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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囚徒的夢想》第七章、骯髒的韶關監獄入監隊
這是我被抓11個月以來最愉快的一天，因為一路的山水風光是雙目渴盼已久的，而且是越往北行駛山色越好，到了韶關地界的翁源縣時，更是層巒迭嶂，碧水青山，我看著那從綠色草木中暴突出來的青黑色巨大石峰，感覺好似回到了秦嶺的世界，激動得左右張望。路過一座最高的山峰時，我向身邊那科長打聽這叫什麼山，那科長一怔，沒料到我會問他一個不合雙方身份的問題，可是出於體面，矜持了許久，終於勉強地吐出幾個字——「我不知道」，然後閉目養神，以防我再度侵犯他的尊嚴，破壞我與他之間的距離和等級。如此秀美的山水，若是我出差，我會樂此不疲，可這些人竟忍心關閉雙目，視而不見，我不禁替這些山水可憐起來。可是聯想到自己，不是和這些山水一樣地可憐嗎？明明是真心期望社會進步，但在這些人的眼裡卻是只配戴著手銬蹲在狗座里的罪犯。
大約4個小時后，到了曲江縣，車在一個路邊食街停了下來，我被持槍武警押下來，往一家餐館走去，一路都是食客們驚訝的目光。餐館的包廂里，我被要求坐在一個角落裡，這樣對武警而言最為安全。吃飯的時候，司機招呼我上來坐，「科長」卻立即感到相當不適，阻止了我，向旁邊的小茶几一指，我明白他是要我趴在茶几上吃飯，不能與他們同桌，以維護這一行五人森然的等級區別。無論是趴桌子還是趴茶几，這一餐都是我被抓以來吃得最好的一頓，起碼有三四種菜和一份湯，儘管菜都是那位熱心司機拿碟子過來撥給我的。桌上的人們因為是「上層社會」，體面最重要，拳頭大的小碗米飯每人僅用了一碗。我因為是階下囚徒，不必顧那體面，所以依腸胃的需求索取，共吃了三小碗米飯，要最後一碗時連服務的小姐也不禁掩口偷笑。
離開曲江縣城，車似乎是行駛在上山的斜坡路上，路上不時能看見穿淺黑色夏裝的監獄員警，不遠的一段路上，居然經過了好幾座監獄。那個司機邊走邊說，「這是北江監獄」、「這是武江監獄」，「加上不遠的樂昌監獄和韶關監獄，這一帶的人可發了監獄的財啦，這麼小的地方就關了四五萬的犯人。」過一會兒，他又讚歎地說：「這裏的監獄員警在當地人眼裡可都是有錢人哪，每個月怎麼也都有兩三千塊，再幫別人辦點事的話，日子過得更滋潤。旁邊的農民還是窮，韶關就是個窮地方。」
幾分鐘后，長長的一堵紅色磚牆出現在眼前，牆上有纖纖繞繞的電線。但是這堵牆歪歪扭扭，殘舊不堪，牆下是污泥亂石、雜草垃圾，根本不像是一座省監。然而，它就是。「科長」一幫人先把車停在監外辦公大樓樓口，武警將我押在車上，其餘幾人去樓里辦手續。
我看見辦公樓右側有一座小山包，山頭是電視差轉檯，山下可能曾經是一個小磚廠，廠房坍塌了一部分，餘下部分里估計也不可能有人，但廠房外卻隨意堆了一大堆煤，將四周的黃土都染黑了，看起來相當凄涼。辦公樓正對面也是一座七八層高的大樓，看窗戶上的裝飾，似乎像小縣城裡的賓館，果然——它一樓拐角處豎有一塊牌子——「韶城接待樓」，估計是專供來訪的同行、視察的領導，或會見的犯屬入住的。
剛進監牆，就看見許多女犯！
手續辦好后，「科長」未再出現，可能是找故舊喝茶敘舊去了，那司機與這裏的一位獄警將我帶進了監獄，持槍武警則在監獄門口下了車。進入了監獄大院后，那位獄警又下車辦什麼事走了，司機這才得空問我犯什麼罪，我說是危害國家安全罪，他又驚問：「間諜嗎？」我說：「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司機聽后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不言語了。獄警跳上車時，我突然發現魚池旁邊居然有幾個穿著斑馬囚服的女人推著手推車在走，司機也吃了一驚。獄警向他解釋：「廣東女子監獄和韶關監獄是合在一起的。」司機說：「那不會出事嗎？」獄警回答：「管理上是分開的，管理女犯的又都是女幹部，能出什麼事？」
這麼說來，算上韶關監獄、武江監獄、北江監獄、樂昌監獄，再加上這個廣東女子監獄，小小的韶關居然有五座監獄。
這座監獄里景象相當破敗，好似被遺棄在深山裡的幾十年前的國營廠礦。道路坑凹不平，兩旁大都是爛磚牆和石棉瓦搭就的陳舊棚房，牆下是臟乎乎的亂草。一些長得毫無節制的野生般的樹下，另有幾座更為陳舊的平房，牆根的泥灰早剝落了，露出了「腐爛」的紅磚，有牆灰的部位全是發霉的灰色，而且牆一點也不平整，有如山村農人們隨手糊成的豬房或茅房的牆。平房周圍的空地除了亂草就是碎石斷瓦，猶如荒郊野嶺的墳地。
