇聯領導人最初的想法的確有些簡單。7月4日，英法邀請22個歐洲國家參加定於7月12日召開的第二輪會議，以儘快制定出一項歐洲復興計劃。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立即決定接受邀請[16]，季米特洛夫在與蘇聯大使基爾薩諾夫談話時也認為東歐國家應該參加巴黎會議，以藉此宣揚蘇聯關於重建歐洲的觀點。季米特洛夫還特意指出，”像保加利亞這些國家拒絕參加會議將使別人有理由指責他們缺乏政治上的獨立”.[17]或許是考慮到這種狀況，莫斯科第二天給所有駐東歐國家的使館發出了兩封電報。第一封電報指示他們對蘇聯在巴黎會議上的立場做出解釋，第二封電報是轉給各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建議東歐各國應當接受英法的邀請，出席第二輪會議，目的是”在會議上闡明英法的計劃是不可接受的，使該計劃不能獲得一致通過。然後同儘可能多的國家代表團一起退出會議”.[18]7月6日莫洛托夫又轉告貝魯特和鐵托，希望他們派使節來莫斯科進行非正式訪問，”以求商量關於巴黎會議的協調性意見，以免在會議期間出現不必要的困難”.[19]
不過，蘇聯領導人重新考慮了自己所處的地位后，很快就意識到東歐國家參加7月12日會議，即使只是出於破壞的目的，也是十分危險的。7月6日夜間莫斯科通知東歐各國共產黨領導人，”在7月10日以前不要對英、法做出任何回答”.[20]僅隔一天，又明確通知各國，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撤消了7月5日的函電，並建議拒絕參加巴黎會議。[21]
但麻煩已經出現。7月7日，捷政府宣布正式接受英法的邀請，並任命駐法大使諾塞克為會議代表。[22]在布拉格的美國大使向國內報告說，捷克斯洛伐克似乎”急於要加入馬歇爾計劃”.同一天，波蘭外長莫澤萊夫斯基也告訴美國新任大使格里菲斯，儘管”還未做出最後決定”，但他認為”波蘭政府一定會接受英、法邀請並出席巴黎會議”.[23]當蘇聯駐布拉格臨時代辦彼得羅夫於7月8日拜見哥特瓦爾德，並轉交莫斯科的電報時，哥特瓦爾德說，現在已經不可能改變參加巴黎會議的決定了，因為”政府不會支持我們（共產黨）”.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秘書克萊門季斯（共產黨員）也告訴彼得羅夫，”現在什麼也不能改變了，因為他們已經採取了必要的措施，英、法已經得知他們的決定，況且新聞界也已公布了。在巴黎的諾塞克已經得到了指示，大意是受權他出席這次會議”.[24]這不啻給了莫斯科當頭一棒——對東歐失去控制的跡象已經出現，斯大林要求捷共領導人立即趕到莫斯科來。在受到斯大林的嚴厲斥責和耐心說服后，哥特瓦爾德屈服了。[25]可資利用的證據表明，波蘭政府也同樣是在莫斯科的壓力下拒絕了馬歇爾計劃。因為7月9日上午美國大使格里菲斯在與貝魯特總統談話時得到的答覆是波蘭政府還未最後決定是否去巴黎，而晚飯後波蘭外交部就當面通知他，波蘭不參加巴黎會議了，其理由與斯大林會見捷共代表團時講的如出一轍。[26]斯大林對問題嚴重性的提法——如果你們出席巴黎會議，就是加入了孤立蘇聯的活動——說明，蘇聯拒絕馬歇爾計劃的核心是擔心東歐國家的分離，而能夠防止出現這種後果的措施就是必須加強和擴大與各國共產黨的組織聯繫。
看來，與其說蘇聯對馬歇爾計劃的消極反應是共產黨情報局建立的直接原因，還不如更進一步地指出，對於歐洲各國共產黨擺脫蘇聯控制及東歐國家擺脫蘇聯勢力範圍的防範心理，使莫斯科感到必須建立一個具有制約功能的共產黨國際機構。在蘇聯為馬歇爾計劃奔忙的同時所發生的另一個事件，更使莫斯科感受到這種必要性。南斯拉夫一直傾向於組建一個巴爾幹聯邦，首先是同保加利亞的聯邦，這一設想幾經周折，終於在1947年夏天有了初步結果。[27]根據檔案文獻，7月初，季米特洛夫和鐵托在互通信件中認為，實現聯邦計劃的一個最重要的措施——簽訂南保同盟條約的條件已經成熟，於是分別向莫斯科做了報告。斯大林擔心英國出來反對，於7月5日答覆，同盟條約的簽訂應等到對保加利亞和平條約批准后實施。但保、南領導人沒有完全聽從莫斯科的指示，在他們看來，對保和約已於2月簽訂，得到批准只是時間和程序問題。7月底鐵托和季米特洛夫舉行了會談，並於8月1日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兩國已就同盟條約進行協商（實際上已經草簽），並將在對保和約生效后簽署。[28]8月2日，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代表還在布萊德締結了一項協定，保證”提供炮兵、空軍和步兵來組織希臘民主軍的後方防禦”，會議成立了一個旨在組織支援希臘游擊隊的”巴爾幹聯合參謀部”.[29]消息傳到莫斯科，斯大林震怒。在8月12日給鐵托和季米特洛夫的同一信件里，斯大林強烈譴責他們的”草率行事”給”英美反動分子提供了多餘的借口”，使其得以”加強對希臘和土耳其事務的軍事干涉”.他還特彆強調，南共和保共這樣做”沒有同蘇聯政府商量”.[30]
