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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五四運動-第11章 蘇俄輸入共產革命-《革命的真相》
五四運動
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寧根據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不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勝利」理論，決定組建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向世界各國輸出暴力革命，派人到匈牙利、德國等歐洲國家發動歐洲革命及到亞洲各國建立共產黨。根據列寧的決定，俄共在海參崴的地下組織開始在中國物色建立中國共產黨的聯絡人，其中一個發展對象是李大釗。李幾年前赴日本短期學習，在那裡受到馬克思學說的影響。俄國十月革命后，李大釗發表了《俄國大革命之影響》等一系列文章，歌頌十月革命「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因此被俄共確定為了發展對象。1918年秋，俄共在哈爾濱的地下組織派出海參崴出生的柏烈偉（S.A.Polevory，又譯鮑立維、鮑立溫、布魯威、百祿威、波列伏依）到北京大學俄文系任教，與剛剛來到北大主持圖書館的李大釗聯絡，將李發展成了共產國際在華最早的黨員。「李大釗與柏烈偉來往密切，柏常能供應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冊子。」[18] 蘇共革命依靠的是德國巨額金錢，向中國輸出革命不是靠小冊子，也是靠巨額金錢。當時，中東鐵路當局雖未被蘇俄接管，但中東鐵路的布爾什維克組織掌握著鐵路的部分資金。哈爾濱俄共奉命與李大釗建立了聯繫和資金輸送渠道。當年孫中山因得日本金錢扶植而能量巨大，如今李大釗因有蘇俄的革命經費扶植也能量巨大，一呼百應，組建了眾多的革命團體，創辦眾多的革命刊物，包括 「少年中國學會」、 「學生救國會」、「國民社」、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避免當局的注意，研究會以馬爾格斯研究會為名，使當局誤以為是研究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團體）、工余法文夜校、學余俱樂部、北大教職員會、俄國災荒賑濟會、新知書社、新潮社、《少年中國》月刊、《國民》雜誌、《新潮》月刊等等。[19]
1918年11月，全國學校放假三天舉行慶祝協約國勝利的活動。北京大學在天安門前搭台舉辦了演講大會。蔡元培、胡適等社會名流在演講中贊協約國的勝利是正義、平等的勝利，是公理戰勝了強權，讚美國為主持正義、打敗強權作出了貢獻，唯李大釗稱「不應該為帝國主義集團協約國勝利而歡呼，而應為俄國的革命勝利歡呼。」[20] 這裏，李是站在蘇俄「世界革命」的立場宣傳蘇俄「小冊子」中的列寧理論，而不是站在中國的立場。會後，北京各校學生到美國使館高呼「威爾遜總統萬歲」，北大學生提燈遊行到段祺瑞宅前表示祝賀，陳獨秀撰文讚頌美國總統威爾遜為「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稱「第一次世界大戰公理戰勝強權例證」。[21] 而李大釗撰文稱：「應當為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十月革命的勝利而慶祝。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布爾什維主義勝利旗，到處所聞的，都是布爾什維主義的凱歌聲。」[22]
這時的李大釗不僅僅是發表演說的學者，還是執行列寧「開展反帝運動」、「直接行動」指示的指揮官。他召集北大激進學生成立了北大學生會和學生南下宣傳團，發經費資助學生們赴天津、濟南、南京、九江、武漢、長沙、上海等地以「救國會」的名義發展組織，採取行動反對巴黎和會。「學生救國會」的名稱和李大釗手中的革命經費對青年學生有著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通過蘇俄金錢的召喚，李大釗迅速建立起了以北京的黃日葵、鄧中夏、高君宇、許德珩、劉仁靜、張申府，天津的馬駿、郭隆真、周恩來、張太雷，武漢的惲代英，江西的方誌敏，南京的張聞天，上海的邵力子，湖南的毛澤東、蔡和森、李維漢等人為骨幹的全國網路，為發動全國運動作好了準備。同時，李大釗組織成立了「平民教育團」，派鄧中夏等人率北大學生組織進工廠、上街頭，以平民教育之名在各地開展起了蘇俄策動的所謂反帝運動。
