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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囚徒的夢想》第十章、第二次禁閉，十五天
過年，正月初二就開工
回到分監區以後，徐斌的那幫犯人開始孤立我，包括我所在的8倉，一些需要追隨徐斌求取考核成績的犯人也不理我，空氣相當冷澀。廖新華偶爾趁沒人時朝我努努嘴，悄悄說上一句半句的，還不時瞅瞅四周，擔心被人看見聽見，我理解他的難處——一方面要與「監控」對象搞好關係，一方面又不能得罪車間「大佬」。有一天收工后，韋福芝將我叫到他管的圖書室，問我為什麼不告，我說了自己的理由——等書稿寄回后再告，韋福芝說：「你一定要告，管事犯打人，幹部也打人，無法無天！有什麼怕的，你連共產黨都敢反對，難道還怕他幾個大蓋帽？你告的話我一定配合。」我很感激老韋的熱心與支持，但仍覺得書稿重於「挨打」，我仍決定先緩一緩，待書稿抄完寄回后再設法來告。
時任指導員的鍾東出差回來后，我將這件事的原委說與他，希望能討到點公道來。但鍾東只是勸我息事寧人，忍了這口氣，他認為既然分監區長已做了處理，他便沒有可能更改。同時又用一個獄警們慣用的套話告誡我——世上沒有絕對的公平，監獄里也一樣，要學會適應。
一周后，我將書稿要了回來，繼續謄抄。天氣日益寒冷，我已顧不得手腳的感覺，一心想要快些抄出來，寄它出去了，我一身輕鬆，屆時受不了「拖班」，想「抗改」也無牽挂。沒想到，韶關居然令我手腳生出了凍瘡來，實在是又出乎了我的料想。身上的皮膚病，包括疥瘡和膿瘡，從新收一直糾纏到現在，虧得用了硫磺香皂洗澡，居然在生出凍瘡之前全都好了。這樣一邊干苦工，一邊抄寫，由於時間很少，每天只能抄3千多字，一直抄到春節前才完工。
大哥又寄來了200元錢，是補濟我過年的。想到沒有父親的兩個侄兒，我怎麼安心花這錢？我回信給大哥要他千萬別再寄錢給我，我坐牢本身對家人就已是罪過了，還花家裡這麼多錢，於心何忍？我想，依家鄉的物價，200元錢是可以為兩個侄兒各買一件棉衣的。
監獄里過年是很凄涼的，放了三天假，正月初二就看見有別的分監區開工，六·一是初三開始帶部分犯人出去開工。伙食是相當差的，即使是有雞有魚，也同樣是被稀釋在青菜葉和青菜桿當中，比較顯眼的只有骨頭，我渴望吃到的肥肉依然是沒有的。供應站供應大量的乾果、水果、炒菜等食品，其中炒菜有燒鴨、燒雞、燒魚、雞蛋等，但價錢太貴，窮犯依然是不敢問津的。有錢的犯人好過一些，天天有肉有飲料有水果調劑，只是尷尬了與之相鄰的窮犯們，窮犯們在別人大吃大喝時只好躲到大廳里打牌、下棋、看報看書看電視。監獄里也給了「三無人員」一點慰問，可30多名「三無犯」（無匯款、無通信、無接見）才15斤爛蘋果和爛桔子，這也叫「禮輕仁義重」吧。
這批6萬條彩燈完成後，分監區並沒有賺錢，大量包裝整齊的貨被碼放在庫房裡，客戶既不付款也不來提貨。本來彩燈加工費極低，一個犯人拚命干一天也掙不到10塊錢，干這個項目絕不是長久之計，於是六·一分監區開始向服裝加工轉產。因為女犯正逐步向廣州新女監搬遷，一批她們留下來的衣車轉到了六·一分監區。六·二分監區從事服裝加工大約有六七年歷史了，這時又從他們那裡抽調了50多名犯人，過來幫帶「兄弟單位」。可是後來才知道，除幾個車工技術較為熟練的犯人外，其餘全是六·二不想要的犯人——比如幹活不積極、抗改的、技術差又不肯學的、刑期短而沒有上進心的等等。監舍這時因為人員增加到了250多人，住不下，於是和六·二分監區對調。新的監舍位於醫院附近，有三層，但樓道和大廳更小，在大廳吃飯時人擠人，哄哄嚷嚷，一不小心就被撞了碗或筷子，實在是很敗胃口。會踩衣車的部分犯人已開始做從六·二接過來的一批簡單的服裝活，不會的則集中起來學踩衣車。我也被安排去學踩衣車，但是因為視力的原因，很難踩到那麼精巧，所以進步很慢，學了一兩星期，只學會了車鞋墊和短褲。
韋福芝不肯替管教畫畫，宣傳組長被撤掉
