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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留法勤工儉學-第11章 蘇俄輸入共產革命-《革命的真相》
留法勤工儉學
1902年，李石曾（軍機大臣李鴻藻之子）隨同駐法欽差大臣孫寶琦赴法留學。農學專業畢業后，他出版了法文版的《大豆的研究》專著，在巴黎西郊創辦了「巴黎中國豆腐工廠」，從家鄉保定高陽縣農村招募40多人赴法工作。他在工廠內開辦了工人夜校，自編教材為工人講課，讓工人夜間學習中文、法文和科學知識。他的豆腐工廠日益紅火，產品參加了「萬國食品博覽會」，享譽歐洲。
李石曾
招工人赴法勤工儉學成功后，李石曾致力為國內青年創造赴法國勤工儉學的機會，希望通過勤工儉學生把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帶回中國，推動「科學救國」、「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為國家富強儘力。1912年，他與吳稚暉、蔡元培、汪精衛等人在北京發起 「留法勤儉會」。1915年，李石曾等人在巴黎發起成立了以「勤于做工、儉以求學，以進勞動者之智識」為宗旨的「勤工儉學會」。1916年，他們在巴黎再成立了以「普及教育、改良社會、振興實業」為宗旨的「華法教育會」，接待了100多位赴法勤工儉學生。1917年，經教育部批准，李石曾在保定城鄉成立留法預備學校，面向全國招生，「華法教育會」相繼在上海、四川、湖南、廣東、福建、陝西、山東等地設立了分會，開辦了留法預備學校，在全國掀起了「留法勤工儉學」熱潮。1919年3月，「華法教育會」安排首批的勤工儉學生赴法。留學生們從上海乘船出發，途經香港、海防、西貢、新加坡、科倫坡、吉布地、賽得港、蘇伊士運河，到達法國馬賽，繞道英倫再到法國，途中要走四十多天。
發起赴法勤工儉學運動時，李石曾考慮得比較簡單，認為按在法國開豆腐廠的經驗，留學生可以通過「勤工」資助自己「儉學」。然而意外的是，從1919年底開始，法國經濟開始蕭條，到法國的1600名勤工儉學生找工困難。勤工儉學生中形成了蔡和森、王若飛、李維漢為首的要求法華教育會或政府定期資助的「津貼派」，和以趙世炎、李立三、陳公培、劉伯堅等人為首的堅持勤工的「覓工派」。「津貼派」組織勤工儉學生向華法教育會請願。李石曾萬沒想到，來法的勤工儉學生不去勤工，而要求供養。他的華法教育會只是個組織機關，並無供養勤工儉學生的資金。面對請願，他好挪借其它款項，以工作後有餘款償還為條件，接濟勤工儉學生每人每日五法朗。有了接濟，「覓工派」消失，勤工儉學生們全體成了「津貼派」，大家爭相借款。李石曾借出的款項有去無回，無以為繼，只好發出通告說：「吾人既無基金，公家亦不給經費，所有用費，皆由組織人勉強借貸與捐助而來，且所得之數，遠不及所需之數。華法教育會原無資金，又無入款，無法使學生得到最低限度的經濟保障」。[59] 通告發出后，勤工儉學生們轉向中國駐法公使館要錢。1920年2月8日，周恩來、蔡和森、王若飛、陳延年等人組織留法勤工儉學生在巴黎請願遊行，以女學生打頭陣，圍攻中國駐法公使館要求資助，是為轟動法國的「二八事件」。法國警方拘捕了攻打使館的鬧事學生，李石曾出面保釋了被捕學生，同時在中國國內發起了為勤工儉學生募捐的運動，並籌備在里昂大學開辦了專門召收中國學生的中法大學，以幫助留學生度過難關，解決出路問題。
後來的情況更加出乎李石曾的預料。勤工儉學生圍攻中國公使館的醜聞引起了共產國際的注意。共產國際正要向世界各國輸出革命，建立各國共產黨，開展反帝運動，感到這批能鬧事的留學生正好符合革命的需要，決定選擇一些請願骨幹作為培養對象。勤工儉學生中的周恩來因英文較好，可以與共產國際代表溝通，獲共產國際首批選中成為職業革命家，從此有了相當不錯的革命工資收入，不用再勤工，而是西裝革履，住在旅館里，行蹤保密，被共產國際送到德國，然後再轉到英國接受特工和諜報訓練。
最早「全脫產」革命家周恩來在英國