1919年1月，美國總統威爾遜倡導的戰後「建立世界和平綱領」的和會在巴黎開幕。英、美、法、意、日五國政府首腦與外交部長組成的十人委員會主導著大會。中國代表團由外交總長陸征祥率領、成員有駐美公使顧維鈞、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比公使魏宸組及廣州軍政府代表王正廷。會上，中國代表團提出了赴法前向民眾承諾的收回德、奧在華權益，取消領事裁判權、列強在華租界等要求。法國總理克里門梭代表「五強」答覆說，這次和會主要討論戰前德國的殖民地處置問題，領事裁判權問題不屬於本次和會討論的範圍。對中國收回德國在山東權利的主張，日本代表稱中國的要求涉及1915年5月的中日新約（《二十一條》）和1918年9月的《中日換文》，《中日新約》可因中國參戰而作廢，但《中日換文》則是在中國參戰以後簽署，應屬有效。
《中日換文》是北京政府為取得「西原借款」與日本簽定的密約，其中有「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議，欣然同意，特此奉復」的條文。國人不知道政府曾與日本簽署了這一密約，中國代表的顧維鈞也不知道，但英、法政府代表知道。因為英、法為爭取日本參戰與日本密約，承諾支持日本接管所有德國在山東利益。美國總統威爾遜、國務卿藍辛一直支持中國收回德國在山東利益的立場。威爾遜倡議和會時提出的「十四點原則」體現著美國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一貫政策。在日本出示中日1918年《中日換文》后，他詢問中國代表說，1915年的中日新約是日本以最後通牒脅迫簽訂，而在1918年9月大戰即將結束，日本不可能再壓迫之時何以中國仍以密約形式「欣然同意」。中國代表團無言以對，威爾遜建議由英、美、法、意、日五國組成的國際聯盟暫時託管德國在華權利，以備歸還中國。無奈之下，中國代表團同意了威爾遜的建議。日本拒絕由五國託管德國在山東權利的提議，並以退出和會要挾。
應對蘇俄組織共產國際，美國總統威爾遜致力於籌組旨在防止共產主義革命蔓延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為不使和會破裂，達到成立國際聯盟目的，威爾遜總統在海上自由原則上對英國做出讓步（他的「十四點原則」中的海上自由原則直接威脅到了英國的海上霸權），在德國在山東利益問題上對日本作出了讓步，以換取英、日支持建立國際聯盟。4月30日，英、美、法三國最高會議同意了在對德和約內訂明將德國在山東租借地、鐵路、礦產等轉讓予日本的要求。
和會期間，中國代表團團長陸征祥在從法國密電北京政府，陳述了代表團傾向接受和約的如下考慮：
1、對德關係：《凡爾賽和約》草案中畢竟規定了一些有利於中國的條款。例如其中的第120條、第129條、第131條、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第八章第一附件等款項，廢除了德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取消了中國須向德國支付的辛丑賠款，要求德國歸還在庚子戰爭中掠走的天文儀器，歸還山東以外的租界地，賠償一戰期間給中國造成的人力、物力損失。如果中國拒絕簽署協約國共同對德《凡爾賽和約》，那麼中、德在法律上仍將被視為處於戰爭狀態，中德兩國需要依照國際慣例另立新約，而中國對於與德國直接訂約到底能否獲得《凡爾賽和約》中規定的權益並無把握。
2、對日關係：儘管《凡爾賽和約》草案將德國原在山東所取得的權利無條件轉讓給日本，但英、法、美三國最高會議讓日本聲明嗣後由中日兩國另行磋商，由中國收回政治權利，這一點比較中日1915年訂立的《民四條約》以及1918年訂立的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還是有所修正。即便中國拒絕接受山東條款，中日之間的既成事實並不會因此發生變更。在中國政府認為自己沒有能力使日軍撤出山東，直接收回以前德國在山東取得的各項權利的情況下，日本不但可以單方面依據《凡爾賽和約》繼續享受它在山東已經實際取得的權利，而且還可以借口中國不接受巴黎和會最高會議的決定，推翻它在最高會議上所作的各種承諾，那樣，中國將有可能連收回政治權利的希望也落空。
3、對英、法、美關係：英、法、美畢竟在遠東與日本存在著利益衝突，中國收回山東主權只有藉助英、法、美對日本的牽制才有實現的可能。既然日本已在英、法、美三國最高會議上發表了將山東政治權利交給中國的聲明，而且英國外交大臣復函中國時又留下了文字證據，因此中國簽署《凡爾賽和約》后，倘若日本食言，不履行最高會議決定，英、法、美三國也不可能坐視不管。但如果中國拒絕承認上述三國在和會上作出的決定，以後再要求三國出面干預，它們就有可能因為與中國感情不洽而找種種理由袖手旁觀。