此時，韋福芝也不幸地加入了我們的行列。他是在元月份得罪了祝君華，當時祝君華要他幫六·二分監區畫幅畫，韋福芝因對那個分監區的宣傳組長有看法，不肯相幫，祝大怒，電擊他，韋仍不願畫，祝便宣布撤去他的宣傳組長職務，命他當天即去車間開工，隨新犯一起學踩衣車，同時，取消了韋參評當年「改造積極分子」的資格。53歲的老人坐在寒風裡學踩衣車，任何人看了都不是滋味，我勸老韋是不是設法調個監區，老韋很硬氣，堅持說他還行，還能學。實際上他已是老花眼，踩出來的針腳和手工縫成的差不多粗糙。一天老韋收工時，監督崗有意去抄他的衣服，查出一包香煙，立時被扣了2分，這意味著老韋下次減刑將至少推遲一個季度，而且在新的一年裡無法獲得「積極分子」獎勵。實際上，犯人帶煙在這裏已是公開的秘密，監督崗偏偏抄他，顯然是在「巧妙」配合獄警，有意「搞死」韋福芝。韋福芝過去曾寫信控告過獄警，並因此吃過虧，現在他又開始了控告。但韋福芝這次控告有受劉順輝慫恿的成分。老韋曾告訴我，劉對他講，告倒了祝君華，或者搞臭他、搞走他，自己肯定可以升任個副分監區長，那時一定讓韋福芝「官複原職」。老韋雖對那個「原職」無甚興趣，但出於對祝的暴行的怨恨，答應了劉，向不同單位寄出了投訴信。然而，事後劉並非如他所說的那樣給予老韋任何「配合」，在老韋非常坎坷辛酸的余刑生活里，他亦未給予任何幫助，即使是他數月後因為原副分監區長調廣州而頂缺升任副分監區長，對老韋仍是冰冷如故。
小說抄完后，我去找分監區領導，請求寄回家裡保存。兩天後，分監區的獄警告訴我說，此事請示了教育科，教育科認為不能寄，只能自己保管，出獄后自己帶回去。我不甘心，又找了一些相關的獄警，仍是說不能寄。我花了這麼長時間來修改、趕抄，看來都是白忙了。過了一段時間，心中漸漸放下了這件煩惱事，並寫信告訴了大哥。回頭再一想，也好，不必再為此事求監獄了，放開手來過監獄的日子吧，受不了的就反抗，也不必再夾著尾巴苟且了。我於是與韋福芝相商，向監獄長、省監管局寫了投訴信，投訴事務犯和獄警打人的事。在給省局的信中還投訴這裏嚴重的超時勞動問題、不給犯人發雨衣的問題、伙食太差的問題、《廣東監獄報》強制訂閱的問題、「三無」犯人缺乏關懷問題及考核中的營私舞弊問題。數月過去，我和老韋的投訴信全都如泥牛入海，毫無迴音。這時我才想起來，難怪祝君華毫無顧忌地大笑：「你告啊，我還怕你不告呢！」提供給犯人用以維權的管道根本不通或者說根本就不存在，我該如何維護自己那可憐的權益？
拒絕星期天開工，被三支電警棍電擊
車間又接了一批手工活，綉排珠。我們連續幹了一個多周，不但每天拖班，而且依然沒有星期天。2002年底，分管生產的劉副監獄長曾在大會上宣讀了一份省局的文件，聲稱將要實行6天8小時工作制和工資制，但至今仍無任何動靜。有人傳言說，劉副監獄長擅自當眾宣讀了這份文件后被鄒監獄長批評了，所以這個檔在鄒監獄長的地盤上就成了一張廢紙。其實《監獄法》當中早就有這樣的規定，頒布已近十年，依然還高懸在空中，至今仍只能落實在這些高懸于空中的檔里，我不知道共產黨的人大每年搞出那麼多部法律有何實際意義，檔泛濫的結果，只會將政府的公信喪失殆盡。但也有例外，《監獄法》中關於「監獄人民警察」部分的有利規定被他們充分地實施了，從工資福利到裝備及生活設施他們倒是超前地予以「依法」了。可是，同樣一部法律，關於犯人的權利部分，每當有犯人依章進行申求時，他們總是反問：「什麼不說說你的義務呢？」他們總是以無限制的義務要求來塞住囚犯們的「權利之口」。
我想，我也忍受了這麼久了，現在又無書稿的牽挂，應該是表達對他們這些非人行徑的抗議的時候了。我向獄警申明應該給我們星期天的休息，並且應該實施真正的8小時工作制。回答我的申請的是周學門，是管生產的副分監區長，他只有簡單的一句話：「多想想你的義務，休息權呢，《監獄法》有規定——我們有權自行調整。」《監獄法》上是說了，監獄可根據生產情況對作息進行季節性調整，但我們這裡是沒有季節的，一年四季都是超時勞動，都是沒有星期天，周學門的話純粹是在糊弄人。幾天後祝君華在點名時講到了勞動時間問題，他說：「每天扣除你們在車間吃飯、上廁所、喝水，以及出收工路上的時間、整隊報數的時間，哪裡有10個小時，頂多8個小時。」這是多麼無賴的說法，喝水、上廁所的時間都要扣除，而且按他的計算，一天上三次廁所要扣去30分鐘，那麼呼吸的時間要不要扣除？
近日監獄似乎有了鬆動，星期天不開工，但必須進行隊列操練。連續兩個星期天，車間停電，所有犯人就在道路上列隊操練。有人說是監獄用拉閘停電的方式強制實行「星期天不開工」制度，有的傳言是供電局停的電。反正都不太清楚，但我不相信鄒監獄長會捨得讓犯人休息。
3月23日，又是一個星期天，正好也是美軍向伊拉克開戰的第三天。這一天我們依然被要求去開工，我不想再忍下去，集合鈴響後，我坐在倉里沒有下去，監倉同時還有幾十個加夜班的也在休息。過了二十幾分鐘，一樓門崗上來叫我，說是幹部找我。我去了以後，獄警問我為何不開工，我向他說明了理由——「今天是星期天，根據《監獄法》我有權休息。」獄警強令我去開工，我堅持不開工。這兩個獄警是值夜班的，到8:00他們就可以下班回家了，見雙方僵持不下，他們又命我先回監倉。我知道他們的意思——自己馬上要下班了，把我交給白班的獄警來收拾。
