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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無恥的洋人》第二章 5 為毛戰鬥過的王安娜
王安娜既為毛戰鬥過，也吹捧過魯迅。她在回憶錄中有一章為魯迅唱讚歌，聲稱：「魯迅則用當時被認為是不文雅的大眾化的語言寫文章，他把長期以來束縛中國文學的封建枷鎖砍斷了」。王安娜不懂中國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和中國文學，但她會用共產術語。中國文化講究文以載道，魯迅反其道而行之，對古典文學宣揚的因果報應、六道輪迴等道理竭力諷刺、大加撻伐，與反傳統反道德的共產黨完全一致，自然會得到共產黨的吹捧。
王安娜在魯迅病入膏肓時到過他家一次，在回憶錄中她寫到：「我告訴魯迅，我在一位中國女朋友的幫助下，正開始把《祝福》和他的其他小說譯為德文」。這再一次證實，共產國際那時在中國的任務之一是翻譯魯迅，推廣魯迅。
最好笑的是王安娜在回憶錄中透露，她在一九三八年，「收留了一個中國朋友住在家中……她叫胡關露，是中學的國文教師。關露是北方人，說的是中國最漂亮的、我認為是最理想的北京話。炳南得知她住在我們家裡，非常高興地說難得難得。」
不知王安娜是真傻，還是裝傻，總之，她的回憶錄表示她對自己面對的人事都知之甚少，比如，她似乎只知道謝葆真「和楊結婚時是一個才十五歲的女學生」，而不知謝葆真和關露一樣都是地下黨員。關露在潘漢年策劃和安排下，打入汪精衛組建的親日反共政府，為共黨搜集了大量情報。王炳南與關露有戀情，一九四五年，王炳南與王安娜離婚後，王炳南曾有意與關露結婚，可是周恩來夫婦認為「兩人結合會對黨不利而表示反對」。因為關露是名聲在外的「漢奸文人」，中共懼怕世人獲知關露是中共黨員。為此關露深受打擊，後來終身沒嫁。在紅色中國，關露又因漢奸罪名兩度入獄，達十年之久，出獄時仍然背著「定為漢奸，不戴帽子」的黑鍋。一九八二年，關露隨著潘漢年平反后，服安眠藥自殺。對此曹漢撰寫的《被黨蹂躪一生的女作家關露—記中共黨員關露的生與死》有詳盡地披露。
不過獲准嫁給王炳南的張浴雲更不幸，她在六十年代就因王炳南被打成特嫌受到牽連而上吊自殺。
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學者坎鵬（Thomas Kampen），曾發表《兩個德國人在西安：王安娜和赫爾伯特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從中可以獲知，這兩個德國人都與史沫特萊有聯繫，都是為共產黨效勞的德國人。與王安娜同齡的赫爾伯特學過牙醫，於一九三三年到上海，進入共產國際在中國的間諜網。在史沫特萊的建議下，他於一九三六年夏天到西安開診所，以此為掩護從事各種「革命活動」。丁玲也曾以廚娘名義隱藏在這個紅色診所。 然而，不過半年赫爾伯特就把命喪在他自己促成的「西安事變」的亂槍中。
從王安娜的自傳中可以獲知，最先在「西安事變」中替共產黨搞英語廣播的是史沫特萊，後來接替她的是受斯諾影響的紐西蘭人詹姆斯•貝特蘭。當英國領事館給貝特蘭打來電報，要求他停止協助「反叛分子」后，王安娜便接替了混淆黑白的紅色宣傳。紅色電台「設在古老的宮殿後面風景如畫的地方，是西安和外界聯絡的唯一設備。電台警衛森嚴，進入時要向衛兵出示軍方發給的通行證，然後，由兩名衛兵陪同前往播音處。播音處的機器房裡，也可以看到持槍的東北軍衛兵。槍口的刺刀在半暗半明的光線反射下微微閃亮，衛兵們像鐵人一樣紋絲不動地坐著。 」
「西安事變」是共產黨鹹魚翻身，顛覆中華民國的關鍵一步。張學良、楊虎城都是歷史罪人。對此連聞一多當時也表示：「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你們妄加傷害！」由此可見「西安事變」在當時多麼不得人心。 而蔣中正卻深得人心，對此司徒雷登在一九五四年為他的回憶錄撰寫的前言中寫到，「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在反對將蘇聯共產主義作為中國的政治哲學或計劃中，他一直沒有動搖過。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裡，儘管有日本人的侵略和共產黨的戰爭，但是國家統一的進展、經濟和其他方面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三六年聖誕節那天，他從在西安莫名其妙的被幽禁下釋放，我對委員長和他那能幹的夫人有了忠誠的敬意，並且和中國的人民一道，感到歡欣鼓舞」。
促成張學良和楊虎城綁架蔣中正不是王安娜參与的唯一紅色活動。
王安娜協助斯諾等進入延安后，一九三七年春，還自己陪她稱之為「美國有名的攝影師、美聯社的合作者厄爾•列夫」從西安到延安，途中列夫對王安娜表示，「埃德加•斯諾給他寫的書取名叫《紅星照耀中國》」，「我的書就叫《蘇維埃月下的愛情》」。由此可見紅色記者多麼沒有職業道德。他們可以還沒抵達延安，就罔顧事實，為了美化匪區而憑空幻想。斯諾的榜樣有多壞，從中可見一斑。如果列夫到了延安能夠自由採訪，那麼任何一位紅軍女戰士都可能向他透露，她們在蘇維埃與「月下」，與「愛情」無緣。賀子珍飽嘗懷孕生產之苦后被拋棄；康克清則還不到十八歲就被可以當她父親的「朱軍長」看上，於是由婦女組的組長曾志出面告訴她：「組織上希望你能跟他結合」；蕭月華則在二十三歲時被「黨組織」分配給共產國際派給中共的軍事顧問李德，飽受「德國毛子」地摧殘……
