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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鄭維偉：上海「五反運動」中的工商界「大戶」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撰文：鄭維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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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運動是建國后政府發動的旨在規訓民族資本家的政治運動，上海“五反”運動可劃分為“四反”與“五反”兩大階段。工商界上層人士即所謂大戶，上海將工商界上層人士界定標準細化為，（1）解放前對民主運動曾有貢獻，或解放后在歷次運動中表現積極者；（2）經營企業對國計民生有利的主要工業，其工廠大、工人多、設備佳、技術好、生產豐、納稅多、作用大者，或解放后積累資金或自國外調回資本擴大設備積極經營者；（3）在技術上有一定的成就，為今後建設所需的專家；（4）在“五反”中表現積極，交代徹底，並幫助他人或檢舉有功者；（5）在全國或地方有政治地位屬於全國性或地方性的代表人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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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月份，上海“四反”運動有條不紊地推進，市工商聯領導工商界思想改造和坦白檢舉，市總工會重點發動青年店員工人檢舉，青年團和婦聯分別發動學生和家屬做資方工作，新聞輿論成功塑造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典型。工商業者已陷四面楚歌，普遍感到恐懼不安，空氣緊張。
“四反”為市工商聯領導，“五反”由上海市增產節約委員會（以下簡稱“增委會”）領導，這是區分兩者的標誌，而工商界上層人士亦由主角變為配角，成為鬥爭對象。2月3日，滬市軍管會、政府公布保證“三反”、“五反”的四項規定，嚴格限制工商業者。工商界坦白和檢舉材料一律收歸市府受理，工商聯及各同業公會原接受坦白檢舉機構一律停止工作。潘漢年並痛斥工商界隱瞞敵產行為。政府汲取“四反”含義不明的教訓，據“四反”材料將“五反”內容條分縷析，羅列甚詳，供內部掌握，以免無的放矢，造成混亂。
上海黃浦區國際貿易業的資本家排隊向“五反”委員會遞交坦白書。
對此，工商界上層缺乏必要的思想準備，榮毅仁發牢騷：“越反越多了，什麼三反，什麼四反，今天又來了一個五反”，嚴諤聲感嘆“替共產黨辦事的確困難”。盛丕華、鬍子嬰託病請假。各業各區主委也紛紛撂挑子。相形之下，紅色小開盛康年較冷靜，“這次工商聯領導四反工作成績不能說頂差，工商界的上層分子都已作了坦白。”上海用軍管會名義發布規定是“不大合適的，尋便全國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等都未用此名義，單獨上海是這樣子，要知五反不是鎮反，這是不合適的。” 該批評與建議比較中肯。而潘漢年警告敵產問題，徒增工商界顧慮，因該問題多系解放前事，亦不在“五反”之列。
11日下午，潘漢年召集工商聯執監委員座談，安撫工商界上層。會後，工商界上層當晚開會，決定揀出重點行業由工商組、工商聯幹部同執監委員配合一起搞，以便集中火力。遲至16日，市工商聯“五反”委員會常委會才召開第一次會議，決議通過委員會組織章程，調整組織。不過，工商界領導層仍顧慮，“假如工作搞不好，一切責任又將推在工商聯頭上，又要說工商聯軟弱無力”，要求分工明確、責任分明，否則“挨罵不甘心”。而一般工商聯執監委情緒漸趨緩和有輕鬆感，一掃一周來的沉悶氣氛。
工商業者普遍認為《人民日報》17日反對幹部右傾的社論不是“好現象”，臆測各地幹部勢必“寧左毋右”而大搞特搞資產階級了。劉靖基說：“這是黨報的社論，非同小可，火力還在後面呢”。也有工商業者認為，統一戰線內容變了，資產階級成了打擊對象，“舉起雙手叫投降就是了”。而工商聯負責人又噤若寒蟬，歸於沉默。鬍子嬰說，過去工商界喜歡“叫”，以致工商聯也常“上當”，看到社論更不敢向政府“叫”了。經叔平表示：“在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后，不管對不對，更不敢講話，怕背上‘無理叫囂’‘猖狂進攻’的罪名”。