8:00時分，我再次被叫到值班室，夜班的一個獄警還在，他叫曾慶文，馬上要隨老婆調廣州了（他老婆是女監獄警），或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感覺他並不是很想管這件事。他問我到底開不開工，我向他講了我們忍受的超時勞動的苦，講了拒絕開工的合法理由。末了，他說：「沒辦法，你要不開工的話，他們車間的幹部就要過來了，你沒好果子吃的。」果然，話音剛落，風風火火衝進來幾個手持電警棍的人，是陸文偉、溫軍輝和方玉成，陸剛接了周學門的副分監區長之職（周也隨老婆調到了廣州），正是需要表現的時刻。陸往椅子上一坐，用電警棍指著我大聲喝問：「開不開工？說！」我不理他，陸指使手下泡茶，「先喝口茶再說」，然後翹起了二郎腿。喝了幾口茶后，陸將值班室的門一關，他要正式辦公了——首先是將我銬起來，然後再踢掉我的鞋，命我跪下，我不跪，他照我腿彎踹了一腳，我腿一屈，坐在了地上。這時陸、溫和方三人將三支電警棍抵在我的脖子上放電，「嗞嗞」的電火花在我脖子上燒起來，不時又爆出「嗶嗶剝剝」的聲響。我疼得上身直抖，但仍不改口，陸等又將電警棍移到我耳朵、臉和下巴等處繼續燒。我這才明白陸踢掉我的鞋的目的——使我的雙腳接地，以便達到更好的電擊效果。如此看來，陸是個老手，過去我就聽老韋講過，說分監區獄警里陸文偉和余榮存最變態，愛打人，並說陸文偉特別厭惡有文化的犯人，老韋說他曾親眼看見陸用肘猛擊一個大學生犯人，並把那犯人打倒在地。但一般情況下看不到陸文偉打人，因為他打人時總是將值班室的門關起來。
吊銬40分鐘，被再次送往禁閉倉
三支電警棍在我脖子上燒了十幾分鐘，見我仍不改口，陸撤了電警棍。曾慶文要我將鞋穿上，穿上鞋后我站在原地，陸一腳又將我踢得蹲在地上。隨後他打開門，叫了兩個犯人將我押到門外的拖拉機上。這拖拉機是分監區車間使用的，他們三人正是乘它過來的。拖拉機將我載到了車間辦公室，祝君華當班，他一臉怒氣站在門口，盯住我但不發言。陸文偉把我拉到車間鐵門處，命門崗將我吊銬起來。我雙手向後被吊在了鐵門的柵欄上，頭只能朝下低著。一會兒，手臂被扭痛得麻了起來，手腕也被鐵銬硌得麻木了。
大約過了40多分鐘，祝君華命人將我解下來，說獄政科蔡科長要找我談話。進到值班室后，一位神態頗斯文的中年獄警坐在茶几后，他溫和地命我坐在小凳上，然後向我問話，祝君華等一干人則退避到了屋外。我向蔡科長說明了嚴重超時勞動給犯人造成的痛苦，以及這種情況的不合理性，要求給予6天8小時工作制。蔡的回答仍是標準的官方態度：「這個問題，我們在逐步努力，但什麼事都得有個過程，你要給我們時間哪。」我說《監獄法》已經給了你們9年時間，難道還不夠嗎？蔡無言。末了他又從個人利害角度勸我還是開工，別對抗，對抗的話，會給個人帶來不利，他並且說：「按監規，不開工肯定是要禁閉的，你們分監區報到我這裏來，我一看，你這已經是第二次了，所以想來找你談一談，希望能把你教育挽救回來。」我依然堅持自己的態度，表示寧願禁閉也不開工。蔡科長沉吟了片刻，將煙頭放在煙灰缸里研滅，然後說：「既然你是這樣的想法，那我也沒有辦法了。」言罷，他起身離去。
獄警們將蔡科長隆重歡送出車間大院，然後由陸文偉、余漢平二人送我去禁閉。我背銬著手走在前面，陸、餘二人則在身後大談昨夜麻將戰的戰況。我提醒得先回監倉拿被子，陸不耐煩地吼道：「走你的，不用你管。」於是，徑直向新收監區走去。進入院門時，遇到了一個正往出走的獄警，說這犯人怎麼又來了，陸文偉答道：「他來這兒也好。」言下之意，少了這個犯上作亂的，他好繼續超時拖班。
絕食求見駐監檢察官，白費口舌
這次好像是關在14倉，情況與上次完全一樣。當班的是羅海軍，李國領要收眼鏡，我說那是全塑膠的，不礙事的，羅接過去彈了彈，確認是塑膠眼鏡后又還給了我。當天下午，丘地仗從車間來禁閉倉換班，他打開14號倉門大叫：「哈，李煥明，你怎麼又來了！」不過，這次他卻並不與我多談，但幫我拿了一支「皮炎平」藥膏。
我不知道現在的檢察院駐監檢察室是否比過去有了進步，或許依然是個擺設，或許能夠有一丁點的作用。我想來嘗試投訴一下看看，哪怕僅有一丁點的作用也好啊。於是我向羅海軍要求會見檢察官，羅海軍根本就不屑一顧，只是搪塞我：「知道啦。」然後掛門而去。我想，或許得有所施壓才會見效，我開始拒絕進食。第一天的午飯和晚飯沒有吃，次日的早餐還是沒有吃，丘地仗卻從巷口傳來了怪話：「想拿絕食來嚇人哪，我見的多了，隨他的便，餓死白死！」但羅海軍由於是「領導」，意識到問題似乎有點嚴重，便馬上打電話給獄政科（我在倉里能聽到）。