1920年夏天，共產國際通過陳延年、趙世炎、王若飛、蔡和森、周恩來等人出面，在巴黎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從莫斯科派人到巴黎，通過巴黎的光明社操縱青年團，鼓動勤工儉學生研究馬克思主義及國際共產革命。通過周恩來為首的一批秘密下屬，共產國際代表開始訓練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們各種從事鬥爭手段，包括如何煽動、糾集群眾，如何指定目標，從事打鬥、示威，如何引起多數學生注意、附和，如何吸引學生加入鬥爭等等。與黑龍會的金錢能輕易將留日學生召集旗下一樣，共產國際的金錢也能輕易將勤工儉學生們召集旗下。勤工儉學生們很快因有無革命工資而境況迥異。勤工儉學生們都想成為周恩來那樣投身革命，逐漸地，他們根據接受蘇俄金錢的多少分化出了「全脫產」（領取全額革命工資不用勤工）、「半脫產」（領取部分革命工資半勤工）、和勤工三個階層。得到共產國際供給的「全脫產」階層立即擺脫了艱苦生活，開始了革命生涯。「全脫產」階層的另一代表是全職從事領導留學生鬧事的趙世炎。他表面上與勤工儉學生是一夥，口口聲聲「覓工」，實際秘密享有革命工資，與鬧事學生利益完全不同。勤工儉學生的大多數是「半脫產」階層。其中鄧小平的革命工作是印刷《少年》（即後來的《赤光》）等革命宣傳品。[60] 與十幾年前赴日留學生們無心學業，爭相領取日本人提供的經費從事革命活動一樣，留法的勤工儉學生們爭相領取蘇俄提供的革命工資，幾乎沒有人再願意去勤工。
與日本大陸擴張勢力將中國留學生當作顛覆清政府的人才儲備供養一樣，蘇俄將在歐的勤工儉學生當作了顛覆北洋政府的幹部訓練營，也願意出錢供養這批人。如同當年日本人資助同盟會辦《民報》等革命宣傳刊物，將報紙大量運回國內分發給會黨策動革命一樣，蘇俄資助的《赤光》等刊物也大量印刷，運回國內策動中國的共產革命。隨著共產國際投入金錢的增加，勤工儉學生中的「半脫產」者大批升級為「全脫產」，勤工者大批升級為「半脫產」，勤工儉學不復存在。法國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書籍和刊物很多，大多數留法學生成了這兩種思潮的信徒。不同的是，作無政府主義信徒不會獲得資助，而作馬克思主義信徒可以獲得資助。勤工儉學生只要常讀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就可以每月從共產國際處領到相當不錯的津貼，[61] 於是幾乎全體走上了既無風險，又有收益的革命道路。
李石曾被勤工儉學生不斷索款搞到病倒，不得不回國養病。1921年1月，挂名華法教育會會長的蔡元培借赴歐考察教育之便到巴黎了解勤工儉學生的情況。他驚訝地發現，絕大多數勤工儉學生既沒有勤工，也沒有儉學，而是像當年留日學生一樣，大多數靠索取資助和從事革命活動生活。他意識到，勤工儉學運動已經脫離了「華法教育會」的初衷，靠政府資助和國內募捐供養無以為繼。他在給民國政府的報告中指出，在歐勤工儉學生「既無做工之志趣，又無做工之能力，難以造就」。鑒於「華法教育會」沒有財政來源，勤工儉學生對教育會索求無度，蔡元培發出了「華法教育會」破產通告，宣布解除與勤工儉學生之間的經濟關係。[62] 正在此時，蒙達尼學校將一些拖欠學費的學生除名。已經在領取共產國際革命工資的蔡和森、王若飛、李維漢、向警予、蔡暢等「津貼派」骨幹藉機發動請願運動，於2月28日組織400多的勤工儉學生再次包圍了中國駐法公使館請願，高呼「要求生存權、求學權、麵包權」口號，向中國政府索要金錢。公使館無法抵擋鬧事學生，求助法國警方保護。警方逮捕了部分請願的勤工儉學生，是為勤工儉學運動中的「二·二八運動」。少數正派的「覓工派」勤工儉學生反對圍攻公使館勒索金錢，提出了「甘做苦工，不希官費」的口號，認為勤工儉學生應信守赴法時的初衷，到工廠去做工，以勞動維持生活和學習。多數勤工儉學生不知道，請願運動領導者們早已聽命于共產國際，享有革命工資，圍攻中國公使館的請願運動已經成為共產國際策動「反帝運動」的一部分。