“四反”階段，工商聯推動同業思想改造、坦白檢舉，同業視之為政府手臂，頗有抵觸情緒。“五反”階段，工商聯被褫奪領導權，工商業者反認同工商聯和同業公會畢竟是“娘家”，“現在我們做個老闆真苦悶，只有在自己的組織（工商聯）里才能嘆嘆苦。換一個地方，人家就要說你是猖狂進攻”。不過，由於“四反”“五反”交接不夠，工作難開展，前一階段坦白到執監組長，一般會員尚未坦白而徒生猜忌和抱怨，“你們坦白后了事，就不替我們搞搞，讓我們殺頭坐牢。”斯時，工商聯無所適從，而本為政策學習、思想改造的“七一”學會反倒活躍起來。19日晚，學會聚談“五反”與業務關係，同業普遍反映工人整天開會不事生產，稅局催收所得稅，銀行不放貸，國營公司不收貨，軍管會又規定不得停業，業務清淡、銷路差、工資還得照發，苦不堪言。
整個二月份全國各大報連篇累牘地報導不法資本家暗害志願軍、破壞公共工程的典型，上海宣傳系統集中塑造暗害志願軍的奸商典型—王康年，激起民眾對資產階級的痛恨。26日晚，學會專門討論王康年案件，均示痛恨，認為他已是反革命分子，不是資產階級，死不足惜。經叔平問道：“像王康年這種人如果在資本主義社會初期可能是個成功人物，但現在卻走上這樣一條路，這是什麼緣故。”這一追問道出了民族資產階級在歷史轉折年代的身份困惑與價值失范。中共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信念、對資本家剝削本質的認知同部分民族資本家的自由資本主義訴求之間必相矛盾。王康年不過是歷史轉折關頭的悲劇小人物罷了，“王康年是資產階級的典型人物…，因為王康年魄力大，投機能力強，對朋友有義氣是大家都佩服的。這種人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產階級而不能作為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的資產階級”。
工商業者本為社會驕子，何曾遭遇這般陣勢，難免風聲鶴唳，恐懼自殺者眾，其中不乏有人以自殺為弱者反抗的武器，不能一概而論。工商界上層對自殺者褒貶不一，有人認為“凡是在三反五反中自殺者，可以說百分之百是畏罪者”，對自殺場合選擇公開的大樓或辦公室而不是個人居所，亦有非議，“本來自殺應靜悄悄的死，而現在都跑到高樓大廈跳在大街上給大家看”。當然也有不少人示以同情，將心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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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領導權歸市增委會後，媒體塑造暗害志願軍奸商典型，成功地激起群眾對資產階級的普遍仇恨與憤怒，動員高級職員“歸隊”，使資本家不僅積極遞交坦白檢舉材料，且多恐懼悲觀而自殺者，影響惡劣。在這種情況下，既要保持群眾熱情，又要避免不良政治影響，成為必須解決的現實問題。
針對運動中過激情況，一方面中央派薄一波赴滬“考察及幫助上海方面的三反和五反工作”，另一方面，陳毅2月中旬返滬直接領導運動。這標志著上海“三反”、“五反”運動進入新階段。從2月下旬到3月20日，構成整個運動的休整期，總結經驗教訓，調整組織與策略，基本特點是利用外部力量促動、警示與引導工商界。具體說，政府工作重點轉入“三反”，處理造成“五反”左傾的領導幹部；以處理重慶“星四”聚餐會為鏡鑒，摸清搞透工商界非正式組織，為清理改造工商聯及同業公會創造條件；以北京分類處理工商戶的標準與辦法為原則，明確政策，緩和工商業者情緒，給以出路。
20日，陳毅在市委黨員幹部大會上宣布，顧准、黎玉、王紀華、曹漫之等人撤職。工商業者反應強烈，恐懼者有之，“共產黨做事乾淨爽辣，先‘開自家’給工商界看看，然後再動工商界的手”。惋惜者有之，“顧准在稅收方面是有貢獻的，又精明，又強幹，對國家幫助很大，像這樣積極的人，又沒有貪污問題，尚且是受到撤職的處分，這真是令人寒心”。也有不少人覺得顧准搞稅收太“左”該撤職，劉鴻生等表示：“顧準的撤職不是他不夠左，相反的是他太左了”。
處理高級幹部畢竟有敲山震虎之效，但重慶“星四”聚餐會則直指工商界。2月29日，《人民日報》社論指責“星四聚餐會”為“經濟壟斷的組織和盜竊集團”，“政治野心家的集團”。毛澤東指示各地要摸清工商界組織，擔心其有操縱工商聯、民建會等組織之虞，“各部分資本家的秘密結社，例如‘星四聚餐會’等，則應設法予以解散”。 上海作為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商業文化發達，凡是略具規模的行業幾乎都有聚餐會。《社論》發布后，業界震動，紛紛終止活動，工作人士人人自危，恐怕被懷疑別有用心，後悔加入團體。
2月26日晚學會開會，要求會員勿泄露消息，“以免外界誤認為七一學習會是製造消息的機關，步重慶星四聚餐會之後塵”，口頭通知會員停止活動。3月4日，學會最後一次集會。會員風聞，凡可能來的人幾乎都來了，大有依依惜別之感。學會主要組織者，神情各異，“盛康年好像飲了很多酒，榮毅仁有些強作歡笑，鬍子嬰比較有不愉快的表情，經叔平自始至終一言不發。”會上，發言者眾，澄清“七一”學會與“星四”聚餐會本質不同，僅為學習組織而已。次日，榮毅仁求見許滌新，說明“七一”已解散。此後工商界的政治學習、思想改造不再由工商界私自組織，改由民建會公開組織。