中午時分，獄警將我提出，我看見蔡科長和另一位獄警陪著兩位著便服的人。蔡科長說：「李煥明，你要見檢察官，我們請來了，有什麼事可以跟他們談，但是不要無中生有。」我進到值班室里，那兩人坐在窗邊的椅子上，另一位白白胖胖的獄警自我介紹說也是獄政科的，但介紹完后卻並不離去，就坐在一旁「監聽」。一位「便衣」首先介紹說自己是黃岡區檢察院駐監檢察室主任，他們負責粵北三所監獄，很忙，之所以今天能抽空來，是聽說我在這裏絕食。他問了我幾句籍貫、罪名、文化等一些基本情況，然後告訴我說他是80年代初的大學生，並說那時全國一年才錄取20萬，不像你們90年代，言下之意無不在炫耀他與我之間的學歷差距（他是本科，我是專科），他還告訴我，他們院里現在都是本科生滿地走了，我明白他的潛台詞——你個大專生算什麼，還在這裏狂？我向來是不在乎學歷的，可我們這個國度卻又十分地在乎學歷，以至於我經常在這方面被輕視。記得入監時羅海軍曾問我是什麼學歷，我說是大專，但未畢業，他便糾正我說：「哦，那隻能說是大專文化，還不能叫大專學歷啊。」
擺完了譜，檢察官才攤開一個本子，問我有什麼問題，可以向他們直說。我將早已想好的9個方面的問題作了反映，內容與我向省局投訴的信上寫的完全一樣，主要是以下幾個：管事犯和員警打人問題；超時勞動及無星期天問題；三無人員困難問題；伙食問題；雨衣問題；《廣東監獄報》強行訂閱問題；考核不公正及舞弊問題等。奇怪的是，我每談到一個問題，這位檢察官都要作一番辯護，而不是耐心地聽我投訴。我覺得他簡直就是監獄的辯護律師，只是不知監獄付了他多少律師費。按理，駐監檢察室的職責是監督法律執行情況並維護被監管人的權益，可他的姿態卻是完全站在監獄一方，為監獄說話，像深圳監獄見過的那位一樣，似乎覺得自己「駐監」了，那也就是監獄的人了。我們何時才能有香港監獄那樣的「太平紳士」啊？何時才能有專門的人員和機構，來維護這群完全處在弱勢地位的人的正當權益呢？沒有，在這個國度，一旦人們的名字被冠以「罪犯」，他們的權益便會遭到理所當然的故意忽略與踐踏。
檢察官說他每月都要去伙房看帳目的，伙食很好哇，大魚大肉的，還有什麼意見？我怒而未發，說：「帳是可以做出來的，一本給你看，一本他自己用。前幾年有國外團體來參觀，他們不是臨時借來一批雞鴨掛在伙房裡給人家看嗎？參觀團走了這些雞鴨又物歸原主，難道你不知道？如果要真正了解這裏的伙食好壞，只有親自吃了才清楚，只有去生產監區調查犯人才會知道，你去伙房看是根本看不到真相的，你打開菜桶，好像全是油和肉，其實那只是浮在表面的半寸厚的一層，下面則全是草一樣的菜莖菜葉。而且即便是有一點細肉條條，那肉條條上也滿是豬毛，叫人如何下咽？」
檢察官楞了片刻，然後又繼續尋找理由為伙食問題和其他問題辯護。我覺得，既然他是從監獄方出發來做我的思想工作，那麼我也沒有必要再和他徒費口舌。
後面他再說什麼，我只是直視著他遊離不定的雙目，不再答辯。可是，他說著說著我又忍不住了。他說：「這個韶關和深圳條件不同，省局發給犯人同樣的生活費，韶關這裏離城市遠，價格貴，所以吃得可能要艱苦一些，你們要理解國家的難處。」我糾正他：「根據《監獄法》和獄務公開制度，對罪犯的伙食供給是以實物量為標準，而不是以貨幣量為標準，你說的與實際並不相符。」檢察官又楞住了，半晌，他說，「你這些問題我們都記下了，回頭我們去作個調查，完了再答覆你。」我知道他的「調查」肯定是鬼話，駐監檢察官一般都是常年吃了監獄的好處，對監獄的問題是能包就包、能護就護的，實在頂不住了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想，這次會談看來他們還是沒什麼長進，還是不太懂得什麼叫「檢察官」。只好說了聲客氣的「謝謝」來告別兩位便衣，之所以說「謝謝」，是因為我畢竟打擾了他們1個小時的時間，使他們在「百閑」之中「工作」了1個小時。
檢察官的調查結論：星期天開工屬於合理調整
禁閉的第4天，李國領收被子時問我：「你認識陶爵生嗎？有一個姓陶的，也是反革命啊！」我一時沒反應過來，隨口說：「不認識。」等他走後，我想了半晌才明白，肯定是陶君，應該是上訴后維持原判，現在送上來了。這一天正好是丘地仗的班，我便喊報告將他叫來，告訴他新收來的一個叫陶君的犯人，是我在外時的朋友，請他幫個忙，允我與陶見個面。丘圓滑地答道——「看機會吧。」