在這樣的背景下，蘇共領導人感到召集共產黨會議的事情不能再耽擱，而且為了實現會議的真正目的，也絕不能僅僅依靠波蘭党進行籌備工作。在波蘭工人黨中央7月16日的通知中，只說打算在會上就歐洲各兄弟黨所面臨的問題交換看法和情況；為成立研究”各國工人運動問題”的新雜誌做準備。[31]波蘭黨在7月底發出的正式邀請信中又特意指出，”我們不追求建立某種國際工人運動機關的目的，不想創辦僅闡明某些國家工人運動問題的雜誌”.[32]這顯然已經不能滿足莫斯科的要求了。
四、情報局的建立和蘇聯冷戰政策的形成
就在哥穆爾卡發出邀請信的時候，日丹諾夫在給斯大林關於蘇聯方面組織會議的具體行動的報告中提出，聯共（布）代表團在會議上應直接建議把邀請信完全沒提到的兩個問題——國際形勢問題和各國共產黨行動協調問題列入會議日程。報告規定，第一個問題由聯共（布）派人作報告，研究和討論國際形勢的重點是提出各國共產黨當前的主要任務；第二個問題由波蘭人作報告，而蘇聯將在會議上提出成立一個”與會各黨協調中心”的建議。報告強調，一方面，實行這種協調”只能依照各黨自願協商的辦法”，但另一方面，”在涉及到聯共（布）利益的所有問題上，有關黨必須同聯共（布）協商”，”在涉及到其他黨的問題上，它也必須同其他黨協商”.[33]這就是說，各國共產黨行動的基本方針要由聯共（布）提出，而且在具體問題上也必須同莫斯科”協商”.
顯然，波蘭黨是不能勝任這項工作的，除了負責提出各黨行動協調的問題——這不便由聯共（布）直接提出——外，其他一切只能靠蘇聯人自己了。為此，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副主任巴拉諾夫在8月15日向日丹諾夫提交的報告中建議：”聯共（布）的代表應當擁有關於會議日程所有主要問題的詳細材料，這些材料必須由聯共（布）中央認真準備並經其批准”；在各黨代表互相交換信息和聽取國際形勢報告后，可以就下述一些非常迫切的問題交換意見，即關於馬歇爾計劃、德國的國家制度和經濟制度、各國共產黨對蘇聯和聯共（布）的態度、共產黨行動的協調和相互提供情報的形式等問題；在上述討論的總結階段，聯共（布）代表”可以支持成立協調委員會的想法”，當然，這個建議最好”是由其他黨的代表提出的”；聯共（布）代表對關於成立出版情報刊物的機構也應持這樣的立場；”會議應當秘密進行”，只在結束后發表一個簡短的公報。[34]在對這個報告進行修改和補充的基礎上，8月27日，日丹諾夫和馬林科夫提交給斯大林一份新的報告。在會議需要討論的問題中，報告刪去了德國問題——可能是考慮到德國問題屬蘇聯的專利，無需其他黨過問，而加入了新的內容：”批評一些黨所犯的錯誤，首先是法國和義大利共產黨所犯的錯誤”[35]，以及”加強鬥爭，反對新的戰爭威脅，號召團結一切民主力量和反法西斯力量以對抗美帝國主義從政治和經濟上奴役歐洲的計劃”.”對蘇聯態度”和”對聯共（布）態度”的提法改為”作為各國勞動群眾在爭取和平、社會主義和真正民主的鬥爭中最強大力量和可靠支柱的蘇聯的決定性意義”.關於”協調委員會”，報告進一步明確：在出席會議的各黨代表”自願同意”的條件下，以”總部設在華沙的情報局”的形式建立之。[36]
至此，即到8月27日，莫斯科最後明確了建立新的國際機構——情報局的構想，其使命是重建共產國際時存在的世界各國共產黨的利益必須絕對服從聯共（布）利益的那種隸屬關係。但這次的重點是在歐洲，特別是在蘇聯勢力範圍內的各國共產黨身上。9月初，對外政策部遵照日丹諾夫的指示，作為蘇共代表在會議上發言的素材，準備了一份長達8頁的分析材料《關於聯共（布）的國際聯繫》，其主要內容是強調建立國際共產主義機構的必要性。文件講述了共產國際解散后各國共產黨之間聯繫的狀況，認為這有力地促進了”各兄弟黨”爭取民主和工人運動團結的鬥爭，鞏固了蘇聯的國際影響，”幫助解決了蘇聯對外政策的任務”.但是各共產黨之間現有的聯繫是不充分的，因為它不是正規的，進一步發展這種關係的困難在於”沒有一個交換情報及對國際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主要問題統一觀點所必需的中心”.沒有統一的中心，”還妨礙各民主組織的協調行動，妨礙在同反動派和新的世界大戰的戰爭販子的鬥爭中制定統一的策略”.文件最後指出，”建立國際協調中心，或至少建立情報出版機構”是”完全現實的任務”；”這一機構在爭取和平和發展民主的鬥爭中，在制定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組織共同路線和策略方面，將扮演積極角色”；在今天”國際生活中的任何一個問題，無論大小，沒有蘇聯參与是解決不了的”.[37]