運動進行兩個月多，工商業者普遍感到吃不消，忐忑不安，千呼萬喚五反政策，尤其希望早明了處理政策。3月7日，潘漢年在市協商會做“五反”政策報告，工商界上層情緒稍為安定。13日，政務院公布北京市關於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辦法，此後工商界情緒趨於穩定，“一般的都像心裏放下了石頭，覺得放鬆多了，以為這一關終於過去，好像過去了一場噩夢一樣。”工商界上層卻頗憂慮鬥爭場面吃不消，有人說：“民憤甚大幾個字還是在鎮反時看到過，現在又拿出來了。”“民憤”確實難計量，有人說“我廠里幾百工人，發動起來民憤一定很大。”鬍子嬰坦言：“北京的辦法公布后，明的政策是大家了解了，但加工、收購、狠命殺價錢，政府可能暗中在實行取消合法利潤的政策，這一點局外人就都很難理解了。”
三月中旬，運動的消極影響日益凸顯。第一，市場普遍不景氣，工商業者舉步維艱。各行庄業務清淡，廠商十之八九無力還款，甚至連到期利息都難還。工廠停工現象嚴重，據12個行業材料，平均開工佔全業65.58%，產量僅為二月份的69.7%。第二，“五反”以來，勞資爭議內容由工人要求改善福利、資方解僱職工等轉向工人和店員報告資方“三停”，職工生活困難，到3月10日，失業職工高達13萬人，比“二·六”轟炸時還多。第三，市場停滯、商品積壓使1951年度所得稅徵收雪上加霜。3月7日稅局開始清繳一九五一所得稅，截止16日僅收到46%，而按計劃要在20日完全收完。
“五反”時期街頭宣傳畫
政府一方面高度關注運動消極影響，但在中央政策無明確指示的前提下又難以採取有力措施。3月6日，工商聯召開第十七次常委會，推定黨員、副主委吳雪之代理主委職務，要求工商業者必須徹底坦白。決議通過運動緊急措施辦法，凡被公安司法機關拘捕者、或有對抗、破壞等妨礙運動行為者，即予撤職或停職，而同業公會若有集體對抗、破壞運動者即行解散。據此，工商聯處理力度和速度遠較“四反”嚴厲。截止25日，工商聯共停職工商聯執行委員三人，各同業公會執監委員撤職二人，停職十五人。至此，工商界上層人士紛紛下水洗澡。
20日晚，榮毅仁、盛康年、經叔平、蔣伯笙、劉念義等五人在念義家吃飯，閑話“五反”感想。劉念義懷疑，“五反也是政府的經濟政策之一，政府好幾次都是有計劃地選擇在淡季時期來搞，農貸的來源就是從五反中來得么。”經叔平擔憂資產階級前途，“資產階級將來是不是會淪降像黑人在美國的地位一樣？”在社會大變革中，資產階級身份失范，前途未卜，恐懼淪為社會底層。盛康年認為“五反”就是“要資產階級低頭，所以大家必須忍受，低頭認錯，不要為自己辯護，但這個關是難過的，事後碰碰頭，散散悶，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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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事調整、機構改組之後，政府開始重啟“五反”。陳毅提議 “兩路分兵”，把各行各業有代表性的資本家和資產階級政治上的代表人物集中起來，由市增委會直接領導，自己交代，互相揭發，工人“背靠背”聲討檢舉；其餘中小工商業者放回廠店，接受工人“面對面”揭發檢舉。15日，薄一波向中央報告滬市“五反”部署情況，“第一階段，三月二十日至三月底，五反檢查隊進入一百五十戶重點戶與工人、店員共同進行檢查。” 其餘三個階段據先易后難原則，先解決前三類工商戶，爭取其加入運動，擴大統一戰線，最後集中力量打攻堅戰，解決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
第一戰役精簡選擇了36重點行業的74家中等規模的重點戶，派駐檢查隊檢查，重點實驗，求取經驗，因為規模太大無法短期內搞定，規模太小又沒搞頭，難以取得經驗。從運動進程看，一般情況是工商業者初見檢查隊嚇得渾身發抖，面無人色，檢查隊前三天召開工人訴苦、規勸高級職員歸隊、做資方家屬工作等，資方在群眾壓力與親屬規勸下，在第四、五天基本上就繳械投降。儘管檢查隊尚能掌握政策，運動一旦展開，資方在現實壓力下紛紛自我加碼，或將勞方提出的違法數額照單簽收，毫無招架之力。盜竊國家資財是最有彈性的罪行，何謂國家資財，又如何盜竊，很容易擴大化。
第一戰役共查出盜竊國家資財巨大，以致有工商業者認為，“五反”必被“反”得傾家蕩產，顏面盡失，因此，恐懼有增無減，總的思想情況是，“政府寬大，工人偏差；坦白好做，鬥爭難受；個人無罪，階級不好；過關容易，前途渺茫”。工商界上層對第一戰役中與己關係密切者很關切。胡厥文知悉翁敏如、傅守璞被檢查，很著急。劉靖基關切大隆、啟新檢查情況，劉為大隆董事，與該廠負責人是連襟，多次向工作人員摸底。
23日，市增委會擴大會議上陳毅態度嚴肅，號召打垮資產階級進攻，薄一波溫和客氣，用詞考究，逐漸不提資產階級，而用較為中性的“工商業者”。這次會議是上海“五反”運動正式開始前的預備會，向工商界事先通氣，安定情緒。陳毅、薄一波明確上海嚴重違法戶、完全違法戶比例共佔總數5%，基本守法戶提高到1000萬。中小戶頗為滿意，而大戶則擔心被划入嚴重違法戶、完全違法戶，情緒沉悶，如棉紡業盤算該業最多能爭取到半守法半違法戶，基本上找不到守法、基本守法戶。