送飯的老頭告訴我說，他叫黎高朝。和他一起送飯的是一個高大的啞巴，每天派飯時，推著飯車哇哇地叫，可能是出於對食物的興奮吧。黎高朝讓啞巴趁收飯盒時塞了個條子給我，條子上歪歪扭扭寫著：難友你好命，有隊長關照，好吃好睡。我苦笑了笑，把條子揉成一個紙蛋，丟到了下水道里。下午老黎送飯時，我找他借紙和筆，他偷偷遞給了我一本書，居然是《時尚》雜誌，真沒料到，禁閉倉里還有這樣的東西。雜誌里夾了一支用書紙捲成的圓珠筆，我撕下雜誌里留白較多的一個白邊，給陶君寫了一個短條，簡單告訴了一下我的情況，我知道他再有一年就出去了，順便在短條里祝他平安如意。接下來是如何傳條，幾天都過去了，丘果然食言。我便想通過李國領遞這個條，但李國領拒絕了。
禁閉第7天的下午，兩位檢察官又來了，將我控訴的問題逐一作答：「首先你提到的打人的情況，我們調查了，員警沒有超越必要的界限，沒有給你造成身體傷害。犯人打人的事經調查沒有證據支持。至於你說三個員警電擊你，那是使用法定械具，並且也沒有造成你任何傷害。
你反映超時勞動的問題，我們也調查了，主要是由於分監區根生產情況作了一些靈活調整，並不是不給休息，這種調整也是符合法律規定的。而且，平均下來，一天的勞動時間扣除你們各種工間耽誤，基本還是在8小時，有時略有超出，但我們做人也不能太斤斤計較了嘛！至於星期天，他們是有時調整在了節日放假或沒貨做時的停工休息里了。關於你建議的補休制度嘛，我們會向有關部門反映反映。
伙食問題呢，我們專門又去伙房了，你反映的帶毛豬問題，這個我們會向他們講講。至於你說菜里吃不出肉味兒的問題，這個有點為難，什麼叫『肉味兒』，你要吃到多少才叫有『肉味兒』？這個味兒啊，那是個人感覺，什麼是標準，有待研究。至於你建議試行『幹部試餐』制度，有創意，可讓幹部試吃囚餐，恐有難度。
……
最後呢，我想談一點對你個人的建議，希望對你有幫助。我也是讀書人出身的，理解你的一些書生意氣，但我認為你首先還是應該學會適應環境。這個監獄有上萬的犯人，為什麼別人能過得去，偏就你過不去？恐怕在投訴之前得先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正如你在要求權利之前也要想想自己的義務一樣，你連當月勞動任務都完不成，一天產值才3塊錢，養活自己都成問題，又何談權利？是不是超前了些、奢侈了些？」
總之，他陰陽怪氣地總結了一番，又批評教育了一番。尤其令人反感的是，他對我提出的「肉味」問題著意進行了一番曲解、譏諷與調侃。至於他說到我產值低的問題，那責任不在我，監獄以超低價格接單，犯人只有通過超長時間的勞動才能勉強向任務線靠近。據傳言，是因為不少獄警收取了客戶賄賂，幫客戶惡意壓低加工價格，以至於既損害了監獄利益，又極大增加了犯人的勞動負擔。
第8天時，劉順輝來提訊過一次，要我認錯。總共談了大約有半個小時，見我不肯認錯，他便又走了，臨走時說：「你再反省反省吧，如果反悔了，寫個悔過書，讓這裏的幹警傳給我。」但我一直沒有寫。
第10天時，有一批新犯進來搞衛生，我從玻璃觀察孔向外看，發現其中一人居然是劉小虎，是在深圳看守所210倉時的同倉，那時他和崔世明一起吃飯，是崔世明的得力打手。我小聲向他打招呼，並將紙條從玻璃縫伸出去搖晃，希望引起他的注意。劉小虎顯然發現了我，但他只是憨厚而緊張地沖我笑了笑，沒敢過來。
10來天沒洗澡，身上特別粘乎，我於是忍住寒冷，脫光衣服，就著那個低矮的水龍頭把全身擦洗了一遍。這間倉的牆壁上也是刻滿了壁畫，木門板上也刻有字，看年月居然有』82年的。正面牆上刻了一幅裸女圖，旁邊的題詞是：老兄，寂寞時請對著她自慰。顯然是前任倉主的「性文化遺產」。
改變想法，決定離開禁閉倉
在倉里的時間，我常常會想到民運的問題，像我現在這樣，於民運有何價值與意義呢？在2010年刑滿前，我還能為民運做些什麼呢？除了坐牢和坐禁閉，似乎什麼價值和作用也不會有。我整天在倉里走來走去，冥思苦想，嘗試找出一種有效的方式方法來做成民運。軍事政變倒是可以迅速達成推進目的，可是我根本不可能去走這條路，一來還有長刑在身，二來自己出身卑微，如何能夠攀結得到高層軍官，並說服他們？而且以軍事政變贏得的民主必定會像瓷瓶一樣脆弱，誰能保證後代軍官們不會如法炮製，「變」出一個穆沙拉夫式的軍政府？思前想後，我覺得還是只有大規模民眾運動產生出來的成果才最為鞏固，而且只有這種和平運動的方式才是中國民運最可靠、最可能的途徑。
我覺得大量民運人士長年寄身海外，於民運而言是一種資源浪費，要達成我們的目標，還得勇敢地回到國內來，勇敢地去北京靜坐、請願、宣講，勇敢地去監獄里坐牢。在現今國際環境中，因為和平民運而坐牢必將反過來造成對當局的國際壓力，也必能對民眾產生鼓動作用，于內于外均有助於推動民運。這樣的話，坐牢的人越多，所形成的反推動力便越大，最終將使當局無法承載，而不得不向民運力量妥協、讓步，從而可能達成最終的共和結局。我覺得，我國的民運需要一批志願者回國來鼓動、請願和坐牢。如果坐牢達到一定的年數就可以換得民主，那麼有心於此公益的國人就當勇敢地來面對這個「劫數」，好比是公益募捐一樣，我們來把這個「數」捐足。