以上論述可以歸納為兩點：成立情報局的主要目的就是對歐洲共產黨內部進行整肅[38]，以協調行動，制定共同的路線和策略；在莫斯科的統一號令下，開展反對以美國為首的戰爭販子和奴役歐洲計劃的鬥爭。眾所周知，日丹諾夫在會議上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表述了蘇聯領導人確定的基本綱領，而這一綱領的的中心命題就是兩個對抗陣營的形成[39].值得注意的是，從檔案材料可以看出，這樣提出問題是克里姆林宮在開會前幾天才決定的。在頭幾份反覆修改的報告草案里，都沒有出現關於兩個陣營或類似的命題，只是在最後定稿前的一份報告文本上，日丹諾夫做了批註：”新的陣營”和”新的民主”.於是，全文都作了相應的變動，其中關於蘇聯在國際舞台上的立場和作用這一提法，在多數情況下都改成了”蘇聯和民主國家”，”民主國家陣營”，”反帝國主義陣營國家”.報告第二部分的標題”蘇聯——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支柱”，隨著內容的變化也換成了一個反映兩個陣營形成的標題：”戰後政治力量的新格局——以帝國主義的反民主陣營為一方和以反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為一方的兩個陣營的建立”.這種變動，很可能不是由於日丹諾夫本人思想轉變主動提出的，而是斯大林在看了準備好的報告后做出的決定。總之，直到9月19日，即在會議召開的前3天，政治局才正式決定委託日丹諾夫做這個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40]這說明，共產黨情報局最後確定的綱領是倉促的、應急的，而且是對馬歇爾計劃重新認識后的被動反應[41].
就這樣，在日丹諾夫和馬林科夫的直接操縱和斯大林的幕後指揮下，9月22日華沙會議正式開幕。然而，除蘇聯外，包括倡議人波蘭黨和最激進的南共在內的所有與會代表，都不清楚會議的真實目的和具體日程。[42]因此，當馬林科夫在其發言的結論部分提出必須採取”明確的措施”，”加強各國共產黨之間聯繫和建立經常接觸”，”以便相互理解和協調行動”[43]的時候，波蘭黨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9月24日，哥穆爾卡和明茲請求會晤日丹諾夫和馬林科夫，並闡述了以下觀點：波蘭不希望在華沙建立任何一種情報局的機構，如果一定需要這樣的機構，最好選擇貝爾格萊德或布拉格。在波蘭建立情報局將會被看作是共產國際的復活，而這會給波蘭在對外關係領域造成不良影響。儘管與蘇聯人約定，在關於協調的問題明朗化以後再行討論，但半個小時后哥穆爾卡又再次強調，波蘭人原則上反對建立情報局，並認為應該像他們通知中所說，僅限於出版一本雜誌，同時可以賦予雜誌編輯部以必要的協調權力。鑒於波蘭人的這種立場，日丹諾夫和馬林科夫認為，在波蘭代表做報告之前，必須同其他各國代表團私下談話，讓他們表明立場，並堅持認為：必須建立情報局，其駐地就設在華沙。[44]得此消息后，在25日的電話中，莫洛托夫指示：一定要讓會議通過建立情報局的決議，即使沒有協調的職能。但隨後斯大林表示了更強硬的態度：必須賦予情報局以協調職能，新的機構應該能夠控制每個歐洲的，尤其是東歐的共產黨。[45]
令日丹諾夫和馬林科夫感到欣慰的是，在與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交談時，二者都認為必須建立這樣的具有協調職能的機構。卡德爾聲明，情報局可以設在貝爾格萊德，這一點無須同鐵托商量了。斯蘭斯基表示布拉格也可以作為情報局的駐地，但須回國與哥特瓦爾德商議。[46]經過蘇聯代表的努力，其他各代表團都表示接受具有協調職能的情報局，波蘭代表回國商議后也撤銷了原來的意見。[47]屈服了的哥穆爾卡在9月27日的簡短報告中，以個人名義建議成立情報局，其職能不僅是交換經驗，”在必要的時候”，還應”按照自願的原則”協調各共產黨的活動。[48]9月28日，會議正式通過了”關於出席會議的各國共產黨交流經驗和協調行動”的決議，決議規定成立具有協調職能的共產黨情報局，由各國共產黨的代表（每黨兩名）組成，其駐地設在貝爾格萊德。同時，情報局將創辦自己的機關刊物[49].