車直接駛入了這樣的一個破敗院落。院子里一群犯人圍了上來，將我的行李桶提到一邊去檢查，但還未見到這個監區的獄警。等了大約10多分鐘，走來了一個笑嘻嘻的年輕獄警，全身扎著嚴整的黑色武裝帶，在這炎熱的天氣里，這套裝束除了催汗，大概沒有別的用場。交割完畢，送我進來的那個獄警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改造啊」，我還沒有聽完「啊」字的時候，他人已經鑽到車裡去了。
身扎武裝帶的年輕獄警拿著我的檔案資料，邊看邊笑：「哈哈哈，我還以為來了個什麼領導呢，這麼急的把我催過來。」檢查完物品后，獄警將我的小說稿留下了，說是要看一遍，看完了還給我。然後吩咐老犯將我帶進監倉。
豬圈般骯髒的監倉，廁所里大便橫陳
這裡是韶關監獄的新收監區，也叫五·三分監區（即五監區三分監區），四棟平房呈「十」字型結合在一起，中間交合處就是一個過堂，其中一棟是禁閉巷，一棟住新犯，另兩棟是五·二分監區的，住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殘犯。每一棟平房中間有一個通道，兩邊各分列七八間監倉，每間為一組，約可住十多名犯人。巷道口是鐵柵門，門內一個破舊的小桌子后坐了兩個值班的犯人。值班犯人將我帶到一個監倉，要我先坐在鋪上。
這種監倉我真是聞所未聞，倉內除了一尺多寬僅夠一人通行的過道外，其餘部分全被上下結構的木板鋪佔去了，木板鋪中間部位有一根高高的木柱，柱上釘了幾節楔形的木塊，顯然是做上下梯用的，上下時得雙手抱住柱子踩著木塊才行。發著黴黑的木板鋪上覆蓋著一張張破草席，草席靠牆一頭都放有一張迭成方形的被套，被套向外的一邊有意捏出一點稜角，這便是他們的內務了。外側牆上有一隻窗子，但被床板從中間一分為二，一半供下鋪光明，一半供上鋪光明，結果是上下皆不光明。狹窄過道的盡頭是釘在牆上的發霉的日用品「壁櫃」，裏面擁擠著亂七八糟的牙刷、牙膏、肥皂、水杯，櫃頂倒扣著一摞鐵碗，碗下壓著一大把發黑的木筷。整個監倉長約4.5米，寬約2.5米，如此狹小的空間里居然住了14個人（床上的草席和迭放的被套共計是14套），人均0.8平米。過道上空的牆上釘了一排木條，與過道等長、等寬，算是行李架，放滿了包裹、編織袋和紙箱。過道正面的牆上用紅油漆刷有「58條」改編成的「三字訣」，字跡相當模糊，而且因為泥土牆面的不平及變臟變霉而愈發看不清。「三字訣」上方的牆面裝釘了一隻搖頭風扇，它既要照顧上鋪，又要照顧下鋪，看來分身乏術，很難兼顧。下鋪距地面僅有1尺多高，鋪板下擺了一排舊木凳，木凳后塞滿了「解放鞋」（綠膠鞋）和拖鞋。毛巾就掛在正面牆壁的鐵絲上，擠得滿滿的，並蓋住了「三字訣」的部分經文。總之，整個屋子裡一股霉味，陰暗髒亂，而且不斷有蚊子在角落裡飛舞。
兩排監倉中間的大通道約有2.5米寬，盡頭有一個水龍頭和水槽，可能是洗刷飯碗專用的。通道的盡頭左右各有一間房，左側是儲物室，地面潮濕得幾乎一踩就會出水，裏面亂七八糟的物品夾雜著大股的霉味；右側這間房一半是尿槽屎槽，另一半是沖涼間和大水池，尿槽里有發黃的尿銹，屎槽里是黃屎、黑屎與各種紙團以及尿液的混合物，臭氣熏天。看這樣子，大便就是蹲在尿槽邊沿捂著口鼻進行的，若不小心腳滑或身體重心失調，就有可能一屁股坐進屎堆里去。
過去在漢中坐牢時，監倉是上下鋪鐵架床，中間過道相當寬闊，足有1.5米，而且窗明几淨，通風良好。那裡的廁所是標準建造，專人沖刷，基本沒有臭味。可是這裏，真是出乎意料地差，我真沒料到當今在中國還有這樣的監獄，而且這還是在中國最富裕的廣東省！
終於拿到家信，驚人噩耗：二哥兩月前去世
過了約莫10分鐘，一位中年犯人拿來兩套囚服要我換上，一套是白色的夏裝囚服，一套是深藍色秋季囚服，式樣與深圳監獄相同，但非常陳舊，上面已用碳素墨水寫了別人的名字，其中秋季囚服背後寫的是「劉雪華」三個大字，至今我還在穿。同時這個中年犯人還拿來了幾張表格要我填，表格里夾了一封信，他告訴我：「是丘隊長要我交給你的。」我因此知道了剛才見到的那個身著武裝帶的年輕獄警叫「丘隊長」。
這封信就是在深圳監獄新收監區值班室看到的那封，我大哥李煥龍寫來的，被「科長」他們連同我的檔案一併帶上來並交給了丘隊長的。這封信後來我關禁閉時被獄警查收，至今仍未返還給我，但因反覆讀過許多遍，大多內容已牢記在心，現將我記憶中的主要部分內容誦錄如下——
煥明：
你7月20日來信我於30日收到，你的情況已知悉，有喜有悲，喜的是所判刑期不長，悲的是你因此而錯失青春。
身處獄中，你還惦記著家人，令人感動，至於書稿，你可先寄回來，我再酌處。去年9月，深圳警方曾寄來一份通知，得知你已被捕，當時我數夜未眠，給你寫了一封二十多頁的長信，但後來又發現沒有一句有用的話，於是又燒掉了。這件事我只與你嫂李梅和二姐說過，沒有告訴其他人。
由於你離家太久，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你信中問得迫切，我在這裏將情況簡單告知與你。