我想，這些想法如果能寫成呼籲書，投給海外的民運同仁們，或許是有些價值的。但此時，我面臨一個抉擇：是認錯還是不認錯，是出去還是不出去？禁閉期限是7-15天，雖然他們肯定不會受這個規定的限制，但到了這個期限他們一般會來提訊一下的。那麼，下次他們再來，我該持什麼態度？不認錯的話將會一直在這裏關下去，但是認錯出去了又怎麼樣呢？分監區的超時勞動不會改變，我肯定還會反抗，肯定還會再回禁閉倉，即使不再反抗，受那無休止的勞役之苦與這禁閉之苦又有多大區別呢？我實在沒有認錯的必要。我想，既然韶關監獄就是這樣一個情況，出不出去都一樣，我索性就不認錯了，不出去了，就在這禁閉倉坐下去吧。但是如果這麼乾的話，就有可能幾個月後被調大西北，那也好啊，或許那邊兒干農活不像這裏時間那麼長；但也有可能一直坐到出監，也就是2010年9月1日，那可是7年啊。7年的禁閉，我承受得住嗎？關鍵是肉體能不能頂得住？會不會致殘致死在這個惡劣的環境里？但是，我又的確不甘心屈服於他們。明知他們是違反人道和違反人權的，卻要向他們認錯，我很難做得到。可是，假如肉體與意志都能頂得住，在這裏坐下去，一直坐到7年後出監，那又怎麼樣呢？難道能指望採用這種悲苦的方式觸動這些冷血的獄警，促使他們良心發現而改變他們的做法——結束超時勞役，解除對我的禁閉？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假如依自己的性格，選擇在這裏坐下去、對抗下去，是否可以將這種個人的對抗變得更有價值、更有意義些呢？
我想，何不在監獄里開展對專制當局的靜坐請願？一個人的靜坐請願、為期7年的靜坐請願？這樣做，他們肯定會將我關進禁閉倉，那麼，也就是等於在禁閉倉里開展對當局的靜坐請願，並且直到出監。這樣做，對當局肯定很難產生觸動，但，我的想法是——以自己在監獄里的靜坐請願和堅持，來呼喚和感召海外民運同仁回國開展民運，將民運引向國內，從而帶來實質性的推動。退一步說，即便達不到這樣的效果，也至少可以讓同仁們看到依然有民運活動在國內堅持存在，哪怕僅僅是形式上的堅持和存在，從而給他們以精神和信心的鼓舞。那麼，這樣做的話，在獄內靜坐請願的同時，還必需向海外傳出呼籲書，讓同仁們聽到自己的呼聲，明知自己的意圖。
對這個想法思考和推敲了好幾天，我覺得這樣做遠遠好過在禁閉倉里無謂地蹲下去，起碼有不少的積極意義。最終，我決定這麼做，但是，如何把呼籲書傳遞出去？我想，能幫到我的應該只有韋福芝了，他還有1年多即可出獄，最關鍵的是——他支持民運，支持我，而且他還有一些海外親友，他曾打算出獄後去海外謀生。
這麼決定以後，我打算他們下次來提訊時，態度先軟一下，先爭取出去，將想法告訴老韋，並寫成呼籲書和請願書，最好再寫一份致國際人權組織的控告信，控告中共監獄里的反人權反人道行徑。在禁閉倉里，我甚至把夾帶書信的方法都想好了——或夾在衣領里，或夾在鞋墊里，或夾在大支毛筆桿里，或縫在鞋底里，等等。
女監遷去廣州，我們搬到女犯車間開工
果如所料，第14天的下午，劉順輝和余榮存來禁閉巷提訊我，首先是問我認不認錯，我承認自己是方式有些過激，給幹部造成了一些麻煩。劉又問我星期天開不開工，我說：「那沒有辦法，還是開吧。」余榮存插嘴問：「那你還會不會再搞事？」我說：「我按《監獄法》來過自己的監獄生活。」余怒道：「那你的意思是我們幹部違法了？」我說：「那是你自己講的，我沒這麼講。」余又尖聲叫道：「你要求的8小時我們差不多已經實現啦，現在下午開工是1:30了，還他媽不滿意？」我驚問：「有午休了？」余又尖叫：「你別想得美，只是因為車間沒有場地開飯，中午才回監舍吃飯，活都干不出來還想午休！」
劉見我態度變軟，問我寫不寫保證書，說寫了保證書就帶我回去，否則就一直關在這裏，我答應說回去再寫。但劉當天並未提我回去，他說要先回分監區彙報一下。次日下午，兩名獄警來將我提回了 六·一。