4、與國聯的關係：《凡爾賽和約》的第一部分就是《國際聯盟盟約》。如果中國不接受《凡爾賽和約》，那中國加入國際聯盟就不能以《凡爾賽和約》作為法律依據，中國成為國聯成員的機會就要大為減少。倘若中國不能加入國聯，中國的外交就要陷於孤立，國聯給予成員國的各項權益，中國就沒有資格享有，中國的國際形象也必將受到損害。
5、輿論未必起到實質性的作用。雖然國內輿論和國際輿論都對山東問題的處理表示不滿，但是輿論不一定能主導國際局勢，國際事務的最終解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取決於國家實力。
6、國際社會的外交壓力。[23]
北洋政府接受了陸的意見，傾向於簽署《凡爾賽和約》。
巴黎和會期間，列寧在莫斯科主持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成立大會，宣布要在世界各國都建立共產黨。俄共從35國選定的54名建立共產黨聯絡人參加了大會。俄共在其制定的《第三國際組織法》中規定：「此新國際勞動者聯合會之成立，所以組織各國無產者之共同行動，其目的則在推翻資本主義，設立無產階級專政，並組織國際的蘇維埃共和國，以掃除階級而實現社會主義，此為共產社會之第一步」（第一條），「凡屬於共產國際之黨，應名曰某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之一部。（第二條）」[24] 俄共在《新共產黨宣言》說：「現在我們國際共產黨就是要推翻以前的秩序，實行新社會黨的新秩序。我們謹盼各國男女，同會於現在得遇第一次勝利的共產黨旗下」。會後，共產國際派代表分赴各國建立共產黨。其中，共產國際派遠東局東方民族部委員納烏姆•格里戈里耶維奇•布爾特曼（Hюма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уртма）從哈爾濱來到天津，與李大釗一起策劃了中國的反帝運動，並商討了在中國建立共產國際支部事宜。1919年來華的蘇俄軍官繆勒爾回憶說：「早在我到達以前，布爾曼特已經與天津和北京高等院校的進步學生建立了廣泛的聯繫，也與李大釗教授建立了密切的個人關係。」蘇共沒有安排李大釗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成立大會。這一方面是因為，蘇共已經在中國率先發動了所謂反帝運動，派李大釗領導著運動；另一方面是因為，蘇共要淡化中國反帝運動背後的蘇俄操縱色彩。
與布爾特曼密謀后，李大釗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五一節May Day雜感》一文。李大釗在5月1日發表該文並非偶然。這一天是共產黨始祖——光照幫的成立紀念日。光照幫將這一天規定為行動日子。根據這一幫規，剛剛成立的共產國際決定5月1日在中國「直接行動」，啟動中國「反帝運動」。兩天後，巴黎和會上英、法、美三國最高會議認可日本接收德國原在山東權利的消息傳到國內。李大釗和布爾特曼指揮北京的學生組織在5月3日晚召開了開展反帝運動的會議，否決了多數學生的和平舉行示威、守法遊行的主張，要求採取暴力行動，操縱學生們制定了暴力毆打或殺害外交官的計劃，安排骨幹準備了汽油、火柴等放火的工具；收集了負責辦理對日交涉的交通總長曹汝霖（簽訂《二十一條》的代表之一）、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等政府文官的照片。[25]
5月4日，北京學生組織按照李、布部署，召集十三所大學三千多學生在天安門舉行了「反帝運動」大會，隨後舉著「保我主權」、「還我青島」、「取消二十一條」、「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標語牌和旗幟，先赴使館區，向英、法請願，然後按計劃奔向曹汝霖私宅趙家樓，砸開門窗，將曹家砸爛，再放火將中西合璧三大院五十多間房的趙家樓焚毀，將正在曹家的外交官章宗祥拖出來磚砸圍毆至渾身是血，傷數十處。警方遵行政府「文明對待學生」的命令，取下刺刀，退出槍彈，對學生們打砸燒暴行保持克制，只是將其中三十多名學生逮捕。
5月5日，李大釗指揮學生組織在北京各高校開始了罷課。北大學生遊行總指揮傅斯年、學生領袖羅家倫、段錫朋等人反對暴行，宣布退出學生運動。傅斯年直指北大學生行徑如拳匪，建議將北京大學遷到上海去；首創「五四運動」說法的羅家倫後來反省說：五四運動是一次失敗的運動，「罷課、三番五次的請願、一回兩回的遊街，都是無聊的舉動，學生的優點固然是一律表現出來，但是弱點也一律暴露出來了！」罷課運動中，胡適勸學生複課說：「單用罷課作武器是最不經濟的方法，是下下策。屢用不已，是學生運動破產的表現。罷課于敵人無損，于自己卻有大損失。」5月6日，大總統徐世昌在各界「支持學生愛國行動」的輿論壓力下下令釋放被捕學生。被捕學生在爆竹、軍樂和歡呼聲中返回校園，成了英雄。民國政府再退一步，派代表到北大向被捕的學生道歉，但頒令禁止學生干政，聲明政府不可能按學生的要求處理外交。