25日解放日報社論重點批評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匆忙發動“四反”矇混過關，痛斥鬍子嬰提出工商聯參与“五反”是“要奪回某些環節上已被資產階級所篡奪了的領導權，而把收回領導權鬥爭的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痛斥其所說“明的政策”和“暗的政策”為“造謠中傷，企圖抗拒五反”。 同日，陳毅宣布“五反”正式開始，一方面指責“上海資產階級”猖狂進攻“更有組織更有計劃，進攻技術更高明，其惡毒程度也最大，其猖狂進攻居全國資產階級的首位”。駁斥有人散布今天“五反”，明天就來個“七反”、“八反”的說法，聯繫到 “五反”伊始，榮毅仁牢騷，此處所指，一目了然。另一方面，其主旨還是降溫，解除資產階級顧慮，規範運動步驟，明確“五毒”內容，有效地保證了運動的健康發展。“五反”不是消滅資產階級，而是消滅“五毒”，政府不會有明暗兩條政策，只有一個政策，即根據北京《標準和辦法》把工商戶分為五類，並放寬尺度，規定凡違法所得在一千萬以上並徹底坦白交代者，仍算基本守法戶。
25日社論發表后，鬍子嬰“一言不發”，榮毅仁也秘密關照“從今以後，你要少講話”，辯稱“解放報的兩次批評是不符合事實的。一月里工商聯搞四反是饒主席的指示，二月里工商聯決定對工商界教育勸導是潘副市長的指示，為何解放報又來整我們。”經叔平態度沉重，很消極地說：“我現在已經很自然的低下了頭，自然而然地抬不起來了”，不敢說話，怕說錯了又犯錯誤。嚴諤聲在家裡大發牢騷，“我與資本家關係多，是事實，有時他們要來和我談，不能拒絕，我也不過是解釋政策，勸人坦白，現在反而說我是軍師，替共產黨辦事真難。”31日，潘漢年召集工商界座談竟出現無人敢說話的尷尬境況，積極者如榮毅仁，即使好友盛康年慫恿，也不肯出頭。當潘漢年提及軍師，“鬍子嬰低下頭，臉漲得通紅，后想發言又未發言，似乎‘思想鬥爭’很厲害。”
一般說來，對陳毅重申第二類以違法所得一千萬為標準，工商界上層也認為這體現了政府因地制宜的寬大一面，但上海行業繁多，各業資金周轉率不同，日常交易額不同，有的每月有幾十億元至幾百億，有的才幾百萬，“單純以非法所得額機械地劃分，對大工商戶說來是失之公允，因為營業大，手面也闊，不能和一些夫妻老婆店相比，所以最合理的辦法是因地制宜，根據違法所得與資本額比來釐定，始能一視同仁。”上層大戶對政府寬大頗為難受，一方面是自知罪孽深重，另一方面是因為“即使違法數字提高到二千萬也寬大不到我的頭上，眼看別人都在寬大之列，而我自己更孤立了。”因此，工商界建議以資本額或資本額加上周轉額與盜竊數字的比例來確定基本守法的標準，而以絕對數字為標準不夠公道。不過，極個別工商界上層人士擔心政府“政府嘴上說得好聽，背後另有一套，也是糖衣炮彈的進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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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市增委會通告上層303戶在市委領導下在華懋飯店互助互評，不登報、不與職工見面，“背靠背”坦白交代。市委原打算將上層人士389人全部納入，其中86人因問題較嚴重，態度欠誠懇，群眾意見大，下放區里檢查處理。而303人中盛丕華等3人離滬參加國際經濟會議，1人工作調動，劉鴻生等3人因病，其他12人因故缺席，而無產無業者如鬍子嬰、盛康年等24人，僅作個人交代，不參加評類，實際互助互評者257人。市增委會將有產有業者按行業分五組，自選組長，坦白交代，派工作隊監督。從過程上看，4月1日到3日政府較放手，到18日施壓擠數字，18日以後逐漸勞資見面，政府批准，皆大歡喜。
最初，工商界對市裡交代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篤定過關，政治上有面子，躲避工人鬥爭，故神態輕鬆，感激涕零。憂的是，怕傷同業感情，隔行如隔山，難以互助互評。是故，工商業者甚為鬆懈，開會遲到，派代表參會等故態復萌。發言者僅三分之一左右，且多自我表功，胡厥文、劉靖基等“老油條”多一言不發，恐禍從口出，互助互評進展緩慢。3日中午，許滌新召開組長會議，警告若不徹底坦白，篤定過不了關，打回區里。次日，許又傳達陳毅指示，繼續施壓。5日，市增委會召集303戶開會，潘漢年、許滌新繼續追索數字，並選過關者做典型報告，推動運動。
1952年上海人民檢舉接待室成立后，前來坦白和檢舉的人排隊等候個別接談。
