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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CDT報告匯】川習會前人權專家提醒西方不要只看見「中國崛起」，卻忽視普通中國人的疲憊與苦難（外二篇）
2026年5月13日
CDT 檔案卡標題：【CDT報告匯】川習會前人權專家提醒西方不要只看見「中國崛起」，卻忽視普通中國人的疲憊與苦難（外二篇）
作者：中國數字時代
發表日期：2026.5.14
主題歸類：CDT報告匯
主題歸類：中國數字極權
主題歸類：川習會
主題歸類：新聞自由
CDS收藏：公民館
版權說明：該作品版權歸原作者所有。中國數字時代僅對原作進行存檔，以對抗中國的網路審查。詳細版權說明。
編者按：《CDT報告匯》欄目收錄和中國言論自由及其他人權問題相關的報告資訊。這些報告的來源多種多樣，包括機構調查、學術研究、媒體報道和網民彙集等等。也歡迎讀者向我們推薦值得關注的報告。
中國數字時代本周推薦媒體：
連線中國 (The Wire China)：是一本專註于中國的英文數字新聞雜誌。根據其官網介紹，該雜誌「致力於解讀和闡釋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故事之一：中國的經濟崛起及其對全球商業、金融、貿易、勞工和環境的影響」。
一、王亞秋：西方看不見的中國
在特朗普訪華前夕，中國人權研究學者王亞秋近日發表題為《西方看不見的中國》的評論文章，批評西方媒體與政策圈對中國的理解日益失衡：它們關注的是「中國為何在科技領域勝出」「中國高科技產品如何改變世界」，卻越來越忽視普通中國人的生存處境與社會情緒。在她看來，西方如今所看到的，往往只是一個「充滿活力、雄心勃勃、能力超群」的中國，而不是那個「由飽受苦難和不公的人民組成的中國」。
文章封面
文章開篇引用一位旅居美國、近期返回北京的記者的話，形容今日中國：「科技進步是真實的，工人階級的苦難也是真實的。這是一個高度分裂的社會，是科幻小說的絕佳素材。」王亞秋認為，這種撕裂感恰恰是當前中國最真實、卻又最容易被外界忽略的部分。
她寫道，自己所了解的中國，「瀰漫著幻滅、疲憊和疏離的氣息」。新冠疫情期間嚴厲的封控措施，讓許多原本相信體制的人也開始意識到，「對公民自由的任意限制不僅可能針對政治異見人士和少數民族，也可能針對普通公民」。而在疫情之後，人們又繼續承受失業、過勞與房地產危機帶來的壓力。
文章列舉了大量具體案例。「我的朋友格蕾絲·金的父親——金明日牧師，因領導一間獨立的基督教教會而被監禁。」她也提到，一些維吾爾族朋友「多年來都不知道他們的父親在哪裡，因為他們僅僅因為是維吾爾族人，就被中國政府強迫失蹤」。
與此同時，她每天都能在中國互聯網看到另一種現實：「一名送貨員在送貨途中因過度疲勞而突然死亡；孩子神秘死亡后，父母在學校門口哭泣；工廠工人因工資拖欠而抗議。」這些碎片式的視頻，共同拼湊出一個「瀕臨崩潰的社會」。
王亞秋特彆強調，中國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戶籍制度、城鄉差距、人口老齡化與性別失衡——正在持續加劇社會焦慮。她寫道，許多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了一輩子，卻始終無法享受到城市公民的各項權益」，而長達三十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則讓今天的年輕家庭同時背負養老、育兒與情感斷裂的壓力。「家庭網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萎縮。」
在這種環境下，「內卷」「躺平」「最後一代」等網路流行語成為一代中國年輕人的情緒出口。文章提到，2022年上海封控期間，一位居民拒絕前往隔離點，面對警察「會影響三代人」的威脅時回應：「我們是最後一代，謝謝。」這段視頻迅速傳播，卻隨即遭到審查。
她認為，這些現象反映出一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受過良好教育、物質更加富裕，然而卻深深感到無能為力和希望缺失」的社會狀態。甚至連中國國家安全部近日將「躺平」歸咎於「外國勢力洗腦青年」的說法，也在中文互聯網引發大量嘲諷。一位網友留言：「我不想躺平，請給我安排一份好工作，立刻粉碎外國勢力的陰謀。」
在列舉了大量事實之後，文章隨後將矛頭轉向西方媒體本身。王亞秋指出，由於「防火長城」的存在，外國人越來越難聽到中國普通人的真實聲音。一方面，中國人接觸全球互聯網「技術上困難且政治風險極高」；另一方面，外國人進入中國互聯網也越來越困難。與此同時，審查、監控與人工智慧技術，則不斷強化官方塑造公共輿論的能力。