五四運動中，李大釗的北大圖書館主任室是全國示威運動的指揮中心，各地學生代表穿梭來此接受指令。李大釗向遍布全國各大城市學生、工人團體南北發出指令，要求將運動擴大，派黃日葵、許德珩到天津、濟南、南京、上海等地聯合學生運動；派鄧中夏先到長沙再到上海。[26] 在李的指揮下，北京的學生罷課請願運動持續，全國各地學生罷課聲援北京學生，聽命于李的各地學生代表在市民中散布「日本人在水中下毒」謠言，發動仇日罷工罷市運動。在李的指揮下，學生們以反帝名義對二關門的商家實施打砸搶，逼迫手段包括將紙包大便扔到尚未關門的店鋪內。商人為了自保被迫加入罷市。5月18日，李大釗發表了《秘密外交和強盜世界》一文，指政府賣國，號召推翻軍閥統治，「我們的目標是要改造強盜世界，不認秘密外交，實行民族自決」。[27] 5月21日，北京大學等高校的學生2000餘人遊行到總統府請願，要求廢除與日本的軍事協定。6月3日，李大釗指揮北京學生散發了自己撰寫的《北京市民宣言》傳單。這一完全沒有徵求北京民意的宣言威脅政府說，若不「從市民之希望」，工農群眾「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鼓動之下，示威請願升級，北京城陷入混亂，政府逮捕了數百鬧事學生以維持秩序。李大釗的指揮部不僅指揮著北京的學生運動，還指揮著上海、天津、杭州、武漢、九江、濟南、蕪湖等地的工人罷工和各界聲援北京學生的示威遊行。各地政府驚呼「二次義和團已經發生」。
6月8日，北京政府在全國示威運動的壓力下釋放了所有被捕學生。6月10日，大總統徐世昌下令將被學生指為賣國賊的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撤職，自己也向參、眾兩院提出辭職。參、眾兩院議長登門將徐的辭呈退回。段祺瑞也親至徐宅挽留，各地報刊挽留徐世昌的電文鋪天蓋地，因為各界清楚，徐大總統在內外應對中無可指摘。徐世昌接受各界挽留，同意留任。6月13日，政府總理錢也提出辭職。
6月28日，陸征祥從巴黎發回電文，其中寫道：
（1）「大總統鈞鑒：和約簽字，我國對於山東問題，自5月26日正式通知大會，依據5月6日祥在會中所宣言維持保留去后，迭向各方竭力進行，迭經電呈在案。此事我國節節退讓，最初主張注入約內，不允，改附約后，又不允；改在約外，又不允；改為另用聲明不用保留字樣，又不允；不得已改為臨時分函，聲明不能因簽字而有妨將來之提請重議云云。豈知直至今午時，完全被拒。此事於我國領土完全及前途安危，關係至巨。祥等所以始終不敢放鬆者，固欲使此問題留一線生機，亦免使所提他項希望條件生不祥影響。不料大會專斷至此，竟不稍顧我國纖微體面，曷勝憤慨。弱國交涉，始爭終讓，幾成慣例。此次若再隱忍簽字，我國前途將更無外交之可言。內省既覺不安，即征諸外人論調，亦群謂中國決無可以輕於簽字之理，詳審商榷，不得已當時不往簽字；當即備函通知會長，聲明保存我政府對於德約最後決定之權等語，姑留餘地。竊惟祥等猥以菲材，謬膺重任，來歐半載，事與願違，內疚神明，外慚清議。自此以往，利害得失，尚難逆睹，要皆由祥等之奉職無狀，致貽我政府主座及全國之憂。乞即明令開去祥外交總長委員長及廷、鈞、組等差缺，一併交付懲戒，並一面迅即另簡大員，籌辦對於德、奧和約補救事宜，不勝待罪之至。祥、廷、鈞、組。二十八日。
（2）分送唐少川、朱桂莘兩議和代表鑒，並請轉全國務團體、各報館鑒：吾國對於德約僅爭保留山東三條，乃直至今日，窮盡方法，卒歸無效。祥等因此次和會當謀世界永久和平，論是非不論強弱，故不畏強御，提此主張。不幸事勢中變，難遂所期；然吾國仍不能遷就，致成自殺。祥等已拒絕簽字。惟外勢迫切如此，吾國若再長此鷸蚌相持，則亡將無日，此不絕如縷之國命，今即懸諸上海會議。當此創巨痛深之下，謹痛哭陳詞，一致呼籲，務求雙方犧牲，從速解決一切糾紛，而一以維持國本為前提，庶幾種種問題無難立決。全國一致對外，卧薪嘗膽以救危亡，否則國將不存，爭於何有?臨電愴痛，諸希明察。陸征祥、王正廷、顧維鈞、施肇基、魏宸組、胡維德、孔祥柯、許宗漢、郭秉文、徐謙、汪兆銘等。儉(二十八日)。印。」[28]
北京政府同意了陸總長的意見，授權陸部長相機處理。中國代表團決定拒絕簽署在巴黎訂立包括山東問題在內的對德和約（凡爾賽條約）。7月22日，李大釗指揮學生聯合會宣布停止學潮，歷時兩個多月的五四運動結束。