我家的情況仍在艱難中緩慢向前推進。由於電視台和有線電視台合併，我仍屬新聞部，但退居二線，目前暫時在總編室。去年大病一場，去西安住院，后因高手搭救，撿回一條命。你大嫂轉讓書店后，開過一個藥店，但未成功，目前在家養病。李婷（大哥女兒）剛剛參加完高考，但成績不好，現正等待第二批錄取結果。
父母年事已高，目前生活尚能自理，但有困難。你的事情，怕他們承受不了打擊，沒有告訴他們。今年春節爹還問起你，我只推說你可能出國打工去了，暫時還沒有消息。現在，也只能是善意地欺騙他們了。
二姐已從醫院提前辦理內退，接手你嫂原來經營的小書店，稍有盈餘；周哥（二姐夫）繼續做裝修生意，基本可支持家用；周鵬（二姐獨子）安師畢業后在吉河小學任教。目前，家庭情況日益見好。
你三姐前段時間經二姐聯繫，在醫院做飯，最近準備接手一個轉讓的餐館，正回家與良明（三姐夫）一起籌錢，雅靜（三姐之女）在上初中，周健（三姐之子）已報名參軍。
你三哥前年與江北村民×××結婚，年初生下一個男孩，總算修得善果。前段時間他參加「三個代表」基層教育活動后，被借調到漢濱區委人事局，但組織關係還在忠義中學。
可悲的是你二哥，他因腦溢血於6月23日死亡，舍下你二嫂和兩個小孩。他們目前已在茨溝定居，但需親友資助。
關於你，我實在不想多說什麼。我不理解，一個從山村走出來的熱血青年，一個大學生，為何於國、於家、於己如此不負責任。這次，我想你會後悔的。希望你吸取教訓，認真反省，讓我們兄弟姐妹早日在陽光下團聚。
（注：以上括弧中文字是我加註的。）
二哥一生吃盡苦頭，去世時年僅36歲
對於大哥的指責，我不想去為自己辯護。這封信我記得最牢的是關於二哥那段，至今想起一個字都不會錯，其中，最難接受的是大哥以平淡的語氣寫出「死亡」兩個字。我捧著這封信發獃了許久，然後爬到上鋪躺下來流眼淚。現在才明白，10多天前就來的信，他們直到現在才交給我的原因；我也終於明白深圳監獄那位獄警，聽我說與二哥最為親近時又將信收回的原因。那時我怎麼會想得到，才36歲的二哥會突然去世！
二哥一生坎坷多難。他讀書時是個相當有天賦的好學生，家裡掛的獎狀數他最多，其中有一幅錦絲做的，母親一直掛到他結婚才撤去。可是他高中畢業時的1984年，高考對鄉村學生來說還是個高不可攀的夢想，又要遠在百里之外的縣城進行，為了節省十幾塊錢的路費，於是未能去考。恰好當時分田到戶，家中極缺勞動力，二哥便回家務農，和離休回家的父親一併扛起了支撐我和三哥上學的重擔。曾經有一段時間，二哥去東鎮鄉信用社做合同信貸員，遺憾的是，一年後轉正考核時，他因酒後誘發頭痛，考試沒能合格，只得繼續回鄉務農。務農期間，二哥曾去天津港做過扛包工，一兩百斤的麻袋一天要成百包地扛，那時天津港的海水都凍結了冰，二嫂不忍心，硬是將二哥逼了回來。後來，二哥還在河北的水泥廠打過一年苦工，因受不了粉塵、肺痛，遂又回到安康跑了一段時間人力車（舊時叫黃包車），拉一次人掙一塊錢。’96年，茨溝區（下轄五個鄉）工商所個體協會主任因不滿待遇太低辭職，大哥打點人事，幫二哥將這個痩缺接了過來。這個職務的實際工作是幫工商所在市場上收繳稅費，並從中提取少量回佣以為報酬。這個活也不容易，得罪人，而且收入低，還相當辛苦，每隔兩天要步行到20裡外的集市去，當天罷市后又要往回趕，回到家，天也就黑了。得知他的死訊后，我非常痛悔，在外時我哪怕幫他買輛自行車，也會有助於減少他的壓力與焦慮，或許不至於發生這樣的突然病變了，而我那時很容易就可以幫到他這一點的。
’99年底，二哥在集市旁邊看中一塊可以轉讓的地皮，實際上也只有二厘（約合13平米），遂決定貸款2萬元買下來，建個二層小樓，既可一家四口住過來，又可將一樓開個門面做點小買賣。從大哥這封信看來，他的確是貸款建了這房子，而且全家也搬了過去。可是，我想，肯定正是這座小樓壞的事，要了二哥的命。因為二哥一旦建了這樓，全家搬來這裏，靠他並不穩定的收入是無法養家糊口的，集市上的店鋪本來早已僧多粥少，開門面做小買賣不一定賺錢，而且還要投入不小的本錢，。休市的時候，二哥仍然得經常回到20多裡外的老家去務莊稼，間或還要照料老家的父母，辛辛苦苦地兩頭兼顧。生存的壓力已經夠大，還得每天面對還貸壓力，要知道，憑二哥的收入他得積蓄10年才夠還2萬元的貸款。2000年初曾聽他講，等樓建好了，他想出去再打兩三年工，爭取把帳還了。他自然也希望能夠得到我的幫助，可是我在最關鍵的時候沒有幫到他，最終他也未能出外打工。我想，應該正是這2萬元貸款壓破了二哥的腦血管，使他極不甘心、棄妻別子地離開人世。
