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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再復:直聲滿學院——懷念吳世昌先生

2026年05月27日 14:48 PDF版 分享轉發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作者:

《劉再復散文精編第1卷師友紀事》2011年,第72-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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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世昌先生是我尊敬的學者,是我尊敬的改革思想者。而吳世昌先生又是鮑彤的舅父,所以,我懷念起吳世昌先生時總是想起鮑彤。而聽到鮑彤的消息時,總是想起吳世昌先生。去年,我從《紐約時報》上知道鮑彤被判刑七年的消息時,突然想到,如果吳世昌先生在世,他會怎樣?我想,他不會是悲傷,而一定會大聲疾呼,為自己的外甥辯護和申訴,我想,他是絕對不會沉默的。

吳世昌先生太不善於沉默了。

這個印象,我在三十年前就很強烈。一九六三年,我剛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新建設》編輯部工作不久,在一次座談會上聽到他的發言,其態度之坦率,其聲音之正直,確實令我驚訝。當時他直呼的名字提意見說:我尊重陸定一同志,但不同意他的”愈是精華,愈要批判”的觀點,難道連文化精華也要爆破掉嗎?那時還沒有文化大革命,敢如此對提出批評,真屬“空谷足音”。聽到他的發言后,編輯部的一些朋友議論:吳先生剛從英國回來不久,對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還不了解,而且他是周恩來總理親自請回國的,應當尊重。這以後,我又在幾次座談會上聽到他言他人所不敢言,正直之聲真是布滿

人們尊重他,也許是他毅然回國投身社會主義事業。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就受英國大學的聘請,任該校的高級講師,講授中國文學史、散文史、詩歌史及課。到了一九六二年,他已功成名就,擔任了牛津大學東方學學部委員,還曾任牛津和劍橋兩大學的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並出版了英文版的《甲骨文研究與中國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卜辭旁註考》、《紅樓夢探源》等主要著作。這麼一個有成就的學者,在一九六二年經濟極端困難時期(包括教授也很難吃飽肚子的時候)回國參加文化建設,其精神是值得敬重的。即使有尖銳的批評意見,也屬口快心直,難以計較,所以,每次聽到吳先生替大家講一些早已想說而不敢說的話,都非常痛快。

可是,的風浪到來之後,對他可不能不計較了。那時連元首、元帥都揪出來,還怕你這麼一個洋學者嗎?他自然是屬於”牛鬼蛇神”之列。吳先生大約也沒想到,回國才四年,就被戴上高高的、尖尖的紙糊的帽子,享受和當年湖南農民運動的土豪劣紳一樣的 “待遇”,而且還外加在胸前掛個 “反動權威”的牌子,和俞平伯、孫楷第先生一起站在批鬥台上示眾。因為他脾氣太倔強,頭不願意低下去,被紅衛兵們狠狠地按了好幾回。到河南 “五七” 幹校后,我見到他在細雨中踩著泥濘蹣跚走路,一顛一簸地朝著鍋爐那邊去打開水。看到這位在西方裝滿洋墨水的老學者返回故國后卻在這個淮河邊上的窮鄉僻壤里迷惘地徘徊,心裏真難過。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社會科學院的領導人胡喬木、于光遠等在歷史研究所的小禮堂召開了一個學者座談會,讓大家暢所欲言,我也在場,又一次聽到吳世昌先生響亮的聲音。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他說:下鄉勞動改造,怎麼苦我都不怕,但老是搞政治運動,讓我們講假話,我受不了。我緊跟不上呀,跟不上講假話的潮流。他還說,“封、資、修”、”名、洋、古”這六個字,天網恢恢,誰也跑不掉。國民黨統治時,我還能跑掉,現在可跑不掉了,跑了之後,哪裡去要糧票、布票,怎麼活?吳先生這次發言真是激動。在座發言的孫冶方、呂叔湘等學者也非常激昂。可是,吳先生最後又說,我回國之後儘管被戴高帽,但也不後悔,即使我早知道回國會有這樣的遭遇,還是要回國的,我愛這片土地呵。聽到吳先生這幾句話,我又是一陣難過。

我當了文學研究所所長之後,就到他的家裡去拜訪他。他一見到我,第一句話就說:“你膽子真大!”當時我並沒有真正理解他的話。他對文學所太了解了。所長這個職位,真是一個陷阱。一旦陷入,就會落入黑暗之中,弄得滿身爛泥。在學術“文明”的殿堂里,埋藏著最卑劣的人性,這是我想不到的。當所長后,我重讀馬克•吐溫的《競選州長》,才了解到其中的一點意味,那位州長在選舉前被視為最純潔的人,而一旦參加競選,便成了十惡不赦的眾矢之的,幾乎要被吃掉。政治,確有正直的乾淨的政治,然而,在政治里,卻集中了人間最不誠實的東西。我後悔太晚聽到吳先生的話,竟無知而膽大。否則,我就不會那麼愚蠢地充當那個”所長”,

那樣把自己放在”絞肉機”里被絞了好幾年。我慶幸一九八九年夏天之後,甩掉了”所長”的重擔。

像吳先生如此坦率如此喜歡直言的學人真是少見。所里有人說,吳先生在政治上總是那麼天真幼稚。聽了這話,我總是辯護說,一個學人和作家,為什麼一定要在政治上成熟呢?其實,他們幾乎註定是不成熟的。不成熟才可愛。他們的心思和才智無法用到政治上,對於政治,只能憑良知的直覺說話。吳先生的那一點天真幼稚,正是他不懂得政治算計。我就喜歡他的這種幼稚,到老還心存一片天籟。

吳先生逝世前的日子,住在北京的協和醫院,當時常守在他身邊看護他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他的研究生施議對,一個是他的外甥鮑彤。在吳先生彌留之際,社會科學院沒有領導人去看望他。為此,鮑彤真的生氣了。因此,在八寶山和吳先生的遺體告別時,他向告了一狀,為此,習仲勛對著院長胡繩和前來悼念的領導人發了一場脾氣,他說:“連吳世昌先生這樣的學者你們都不關心,還說什麼關心知識分子。”可是,他不知道,我們研究所的孫楷第先生逝世前後比吳先生冷清得很多很多,如果不是我寫信去請求年輕朋友,即當時《北京晚報》的編輯李輝發了一條火柴盒面積大小的新聞,誰能知道他已告別人世。

吳先生生前從未向我提出什麼要求,唯有一次,他的夫人對我說;吳先生就想把他的《羅音室文集》繼續出版,現在只出版了第一集,第二集出版社就不接受了,他們要我們貼錢,我們哪來這麼多錢?聽了這話,我立即就和幾個出版社的朋友交涉,希望他們幫幫忙。可是所有的朋友都臉帶難色,支支吾吾,只有文聯出版公司的總編輯答應可幫助出一部分錢,但研究所還得補助每一集的出版費一萬元。可是,這一萬元對於研究所並不容易。文學所有十幾位全國著名的老學者,他們也想出版文集,但如果個個都補貼出版費,工資就發不出來了。然而,我還是不死心,想募點錢給吳先生出書。可是,後來的情況是我自身難保,也顧不得老先生的遺願了。因此,此時我懷念起吳先生時,總覺得還欠了他一筆債。

(選自《遠遊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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