五四運動結束后，北京的報刊掀起了一場關於遊行示威、火燒趙家樓、暴打章宗祥事件涉及的法律和道德問題的辯論。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和各界輿論袒護學生侵入私宅、砸燒住房、打人致傷的暴行，稱學生行動出於愛國，政府和法律應該服從愛國的口號，只有極少數知識分子反對暴行。其中，北大講師梁漱溟指出：「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我們縱然是愛國急公的行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於他。……絕不能說我們所作的都對，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在事實上講，試問這幾年來那一件不是藉著國民意思四個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鬧到今天這個地步？我願意學生事件付法庭辦理，願意檢廳去提起公訴，學生去遵判服罪。」[30] 他預見到，打著目標正確的旗號隨意施暴將帶來災難。然而，梁漱溟等人法治呼聲和胡適希望學生回到學校，作一點一滴改良的呼聲被激進革命口號和愛國口號淹沒。
按共產國際的要求，李大釗在《新青年》雜誌推出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連續推出鼓吹蘇俄革命、「布爾什維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系列文章。針對李大釗鼓吹外來主義為解決中國問題靈丹妙藥的宣傳，胡適撰文回應，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反對李鼓吹在中國推行蘇俄的共產主義寫道：「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 8月，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抨擊胡適的和平漸進的改良主張，稱問題與主義密切不可分，解決中國的問題須靠馬克思主義，必須進行階級鬥爭，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不能搞階級調和。李大釗、陳獨秀的暴力革命與階級鬥爭的宣傳贏得了大多數學生的擁護，「新文化運動」 就此煙消雲散。學聯停止學潮后，李大釗又領導了一場維持半年之久的宣傳共產革命和蘇俄的熱潮，為學生暴行，為「平民征服政府」叫好。
胡適只知道五四運動鬧出了亂子，但不可能知道五四運動的來龍去脈。直到二十一世紀人們才知道，五四運動不是中國國民自主的運動，而是蘇俄操縱的運動，五四運動的訴求不是民主，而是暴力，它是蘇俄操縱中國走向的首秀。「五四運動總司令」李大釗在運動一年多前就開始接受蘇俄的指示和金錢。五四運動期間，俄共（布）在鄂木斯科秘密舉行第二次西伯利亞代表會議，成立了旨在「建立和加強同東方及美國共產主義組織的聯繫」，即對東方各國進行滲透和尋找代理人秘密特務組織——俄共（布）西伯利亞區委情報宣傳局和專門負責向中國等東方俄國輸出革命的共產國際東方局。在威爾遜總統致力建立扼制共產革命蔓延的國際聯盟時，列寧針鋒相對，制定了建立共產國際，開展世界革命和世界反帝運動的戰略。執行列寧的戰略部署，共產國代表布爾特曼到天津與李大釗密謀了開展全國性反帝運動的計劃，然後二人一起在北京號令全國，發動和領導了五四運動。運動中，李大釗、陳獨秀以全體北京市民的名義發表《北京市民宣言》，要求解散政府，由市民掌權；呼籲民眾非得「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鼓吹 「直接行動」加「犧牲精神」，「對於社會國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動，加以制裁，不訴諸法律，不利用特殊勢力，不依賴代表。因為法律是強權的護持，特殊勢力是民權的仇敵，代議員是欺騙者，決不能代表公眾的意見。」[29] 這兩位全國運動的總司令一面代表著恐怖主義，鼓動學生放火甚至殺人，顛覆政府，一面也代表蘇俄引入中國的反帝運動，他們散布的民族自決說法和「日人置毒」謠言的策劃來自蘇俄，全國各地鋪天蓋地的市民團體通電，聲明的背後也是蘇俄金錢的推動。毛澤東後來稱李大釗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其實，李並非總司令，而是蘇俄的傳令兵。五四運動的幕後總司令是共產國際，是列寧。