我真的痛悔自己走了這條路。假如早知二哥會有這樣的結局，我肯定會放棄自己當初的反共活動，打工幫二哥還完貸款再說；假如二哥是我在外時去世，我寧願放棄自己的個人理想，也要先把他的兩個孩子撫養長大。可是這些都發生在我入獄后，使我束手無策，只能一次又一次深深地悔痛，一想到那兩個沒有父親的孩子，心如刀絞。我不知二哥是病發后很快去世，還是耗了相當長的痛苦后才去世，我知道腦溢血病發后這兩種可能都有，而假如是后一種情況，我會覺得自己的罪過更深，但大哥的信中並未述及病情。「6月23日」，那時我正在看守所。二哥最無助時我未能幫到，他去世時我未能回家趕喪，如今，他的妻子和孩子最無助時，我仍毫無辦法。從此後，二哥和他的兩個孩子常使我陷入揪心的沉痛之中。而且，很長一段時間我仍無法接受二哥真的去世的事實，總是反覆想：大哥該不是說謊吧？可大哥從不騙人的啊，既然他這麼寫了，那一定是真的啊。然而每次夢中見到二哥，我還與他親親熱熱地說話、吃飯、喝酒，絲毫也沒有他已去世的意識。
這真的是我有生以來遭遇到的最大的痛苦。一瞬間，我更深地理解了人們在失去親人後痛苦悲傷的真實內涵了。我還有父母，他們遲早也要經歷這一天，我突然明白了，關愛親人的重要性，也突然明白了，活著的親人是何等地珍貴，我們多應該在他們活著的時間給他們快樂啊，一旦他們去世，你會痛悔地肝腸寸斷。如今，我真的是悔得腸子都綠了。我還有大哥、三哥，大哥身體一直不好，體弱多病，又不愛活動，我不能再沒有了大哥和三哥。
於是，擦乾眼淚，我立即給大哥寫信，信中並未分辯他的任何指責，最要緊的是請求大哥、三哥注重身體、多加鍛煉，另外就是想知道身邊沒有親人相伴的父母的情況，和失去父親的兩個小侄是否還繼續讀書。
（當時的韶關監獄監獄長宋玉勝。網路照片。）
百余犯人過道里開飯，就蹲在屎尿旁邊吃飯
在這個監倉的下午很快過完，5:30分，所有的新犯都從車間收工回來了，一時間，監倉里、過道里人聲鼎沸、人頭攢動，我坐在監倉里幾乎動不了身。很快，飯也送來了，幾個老犯將白色的大膠桶拖到廁所旁邊分飯、分菜。吃飯是按倉分組的，一個倉圍成一攤，每攤分一小桶飯和一盆菜，然後由值日犯人再用鐵勺分勻到每個人的碗里。每兩個人負責一周的值日，任務包括領飯和分飯、洗飯桶菜盆、為全倉犯人洗碗筷。這裏空間太小，尤其是「洗手間」太小，洗碗筷又必須在這裏進行，人太多就會擠得打架，所以只好規定每倉去一個人為全倉洗碗筷。打完飯菜后，所有人在過道上圍攤蹲著吃，一片咀嚼聲。飯罷，整個過道都是米糰子、菜葉子、湯汁，然後就有一個倉的新犯過來打掃和清洗，清洗時，其他各倉犯人全都歸倉閉門，為搞衛生的人讓出寶貴的空間。過道衛生是一個倉一天輪換清洗的。
吃完飯不久，全部新犯又都被趕出去開工。他們現在的作息是：早上從7:00操練到9:00，然後去車間開工，下午繼續在車間開工，晚上6:30到8:30依然去車間開工，有時延長到9:30或10:30，但到9:30以後的比較少。我是剛來的，按規矩三天不用開工，留倉學習這裏的規矩和背誦「58條」。「58條」我早已會背，但心裏十分反感這個條例，它裏面充滿了「不準」、「不許」、「嚴禁」、「不得」等嚴厲的詞句，如同一張密織的電網，緊罩在犯人的身上，稍有不慎，即會觸電被擊，如果生活完全按它來過，人一定會得精神病而瘋掉。「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也因此，具體執行中，許多獄警明知無法做到，他們一般也不會完全參照那「取法乎上」的苛律，多少會留給犯人一點人性的空間，只是，這要看獄警個人的認識異同，缺乏經驗的或想往上爬的便會執行得嚴酷一些，老練的和陞官無望的便放得稍松一些。
晚上9:00，新犯們收工回來，一部分人忙著搞吃的，如泡麵、找餅乾；一部分人去搶位沖澡；一部分人則搶水洗衣服。洗完的衣服得先集中放在大膠籃里，次日早晨由衛生組的人抬到晒衣場晾曬。沖涼是最麻煩的事，人多水少，只好輪倉去，一次去三個倉的人。睡覺前統一點名，所有新犯必須整齊排坐在過道上，我是最後來的，於是排到了最後，也就是「廁所」的門口，在臭哄哄的空氣里答「到」。這過道即使白天也要亮燈，否則就會黑得像礦井下的坑道，夜晚熄燈后，更是陰慘慘的，不像是人間的景象。
全倉人挨人躺下后，才感到酷熱難奈，風扇的風力幾乎感覺不到，拚命想吸點涼空氣卻不能夠，只好拿舊報紙自己扇，邊扇邊睡。小窗外面是一個廢棄的院子，白天時我看見裏面有髒水灘、斷牆、草叢、朽木材，此時蚊子從那裡出發，集體侵襲過來，咬得人難以安睡，不時有響亮的「啪啪」聲傳來。
見到了看守所挑戰老大的楊常聖，和殺人犯王勇