波蘭會議終於完成了莫斯科匆忙設定的任務——通過建立情報局這一機構恢復對歐洲各主要共產黨的直接控制和指揮；在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的旗幟下開始實施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的集團對抗[50]的戰略。至此，美蘇雙方不僅發表了冷戰宣言，而且確定了冷戰政策，冷戰格局終於在歐洲形成。不過，這裏還有必要指出，就其職能而言，作為蘇聯對外政策的附屬物，儘管情報局在組織形式上有別於以往的三個”國際”，仍可被看作是共產國際的替代品，但就其目標而言，二者之間的差別是十分明顯的。如果說共產國際的綱領是推動世界革命，領導各國共產黨徹底消滅資本主義制度，那麼情報局則只是要求放棄與美國的合作，在歐洲的範圍內組織共產黨抵制和防禦西方的進攻（至少在莫斯科看來，馬歇爾計劃是美國進攻戰略的開端），而且只能按照蘇聯認可的時間和地點採取行動。對於拉科西提出的分別召開多瑙河流域和北歐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的建議，被斯大林以”不合時宜”為由而否定，鐵托關於邀請希臘共產黨出席波蘭會議的提議遭到斯大林婉言拒絕，[51]甚至對於方興未艾的希臘革命和中國革命，日丹諾夫在洋洋萬言的報告中也只是順便提到，而對於這兩個革命的影響和意義則隻字未提。[52]這些都體現了莫斯科的目標和行為的界限。
因此，日丹諾夫的報告可以被認為是莫斯科的冷戰宣言，但其所反映的蘇聯冷戰政策的實質是對抗和抵制，斯大林只是想通過採取強硬的路線，迫使西方承認蘇聯已經取得的勢力範圍，保證蘇聯的安全和利益，而並非要對資本主義世界發動全面進攻——這與美國的”遏制”理論確有異曲同工之處。對於莫斯科的目標，不僅”自由世界”的政客們當時做出了完全錯誤的估計，就是在共產黨內部也產生了種種誤解。鐵托正是因為擅自採取了一系列激進的措施，而成為共產黨情報局的第一個犧牲品。[53]
註釋：
一、解散共產國際和蘇聯戰後對外戰略的確立
[1]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當年曾經刊登過情報局會議的部分文件，在此基礎上蘇聯在1948年和1949年分別編印、出版了單行本：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совещание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некоторыхкомпартийвПольшевконцесентября1947года和Совещание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бюро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партийвВенгриивовтройпоровиненаября1949года。這兩本文集都有中譯本，即1948年東北書店出版的《九國共產黨情報局文獻》和195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產黨情報局會議文件集》。然而，作為史料，這些文集有兩個不容忽視的缺陷：所公布的文件選擇性極強（例如缺少許多與會者的發言記錄），並且經過了雙重修改（文件作者本身和蘇聯編者）。蘇南分裂以後，南斯拉夫方面通過報紙，特別是回憶錄、傳記的形式披露了一些上述文件中沒有的材料，但所增加的內容極為有限，而且同樣有很強的政治傾向性。在此基礎上，1975年英國出版了斯蒂芬·克利索德編輯的《南蘇關係（1939-1972）：文件與評註》（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文版）。
[2]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方面的專門研究是西方學者開始的，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烏拉姆的著作（Ulam，Titoism and theCominform，Cambridge，1952）。此後比較深入的研究當屬西班牙共產黨領導人克勞丁1970年出版西班牙文專著《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
[3]新的檔案文獻首先在一些俄國學者發表的論文中不斷得到引證。1994年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與義大利費爾特里內利基金會（米蘭）合作，編輯出版了TheCominform： Minutes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1947/1948/1949，首次用英文公布了共產黨情報局三次會議的幾乎全部文件。1998年俄國單獨出版的該書俄文版（Совещания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 1948， 1949.Документыиматериалы），不僅補充了對於研究來講非常重要的註釋和經過修訂的研究論文，而且作為附錄，新公布了許多蘇共領導人之間關於這幾次會議的往來電報。
[4]除上述文件集中選編的重要論文外，這方面研究的重要論著還有俄國學者阿季別科夫的專著（Г.М.Адибеков，КоминформипослевоеннаяЕвропа，Москва，1994）和論文（ПопыткакоминтернизацииКоминформав1950г.，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1994，№4-5；НачалоконцаКоминформа，ИнститутвсеобщейисторииРАН，Сталинихолоднаявойна，Москва.1998；Молотовипопытки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иКоминформав1950-1951годах，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1999，№7），吉比揚斯基的論文（Л.Я.Гибианский，КаквозникКоминформ，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рия，1993，№4；Коминформвдействии. 1947-1948гг.，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рия，1996，№1-2）。英文著作中作為重要章節涉及這一問題的有祖伯克、普列沙科夫（V. Zubok， C.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Cambridge， London，1996）和馬斯特尼（V.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1996）的專著，還有一些頗值得參考的論文（N.I.Egorova，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Cominform，1947-1953；Anna Di Biagio，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Founding of the Cominform， June-September 1947，F.Gori， S.Ponsed.，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1953，London-NewYork，1996）等等。至於中國學者，嚴格地說，對於共產黨情報局的深入研究還沒有展開。筆者只見到幾年前的一篇論文（孫耀文：”論共產黨情報局的成立”，載《世界歷史》1997年第3期）。
[5]見Zubok和Pleshakov前引書125頁。
[6]見Mastny前引書32-33頁。
[7]КоминформипослевоеннаяЕвропа，лл.24-26、226-227；Zubok和Pleshakov前引書130-131頁，Mastny前引書30頁。
[8]Гибианский，Долгийпутьктайнам：историграфияКоминформа，СовещанияКоминформа，л.ⅩＬⅡ；Biagio前引文208-209頁。
[9]А.Ди.Бьяджо，СозданиеКоминформа，СовещанияКоминформа，л.22.
