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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鄭旭光：六四流血不可避免嗎？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鄭旭光 X
@xuguang1989 · May 12, 2026
寫于 2005年10月5日【修定於2005年10月18日】
韓國光州事件與台灣綠島事件我不了解。
中國的89民運，確是其興也勃焉，其衰也忽焉。槍聲響了，大局定了，這點可能與很多現代民主運動的命運相似。
在火兵器主導的現代，面對意志堅定的掌控著軍隊的獨裁者，民間抗議運動的命運也就是這樣了。
64事件不得“平反”，大概是相關鎮壓人士及事件得利者勢力猶存，“平反”不單會使他們喪失利益，而且有遭致清算危險，況且若“六四”若平反，可能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地位不保。
事後看來，89民運的轉折點自絕食始，這是個“勝負手”，絕食學生放手一搏，球到了中共腳下，然而歷史若可假設，絕食只是學生把主動權喪失了，並不一定會必然招致失敗，眾多因素起作用的事態里，正確的行為也可能招致失敗，錯誤的行為也可能意外成功。歷史的分析很難有確定性，但是，事件的概率是正確行為的分析依據和起點。我和王超華等北高聯常委院校代表堅決反對發起絕食的原因也在於此。
我記得在說服馬少方放棄絕食之議時，曾提醒他：中共政治局不大可能在一周內否定4.26社論。希望他考慮到僵持下去的局面如何收場，並在他強調絕食是絕食學生的個人行為時提醒他，其他學生不可能在他們在廣場絕食的時候繼續上課，而在聲援絕食學生之後也有可能加入其中。他所說的發起人能夠控制絕食人數的想法是不可靠的。
在馬少方去年“歷史在鞭打現實”一文中這樣提到：
“緒光由此以後，交往比較多。緒光的理性、紀律和隨和，讓我這個散漫慣了的人，很是佩服。記得五月十二日晚，我去北航看大字報，正好趕上北航在開一個會議，緒光在會場門口撞到我，立即說：正好遇到你，兩件事，一是請你在這裏講講絕食倡議的事，也聽聽大家的意見，一是會後一起去北大向「高自聯」的常委們講講絕食倡議的事。我說：在這裏講一下絕食倡議的事可以，去北大參加會議就不必了吧。緒光非常認真地說：不行，你一定要去，去聽聽大家的意見，看看有沒有補救的措施。原來緒光並不贊成發動絕食，所以他希望我能去聽聽，也去闡述一下自己的觀念。他希望我們慎重對待這件事，並且向我分析了絕食可能帶來的後果。可惜，他又哪裡知道，我這個絕食倡議人，也是不贊成絕食的，王丹也不贊成，王丹的簽名還是被我逼的。但倡議已經發出去了，並且我也在北航看到了張貼出來的絕食倡議書，還看到了上面有很多人跟著簽了名。到那時，我也沒有認真想過真的絕食了，結果會怎樣，又當怎樣收場，而緒光已經在認真考慮這些事情了。 ”
當時的形勢是，北高聯大會在“五四”前通過決議，決定於“五四”后各高校陸續複課，原因在於各個理工院校課程拉下很多，而且由於“4.27”抗議遊行成功地反擊了“4.26”社論，使校園中和知識界中緊張的恐怖氣氛為之一變，大家的情緒也緩和了，後來在中共統戰部我聽到戴晴講“4.27遊行，是學生救了知識分子”。五四大遊行，去天安門廣場，在高聯常委會是4：4，一票棄權，結果提交大會表決，大部分沒能參加“4.27”遊行的小院校非常積極，高票通過遊行至廣場並於廣場紀念“5.4”的決議。
事實證明，“5.4”遊行比起“4.27”遊行的氣氛已經大變。而且隨後的光明日報對遊行作了圖文報道，圖片中天安門廣場上“北高聯”會旗上的“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字樣清晰可見。
中共的宣傳口也順水推舟地將學生的複課與趙紫陽的“54”講話聯繫在一起，倒果為因地稱複課為趙紫陽講話的效果。
我記憶里，五四后，仍堅持罷課的學校是“北大”和“北師大”，有意思的是，這也是兩所有悠久學運歷史的高校。
絕食的發起者（絕食發起六人王丹，程真，吾爾開希，楊朝暉，王文，馬少方；前列四人為兩校學生）和絕食團的骨幹也是以兩校為主。