勤工儉學生們在法國鬧事以求不勞而獲，而北洋政府卻在盡量想辦法為他們安排出路。1921年夏，在李石曾募捐運動的推動下，北洋政府決定以法國放棄的庚子賠款加上陳炯明主政的廣東省政府捐款在里昂大學中開辦專門招收中國勤工儉學生的中法大學。里昂大學校方了解到中國勤工儉學生普遍沒有勤工，其中的蔡和森、陳延年、李立三、李富春等人專職從事宣傳共產革命、發行革命刊物，要求從中國國內招收能夠支付學費的留學生。里昂大學校方的這一決定公布后，蔡和森、趙世炎等人利用勤工儉學生的不滿情緒，組織成立了「勤工儉學生聯合委員會」，發動了佔領里昂大學的暴亂。法國警方沒收了暴亂學生的護照，里昂市長下令將李立三、陳毅等104名暴亂骨幹遣送回國。共產國際設法使暴亂的主要領導人趙世炎免於遣送，讓他留在法國繼續領導勤工儉學生中的共產黨組織。勤工儉學生中的張若茗在報上撰文披露佔領里大暴亂事件真相說：「勤工儉學事業本是以勤工手段達到儉學目的的一樁事，絕沒有不勤工而達到儉學的可能，不然便是怠工……當初蒙達尼的學生主張不去勤工，人人要求官費，他們的理由是找工困難。但現在工作位子很多，而他們不去做工，竟有得到工作而辭去的。」[63] 留學生中的曾琦、李璜等人反對勤工儉學生接受赤化，專事鬧事，成立了反對赤化的「中國青年黨」，通過《救國》雜誌揭露俄共指揮中共，每個中共黨員每月領取俄共津貼七百盧布為生活費的真相，直指第三國際下屬們為「盧布黨人」。
如同十幾年前日本黑龍會召集在日本的各路會黨聯合成同盟會一樣，共產國際先是在法、德、比等國勤工儉學生中建立共產主義小組、少年共產黨，再將這些組織聯合組建了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1922年，共產國際在巴黎西郊的波羅涅召開了中國旅歐共產主義組織代表大會，部署中國革命和反帝運動。代表中的趙世炎、周恩來（柏林代表）、李維漢（「工學世界社」代表）、劉伯堅（比利時代表）鄭超麟（后被肅為「托派」）、尹寬（后被肅為「托派」）、袁慶雲、王凌漢等人全都脫離勤工儉學成了領取蘇俄工資的「脫產」革命家。至此，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名存實亡，勤工儉學生們拋棄了李石曾制定的「科學救國」、「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等勤工儉學宗旨，投身蘇俄旗下，聽從共產國際指揮，攻打巴黎的中國留法學生會館、攻打中國駐法公使館、大鬧里昂學生宿舍、大鬧國慶宴會，成了以鬧事為能的群體。如同十幾年前接受日本人資助的同盟會引領暴徒暴力對付主張改良的「政聞社」一樣，接受蘇俄資助的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也是以暴力對付沒有外國資助，勢力孤單的青年黨，搗亂青年黨的會議，造成了兩次流血衝突。[64]
共產國際的別動隊——中共旅歐支部
共產國際以巨額資金強力推動，將法國作為了共產革命幹部的訓練營，從勤工儉學生中培訓出了蔡和森、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李富春、許德珩、李立三、陳毅、聶榮臻、陳延年、陳喬年、王若飛、鄧小平、蔡暢、向警予、郭隆真、熊雄、高風、羅學瓚、張昆弟、徐特立、肖三、傅鍾、李卓然、何長工、歐陽欽、劉清揚、黃齊生、馬志遠、袁子貞等共產青年。1923年，共產國際開始從勤工儉學生中選拔骨幹派往蘇俄受訓。其中，趙世炎、聶榮臻被送入莫斯科東方大學，鄧小平等人被送入莫斯科中山大學，聶榮臻再被送入蘇聯紅軍軍事學校學習。1923年雙十節，六百多華僑在巴黎ZATARIA飯店舉行國慶紀念會。「入夜，周恩來率領十余名共黨份子闖入飯店，高舉紅旗，並大唱國際歌，意圖搗亂。后見眾人怒目而視，乃繞場一周后，呼嘯而去。」[65] 周恩來最早被選中培養，也最早成為了共產國際的幹部。這時的周恩來已經接受了共產國際的重要安排，準備回國任職黃埔軍校了。