參与指揮五四運動的不光有布爾特曼，還有運動期間在中國活動的柏烈偉（鮑立維、布魯威、百祿威）、伊萬諾夫（伊文、伊法爾）、波波夫、阿格遼夫、波塔波夫、荷荷諾夫金（霍樂勤）、阿加廖夫（在上海活動，聯絡李漢俊、呂運亨（1885－1947）辦俄中雙語《勞動》雜誌）、繆勒爾（蘇俄軍官，1919年初來華）等等二十多位共產國際間諜、特務活動於中國各地，收買各階層精英，為在中國成立共產党進行著準備，[31] 是他們在幕後操縱著五四運動，將運動從一夥北京學生的示威擴大為全國性的罷課、罷工、罷市，推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將矛頭指向威爾遜總統倡議成立的國際聯盟。蘇俄操縱的五四運動的真正目標並非中國的山東主權，而是向中國輸出革命和開展世界反帝運動。李大釗在五四運動中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不是學術研究組織，而是蘇俄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籌備組織。五四運動后不久，蘇俄派員到中國建立中國共產黨，五四運動骨幹們基本全體變身為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骨幹。
與同盟會靠日本金錢成事、布爾什維克黨靠德國金錢成事一樣，李大釗、布爾特曼因有蘇俄的金錢而建立起能夠號令全國的輿論網路和組織網路，能在全國眾多城市發動起全國性運動。運動中，李大釗派學生骨幹去各地聯絡青幫組織舉行罷工，其中包括派張國燾等人赴上海聯絡青幫領袖李鳳池，發動了「六三同盟罷工」。[32] 五四運動后，蘇俄加大力度向中國投入革命經費，使宣傳革命期刊在一年中猛增至四百多種。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上海的《星期評論》、《建設》、《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北京的《少年中國》、《曙光》、《新社會》，天津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報》、《覺悟》，湖南的《湘江評論》，成都的《星期日》，武漢的《武漢星期評論》，浙江的《浙江新潮》等。一年中，蘇俄資助的社團如雨後春筍，遍布全中國，數量猛增至近四百個。其中著名的有：北京的「少年中國學會」、「國民雜誌社」、「新潮社」、「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工讀互助團」，湖南的「新民學會」、「文化書社」、「俄羅斯研究會」，湖北的「互助社」、「利群書社」、「共存社」，廣東的「新學生社」，天津的「覺悟社」等。中共後來稱五四運動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起點。這些說法沒有錯。五四運動是蘇俄東方反帝戰略的一部分，即李大釗所說的「人類解放運動之一部分也」，它的意義是蘇俄向中國輸送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它標誌一個重要的分界。從日本人1897年決定扶植孫中山開始到一戰結束，日本的影響力主導著中國的走向；五四運動是蘇俄主導中國走向時代的開始。
蘇俄屬性之外，五四運動還具有暴民屬性。從巴黎和會到五四運動，北京政府在弱國外交中盡了全力，無可指摘。當時，中國政府在簽不簽和約的問題上處於兩難困境。外交總長陸征祥所指出，和約中德國放棄辛丑條約所得權利，交還天津、漢口租界等項條款對中國有利，倘不簽字，中國既無力收回日據山東租界，又不能加入國際聯盟，影響到中國的國際地位，且將來就山東問題與日本直接交涉時反可能招致日本進一步的侵略，對中國更不利；拒簽和約雖能顯示中國走向自主外交，照顧國人情緒，但無助收回山東權益。胡適指出：五四學生運動並沒有幫助中國取得什麼外交成果，中國代表團拒簽《凡爾賽和約》無助改變中國的屈辱地位。參加五四運動的學生們應當明白，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屈辱地位是國家長期貧弱內亂，外強顛覆中國政府所致，並非北洋政府及其外交對策所致。但是，青年們很容易接受反帝運動口號的煽動，不由分說給政府扣上賣國的帽子，又打又燒。這是深植國人心中的暴民傾向發揮著作用。學生們的暴行無助於收回山東權益，與愛國無關，與當年的拳匪無異。從義和團運動到五四運動，國人樹立了打外交官、殺外交官以表現愛國的傳統。反對暴行，在暴行後退出運動的傅斯年、羅家綸等人不代表五四精神。李大釗及毆打外交官、放火燒民宅的學生們才代表著五四精神。五四精神是共產革命精神和中國暴民精神的混合，說到底它們是一回事。