下午吃飯時，我看見了在深圳看守所時同過倉的幾個犯人，其中有楊常聖，他一見我就訴苦：「唉，來這裏真是倒了八輩子霉，我正想辦法調回東北去，可是錢又不多了，現在一路花下來，只有一千多塊了，哪夠幾個月花呀！」在看守所可以勒索，他便成了大款，在監獄無法勒索，不久他也將成為「貧下中農」。這人還是改不了老毛病，聽他講已與這裏的管事犯發生過好幾次矛盾，幾乎打起來。另外還見到了王勇，在210倉時與我一起關押過幾個月，王勇20多歲，四川人，兩隻眼睛高度近視，幾乎失明，平時傻乎乎的，走到哪裡都受人欺凌，他因為被包工頭欠薪，找包工頭論理卻又被打，氣憤不已拔刀刺死了對方而被判了無期徒刑。王勇在看守所里時不能看電視，因為高懸在牆壁上的電視機超出了他的有效視力範圍，他的唯一娛樂是幫別人踩背，以博得別人的食物賞賜。譚恩德是我在217倉時的同倉，下午遇到他時，他很抱歉地對我說：「我也沒什麼東西給你，幫不到你，不好意思啊。」我了解他的情況，當然不會在乎。譚恩德這年已24歲，他雙腳天生只有一半長，無腳趾，所以都叫他「跛仔」。「跛仔」穿上拖鞋時僅能掛住不到兩寸的腳背，活像三寸金蓮，走路一晃一晃，但他為人卻非常好強，並不服輸，在217倉時無人敢惹他，倉里人說他那斷腳踢人如同鐵鎚。「跛仔」因生活無著，犯搶劫罪被判10年徒刑，雖淪為罪犯，可這小夥子心腸不壞，在倉里時從不欺壓弱小。
楊常聖是7月底送上來的，我若不去深圳監獄，也當與他一同上來。王勇和譚恩德二人則更早一批，他二人已完成新犯教育，分到了老殘隊——即五·二分監區，只是因為五·二分監區監倉不夠，暫時在五·三分監區借了兩個監倉，於是他倆就同住在了這個巷子。
晚上睡覺前，有老犯與我講，這裏曾是建國前的國民黨監獄，先是國民黨在這裏關共產黨政治犯，后又是共產黨在這裏關國民黨戰犯，到現在，則又是刑事犯的天下。難怪這裏的監舍如此陳舊破敗！監倉木門下方都開有一個孔，估計原來是用來遞水遞飯的，現在則被用木板釘住了。聽老犯講，早先時，每個倉關一個人的，現在時代進步了，卻要14個人擠一個倉，「進步」只體現在了關押密度的大幅提升方面。老犯還說，這個監獄，連同女犯共關了1萬多人，是廣東最大的監獄，我心裏卻想，這廣東最大的監獄或許也是中國最差的監獄，指不定還是世界上最差的監獄，因為它的條件根本就是非人的。
賬上只有5塊錢，擦屁股衛生紙只扯30厘米
現在我賬上的錢只有人民幣5元，那還是深圳監獄7月份發的政策性零用錢。廣東（或許全國）的服刑犯人每人每月有5塊錢政策性零用錢，用以供犯人購買日用品，可是一塊香皂3.75元，一袋洗衣粉4.25元，一盒牙膏最便宜的是2.95元，一卷最差的手紙也要0.8元，如何能夠日用？且不說還要買毛巾、鞋襪、郵票、內褲等必需品。從深圳監獄上來時，我只帶了用剩的半塊香皂、大半卷手紙、半瓶牙膏、一條毛巾、一雙拖鞋、一雙白色膠鞋和正穿著的俗稱「解放鞋」的綠膠鞋，這些東西都是深圳監獄入監時發的。我不可能向家人要錢，二哥去世后，家人更為困難，我必須自己設法解決，實在解決不了，大不了做回原始人。於是，我計畫等四個月後，賬上有了20元存底時再買日用品（監獄里規定，犯人購物時，帳本上必須要保有20元存底金額），那麼在四個月內，我必須得靠長途帶來的這點日用品度日。可是毛巾很讓我擔心，因為在深圳監獄時，依其規矩毛巾必須折成四折掛放，整天幹不了，部分地方已開始腐爛，擦背時雙手使勁一大，就能聽見棉線斷裂的聲音，這如何能熬到四個月後？說不定一周后便不能用了。
我開始著意限制日用品用量，一次大便僅扯30厘米左右的手紙，我算了一下，對摺后擦一次合一次，可擦三次，擦三次肯定是可以乾淨的，只要我注意把握分寸，這麼長一段是可以滿足一次使用的；牙膏每次只擠1厘米多的一段，而且一日只刷一次；香皂儘可能不用，每天多衝一次涼水就可以了，洗衣服則只在衣領和褲腰易臟處擦一點香皂，如果衣服不太臟就盡量不用香皂。
遺憾的是，儘管我小心地使用，幾天後毛巾還是不可阻止地破了幾個洞，那是我斜拉著它擦背時扯爛的。兩個大大的破洞意味著它頂多還能洗兩三天，而且還必須是小心翼翼地使用。怎麼辦？我想了老半天，轉身問鄰鋪一個叫李明輝的犯人有沒有毛巾。李明輝是從深圳看守所上來的，江西人，和我還挺聊得來。他說有幾條從深圳看守所帶上來的毛巾，印著「深一看」字樣的，我提出用一雙膠鞋換一條，他不肯要鞋，要將毛巾送我，我還是強把鞋給了他，托口說嫌白膠鞋易臟，本來就不想要的。李明輝覺得有些過意不去，又拿了一塊透明肥皂給我，這種肥皂也是深圳看守所通用的那種。我真是有些喜出望外，這一下，洗衣服便有了可靠的保障，起碼可以支撐一個月吧。
衣服也是個麻煩，只有兩套，如果一套洗了，恰遇天雨不幹，則另一套必須穿兩天三天，此時的天氣，又要操練，一天不洗就有一股汗臭。晚上洗了衣服，全往大籃子里丟，次日收回來，不但皺巴巴的，而且有一股惡臭，穿在身上一運動更是臭味彌散。鞋此時僅剩一雙，而且沒有鞋墊和襪子，腳汗直接浸在鞋底，時間久了，便發黑打滑。過了幾天，鞋實在髒得發臭，終於決定洗了它，先穿著拖鞋將就一兩天。操練時，「教練」李國領還是發現了我穿著拖鞋，我將原因告訴了他，聽人說他是河南人，也是個「貧困階層」的犯人，可能是出於同情心，他讓我先坐一邊歇著，等有了鞋再練。
每日任務：操練、背58條、拉單邊