那天劉順輝值監倉班，他命門崗犯人抄我的身，不料想，居然從上衣兜里抄出那個未及遞給陶君的紙條。劉一看有「戲」，似乎是立功的機會來了，馬上仔細拷問我，我只說是看守所熟人，沒別的。劉不甘心，又打電話詢問了新收監區，證實確是一名投牢新犯才罷休，但還不十分放心，又派一個叫藍學堅的新獄警將我的床頭櫃抄了一遍，把信件、筆記本、判決書、起訴書等都收了去，其中包括我大哥的來信、女友阿輝的來信，以及前不久寫的散文《韶關的冬天》。這些東西此後就再也沒有還給我，我曾索要過，劉推說偵察科收去了，存在我的檔案里，不會丟失的。幸好小說稿是放在行李架上，他們沒有抄。生活物品基本都還在，只是丟了牙刷，這隻牙刷從深圳監獄到現在共陪伴了我9個月。
因為女犯已遷走了大部分，她們的車間大樓全部退了出來，交由男犯監區開工使用。剩下的少量女犯則集中在漿紗車間對面的平房裡開工，一天到晚埋頭織毛衣、做服裝、做彩燈（出收工經過這個車間時看到的），或許是天生膽小服管，她們幹活相當地勤懇老實，頭也不抬，也不說閑話，難怪張濱說女犯其實比男犯還辛苦。六·一分監區使用的是大樓第五層及第六層的一半。車間里已排滿了衣車，一部分犯人已在實際生產，另一部分新手則還在學習踩車。站在視窗可以望到對面女犯監舍樓，男犯們常趁獄警不注意，趴在那裡看女犯，有的女犯比較大胆，做出各種手勢與表情逗弄翹首渴望的男犯們，不時惹得兩邊樓上都嘻嘻哈哈。
回到分監區的頭幾天里，我一邊思索如何寫作呼籲書、請願書和控告信，一邊試驗如何夾帶才最為穩妥。這幾天里，我被安排和新犯一起學踩車，剛開始學踩車無非是找些廢布頭踩紋路，偶爾會裁些布料做鞋墊、袖套等。通過對比，我發現做雙層鞋墊是個好辦法，可將5-6頁正反面寫滿小字的白紙夾進去，縫合后是看不出來的，若平時不穿，出監那天再穿是完全可以滿足需要的。
但或許是出了禁閉倉環境變化的緣故，也或許是現在重又處在了艱辛勞役的犯人中間的緣故，我對自己原來的想法居然有了變化。我懷疑這種在監獄里的個人靜坐請願是否能起到效果？最關鍵的是——僅僅只是一個人，會否在國人和同仁的眼裡被視為滑稽之舉而適得其反？一個人的靜坐請願，並且是封閉在監獄里，同仁們又看不到這種舉動，他們信嗎？僅僅憑一紙呼籲書就能將別人呼籲回來開展民運？如果不信，又如何能起到呼喚與感召作用？而且，他們會認同我的那些見解嗎？我並不了解他們現在的做法與想法，在未經溝通的情況下，最終若毫無反應的話，豈不是一廂情願的白費心力，甚至是個笑話？而且，呼籲書一定能傳到他們眼前嗎？這其中，我顧慮最多的問題是——一個人在監獄里的靜坐請願能不能得到國人與同仁的認同？總之，現在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與在禁閉倉時有了很多的不同。
而與此同時，面對這些長年掙扎在無邊的強制勞役與超時勞役苦海中的囚犯們，包括我自己，我想，或許為囚犯休息權而抗爭會更有現實意義，也會更有可能取得實質性觸動和推進。這裏的群體性侵權行為大量存在，天天存在，自己也受害於其中，我無法對此視而不見。在這裏，民主權高懸在太空，離我們十分遙遠，人權則是國境線以外的事情，頂多它只是一個在紙面上出現過的舶來詞，我們一直苦求的是「囚權」。然而，即使是卑微的「囚權」，它居然也是如此地求之不得。
收工路上見到政治犯陶君，僅說兩三句話
我看過《青年文摘》上有一篇文章，講述歐盟豬農的苦惱——歐盟要求所有豬農都必須為豬購買玩具，以滿足天生愛玩兒的豬的「快樂權」。這條法令讓許多豬農苦不堪言，然而歐盟官員仍樂此不疲地到處奔波督促和罰款。聯想到我國，人所受到的關懷還不如歐洲的豬，民生與民權所遭遇的虐待甚至遠勝於歐洲的動物！我不知道一些人權公約為什麼會接納中共政府，而中共政府又是如何騙得這些資格的，我也不知道中共如何向這些組織提交執行公約的報告。每當看到韶關監獄以及中國大地上更多的群體侵權和剝權行為，我都不禁對這些公約感到失望甚至是絕望。聯合國如何監督和促進成員國的人權發展呢？至少就中國而言，半個多世紀以來，它那些令我無比崇敬的有關人權的宣言，連同那些傳播和企圖實踐它的人，全被丟棄在國門之外。
我為什麼要捨近求遠，對近在眼前的侵權不予抗爭而去投入一件很可能是毫無效果的事？而如果能夠為自己、為囚犯們爭得應有的休息權，那也將是一件有實際意義的事情，也是一項有益的民權推動啊。在坐牢的時間里，如果能夠做到這些，我倒是寧願暫時放下幾乎遙不可及的民主權，選擇後者赴為之。
思想里產生了這樣的疑慮和矛盾，我一時無法決定究竟作什麼樣的選擇，對二者我都無法下決心去取捨。這種情況下，我便暫時把下一步的打算放置了起來，在困惑中每天如行屍走肉般隨眾犯一起出收工。此時的勞動時間，並非余榮存所說，扣去中午2小時，晚上開工到9:30或10:30，一樣又補了回來，哪裡是8小時，依然是10小時以上。但是因為沒有決定下一步如何做，我暫時違心地忍耐著。