民主運動的發展高潮和成功當然是以各類條件為依據的，但是在歷史分析中，囿於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出身大陸的研究者往往忽視時運和個別關鍵人物的偶然因素,其實古人早就發現了“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互動關係。站在歷史的情境中，必做之事和必不可為之事都是當事人的主觀看法，事件變遷以各種偶然和意外所展示的可能性是無限的，故而我並不贊成“六四流血不可避免論”。
民主運動的發展高潮和成功需不需要條件？當然需要，一般地說，需要和平寬鬆的政治氣氛。事實證明，在現代中國，往往是和平寬鬆時期主流輿論危機意識強，而在危機時期中的主流輿論往往是歌舞昇平和麻木不仁。在國家的危機中獨裁專制政權才得以穩固，而在國家安全和平的環境中，獨裁專制政權的危機倒開始了。
中國歷史上的政權交接很多是和平和半和平的方式，比如辛亥革命就是以清帝遜位方式完成。中國近代史的戰禍不斷主要與我們的北方鄰居俄羅斯和日本有關，這兩國確實是中國人近現代史上的大禍患，無日本的入侵和俄國勢力的介入，（國共兩黨均是赤色俄國的孽生物。），20世紀的中國史肯定得全部重寫。
從結局看，中國大陸應當兼具蘇東共產極權國家與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西方國家和韓國台灣東亞國家的雙重特點，是由掌握極權政府的共產黨向威權政府靠攏的結果。這可能是20世紀中國共產革命帶來的特點。在89年前，新權威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是知識界和官方的主流思想，而自由主義是完全弱勢，“六四”事件使民間與官方的精神和情感徹底分立，政府和民間都明白了，人民不是政府的人民，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放棄幻想，各奔前程。“發展才是硬道理”成為朝野各自的共識。六四血案，蘇東巨變，幻滅了體制內外改良力量的指望和預期。討論的話題也由如何改良傳統社會主義變成了如何向自由資本主義轉軌。不同看法的分歧更多地著眼于手段和利益的界分。 政府變成地道的新權威主義政府，而民間社會開始向傳統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和自由主義尋求資源。
80年代的思想啟蒙與2005年的思想界實不可同日而語，那時是太幼稚，太浮燥了，積累和深度都差很遠，是個囫圇吞棗來不及消化的時代。當然，那本就是個“狂飈突進”的文化時代，中國人的精神狀態是極好的，“六四”前的絕食和戒嚴期間，（香港傳媒雲：還沒“軍管”已“學管”。），據官方媒體報道統計，在北京，在警察不作為的情形下，交通事故率和刑事犯罪率都下降了。學生運動與其他國家相比也是極其和平和非暴力。
89年，不光市民而且包括也包括學生和知識界主體，並無明確的自由主義圖景。而一旦發展到戒嚴對抗，多數人就無行動的心理依據了。六四鎮壓前，大部分北京學生和外地聲援學生已經撤離廣場，只有少部分人堅守。而到了六月三日當夜，當戒嚴指揮部不惜一切代價鎮壓時，在校生和市民又擁上街頭保護那些滿懷“革命激情”的廣場堅守者。因此傷亡在天安門廣場之外的市民何止萬計！說“因此一旦鎮壓開始時,只有學生在孤軍奮戰”是絕對不公道的！！政府的愚蠢成就了89民運。也啟示了知識界的心智。
任何時候，當政府和人民心懷革命和反革命的恐懼時候，自由是罕有的。
“民主運動的高潮”不是假想，是認知的錯誤。那些熱心深受“共產革命神話”影響的“廣場革命者”，將市民的出於道德同情的聲援高潮當成了“民主運動的高潮”，同樣，“六四”鎮壓，從狹隘處看是對“民運”的扼殺，從廣義上看更是對“自由”的扼殺。 “因此,如果歷史可以重來,能不能盡量避免這場悲劇,盡量不與政府徹底決別和撕破臉皮,以一種更理性和現實的態度以保護稚嫩成長中的民主和啟蒙運動.而同時以這種運動建立起影響力和威信,給改革派以依靠,在朝在野同時進行民主運動.而同時在那場運動中所做到的那樣,爭取到權利展開與政府的對話,施加影響壓力,而做到一種良性互動.”