市增委會首先利用矛盾，打開缺口。胡厥文與顏耀秋積有矛盾，顏素沉默寡言，敷衍應付，獨不放過胡。棉紡組小戶包蔚然坦白時，大戶極事挖苦，壓為違法戶。3日上午榮毅仁坦白時，郭棣活從旁幫腔，小戶不依不饒，批判申新與官僚資本無異，屬人民財產。榮作答淚下，引來厲聲責罵不予過關。潘漢年、許滌新在場本有保駕護航意，先解放之再利用其推動同業，但其他人為表現積極，攻擊反而厲害。其次，布置積極分子充當炮手，在大組中個別擠壓。炮手多系業內積極分子，或事先布置工商界、民主人士開炮；或變“解放戰士”為炮手；或鼓動軍師。工作隊、組長與炮手相配合，或用暗示方法傳達領導意圖，或直指示組長打擊對象，控制運動節奏，不輕易放關。積極者如榮毅仁“五反”后已坦白四、五次，哭過三次，劉念智先後書面補充坦白二十多次。諸尚一為著名會計師，精通稅法，對偷漏事項，其一點即破，對方無不低頭承認。第三，動員場外力量，給場內施壓。盛康年、嚴諤聲等軍師對了解上層情況，打通思想，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4日晚，他們受許滌新之託，約榮毅仁、劉氏兄弟、郭棣活、劉靖基等談話后做出不同策略和判斷，榮毅仁思想顧慮，看重政治生命，只是他經手事不多，需要技術人員和會計人員協助。劉氏兄弟問題容易弄明白，郭棣活也只要找廠里職工再算一下，就可以解決，而王子建乃代理人，沒理由代資方隱瞞，只有劉靖基老油條，需要好好勸導。 最後，工作隊以高強度會議疲勞轟炸，反覆退回表格，要求補充。每人須填寫表格，分門別類詳列五毒數額。填表態度是忠誠老實的表徵，而工作隊視之為影響、控制工商業者的重要手段。許滌新4日傳達陳毅指示后，大部分工商業者紛紛將表格拿回修改補充。5日退回表格隔天收回，重填數字大福增加，對比5日前後填報數字總額，原坦白2700億，補充後到8日達4307億，增加59.57%。至此，工商界已如驚弓之鳥，但求過關，不計後果，取“要啥給啥、要多少給多少”的消極態度。
一般來說，“七一”學會會員，思想覺悟高，政策水平強，積极參加運動，但因人生閱歷、年齡差異、政治覺悟、政策水平、心理素質等不同而取不同策略。青壯者如榮毅仁、郭棣活、經叔平等，血氣方剛，容易接受新鮮事物，思想覺悟高，相對熟悉政策，屬積極分子，政府對他們團結為主，鬥爭為輔，保護過關。榮毅仁家大業大，3日上午，初次坦白，有帶頭坦白之神氣，坦白300多億，遭小戶追逼甚慘。下午，態度轉變，放低身段，打悲情牌。郭棣活素謹小慎微，忠厚老實，態度誠懇，通過為半守法半違法戶。經叔平政策水平高，群眾基礎好，積極建言，與人為善，互助互評幾無波瀾，自評為嚴重違法戶，組內升為半守法半違法戶，勞資見面時被樹為典型。年長者在傳統社會生活時間長，閱歷豐富，頗具聲望。在轉型社會，傳統又成為接受新觀念的負累。胡厥文有長者風範，威信高，對民主運動有貢獻。業內力主評其為半守法半違法戶，自責瞎報數字，獨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不以為然，頂多算“泄露”情報。無獨有偶，包迪生承認“聽到”經濟情報，顏耀秋自認“我不是偷工減料而是粗製濫造。”禮義廉恥為老輩人所敬重，多取中性詞自況。劉靖基精明“狡猾”，人情練達，有獨立經營的願望和能力，關心生產，對運動不積極，屬隨波逐流者。16日下午，劉靖基第一次坦白態度傲慢，未獲通過。20日補充坦白，態度稍收斂，評類時戰戰兢兢，被評為半守法半違法戶。
青壯派與長老派的衝突，在劉鴻生家庭表現得淋漓盡致。劉氏家族在互助互評后，常開家庭會議，父子間因閱歷、判斷力和策略選擇之不同而有間隙。劉氏兄弟，年輕氣盛，閱歷淺，急於過關，對父多有不滿；鴻生老成持重，有實事求是心，無嘩眾取寵意。念義、念禮入廠被斗，念智過關艱難，想自殺逃避鬥爭，或坐牢來解脫煩惱，怨恨姓劉。后工作隊長個別談話、小組幫助，徹底揭同業底細，與父劃清界限。父子對企業前途有不同看法，鴻生初想私營單幹，諸子對階級前途悲觀，爭取儘快公私合營，擺脫困境。盛、嚴夜訪劉鴻生時，表示擬抱病交代，“一人做事一人當，決不連累兒子。”吳蘊初父子與此差不多。
互助互評同時，政府採取“大會背靠背，小會面對面”方式，發動工人控訴，然後派代表和資方說理，既滿足群眾鬥爭熱情，又保全工商界上層人士面子。18日，市增委首次召開總結大會，潘漢年、許滌新出席，解釋政策，保駕護航。經叔平、榮毅仁做典型過關，其他工商業者則採取集體過關形式，儘速解決。經叔平先坦白檢討，代表建議提升為基本守法戶。經初則緊張，聞此感激涕零。24日上午，劉鴻生家族企業聯合過關，工人先嚴厲批評劉氏兄弟，念義、念智態度誠懇，而念禮交代時被批不虛心誠懇，遭挖舊賬，批評后建議升為基本守法戶。劉靖基過關時，初態度謙恭，抱定“態度是有政治性的”，認罪低頭；過關后，故態復萌。工人代表皆精心挑選，一般均能按政府意圖行事，但亦不乏將階級鬥爭推向極端者。惇敘銀行總經理蔡松甫平日有家長作風，勞資關係緊張，運動開始勞方認為可有機會出口氣，職工代表不讓過關，責備市委手段不夠“辣”，要求他們斗一斗。
工商界上層評定類別工作，歷經互助互評、工人把關和政府批准三關。中央、華東局、市委明確中小工商業者分類標準重違法所得和違法情節的經濟條件；上層工商業者則與中共合作歷史與現實表現的政治條件，尺度頗松。據上述原則，茲將工商界上層評類過程與結果列表如下：
上海工商界上層“五反”評類情況