她還提到，中國政府通過拒發籤證、驅逐記者與騷擾駐華媒體，使外國記者越來越難報道普通中國人的生活。而西方媒體資源縮減，則進一步導致報道重心傾向於「大人物」和「重大事件」，而非「中國普通民眾的生活」。她特別指出，美國政府削減對自由亞洲電台、美國之音等機構的資助，「使中國壓迫最惡劣的部分被進一步掩蓋」。
文章中，王亞秋提醒西方媒體和公眾：中國當局並不等於中國社會：
西方媒體的報道和政策辯論往往過於關注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意圖或中國企業的創新，而將中國社會視為被動且無關緊要的存在。如果僅僅通過工廠、出口、電動汽車、人工智慧模型和地緣政治野心來理解中國，那就等於把國家機器誤認為國家的生命。
真正重要的中國，不僅僅是生產型的中國，也包括承受苦難、開懷大笑、悲傷哀悼和奮起反抗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同樣值得被關注——不僅關乎人道主義，也關乎政治和經濟風險分析。變革的壓力往往來自基層，遠早於外界的認知。人們或許看似無關緊要，但在危機或變革的時刻，他們的重要性卻會驟然凸顯。
二、「沒有美國記者的中國」：外媒駐華記者急劇流失，使中國越來越難以被外界觀察
美國媒體連線中國 (The Wire China) 5月10日發表了一篇報道《沒有美國記者的中國》，指出隨著政治高壓和報道空間收緊，駐華外國記者處境艱難。
報告封面
文章發表于特習會之前，首先點出了駐華記者人數的下降：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將前往中國與習近平舉行峰會，屆時將有大批記者隨行。據一位看過名單的人士透露，超過260名記者申請隨行。然而，在中國境內，迎接他們的卻是數十年來最少的常駐外國記者。
文章指出：「自上世紀70年代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美國在華外國記者人數從未像現在這樣少。」長期駐華記者張彥 (Ian Johnson) 表示，如今《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三家美國核心媒體，「總共只剩下兩名記者」，這種情況「非常令人憤慨」。
報道披露，今年2月，《紐約時報》駐華記者王月眉（Vivian Wang）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境。這是自2020年以來首次有美國記者被正式驅逐。多位知情人士稱，中國方面對《紐約時報》去年邀請台灣地區領導人賴清德參加 DealBook 峰會極為不滿，而在法新社採訪賴清德后，中國也拒絕向其發放新記者簽證。不過，也有人認為，這些事件「更像是一種借口」，真正原因在於北京長期不滿王月眉的報道內容。
報道指出，近年來，外國記者在中國面臨的障礙已經從「審查」變成一種全面性的日常高壓。根據中國外國記者俱樂部 (FCCC) 最新報告，「十分之四的受訪記者表示，在華期間曾因當局施壓而取消採訪或報道計劃」，而成功前往外地採訪的人中，「同樣比例的人遭到警察或不明身份人士阻撓」。
一名記者告訴連線中國：「疫情之後，學者和企業人士比以前更不願意接受採訪，甚至連喝咖啡都不願意。」文章提到，中國官方長期提醒民眾「警惕外國人」，使得普通人越來越害怕面對外國媒體鏡頭。過去由官方安排參觀、組織採訪中層官員的時代，也已基本結束。一位財經記者最近參加某知名手機企業活動時，甚至被要求先提交護照，以便國家安全部門進行背景審查。
然而，對於仍留在中國的記者而言，實地採訪依然是理解中國最重要的方式。一位記者回憶，自己原本準備撰寫「中國如何贏得伊朗戰爭」的報道，但在前往廣東后，卻發現現實完全不同：「我後來去了廣東，才了解到人們的生活有多麼艱難。」他看到大量製造企業正在掙扎應對成本上漲，而這些故事，「才是真正持有記者簽證的人能夠報道的東西」。
報道認為，北京如今正在通過簽證制度進一步控制外國媒體。過去，全職記者通常獲得可續簽的 J-1 居留簽證，但現在越來越多人只獲得停留數周或數月的 J-2 短期簽證。張彥說：「這是控制報道的一種方式。如果他們不喜歡你，他們就會建議你的新聞機構換一個記者。」
這種短期簽證也帶來了現實困境：記者難以租房、開設銀行賬戶，甚至難以在離境后重新返回中國。報道稱，英國廣播公司（BBC）一名記者曾連續六個月持 J-2 簽證工作，《衛報》記者則連續兩次獲得 J-2 簽證，而美聯社新任駐華負責人今年1月同樣只拿到 J-2 簽證。
文章回顧，當前局面的源頭可以追溯到2020年中美之間的「記者驅逐戰」。特朗普政府當年削減中國官媒駐美人員規模，並將新華社、《中國日報》等機構列為「外國使團」；隨後，中國驅逐了《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的十余名記者。拜登政府曾試圖恢復一種類似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記者互惠機制，但最終僅在2022年達成「一次性協議」，允許雙方各九名記者入境。