這是民運在六四流血后的主流意見，也是一個一廂情願的理想方案，其有效實施，不單要朝野良性互動，還要有好的環境。在朝野雙方的穩健力量不能以堅決意志制止或不妥協于那些認知和意志都很決絕的己方強硬分子的魯莽行動的時候，對抗結果難以避免。況且，對於一個長期的不能形成“有組織，有預謀”的民間政治抗議環境的大陸中國，奢望驟然勃興的民間抗議運動能夠像一個理性組織一樣應對中共這個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極權組織，是有些妄想。
對於學生的不成熟，我是這麼看，正是學生的不成熟和他們的自知之明，使他們將自己的目標限定於有限領域，不做無法自控的行動，而且在嚴格污染了的政治思想和話語之外，他們提出了“落實憲法三十五條”和“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並要求對話解決。這些行為現在看來，仍是如此精彩。而這一切，正是“北高聯”“對話團”兩個主流學生組織在清晰認知到學生的局限性和時勢環境的特點而採取的。他們在行為中嚴格遵照“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對事不對人”的原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他們深知學運不可能不為黨內權力鬥爭利用，所以他們更加註意不主動介入黨內鬥爭的原則， 保持學生運動“純潔性”的原則。如此這般，由於學生謹守原則，有所為而有所不為，反而學運搞的有聲有色，而所謂成熟“黑手”的介入，反而有可能是失敗的禍端。
那種純粹以得失論成敗的事後諸葛亮們式無原則的機會主義建議，無論是大眾式的“見好就上”還是精英式的“見壞就上”都是不治病的狗皮膏藥。都是誇大了相對於環境和對手而言自己的能力。以當時的情勢，89學運能夠全身而退，以待時變，就是大功告成了。遑論成與敗！
在新的時代，政治博弈的環境變了，而鄧小平為首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仍然以你死我活的心態看待問題，以“陰謀論”的陰暗心理看待正常的民意表達。而這恰恰和那些迷失於“人民革命神話”的激進學生和其幕後黑手（負責任的說，我也是揣測他們的存在）形成對手，搞了一場臆想之中的真實戰爭。而整個中國和普通的良知之士卻為這些恐龍時代的老練的和幼稚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付出了血的代價。
“有人說,89民運成就了東歐,卻沒成就自己”是有些道理，“64”慘案以及整個文明世界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譴責和制裁，在東歐領導人內心所喚起的良心震動是不能小視。對於蘇東的演變是有不可以低估的心理影響，就如同蘇東巨變也影響了中國朝野的心理和認知。
在非暴力的圖景下，天鵝絨革命之後還有顏色革命。
“阿卡耶夫說，他沒有下令警察向示威者開槍，這是他總統生涯中最重要的決定，也是‘我生命中最艱難的時刻所作出的唯一正確抉擇。’‘我沒有讓我的雙手浸滿鮮血，我沒有允許國家出現分裂’，阿卡耶夫說，‘我留給你們一個清白的心和靈魂，不值得為權力流血，哪怕是一滴。’”
‘我留給你們一個清白的心和靈魂，不值得為權力流血，哪怕是一滴。’這個就是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精神！
古語云：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
說到經驗，有個瑪雅人的神話傳說，說到了經驗總結和預防的悖妄。他們預測世界有三次災難，第一次他們居住在河谷，結果發洪水；後來他們住進森林，結果生了火災；最後他們搬上山，卻碰上地震。
從事後看禍患，都是不可免的，原因簡單：免過了的禍患（可能發生的）都不是禍患（事實發生的）！所以我常想，六四的發生，事後看來，簡直是在劫難逃，是中國一劫，因為事後看來，中間有那麼多的機會，都可以不走到那個血腥的63之夜。當然，這是宿命的說法，卸去了相關行事人的道德責任，不能替代認真的探討。而人世間的道德和規則的價值，就在於由於我們事先不可能知曉行為的結果和全部意義，所以我們得遵循道德習俗和戒持。
結果的不可逆轉只能加強對行為者的責任要求！
儘管個人是無知而弱小的，然而罪錯卻不可免，作為89年學運和民運的親歷者，我無從迴避來自各方的對我當年行為的指責和審判。事實上，在1991年，對我而言，緊隨中共的審判的就是流亡海外的激進學生領袖的指責（前者有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和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書，後者參見萊因筆會《回顧與反思》），只是囿於狹隘的“政治正確”自律，我不客氣地回應了前者，卻客氣地一直沒有回應後者的指責，這個也是我的心理不夠強大的一個證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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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配圖為1989年5月2日，以王超華為領隊，王丹、鄭旭光為副領隊，率領北京五十多所高校自治會學生代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全體會議成員）趕赴中辦國辦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遞交“提請對話請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