現在我才知道那位姓丘的隊長叫丘地仗，專管分監區生活衛生。小說稿他拿去看了大約一個多星期，就還給了我。我告訴他我想修改謄抄后寄回家去，他說可以可以。見他待犯人還熱心，便請求他幫點忙——借點信紙和筆芯，他問我需要多少，我算了一下，謄抄一部得10本信紙和15支筆芯。丘隊長向外面院子喊了聲，叫來一個叫黎志文的老犯，要他幫我搞掂這些東西。過了大約10多分鐘，一個頭戴草帽的老犯拿了5本信紙和一支圓珠筆給我，雖然數量不夠有點失望，但有總比沒有好。那個戴草帽的犯人姓葉，次日他告訴我這些東西都是黎志文私人的，要記得還人家，我苦笑著說：「我以為是丘隊長的，原來他又轉嫁到犯人身上。放心，我當然會還的。」
雖然我已在深圳監獄操練過，但「教練」認為：「你來了新收監區那就是新犯，操過也得繼續一起操。」所以，早上隨這批新犯一起操，9:00以後開工。車間其實與監舍只有一牆之隔，是在這個大「十」字結構「古建築」旁邊搭就的棚子，出了「十」字結構的過堂，經過兩棵老樹就到了。棚屋頂上罩的是塑膠篷布，太陽烤在上面，屋裡燥熱異常，懸在屋架上的大吊扇於是一刻不停地高速旋轉。地面上是一排排老舊的台案和木凳，台案上堆著綠色膠頭與燈線，犯人們就坐在這裏「拉單邊」。後來以色列總理沙龍發明了「單邊計畫」，犯人們就把開工改稱為「單邊行動」。
所謂「拉單邊」就是拉彩燈燈線，將兩頭包有小銅片的短燈線插進綠膠頭，然後拉緊，每條為49根短線50個膠頭，總長約5米。此時若在膠頭壓上燈泡就是成品彩燈了，但未壓燈泡之前它叫單邊。拉得快的一天有完成70條的，慢的有40條、50條，我是新學，第一天拉了25條。
犯人全在緊張地作業，兩個獄警坐在旁邊的辦公檯后，專門有兩部風扇供他們納涼。兩獄警聊得非常熱烈，細聽之下，知道是在聊歐洲足球聯賽的賽況，顯然是賭球的熱衷分子。後來了解到，這裏的獄警賭球成風，那兩位當中的一個還是副分監區長，他常掛在口頭的話是：「嗨，賺倆小錢花花。」
車間上方不時傳來鼓樂聲，一陣陣的，時而還夾雜著鋼琴曲。我覺得音樂在這種環境里出現真是太滑稽了，一點都無法感覺到它的美感，十分地不協調，猶如在鄉下的茅坑邊見到一株鮮艷的玫瑰花。我悄聲問李明輝（他比我早來一個多月），他說那是監獄文藝隊的，由各監區擅長吹拉彈唱的犯人抽調來組成的，有男犯也有女犯，他們每天的任務就是練這個，逢年過節，或領導來視察時就上台表演，有時也會出去表演。
「世紀大盜」張子強同案朱玉成，也關在這裏
「教練」李國領因犯搶劫罪被判了15年，聽說他以前還是天安門國旗班的儀仗兵，因為隊列素質好，被抽來這裏訓練新犯。可是他的口令挺奇怪，總是把「向前——看」叫成「向前——K」，令人印象深刻。這個新收監區的管事犯里，唯獨李國領是北方來的窮人，其餘的都是廣東本地有錢人家，比如「積委會」主任廖添財，曾是佛岡縣縣長，賬上通常都會有一萬兩萬餘額，而李國領才60多塊錢。有錢犯人也得穿囚服，但是鞋並不統一，這便給他們提供了彰顯身份與財富的微小空間，他們穿高級球鞋、休閑鞋、皮鞋，李國領是事務犯中最寒酸的，他只能穿監獄發給犯人的藍膠鞋，以及自己買的低檔回力鞋。如我通常所見，窮人反比富人更有同情心，見到有困難的，他會多少給予一些幫助，不像其他事務犯那般盛氣凌人，這或許與他經歷過貧困犯人生活有關。操練場地就是我來時停車的那個院子，不到300平米，上百號人排列在那裡操練，著實擁擠不堪。「教練」也深知對犯人的操練並無多大實際意義，於是也並不苛求，大體過得去就行，休息時與眾新犯嘻嘻哈哈，有說有笑。別的事務犯不同了，不是恐嚇便是辱罵，把新犯不當人。比如分菜時，他們先給自己的碗盛，而這個監獄送下去的菜也怪，絞肉機絞碎的稀罕的肉條條全潑在菜的表面，半寸厚的肉條條，下面則是完全的「植物世界」（如菜葉、菜桿、菜根、蘿蔔等），外來參觀的一打開菜桶，「哇，伙食不錯，送下隊的全是肉菜呀！」不禁讚歎。事務犯們剝去了菜桶里的「表像」，留給新犯們的則是菜桶里的「真相」。我常與別人開玩笑說：「我們這些新犯是草食動物，那些事務犯是肉食動物。」李國領則不一定，他有時就與新犯一起吃。當然，李國領也有粗暴的時候。有一天，一個40多歲的內地犯人操練時老不做動作，李國領糾正了多次，他總是不怎麼配合，李國領怒了，一拳將他打翻，並踢了幾腳，那犯人卻只是流淚，並不爭辯。當天晚上，我看見李國領向那犯人道歉，並陪他聊了很長時間，原來那犯人剛接到父親去世的家信。