晚清新政改革中，清政府積極派留學生出洋。袁世凱、張之洞為推動留日運動出錢出力，多方奔走。清政府期望學子們帶回科技與管理學識領導改革，富強國家。但是，在日本朝野金錢召喚下，留日運動變質，學子們拋棄學業，將革命活動作為進身捷徑，拒絕日本文部省出台的約束規則，發動請願鬧事，然後成了領取日本津貼的革命黨，再帶著顛覆政府的計劃回國，成了反清革命的骨幹。十多年後，悲劇重演。中國民間與政府合力發起了另一次留學運動——勤工儉學運動，同樣期望學子們帶回科技與管理學識富強國家。但國人殷切期望不敵外強金錢的影響力，勤工儉學運動同樣變質，勤工儉學生們不像李石曾豆腐廠工人那樣勤工儉學，而是既不勤工，也不儉學，不去工作，圖不勞而獲，將才能用在了在歐洲鬧事和勒索自己的祖國，不斷發動圍攻公使館的暴亂，隨後集體接受共產國際津貼，變身職業革命家群體，同樣帶著顛覆政府的計劃回國，成了共產國際屬下的別動隊。兩次留學運動的變質過程展示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脈絡。
青年毛澤東是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在湖南組織者。他與蔡和森組織湖南學子赴法的半路，臨時改變主意決定不去了。內中原因在二十一世紀才為人知。1919至1920年間，毛澤東三赴上海操辦湖南赴法勤工儉學事宜，請岳父好友章士釗幫忙籌款。章運用影響力，找湖南省長趙恆惕特批撥款及出面向社會各界募捐，籌得兩萬銀元巨款交毛澤東作為安排湖南學子赴法之用。[66] 通過章士釗籌款之事只有一起去取款的毛澤東、蔡和森和彭璜三位湖南共產主義小組成員知道。隨著蔡登船赴法，彭璜突然離奇失蹤，[67] 毛澤東掌握的專款成了不為人知的私款。有了錢，毛澤東決定不去法國了。當時，毛的同學們都奇怪毛怎麼一下子闊氣起來了。登位后，毛澤東關照了章士釗，在大飢荒中指示周恩來撥給章士釗一所大宅和一大筆錢。1962年12月26日，毛澤東宴請章士釗、王季范、程潛、葉恭綽為自己「慶九」。章士釗女兒在回憶錄寫道：「毛主席澤突然問：行老有沒有告訴你，我還欠了他一筆債沒有還呢？……毛澤東卻很認真地說：也許行老忘了。這筆債我見到你，想起來了。早該還了！…… 「1963 年起，毛主席以『還債』為由，每年春節送父親兩千元，父親堅決不要。我轉達他的意思，對主席說父親當年為他徵集的兩萬銀元不是他個人的錢，是社會各界響應他的呼籲，為青年學生赴歐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還款。毛主席聽后大笑說：『行老就是這個脾氣！他這個人真是兩袖清風啊！』隨即，毛主席對我說：『你這個共產黨員也不懂我的意思嗎？我哪裡是真的還錢嘛！這錢是還不清的！那時候，黨剛成立，經費非常緊張。行老這筆錢，我們派了大用場。一部分同志用這個錢去了歐洲，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後來上了井岡山。這哪裡是用錢還得清的？我是要給行老一點補貼。解放了，沒有財主給他錢花了，全靠工資。我知道他缺錢，他愛幫人忙，替共產黨接濟了不少我們照顧不到的人。我很謝謝他，要給他一點補貼才好。』」[68] 這裏，毛澤東所言不實：湖南赴法勤工儉學生唐鐸確認，他和肖子璋等四十多位湖南學子沒有得到過毛澤東經手的專款資助；[69] 秋收暴動是蘇俄駐長沙領事館出錢策動的。可以說，湖南各界為赴法勤工儉學生捐出的兩萬銀元巨款去向，與毛同時追求湖南才女陶毅（字斯詠）的同齡青年彭璜的下落只有毛澤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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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國后的毛澤東與章士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