與五四精神相對立是北洋時代的精神和北洋政府。在北洋時代，不存在政治權力的壟斷，不同勢力自由競爭，民眾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人們可以大胆地否定偶像、批判傳統，魯迅可以將國家形容為「黑暗的鐵屋子」，青年毛澤東可以鼓吹分裂說：「既然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時期內完全無望，那麼最好的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二十二個行省參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個國」。[33] 在那個時代，政府寬容到了極點，學生放火，打人後獲釋，政府還派人到學校道歉，依學生的要求懲辦被指為賣國的官員。北洋時代精神就是自由與寬容的精神。這一精神的代表是批評學生暴行的胡適、傅斯年、羅家綸和梁漱溟等知識分子。他們主張理性地看待政府外交，和平地提出主張，反對暴行。北洋政府在五四運動中的代表著寬容和理性，在五四運動后的十年中代表著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努力，代表著中國對蘇俄帝國主義的抗爭。
在五四運動一周年時，胡適、蔣夢麟在聯名發表的《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一文中寫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子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胡適和蔣夢麟提醒學生，最不可少的精神之一是在團體生活中，要「容納反對黨的意見。現在學生會議的會場上，對於不肯迎合群眾心理的言論，往往有許多威壓的表示，這是暴民專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義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見，都可自由發表。」針對五四運動中的激進行動，胡適提醒青年們：對社會制度的思考，要以世界現代文明的成就為參照系，以批判的態度深刻地進行民族自省。他主張學生們應注重切切實實，一步一步的改革，不應動不動就要推倒一切，他反對煽動學生以罷課的形式去參与政治。對於新文化運動夥伴轉向指揮暴行，胡適後來在致陳獨秀的信中表達憂慮說：「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儘管《凡爾賽和約》讓中國受到屈辱，但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取得的外交成就不容忽視。通過參加和會，中國簽署了對奧合約、對匈牙利合約、對保加利亞和約，作為戰勝國簽署了國際航空專約，使中國與其他國家具有同樣的領空權，隨後還加入了國聯，代表顧維鈞成為國聯憲章委員會十五委員之一，代表王寵惠成為國際法院法官。與十九年前清廷對全世界宣戰舉動相比，中國在外交上的進步不可謂不大。
在前往巴黎參加和會的路上，美國總統威爾遜說，美國是在和會上唯一沒有利益的國家，美國沒有重新瓜分殖民地的要求。威氏此言是事實。美國對其它國家，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長期出面維護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在動員中國參戰時，美國國務卿藍辛和駐華公使芮恩施曾多次發表談話宣傳參戰「將有助於保證中國政治的和領土的完整」，美、英、法等國駐華公都曾表示參戰後將改變中國國際地位。這使得國人對和會抱有極大期望。和會同意日本接收德國在山東的勢力範圍的消息傳到國內，引發了抗議運動，視美國為救星的中國知識分子紛紛轉而響應蘇俄「反帝國主義」號召，結果，威爾遜總統不惜代價建立國聯的舉措未能扼制共產主義蔓延，反而助推了蘇俄向中國輸入共產革命。威爾遜對英、日妥協的決定受到國內共和黨人的猛烈批評，曾向中國承諾參戰有助於收回山東權益的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憤而辭職，參議院否決了威爾遜主持達成的，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日本的《凡爾賽和約》。威爾遜總統對日妥協的政策成了美國民主黨人在次年大選中失敗的重要原因。