[10]見Mastny前引書26頁。
[11]近年公布的俄國檔案文獻反映了這方面的詳細情況。見РАНИнститутВсеобщейИстории，Коминтернивтораямироваявойна，ЧастьⅠ，до22июня1941г.，Москва，1994；ЧастьⅡ，после22июня1941г.，Москва，1998.
[12]ГеоргиДимиитров，ДНЕВНИК（9маарт1933 – 6февруари1949），София，1997，233-234.
[13] 1943年5月20日斯大林在電話中要求儘快公布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ДНЕВНИК，374-375.
[14]Бьяджо前引文21頁。
[15]馬伊斯基致莫洛托夫電，1944年1月11日。АПР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ф.3，оп.63，д.237，лл.52-93.Источник，1995，№4，лл.124-144.凡直接引注的檔案文獻，筆者存有複印件。
[16]葛羅米柯：”關於蘇美關係問題”，1944年7月14日。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ф.06，оп.6，п.45，д.603，лл.1-34.轉引自Vladimir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 New Documents on Soviet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Britain，Working Paper№13，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Project（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Scholars， 1995），p.6.
[17]АВПРФ，ф.06，оп.6，п.14，д.141，лл.23-24.35.轉引自Zubok和Pleshakov前引書30頁。
[18]丘耶夫著/劉存寬等譯：《莫洛托夫秘談錄——與莫洛托夫140次談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66頁。
[19] Zubok和Pleshakov前引書27頁。
[20]過去學術界曾對此質疑，俄國學者引用檔案文獻證實了這個著名的百分比協定的存在，見М.М.Наринский，И.В.СталиниМ.Торез， 1944-1947гг.Новыематериалы，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рия，1996，№1，л.19.
[21]АВПРФ，ф.06，оп.6，п.14，д.144，лл.22、28、44.轉引自Zubok和Pleshakov前引書30頁。另見СталиниТорез，л.19.
[22]有關這方面的俄國檔案文獻已經大量公布，筆者主持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課題《蘇聯歷史檔案選編》（該書即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第23、24和26卷收入了這些文件。
[23]ДНЕВНИК，458.
[24]РЦХИДНИ（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ф.77，оп. 3c，д.60，лл.7、40；д.63，л.33.轉引自Г.П.Мурашко，А.Ф.Носкова，СоветскийфакторвпослевоеннойВосточнойЕвропе，ИнститотрссийскойисторииРАН，Советскаявнешнаяполитикавгоды”холоднойвоины”（1945-1985）：Новоерочмение，Москва，1995，лл.89-90.
[25]此期蘇聯對中共和朝共的政策，詳見拙著：《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第二章（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8年版）。關於斯大林勸伊朗人民黨放棄革命的情況，見Н.И.Егорова，Иранскийкризис1945-1946гг.，По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мархивнымдокументам，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рия，1994，№3，л.41.
[26]РЦХИДНИ，ф.495，оп.74，д.259，л.8.轉引自СталиниТорез，лл.19-21.
[27]斯大林與多列士談話記錄，1944年11月19日。АПРФ，ф.45，оп.1，д.390，лл.85-93.Источник，1995，№4，лл.152-158.另見СталиниТорез，лл.21-23；ДНЕВНИК，448.
[28] P.J.Stavrakis，Moscow and Greek Communism，1944-1949，Ithaca，N.Y.，1989，p.32；J.O.Iztrides，Revolt inAthens： The Greek Commuist “Second Roound”，1944-1945，Princeton，N.J.，1972，pp.156-7.轉引自R. Craig Nation，ABalkan Union？ Southeastern Europe in Soviet Security Policy，1944-8，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War，p.131.根據這一精神，1944年12月9日季米特洛夫通知一向積極支持希臘革命鬥爭的保加利亞共產黨，”在當前形勢下，希臘同志不能指望從這裡會有積極的干預和幫助”.見ДНЕВНИК，451.