而王安娜在她的回憶錄中也用下列描述，掩飾上述事實：「 李德住的窯洞，在延安算得上是居住條件最好的一處，窯洞門口懸著一幅擋風塵用的毛氈，做得很藝術的窗格子上糊了紙，頗有住家的雅緻。這個窯洞里還有更為貴重的東西，那是一架輕便的留聲機。在簡直不曾承受過物質文明恩惠的中國西北部邊遠農村，誰也不知道這架留聲機是怎麼得來的。記得有一個晚上，李德招待我和艾格妮絲到他家喝茶時，他很得意地開留聲機給我們聽，那是一首民歌，一個柔和的女聲唱著：『讓我聽聽愛的話語……』」；「1929年，當時43歲的朱德在江西娶了康克清時，她只有17歲，但兩人真誠相愛，被視為模範夫妻」；「毛澤東說，『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國人，他們的孩子也是黑頭髮、黑眼睛，膚色也和中國人一樣』」；「毛澤東的言談是農民與學者、普通常識與高度智慧的綜合，他的講話對我充滿著魅力」。
北京青年報上一篇題為《八路軍的洋「少校」王安娜》稱，王安娜後來「在華北敵後根據地千里行軍，堅持不騎騾子；長了滿身虱子，便想起毛澤東對她說的：『只有長過虱子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中國人』」。如果真有其事，只能說明來自德國農村的王安娜還不如毛妾江青有教養。至少江青曾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以藍蘋之名在上海《大滬晚報》上發表文章《家庭里的事》，明確表示「清潔衛生，是必須講究的」。 王安娜甘願被毛澤東欺騙，也幫著毛澤東騙人，實在可悲可嘆！
從王安娜的回憶錄和曾當過王炳南秘書的程遠行的相關著述來看，王安娜在大陸的十九年，主要協助王炳南、周恩來和宋慶齡，以諸如「保衛中國同盟」代表和「八路軍少校」的身份，為共產黨做聯絡、宣傳及統戰工作。王安娜也曾負責把國際援華物資偷運給躲在後方的共軍，為共產黨趁機發展壯大出了不少力。
中日戰爭時期，王安娜在上海的活動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一位在柏林結識她的日本人出面安排她去了一趟東京。王安娜沒有因「日本之行」改變其親共立場，但這趟沒有請示中共的自由之行卻激化了共黨對她的不滿與猜疑，本來她就被懷疑為「雙重間諜」，這下給王炳南帶來更多麻煩。程遠行寫到，「王安娜為此很苦惱、很失望。她為我黨做了許多出生入死的工作。她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遵照周恩來的指示，跑印度支那、跑香港、跑敵占區、跑前線，從來就沒有一句怨言；而今，卻因為這件事先無法請示的『日本之行』，讓自己的丈夫在黨內挨整，她很寒心。為了不影響丈夫的工作和前途，也為了解脫自己的苦惱，她決定和王炳南分手。」
王安娜最遲一九四一年又回到重慶，因為紅色卧底馮亦代在回憶錄中表示那年在重慶結識她。毛澤東製造了借國軍之手，清除黨內異己項英的「皖南事變」后，王安娜積極配合周恩來及其領導的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與外國記者和各國外交官聯繫，向他們說明國民黨發動反共高潮的真實情況，揭露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陰謀」。這是中共媒體對王安娜的讚美，從中可以得知，王安娜一直被中共利用來散布顛倒黑白，扭曲事實的紅色謊言。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同情和支持中共，但沒有加入中共的王安娜作為宋慶齡的助手在上海為「保衛中國同盟」工作，她們的主要任務是反對美國援助國民政府，繼續利用各種機會向紅區運送緊缺物資。
一九五五年，王安娜離開紅色中國。 王安娜不是斯諾，毛澤東不需要她，從此她被拒之於國門之外，無法與唯一的兒子見面。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紅色中國的大門才為民眾開啟。王安娜才得以作為中共的朋友到中國參觀訪問，受到她在延安結識的鄧穎超和康克清接見。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發生時，王安娜和我都在德國，或許她也象我一樣從此看穿中共，總之，她一九九零年才病逝。
王安娜自己說：「我不是置身局外的旁觀者，而是新領導人的朋友，是他們事業的參加者」。王安娜不僅屬於挑動支持楊虎城與張學良武力綁架蔣中正，要挾國民政府停止剿匪計劃的紅色勢力， 而且為國際共產勢力打著愛國救亡的旗號混淆視聽，暗中發展勢力，最終顛覆中華民國發揮了難以估計的作用。
與蕭三的德國妻子葉華相比王安娜還算幸運。「文革」中，葉華和蕭三被以「蘇修特務」等罪名關押了七年多，出獄后又被軟禁了四年多。而王安娜只是飽嘗了與兒子分離的痛苦，沒有嘗過紅牢的滋味。不過王安娜的中國丈夫王炳南和她在回憶錄中讚美的林彪們與沈鈞儒們就沒她在西德這麼幸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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