沒想到，張子強的同案朱玉成竟關在這裏，此人身高體壯，卻並不兇惡，據說他是第六被告，前五位則全槍斃了。聽老犯講，朱玉成投牢第一年是全年關在禁閉倉里的，後來待遇有所鬆動，允許他在禁閉巷裡散散步，如今放了出來，與這幫事務犯混在一起，既不管事，也非新犯，出工時他也同去，但只是在一旁幫幫手。不過，他至今仍是特別管理罪犯，比如一些犯人賬務表格上，別人是用姓名，他則用「1號」代稱，顯得神神秘秘。朱因為有錢，所以購買了大堆的礦泉水、可樂、水果等食物，自己的行李架位放不下，就常去新犯倉找空位放。時常能看見他手持雞腿之類的東西，與一兩個管事犯蹲在「廁所」對面的庫房裡大嚼。這些管事犯都是認錢的主，誰有錢，誰給自己弄吃的，就和誰親。吃新犯也是常有的事，遇著有錢的新犯，他們會想方設法多留一段時間，直到吃得不得不放人時才罷手。有不少犯人在這裏填了購物單，但在貨來之前就分下了隊（貨一般在填單的10多天後才到），於是管事犯們就將這些貨私吞。在這裏負責組織學習的老犯叫沈雲，湖北籍的詐騙犯，相當會見風使舵，兩年後我聽人說，他私吞了下隊新犯幾百條煙，被偵查科查出，關了禁閉，廖添財也因此受累被撤。
「積委會」主任廖添才：曾是佛岡縣長，貪了20萬
廖添財是個典型的中國官人模樣，矮矮胖胖，大腹便便，整天都是一副樂呵呵的神態，總見他在院子里走來走去，也沒什麼具體事務，等於是安這麼個「官兒」讓他在監獄里歇著。有一次組織新犯學習，由他講解「獄務公開制度」，講到監獄時，特彆強調監獄是「國家專政機關」，於是又扯到了「四項基本原則」，順口就問下面的新犯：誰知道什麼是「四項基本原則」？沒人應，他就點到我，要我回答，我說：「是指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廖正了正腔，說：「最後一個不對，是人民民主專政。」他給我糾正這叫「人民民主專政」，一個多麼矛盾和可笑的名詞！有一次，廖給我們講解「58條」真義，忽然扯到人生觀，居然隨口說道：「人生為什麼？我看，不就是為了兩個『巴』嘛，一個是『嘴巴』，一個是『雞巴』。」這就是一位前縣長的人生觀，簡明扼要，精闢務實。兩年後，我到五·一分監區時，遇到一個叫陳暾的犯醫，此人犯貪污罪，原系佛岡郵電系統職工，熟識「廖縣長」，他說自己在外時，太了解這個縣長了，由於他允許發展博彩業，於是佛岡一時間儼然成了廣東的拉斯維加斯，而「廖縣長」則常常上街去遊玩兒，從這家賭場轉到那家賭場，隨他玩兒，所到之處，全都會有意輸給他個萬兒八千的，哄得他十分開心。
「廖縣長」是手持一本小冊子給我們講「獄務公開」的。其實，這個監獄的所謂「獄務公開制度」早就全印在了匾牌上，就掛在每個分監區大廳的牆上，我細看過一遍，它完全是《監獄法》的翻版，僅是頒布單位名稱由「司法部」變成了「韶關監獄」。同樣這款「制度」也掛在監獄的外面，供來訪者閱讀。我想了許久，想不明白這叫什麼「獄務公開制度」。後來日子久了，更加看清那確實只是個掛羊頭賣狗肉的幌子，真實情況它是絕然不會公開的，「公開」給老百姓的全是老百姓不相信的假東西，於是，天長日久，也沒誰對這個「公開」認真了，認真了反倒貽笑大方。其實此時我也沒有相信它是真「公開」，比如講明給囚犯供應食物量那一條就用白條封塗了。我總在想，「獄務公開制度」的重點當是寫明如何保障獄務的「公開」，而不是將獄政管理條款抄下來，去進行管理制度的「公開」，這是沒有用的，也是對社會和國民的欺騙。
「詐騙犯」沈雲，整天教新犯唱革命歌曲
前面提到的沈雲，不但負責辦黑板報，也負責部分「獄務公開」課的講解，本身他就是個詐騙犯，所以他講的課更是沒人信。沈雲另外還負責組織向《立新報》、《廣東監獄報》投稿，以及教新犯唱「革命歌曲」。《立新報》是監獄自辦的四開鉛印小報，裏面全是決心書和悔過書之類的犯人作品，小報也是專門派給犯人看的，雖然版面很小，但其虛假性與欺騙性更有甚於《人民日報》。《廣東監獄報》是省監獄管理局主辦的，向全省監獄發行的小報，它也是四開版面，但由於是彩色膠印，顯得高級一些。《廣東監獄報》與《立新報》內容相似，並且為了吸引犯人投稿，都定有獎勵，《立新報》年發6篇或《廣東監獄報》年發4篇即獎勵一個「優秀通訊員」稱號，減刑時可相應多減2-3個月。我在漢中監獄服刑時，那裡相應辦的是《改造簡報》和《培德報》，情況都差不多，裏面也看不到什麼真東西——幹部騙犯人、犯人騙幹部、犯人騙犯人。
沈雲對徵稿特別積極，不停地向新犯索逼，要他們寫稿，有一個新犯居然一個月寫了17篇，但沒有一篇中的。他也逼我寫，為了書稿的安全我不敢說「不寫」，於是說：「我幫你寫吧。」我前後寫了9篇送給他，要他署上自己的名字，但他最終卻仍記在我的名下，令我感到有些恥辱。後來聽人講，《立新報》的編輯們（也是犯人）就在新收巷的樓上，沈雲靠物質交換，每月基本可以保證有一篇發表的，如果他將我寫給他的稿子署自己名字則會降低他的「發表率」，而記在我名下則可以總體上提高他的組織稿件數量，討得主管獄警的歡心。沈雲是個特別投機的人，每逢分監區長羅海軍值班，他便沖所有新犯大聲警告：「今天可是羅區長的班噢，可要做好來噢！」既有意讓羅海軍聽到，又有意借區長之威施壓新犯。