[29]ДНЕВНИК，372；КоминформипослевоеннаяЕвропа，л.6；Адибеков，КакготовилосьпервоесовещаниеКоминформа，СовещанияКоминформа，л.3.
[30]關於國際情報部的成立，季米特洛夫在日記中記載：”為使敵人不能利用該部是由季米特洛夫領導這一事實，決定任命什切爾巴科夫為部長，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爾斯基為副部長。本決定不予公布，而該部的工作將按內部工作制度予以組織和實施。”ДНЕВНИК，381.
二、重建國際組織的設想和國際關係現狀
[1]有關檔案文獻見Т.В.Волокитина，ВосточаяЕвропавдокументахрссийскихархвов，1944-1953гг.ТомⅠ，1944-1948гг.，Москва，1997.有關部分中譯文參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2-26卷。
[2]對外政策部1948年7月改名為聯共（布）中央對外聯絡部，1949年3月改名為對外政策委員會。
[3]弗拉吉米爾·傑吉耶爾著/葉周等譯：《鐵托傳》下冊，三聯書店1977年中文版，第88頁。
[4]Долгийпуть，СовещанияКоминформа，л.ⅩⅩⅩⅤ。
[5]這份來自匈牙利的檔案文件是布達佩斯歷史研究所貝克什提供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項目的，見Csaba Békés，SovietPlans to Establish the Cominform in Early 1946： New Evidence fromthe Hungar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Bulletin，Issue10，March 1998，pp.135-138.
[6]據克里姆林宮斯大林辦公室的訪問者登記簿記載，4月1日22時30分至24時50分，斯大林與拉科西進行了交談。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Архив，1996，№4，л.121.
[7]《鐵托傳》，下冊，第88-89頁；Гибианский，Проблем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ВосточнойЕвропывпериодформированиясоветскогоблокав40-егоды，ИнститутвсеобщейисторииРАН，Холоднаявойна：новыеподходыиновые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1995，лл.113-114.
[8]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政策檔案館，全宗1，目錄5，A.e.3，第138頁。轉引自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Архив，1993，№2，лл.33-34.
[9]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 ，д.903，л.75.
[10]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 ，д.903，лл.89-95.
[11]上述問題在俄國檔案文獻中均有詳細的反映，參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1、22、23、24和26卷。
[12]Бьяджо前引文22頁。
[13]КоминформипослевоеннаяЕвропа，лл.14-15.
[14]Проблем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13-114.
[15] Scott D. Parrish，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The SovietReaction to the Marshall Plan，Working Paper CWIHP，No.9，1994，pp.5-6.
[16]只是在這一概念的範圍內，才可以理解為什麼有人把冷戰根源追溯到20世紀初。
[17]關於冷戰的概念，冷戰形成的主要因素和標誌，冷戰歷史的發展階段及其特徵，筆者擬專文論述。
[18]全文見《斯大林文選（1943-1952）》下冊，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文版，第441-454頁。
[19]關於丘吉爾1946年3月5日演說的最新研究見Злобин，Н.В.，НеизвестныеамериканскиеархивныематериалыовыступленииУ.Черчилля5марта1946г.，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рия， 2000，№2[20]ДНЕВНИК，535.
[21]《斯大林文選》，第478頁。
[22]是年夏天，蘇聯駐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代表都努力制止共產黨的左傾激進主義（АВПРФ，ф.0125，оп.34，п.11，д.130，л.38；ф.074，оп.34，п.10，д.115，лл.13-14）。在與捷共和英國工黨代表團談話時，斯大林也要他們相信有可能通過議會道路和平進入社會主義。見Мурашко和Носкова前引文90頁。
[23] 1946年9月27日，蘇聯駐美大使諾維科夫在莫洛托夫的授意下提交了一份分析蘇美關係的長篇報告，美國《外交史》很早就公布了這個文件，並展開討論。見DiplomaticHistory，1991，V.15，№4.
[24]這裏應插一句，霍羅維茨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所謂蘇聯擴張的壓力只能是（美國）採用遏制政策的一個借口而不是決定這種政策的原因”.霍羅威茨著/上海市”五七幹校”翻譯組譯：《美國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從雅爾塔到越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中文版，第9頁。
[25]斯大林得到的信息是多數美國人反對杜魯門宣言。蘇聯駐紐約領事洛馬金在向莫斯科報告：杜魯門主義”在公眾中激起了強烈的反對浪潮”，”毫不誇張地說，70-80%的美國人反對為了杜魯門所說的理由而向希臘和土耳其提供援助”，這些人擔心杜魯門計劃”會導致蘇聯與美國之間的戰爭”.洛馬金致蘇聯外交部，1947年4月19日。АВПРФ，ф.0129，оп.31，п.192，д.12，л.19.轉引自Parrish前引文11-12頁。
[26]蓋迪斯對杜魯門主義有一個準確的判斷：”就其對蘇聯政策所產生的影響而言，它並不像後來所渲染的那樣起到了轉折點的作用”.John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 Foreign Affairs52 （1973-74），pp386-402.轉引自Mastny前引書26頁。
[27]霍羅威茨前引書52頁。
[28]《斯大林文選》下冊，第492-493頁。
[29]馬歇爾與斯大林會談備忘錄，1947年4月15日。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States，1947，Vol.2，pp.343-344.