分析上表，（1）中央批准控制比例較滬市為嚴，但對有影響力的大戶則力保過關。303戶中評類者共261人，上表系取工商界上層389人為基數，若互助互評者為基數，顯見中央、市委對303戶評類要寬鬆得多。市委核准數字較最初控制、上報數字及中央5月2日批准數字更寬鬆，違法戶比例僅為中央控制比例的一半左右，堅決執行了鬥爭從嚴、處理從寬原則。（2）市委兩次上報的控制比例略有變化，30日報告與21日草案相比，陸伯康等兩人降為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升級一人。陸被降級顯然與《青年報》等張冠李戴地將其塑造為奸商典型有關。（3）區內檢查之86人系重點打擊對象，據30日報告數字計算，均列為違法戶，市委核減階段力控違法戶在20%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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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產有業者互助互評接近尾聲時，無產無業者的思想改造即行開張，運動有條不紊地層層遞進，步步為營。頗具悖論意義的是，在互助互評時，無產無業者有人被引作炮手，追逼有產有業者，擠數字；如今淪為被批判改造者，政府又引入若干民主人士充當炮手與喉舌，防止無產無業者自搞自，擠思想。民主人士不僅政治上親政府，多為滬市民建會領導，且不乏中共黨員，如沈志遠、金學成1925年即入黨，資歷頗深。王芸生亦曾加入中共，較早進入解放區“投降”，運動中攻擊工商界辛辣刻薄。政府引民主人士充當炮手，既可考驗其政治忠誠，又可表達政府意見與態度。
4月14日，以市工商聯秘書長、紅色小開、會計師、資方代理人等為主的綜合組舉行第一次會議，鬍子嬰、盛康年、嚴諤聲、徐永祚等13人出席，民主人士金學成、沈志遠、漆琪生、許士林等6人列席，討論交代範圍與方式。無產無業者與“五毒”不沾邊，反而在反映工商界情況、組織其治政策學習上有所貢獻，有表功意。盛康年思想認識、政策水平高，反映問題一針見血，“我看除非是與五反有牽連的歷史，否則可不必談，思想倒可談談”，“有具體問題的談事實，不評戶的只好談思想，因為我們情況特殊”。列席者則要求多談個人助長五毒的行為，沈志遠建議，“有些人雖然本身沒有一毒，但是有些行為是助長了五毒的，應作檢討。另一種在搞‘四反’時包庇不法資本家的也應交代。”這一說法，頗有殺傷力，擴大交代範圍，誰敢保證工作中斷無有意無意中助長五毒行為？昨是今非，如何講得清楚？漆琪生要會計師談造假賬問題；金學成建議個人坦白不要“自己不動手要別人擦背”，拖延時間。聞此，鬍子嬰、盛康年、嚴諤聲陷入沉默，徐永祚則頑固抗辯。
議程排定之後，即轉入個人交代，同儕與炮手互助。個人思想覺悟、人際關係、與工商界、政府關係深淺不同，過關情況亦有差別。嚴諤聲為工商政策專家，又兼任市財委副秘書長，與工商界來往密切，“嚴諤聲肚皮里對工商界上層分子內里的黑幕情況知道得最多，不過不肯說出來。”17日他交代時，有條有理，態度誠懇，坦言有助長偷稅漏稅行為，因工作關係有“失密”行為。有做客思想，一方面做公務員，一方面擔任七個企業的董事或顧問，兩面搖擺。“五反”后，決心改變工作方向，站在人民立場，幫助資產階級發揚積極進步面。出席者提意見，不痛不癢，尤其是鬍子嬰、徐永祚只提問一次，沉默寡言。不過，列席的民主人士意見尖銳。漆琪生批判其為資產階級的“軍師”，希望其倒戈提供炮彈。金學成深挖歷史，言辭犀利，批其自命清高，實為資產階級幫凶。嚴諤聲問一答一，敷衍了事。
鬍子嬰有民主革命歷史聲望，任市工商聯秘書長，深受政府器重與工商界擁戴。“四反”工作賣力；“五反”伊始，時發牢騷，被嚴厲警告，個人情緒亦時好時壞。19日，鬍子嬰交代，坦言同情民族資產階級。為國家工業化而強調利用私營工商業，忽視限制與改造，直到“五反”才明了國家工業化應依靠國營，私營只能配合。出席者體恤她勞心勞力，提意見者寡，態度溫和。而列席的總工會、工商聯、新聞界、民主黨派代表，上綱上線，意見尖銳。工商聯工會代表重點向胡提出十余條意見，批判其違背共同綱領、欺上瞞下、不信任群眾的事實和言論。金學成批判道：“你把工商聯變成了舊的商會，走了南斯拉夫鐵托的路線，而你是鐵托路線的組織者、領導者。”此種指責是很嚴厲的，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什麼是鐵托—是資產階級的影響侵蝕黨，就是資產階級的俘虜。”許士林責其是資產階級同路人。王芸生專門來會“吐苦水”，氣氛緊張。會議列席者之眾，言語之激烈，莫此為甚，難怪鬍子嬰抱怨市裡預先“布置”人馬對其“圍剿”，使她下不了台。