四年後，美國媒體駐華力量依舊持續萎縮。《華爾街日報》很快將只剩下一名駐華記者，《華盛頓郵報》則已徹底失去中國駐點。相比之下，《金融時報》等偏重商業報道的媒體處境稍好。曾任美國駐華大使館副館長的薩拉·貝蘭指出，北京更願意向那些「關注商業與投資環境」的媒體發放簽證，而對涉及「人權、穩定、領導層」等議題的媒體明顯更加排斥。
即便如此，仍有記者選擇留下。
仍在中國的外國記者堅稱，北京加強控制並沒有阻止他們的報道。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恐懼感不如以前那麼強烈了，因為它已經變得如此普遍，以至於任何來中國的人都非常清楚這種可能性，」一位目前在華的記者告訴《The Wire》雜誌。「我認為，我和其他人可能會更加謹慎的地方在於，當我們與那些對環境或經濟管理等任何問題持批評態度的人交談時。我們都會更加小心地對待這類信息來源，因為他們可能並不了解後果。這幾乎是一種責任。」
三、「假記者」與「被偷走的敘事」：中國如何將跨境鎮壓延伸到數字空間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研究機構公民實驗室 (The Citizen Lab) 和國際調查記者同盟 (ICIJ) 近日共同發布了一份名為《奇聞逸事》（Tall Tales）的報告，披露兩個與中國政府有關聯的網路行動組織，通過冒充記者、偽造媒體身份、搭建釣魚網站與操縱敘事，對海外異議人士、記者與研究人員展開跨境數字鎮壓。然而，他們在研究后發現，受害對象竟然就包括自己本身。研究者認為，這些行動顯示出中國政府正在將傳統的「跨國鎮壓」進一步數字化、外包化。
文章封面
報告指出，研究人員識別出兩個不同的行動組織，並分別命名為「閃光鯉魚」 (GLITTER CARP) 與「亮片鯉魚」 (SEQUIN CARP)。前者主要針對國際調查記者同盟成員，並冒充記者與媒體機構實施網路釣魚；後者則集中攻擊長期報道中國議題的國際記者，包括國際調查記者同盟記者 Scilla Alecci。研究者寫道：「對國際調查記者同盟的雙重攻擊——採用不同手法與戰術——讓人得以窺見中國數字跨境鎮壓 (digital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的運作方式。」
文章披露，攻擊者建立了超過100個惡意域名，用來偽裝成媒體、Google 安全通知以及國際組織網站，目標則包括維吾爾活動人士、台灣官員、人權工作者與國際記者。研究人員認為，這些行動的目的不僅是竊取賬戶密碼，更是「為後續監控、設備入侵與協同騷擾行動鋪路」。
其中一個案例發生在2025年。加拿大維吾爾活動人士 Mehmet Tohti 收到一封偽裝成 Google 安全警報的郵件，通知其賬戶出現「異常登錄」。奇怪的是，這封所謂「Google 通知」卻是全中文撰寫。Tohti 隨後聯繫公民實驗室，研究人員由此追蹤出兩個彼此獨立、但都與中國政府利益高度一致的網路行動。
另一項更具迷惑性的行動，則直接「偷走」國際媒體的身份。報道提到，有人冒充國際調查記者同盟記者以及台灣《天下雜誌》總編輯陳一姍，向台灣媒體、智庫及立法機構發送採訪請求，並長期維持聯繫，甚至提出免費贈送三星手機。由於陳一姍本人確實參与過「巴拿馬文件」等跨國調查，這種偽裝極具可信度。研究者指出，這類攻擊的關鍵，並不只是技術，而是「利用真實媒體信譽來建立信任」。
報告認為，中國政府近年來越來越依賴「私人承包商」執行此類行動，而非完全由國家機構直接操作。這種模式與中國近年來強調的「軍民融合」體系密切相關。公民實驗室在報告中寫道，中國的數字跨境鎮壓正在轉向一種「由私人承包商執行的國家支持型攻擊系統」。
文章特彆強調，這類行動並不只是普通網路犯罪，而是更廣泛跨境鎮壓的一部分。公民實驗室將其定義為「數字跨境鎮壓」——即國家利用數字技術，在國境之外監控、威脅與壓制異議者。報告提到，從針對海外維吾爾人、香港民主人士，到恐嚇記者與研究人員，中國政府已經成為全球實施跨境鎮壓最廣泛的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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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員發現，這些行動越來越依賴「敘事偽裝」而非單純技術漏洞。也就是說，攻擊者會首先研究目標長期接觸的媒體、機構與社交網路，再以「可信身份」接近受害者。一位研究人員表示，這種模式的危險在於，「它試圖摧毀人們對記者、研究機構與公民社會之間最基本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