[30]轉引自Parrish前引文10-11頁。據帕里什考察，《新時代》雜誌表面上是由一個蘇聯工會組織出版，實際上出自莫洛托夫的辦公室，這位外交部長常常親自編寫重要社論。
三、召開情報會議的初衷和蘇共構想的變化
四、情報局的建立和蘇聯冷戰政策的形成
[1]參加會見的還有莫洛托夫以下十幾位蘇聯領導人，可見此次談話之重要。見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Архив，1996，№5-6，л.14.
[2]Долгийпуть，СовещанияКоминформа，лл.ⅩⅩⅩⅨ-ⅩＬⅠ；Проблем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14-115.
[3]以上參見卡爾沃科雷西編著/徐先麟等譯：《國際事務概覽（1947-1948）》，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中文版，第130-131、156-157、499-501頁；AbrahamBoxhorn， The Cold War and the Rift in the Governments of NationalUnity： Belgium， France and Italy in the Spring of 1947， AComparison. Amsterdam， 1993， pp. 248-49.
[4]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89，лл.1-13.參見СталиниТорез，л.25；Мурашко和Носкова前引文91-92頁。
[5]Бьяджо前引文23頁。
[6]莫洛托夫對演說文本所做的圈點和批註見АВПРФ，ф.06，оп.9，п.18，д.209；諾維科夫6月9日和24日致莫洛托夫電見АВПРФ，ф.059，оп.18，п.39，д.250；瓦爾加關於”馬歇爾計劃與美國經濟形勢”的備忘錄（6月24日）見АВПРФ，ф.06，оп.9，п.18，д.213.參見Parrish前引文13-15頁；M.
M.Narinsky，The Sov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WorkingPaper，CWIHP，№9，1994，p.43.
[7]英國外交大臣貝文和法國外長皮杜爾表面上宣稱歡迎蘇聯參与馬歇爾計劃的實施，暗地裡卻分別向美國駐巴黎大使卡弗里保證，”他們希望蘇聯拒絕合作，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準備’全力以赴，即使遭到蘇聯的拒絕’”.見卡弗里致國務卿，1947年6月18日，Foreign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47，Vol.3，pp.343-344.
[8] 1947年7月4日道格拉斯給馬歇爾的信提到了莫洛托夫代表團的人數，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States，1947，Vol.3，p.310.
[9]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12.Narinsky前引文42頁。
[10]АВПРФ，ф.06，оп.9，п.18，д.214，лл.1-13.參見Parrish前引文22-24頁；Narinsky前引文44-46頁。
[11]依據新的檔案對會議情況所做的描述，見Parrish前引文24-25頁；Geoffrey Roberts，Moscow andthe Marshall Plan： Politics， Ideology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War，1947，Europe-Asia
Studies，1994，V.46，№8，pp.1375-1376；Narinsky前引文46頁；Zubok和Pleshakov前引書105頁。
[12]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л.70-71.轉引自Narinsky前引文46頁。
[13]Мурашко和Носкова前引文71-72頁。
[14]在1945年波蘭的外貿中，蘇聯占出口額的93%，進口額的91%，1946年則分別降為50%和70%.在捷克斯洛伐克，從1946年第三季度到1947年第一季度，從蘇聯的進口額減少一半，對蘇出口額下跌了三分之一，而同期從美國的進口額增加了兩倍，對美國的出口額增加了50%.克勞丁前引書，第二卷，178-179頁。
[15]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47，Vol.3，pp.261、268.
[16] Parrish前引文27頁；克勞丁前引書，第二卷，178-179頁。
[17]基爾薩諾夫致莫斯科電，1947年7月6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118.轉引自Narinsky前引文48頁。
[18]莫洛托夫致彼得羅夫轉哥特瓦爾德電，1947年7月5日，АВПРФ，ф.059，оп.18，п.22，д.151，л.87；莫洛托夫致蘇聯駐華沙大使電，1947年7月5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л.93-94.莫洛托夫致蘇聯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電，1947年7月5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96.參見Roberts前引文1377頁；Parrish前引文26頁；Narinsky前引文48頁。
[19]莫洛托夫致列別傑夫電，1947年7月6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135.轉引自Narinsky前引文48-49頁。
[20]莫洛托夫致列別傑夫電，1947年7月6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135.轉引自Narinsky前引文48-49頁。
[21]莫洛托夫致列別傑夫電，1947年7月8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158.轉引自Narinsky前引文49-50頁。
[22] Parrish前引文26頁。蘇聯駐法國大使博戈莫洛夫認為：諾塞克在國內政策上以保守、在對外政策上以倡導親西方而著稱。博戈莫洛夫致莫斯科電，1947年7月10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201.轉引自Narinsky前引文50頁。
[23]斯坦哈特致國務卿，1947年7月7日，基思致國務卿，1947年7月7日，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States，1947，Vol.3，pp. 13-14、313.