盛康年素來與政府靠攏，政治覺悟、政策水平高，見識超卓，與政府溝通較順暢，頗受潘漢年賞識。20日交代可謂深文周納，自稱五毒俱無，只是“意識上消極助長了五毒行為”，集中批判思想和交代“七一”學會性質上。列席、出席者亦追問其在學會有無泄漏經濟情報事，“七一是否是小宗派，小集團？”一般民建會員對其重視學會甚於民建有所不滿。漆琪生追問：“七一是否有小工商聯、小協商會、小民建的企圖，取名七一是否要和共產黨奪取領導權，唱對台戲？”潘漢年親自與會一方面意在為盛康年等“解圍”、“保駕”，另一方面是對胡、嚴、盛等工商聯工作總結評價，主動承擔責任。畢竟，盛康年等人是在潘漢年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的。潘漢年肯定他們三年來在工商聯工作成績，旋即提出他們對革命抱客觀主義立場，站在運動外面看事物。學會好壞參半，若再發展下去一定趨向壞的一面，會成為“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加工場所。”盛康年答覆中否認對“七一”有所圖，“不可能有五十個人的攻守同盟”。不過，小集團、小宗派陰影一直籠罩心頭，反右時榮毅仁、盛康年等遭算舊賬，被打成榮盛反革命小集團。
嚴諤聲、鬍子嬰、盛康年過關情況之別，鬍子嬰概括得頗傳神：“嚴諤聲過關是借東風，這一位諸葛亮準備溜了，不願再在財委工作”；盛康年過關是“華容道”有關雲長（指潘漢年）拔刀相助；而自己過關則是“火燒赤壁”，狼狽不堪，抱頭鼠竄。 其實，她感性色彩濃，對運動不滿即常發牢騷，不若盛康年冷靜，嚴諤聲畢竟居要職。鬍子嬰擔任工商聯秘書長，工商聯“三反”躲不掉，“五反”又被批判，其憤慨可想而知，遷怒工商聯副秘書長幕後指使。這也從側面揭示出工商聯內部複雜的權力結構。其實，與其說批判她個人，不如說是批判工商聯工作，而政府亦非要搞臭她，胡依然任職工商聯，直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
徐永祚為大會計師，年事已高，業內朔望，穩健謹慎，常稱病在家，深居簡出。運動初期，會計普遍害怕坦白吃官司、影響執業、生意，認為幹部首先腐化，人家才可能行賄，何來資產階級猖狂進攻？對此，公會無所作為，徐永祚內心讚許，表面沉默。3月3日，人民日報批評徐永祚等會計師，暗中設法幫助工商界隱瞞偽報、造假賬，造成稅收巨大損失。徐認為其歪曲事實，欲聯合聲明反駁，並要民建會代為伸冤。耳聞目睹互助互評的刀光劍影，徐永祚開始交代問題。坦白前夜，女兒幫助至三點鐘，坦白態度誠懇，較前三次書面坦白更徹底，交代出江南造紙廠抗戰勝利隱匿敵產問題，並舉出幫助工商界合理避稅的方式，“重視條文，忽略政策”，給自己扣上資產階級帽子，較政府認定的軍師為重。列席者除民主人士，尚有會計師公會代表、徐永祚之正明會計師事務所職工和民主黨派的會計師成員等。一般對其態度滿意，但批評其影響大，造孽深，交代事實不夠。王芸生批其有奶便是娘，諸尚一認為他鑽條文空子。民主人士許士林、漆琪生的批評較他人為寬厚，並期其做人民的會計師、公務員、青年導師，徐永祚聞之聲淚俱下。
經過十一天的小組互助擠思想，25日下午綜合組舉行總結會議。嚴肅緊張的思想改造，使與會者初步提高了政治覺悟，“十天小組會，勝讀十年書”。鬍子嬰感謝小組會挽救她，今後要從感情上認識私企必須服從國企領導，要請示領導，依靠群眾，克服個人英雄主義。盛康年表達了感謝與疑慮，他對報紙上發表的與事實不符的報道很是苦悶和委屈。嚴諤聲說：“過去是以愛憎為是非，今後應當以是非為愛憎，且應以人民的立場為是非”。徐永祚很激動地表示小組會幫助之大，感動之深，生平第一次，當盡職做人民的會計師。對於列席會議的民主人士表面上均承認其有幫助作用，卻對王芸生夾雜個人恩怨不滿意。潘漢年總結，如今大家都學會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武器進行思想改造，前途光明。
6
到五月份，政府工作重點轉向恢復生產、退財補稅和整理工商團體。二月底三月初，政治運動已成為經濟生活不能承受之重，“在春季出現了生產萎縮、銀根奇缺、交易停滯的蕭條現象。”因此，政府恢復生產旨在挽救經濟頹勢，舒緩工人失業，避免不良影響。斯時，市財委根據中財委指示、在市委領導下，依據五反與生產相結合方針，事實上部分終止了“四項”規定，放寬加工訂貨。據此，加工訂貨照顧54個主要行業，6253家較大廠，到四月底經濟開始好轉，但“好像病人經過人工呼吸，雖已恢復更生，但血液循環不正常，仍然有氣無力。”
這些措施雖有短期效應，但難於持久。首先，加工訂貨受政策導向、時效影響，非活絡經濟根本之策，一旦到期，各廠又普遍陷入困境。工人固然有生產熱情，但無力統籌兼顧原料供應、生產與市場的能力，片面生產反造成產品積壓，“勞方愈積極，資方愈著急”。財經部門是“三反”重災區，工作人員“不敢負責”，對私人資本“寧左勿右”，殺價收購，工繳過低，驗收苛刻，難有利潤。有的寧願停工，反而節省開支。工商業者已是灰頭灰臉，態度消極，為退財補稅才事生產。政治運動令其心有餘悸，生產搞好了，利潤多了，恐被視為猖狂進攻，而退財補稅壓力又不得不搞生產。積極者希望政府規定合法利潤率，超額利潤上繳政府，如此才能安心生產，公私兼顧；消極者往往想公私合營甩包袱。