宣傳五四運動的史家們稱帝國主義在和會上瓜分中國領土主權並非事實。美國沒有背棄動員中國參戰時的承諾。新總統哈定上台後宣布美國不參加前任威爾遜總統倡議成立的國際聯盟，也不加入《凡爾賽和約》體系，並倡議在華盛頓召開有美、英、日、法、意、中、荷、比和葡萄牙等九國舉行遠東太平洋問題的會議，其中一項要求是糾正美國在中國山東問題上違反承諾對日本妥協的錯誤。為阻止將山東問題納入華盛頓會議的議題，日本向中國提出略作讓步的《青島節略九條》（《山東善後處置大綱》），要求與中國直接交涉。北京政府拒絕與日本直接交涉，要求華盛頓會議主持公道，幫助中國收回山東主權。1921年11月，美國在華盛頓召開了九國會議（太平洋會議），在會上向日本施壓，迫日本與中國簽署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將膠州灣原德國租借地和膠濟鐵路交還中國，日本軍隊撤出山東，幫助中國收回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對於這一中國外交史上的大事，中國代表顧維鈞指出：「在任何外交談判中都不會百分之百地如願以償，這次與日本談判，中國所獲已超過了百分之五十」。事實證明，莫理循在大戰之初向中國政府提出的參戰有利提高中國的際地位、有利收回德國在山東權益的建議正確，美國國務卿藍辛和駐華公使芮恩施關於參戰有助於維護國領土完整的談話也沒有錯。
李大釗為首的俄黨宣稱五四精神是反帝愛國精神。反帝說是蘇俄編造出來欺騙中國人的說法。它聲稱，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是中國災難的原因。革命要打倒以美英為代表帝國主義。事實上，中國最大的領土主權威脅來自俄國。若無美國提出的「門戶開放」照會，滿蒙、華北早已被俄國吞併。在美國召開華盛頓會議致力幫助中國收回山東主權的同時，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遠東勞工大會）。參加會議的中國代表中共代表張國燾、國民黨代表張秋白、社會黨代表江亢虎、工會及無政府黨代表黃凌霜及中國各界代表，莫斯科東方大學的瞿秋白、劉少奇、彭述之、王藎美等30多人，以及日本（片山潛）、韓國（金奎植）、印度（魯易）、蒙古、爪哇等國代表。大會迴避美國為中國收回山東的主權作出的巨大貢獻，迴避蘇俄霸佔中東鐵路地區拒不交還中國的事實，要求東方各國服從莫斯科指揮，開展所謂反帝運動。共產國際書記季諾維也夫在報告中提出了中共與「非無產階級之革命黨」聯合以對抗帝國主義者，批評中國和朝鮮把美國當成亞洲解放者是錯誤傾向，要求亞洲各國成為反帝，即反對英美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的先鋒。在大會召開之時，蘇俄外長齊切林（C．V．Chicherin）通知英美法日等國，要求華盛頓會議不得討論滿洲中東鐵路問題，表達了蘇俄繼承沙俄在華權益，要求霸佔滿蒙的立場。參加華盛頓會議的政府代表們清楚，蘇俄已超過日本成為中國領土主權的最大威脅。而參加遠東勞工會議的代表們則接受蘇俄的革命經費，聽從蘇俄的指揮，開展矛頭針對幫助中國收回山東權益的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所謂反帝運動。列寧提出反帝說時，蘇維埃政權尚在生存危機中，還沒有機會繼承沙俄的在華權益。到了華盛頓會議時，蘇俄在政權鞏固，勢力達到遠東后立即繼承沙俄的對華野心，給中國帶來了最大的帝國主義壓迫。歷史證明，不僅蘇俄幕後操縱的所謂五四運動不是真正為了中國的利益，其後幾十年的反帝運動全都不是為了中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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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中被撤職的曹汝霖後來回憶道：「國人既懷恨日本，遂益遷怒於親日之人。甚至張冠李戴，謂《二十一條》由我簽字；其後巴黎和會失敗，亦歸咎於我；於是群起而攻，掀起五四風潮，指我為賣國賊，大有不共戴天之概。然而事實經過，何嘗如此！清夜捫心，俯仰無愧。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惡性宣傳，儼如鐵案，甚矣，積非成是之可懼也！」[34] 曹先生所說的「三人成虎，世不加察，惡性宣傳，儼如鐵案」不僅是五四運動的特點，也是此後百年革命宣傳和革命黨史書的特點。革命黨史書中的革命運動、愛國運動基本都如五四運動一樣，以愛國口號煽動國人顛覆政府，製造暴行，運動背後都是外國勢力的金錢、軍火操控。從義和團燒教堂、燒翰林院，五四運動燒趙家樓，到農會的燒殺，到紅衛兵燒殺，一脈相承。五四運動九十周年時，一群前北大學生髮起了重走五四之路的活動，要求「繼承和發揚五四精神」，顯示中國的暴民土壤深厚，火燒趙家樓，歐打外交官那樣的暴行還會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