巧得很，劉小虎居然就下隊在六·一分監區，與他一同下到這個分監區的有十幾名新犯。其中一個叫易初發的江西籍犯人告訴我，他與陶君很熟，在看守所時同倉，又一起上韶關監獄來，他說陶君在監獄登記使用的名字是陶爵生。易初發身高大約剛到1.60米，一張娃娃臉，此後我一直叫他小易。小易告訴我，陶君在新收時聽說我關在禁閉倉，曾想去看我，但未能成功，他目前分在北山中隊，是做假髮。北山中隊過去是在監獄外面的，目前已遷到監內，就在六·一原來的車間里開工。
過了沒幾天，北山中隊的監舍居然調換到了六·一的對面。一天我們收工時，他們也正好收工，所有犯人都蹲在監舍門外排隊進門。我看見了蹲在外側的陶君，叫了他一聲，陶君回頭一看是我，驚訝地問：「現在還好吧？」我們匆匆問答了兩三句，就輪到他進門了，只好罷休。
韋福芝現在已被分去剪線頭，因為是老花眼，他剪得非常慢，我去試了試，我剪完三件他還剪不完一件。我想，要憑勞動的話他是不可能再爬起來了。老韋也坦言，認為自己今後不可能再得到什麼獎勵了，不扣分、不禁閉就不錯了，如果減得到刑，再坐1年，如果減不到刑，再坐2年，大不了坐滿20年。
這個時候，分監區不再強迫我完成任務，只要求我隨隊出工收工，但每天仍要熬到晚上9:30或10:30，星期天依然是沒有的。因為我反抗了，所以他們將我當成特殊犯人對待，也僅僅只是我一個人，其他犯人的任務依然那麼高，那麼難於完成。但我很清楚，一旦我穩定下來，他們依然要給我壓任務的，以前那麼多因抗改而禁閉的犯人都是這麼過來的，除非你繼續反抗，他們就重新禁閉你，直到你徹底屈服，徹底「聽話」，老老實實為他「勞動改造」，為他加班幹活。劉順輝要求的保證書我一直沒有寫，他曾要過，我找借口推脫了。見我回來后這段時間還能默不作聲地隨眾犯開工、加班，星期天出工也未有任何抗議，劉便未再強求。
對抗分監區土規矩，拒絕抄寫「58條」
偶爾我會幫別的犯人幹些活，能減輕他們的任務壓力也會使我感到一絲的安慰。有幾個犯人請我幫寫學習「十六大報告」的體會，雖然接受了但又感到奇怪：我們又不是中共黨員，你中共的黨內檔憑什麼要我們來學習？事實上，此時不僅我們被強迫學習，吃軟飯的「民主黨派」也在貫徹學習。在監舍停留時間太短，沒工夫寫，我乾脆把它帶到了車間來寫。不巧，劉順輝那時指派新來的獄警藍學堅監督我，一看我寫東西就抄走。藍學堅像個學生一樣，一副不怎麼懂的樣子，拿到手后就交給了劉。下午收工時，藍學堅向我傳達了上峰的處理決定：罰抄「58條」兩遍，兩天後交給他。兩天後，藍學堅再次值班，一到車間他就找我要「58條」，我說沒有抄，他問為什麼，我說：「首先前兩天晚上都加班到10:30，回去了一衝完澡就熄燈了，沒時間；其次，無論《監獄法》還是監規紀律都沒有規定這種處罰方式，法律沒有規定的，員警是不可以做的。這件事你只能對我作扣分處理。」小藍楞了楞神，似乎覺得言者有理，便未作答，讓我先回去。次日早晨他叫我去值班室，攤開一本《罪犯考核實施細則》，翻到其中某一頁對我說：「根據這一款，你的行為是開工時間做私活，處扣2分。」顯然他怕我與他「理論」，將文件條款都準備好了，但我未發一言，在扣分單上籤完字就走了。按正常情況來看，扣2分將衝掉半年內的考核成績，損失自然大於罰抄兩遍「58條」，但我已遭禁閉，並隨時可能重返禁閉倉，也就無所謂了。這個新獄警是大學剛畢業的，很單純，不如老獄警們油滑，我還沒見過哪個老獄警簽扣分單時出具文件條款的。我知道他是很想做一個文明的員警的，他的這種願望既代表了中國未來司法者的希望，也是中國司法的現實悲哀，因為要不了多久，他便會被老獄警們強大的傳統所同化掉。
以前完不成任務的或犯了小錯的，通常要罰抄「58條」，現在這個規矩在我這裏卻得不到執行，分監區的「領導」肯定會光火的，好嘛，既然你以「監規紀律里沒有規定這種處罰方式」為由抗拒，那我就給你規定出來嘛。於是，三天後，分監區大廳黑板上貼出一紙「處罰規定」，其中好幾處處罰方式都明文規定為罰抄××遍「58條」。我想，下次如果拒抄，我該尋找什麼理由呢？或許該說：「分監區的規定超越了《監獄法》的授權，應視為無效規定。」的確如此，《監獄法》上沒有的，他們居然常常任意發揮，《監獄法》上有的，他們卻總是找千般理由拒不執行，總是千方百計地追求他們利益的最大化，儘力將犯人們的義務發揮到極致，同時又儘力將犯人們的權益壓縮至最小。
（作者流亡泰國期間，在泰國北碧府桂河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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