退財補稅是“五反”後期的工作重心。退財補稅既要算經濟賬，也要算政治賬。算經濟賬旨在追索被盜竊的國家財產，收歸國庫；算政治賬是要合理核減坦白數字，收羅人心，移風易俗。坦白過關后，工商界“普遍表現惶惶不安，對退補的負擔很重，對今後經營無所適從。”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工商業者為求過關而誇大坦白數額，全市大中小戶坦白6.5萬億，上層257人坦白高達1.1億，佔16.9%，幾近1951年度全市所得稅。工商界最恐慌者莫過於政府在收繳了所得稅後，又照單全收退款。榮毅仁坦白金額巨大，心情沉重，愁眉不展，苦笑曰：“如果四面逼緊，沒有辦法時，只好上弔。”
29日，市增委會召集303戶及74重點戶開座談會，潘漢年通報退款要照顧生產，工商業者從技術角度質疑“罪名”的模糊性，實際上間接否定了個人坦白的客觀性，亦變相建議政府核減的可能方向。盛康年反向推論，靈光透徹又不失分寸，“現在政府為什麼對退款要核減，這正證明所搞出來的一些數字都是不正確的，普遍的是擴大數字，而這不是個別而是普遍的現象，老實說這裏面是有問題，第一次坦白才是真實的，後來群眾和幹部都是採取寧左勿右的態度，才造成一般的追求數字了”。對此，市委與中央就退補限額、期限和方式，反覆溝通，最終確定退款總額四萬多億，可分期退款，方式較為靈活。政府可根據不同情況對退款補稅或緊或送。退財補稅直到1957年才基本完成 1954年以前退繳以現金為主，隨著工商業改造深入，特別是1956年資改高潮。“五反”欠款大部分轉為政府投資。
從總體上看，工商業界算是鬆了一口氣。不過，由於企業規模、經營狀況、退補數額與方式、行業前途及政治覺悟不同，工商界上層對退補的態度也有差異。一般說來，中小戶船小好調頭，違法金額小，退款積極性高。青年工商業家如榮毅仁、郭棣活、經叔平、陳銘珊等由於企業規模、行業差異，對退款之態度亦有差異。榮毅仁、郭棣活等家大業大，業務複雜，退款力不從心，希望以廠相抵或公私合營。郭棣活坦白亦上千億，只能變賣部分不動產，若政府不收購，“就是殺頭也是不行的。”經叔平、陳銘珊行業利潤豐厚、退款金額較少，有底氣，五六月退款均提前繳清。年長者如顏耀秋、劉靖基、劉鴻生等因經營狀況不同，退款難易有別。劉靖基善於經營，年底退清沒問題；顏耀秋是技術專家，經營不善，負債纍纍，退款計劃三年，唯祈求政府將剔除盜竊國家資財項目，以後將利潤的25%用作退款。劉鴻生企業系統均被評為守法戶，父子間幾度會商退款事宜，要求政府統一處理，並積極調回海外資金、賬外資金以及個人資產償付。劉氏父子希望公私合營，劉鴻生尤甚，此有違其利用經營經驗和才具發展工商業初衷，不乏撂挑子之念。
“五反”宣傳隊正在上海里弄里教唱宣傳政策的歌曲《兩種道路由你挑》。
2月份，工商聯領導層或出國訪問，或互助互評，工商聯基本停止運作，顏面盡失，威信掃地，機構改組勢在必行。6月，全國統戰會議通過改組工商聯的指示，為適應大、中、小各得其所的方針，大城市工商聯實行分級管理，市工商聯聯繫全市工商界，以大戶和上層為主體，並吸收國營企業、合作社一定的代表參加，適當吸收區級重要代表人物，而區級組織為中小工商業者的經濟政治活動陣地。8月2日，市工商聯召開第19次常委會，廢止3月初通過的緊急措施辦法，市工商聯和同業公會執監委員（或籌備委員）定案如被評為守法戶、基本守法戶或半守法半違法者，過去已停職或撤職者，恢復職務，完全違法戶應無條件撤職，而嚴重違法戶則須經市工商聯常委會決定。工商聯工作恢復常態，但工作內容漸不同前，組織工商界學習政治理論成為工商聯日常事務。市工商聯依中央指示精神，以先市區后郊區、先建立籌備會再正式成立的步驟，逐步建立區級組織，一改過去著重發展同業公會的做法。關於組織構成，為體現國營領導，國營、合作社籌委佔總額的10-15%，且有一人任正副主委；私營企業內部大中小戶比例控制在2：4:1.5；常委會內大戶15%左右，中小各半；以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為主，嚴重違法戶如與國計民生關係密切重要，且改正錯誤，在籌委或常委中可個別考慮，但排除完全違法戶。
建國伊始，工商聯以工商界上層為主，民建會以中小工商業者為主，分層代表。3月23日，毛澤東要求整頓民建會，開除五毒俱全及大失所望的人，增加一些較好的人，使之成為能夠代表資產階級主要是工業資產階級的合法利益，並以共同綱領和五反原則教育資產階級的政治團體。6月，全國統戰部長會議明確民建會主要發展對象是對國民經濟有重大作用的大工商業資本家，尤其是大工業資本家及其代表人物。大工商業者自然歡迎此路線，認為今後中小工商業會逐步淘汰，民建以中小戶為主沒前途，公開批評民建過去路線錯誤，不能代表利益，作用不如工商聯，等等。中小工商業者頗不安，認為政治上沒前途，“政府到底還是要大資本家的，中小戶難出頭。”盛康年、經叔平、嚴諤聲等以往將工商聯工作做得有聲有色者，被調往充實民建會。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略有刪節。首發於《史林》2018年第6期，原題《鄉關何處：上海“五反”中的工商界上層》，小標題、註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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