[24]彼得羅夫致莫洛托夫電，1947年7月9日，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л.183-184.轉引自Narinsky前引文50頁。
[25]斯大林與哥特瓦爾德談話記錄，1947年7月9日。АПРФ，ф.45，оп.1，д.393，лл.101-105.更為詳細的情況可參見Parrish前引文27-31頁；Narinsky前引文50頁。
[26]格里菲斯致國務卿，1947年7月10日，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States，1947，Vol.3，pp.320-322.儘管有當事人回憶說，波蘭不是被強迫拒絕馬歇爾計劃的（SheldonAnderson，Poland and the Marshall Plan， 1947-1949，DiplomaticHistory，1990，V.15，№4，p.476），但目前尚無相關的波蘭檔案文獻可以證實。
[27]有關巴爾幹聯盟的最新研究見Н.Д.Смирнова，СталиниБалканыв1948г.ПроблемынациональнойбезопасностиСССР，И.В.Гайдук，Н.И.Егорова，А.О.Чубарьн，Сталинскоедесятилетиехолоднойвойны：фактыигипотезы，Москва，1999，лл.36-44；R.C. Nation，A Balkan Union？ Southeastern Europein Soviet Security Policy， 1944-8，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Cold War，，pp.125-143.
[28]Проблем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06-107；Гибианский，Коминформвдействии1947-1948гг.Поархивнымдокументам，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рия，1996，№1，л.168.
[29]克利索德前引書109-110頁。
[30]ДНЕВНИК，556；Проблем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06-107；Коминформвдействии，л.168.
[31]Какготовилось，лл.4-5；Бьяджо前引文23頁。
[32]Проблем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115.
[33]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0，
лл.10-11；Проблем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15-117.；КаквозникКоминформ，лл.141-142.
[34]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3，лл.1-13.
[35]報告初稿的寫法是：”對於某些共產黨（法國共產黨、義大利共產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以及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所犯的錯誤進行批評，其中包括各黨之間缺乏相互聯繫以及行動協調一致方面的錯誤”.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0，л.10.
[36]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0，лл.1-15.轉引自Бьяджо前引文，第27-28頁；Какготовилось，лл.9-10.
[37]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3，лл.17-24.轉引自Какготовилось，л.10-12；Бьяджо前引文29頁。
[38]在此期間，對外政策部準備了有關歐洲主要共產黨的詳細材料，並對所有這些黨（包括南共）提出了批評意見（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3）。詳見Коминформвдействии，лл.167-168；Бьяджо前引文，第30-33頁。
[39]報告全文見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4，лл.1-49.
[40]Проблем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18-119；Бьяджо前引文38頁。
[41]帕里什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見Parrish前引文36-37頁。
[42]Бьяджо前引文39-41頁。
[43]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1，л.54-55；又見СовещанияКоминформа，лл.155-156.
[44]謝爾蓋耶夫（日丹諾夫）、鮑里索夫（馬林科夫）致菲利波夫（斯大林）電，1947年9月24日。РЦХИДНИ，ф.77，оп.4，д.57，лл.37-38.
[45] Zubok和Pleshakov前引書133頁；Проблем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20-121.
[46]謝爾蓋耶夫、鮑里索夫致菲利波夫電，1947年9月25日。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2，л.54.
[47]謝爾蓋耶夫、鮑里索夫致菲利波夫電，1947年9月27日。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6，л.2.
[48]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1，лл.276-279.這個”自願原則”，在定稿時被日丹諾夫換成了一種模糊的提法——”按照相互協商的原則”.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6，л.14；ф.575，оп.1，д.1，л.304.轉引自Проблемы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лл.122-123.
[49]謝爾蓋耶夫、鮑里索夫致菲利波夫電，1947年9月28日。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6，лл.10-11.
[50]筆者提出”集團對抗”的概念（沈志華、張盛發：《從大國合作到集團對抗——論戰後斯大林對外政策的轉變》，載《東歐中亞研究》1996年第6期），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1947年開始的鬥爭僅局限於以美蘇為首並有部分歐洲國家參加的兩個集團之間，直到1950年中蘇同盟條約簽訂，尤其是朝鮮戰爭的進展，才真正形成了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陣營”.
[51]Какготовилось，лл.5-6、3.
[52]見СовещанияКоминформа，лл.152-170.
[53]詳見拙文：《對1948年蘇南衝突起因的歷史考察》，載《歷史研究》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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