監獄要求教的歌曲有《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社會主義好》、《歌唱祖國》、《團結就是力量》等等，這些歌都是沈雲年輕時在部隊必修的功課，他很熟練，便自以為是個人才，能寫能唱，一臉的得意。為了表現他「革命才藝」之外還有「生活才藝」，又教犯人們唱《夢駝鈴》、《送別》等幾首二十多年前的電影插曲。巷子里整天響起幾十年前的歌曲，讓人覺得這裏似乎是一塊時代的飛地，時光還駐留于幾十年前，再配上這古老的建築，和人們古怪的服飾，「時代飛地」的感覺更為真實。共產黨的教科書里一再論證是「勞動人民創造了歷史」，可是他們的經典「聖歌」的標題居然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在《東方紅》里更是直接唱道——「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嗨喲，他是人民大救星」——意思再明顯不過，在他們對「人民」的宣傳里，毛澤東是救星，共產黨是救星——是毛澤東創造了歷史，是共產黨創造了歷史！一邊高唱著他們是「人民的大救星」，一邊又在他們的另一首「聖歌」《國際歌》里申明「從來也沒有什麼救世主」！《團結就是力量》也是共產黨的「聖歌」之一，前面曾議論過它的歌詞「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可是它自己現在已成了全球最大的專制政權！矛盾充斥著共產黨所有的文字與語言，如同它制定的法律條文一樣虛實並舉、真假共存，而在它的內政外交行為中，更是矛盾地好像在演搞笑片。老百姓痛恨之餘，別無他法，只好借題發揮，在民間里搞笑搞笑，譬如，有犯人將前述第一首「聖歌」改成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性生活，沒有性生活，叫我怎麼活。」
重新收監的犯人：10萬就可以「保外就醫」出監
過了1個月左右，老殘隊的犯人全清理出去了，新收巷作了大的調整，我也隨之被調了倉。現在這個倉的倉長是黎志文，他原來是幫對面老殘隊搞生活管理，現在則負責五·三分監區宣傳工作，主要是徵集投稿、辦黑板報、組織節日活動、統計帳目等內容。黎志文為人忠厚可信，他是因搶劫罪被判了無期，已坐了9年，大約還得再坐5-6年，我就信紙的事向他道謝，並說要設法還他，黎很爽快地說：「那是送給你的！」他經常要幫丘地仗做些賬表一類的活路，能夠的時候，我就主動去幫他。每天中午休息時間、晚上休息時間，我都是坐在床板上修改小說，這時四五天就要用一支筆芯，基本都是找黎志文要的。
同倉有兩名廣東籍「新犯」，其實是老犯，他們全是』92年韶關監獄大規模保外就醫時出去的，倆人全判的無期，其中一個叫姚自威的是改判前出去的，至今仍是無期。聽倆人講，那時只要10萬、20萬就可以保出去，不管有病沒病，現在則不行了，上面開始複查，於是又將他倆騙回監獄重新開始服刑。
新收期間印象深刻的要算一位陽山犯人，他們同村17名村民因衝擊鎮政府、砸了鎮政府的牌子，而被判刑，送到這裏來的有5名。與我同倉的這位整天沉默寡言，為人相當老實本分，收工回倉，就坐在床板上，取出旱煙絲來自己卷著抽，典型的農民本色。後來與他聊天，得知是鎮政府將灌溉他們三個村農田的小河流，截流到一私人投資的水電站去發電，村民們不同意，久告無效之後，集合數百人包圍了鎮政府，最終村民們被抓50多人、被判17人，而小河流至今仍未被改道回來。後來我去五·一分監區時遇到他的同案范國軍，依然是一個老實巴交的青年農民，談到他那沒有水灌溉的土地，一臉的惆悵和無奈，他說出去了還得告，但同時也承認——「可能還是沒有用。」我勸范先找媒體介入試試，或許有效，范沉默了許久，說：「是得這麼做。」
9月中旬，車間換了一批貨，叫「綉排珠」，是將一些珠子和金屬片往女式線衣上綉，綉一件一元錢，最多的一個人一天綉了兩件。聽黎志文講，一條單邊的加工費是8分錢，若按上級定的任務，每個犯人每天至少得完成10元產值，則需要拉125條才行，這幾乎是所有犯人都無法達到的數字，我此時的最高產量是50條，125條於我而言真是一個恐怖的門檻。
新犯教育的後半段除操練、勞動而外，還要聽獄警上入監教育課，「課程」內容主要有《監獄法》、「獄務公開制度」，以及安全生產、人生觀、世界觀等等方面的東西，沒有教材，具體內容由安排到的獄警自我發揮。同時還要搞一些隊列操練、反毒品、反逃跑的電教，就是看錄像。其中，「反逃跑」的那盒帶子里專放那些因逃跑被電死的或槍斃的鏡頭，記得有一個鏡頭是逃跑的犯人搭橋過電網時摔在了電網上，一直燒到他們用棍子將屍體捅下來，而在此之前，那掛在電網上的屍體不斷地冒著煙，也未見獄方暫時將電閘關掉。
破敗不堪的「立新學校」，口若懸河的教育科長
上課的教室就在禁閉巷的樓上。實際上這個大「十」字結構全是兩層的平樓，第二層的一部分歸《立新報》「編輯部」，一部分是犯人教員的辦公室，其餘全作了教室，其中有幾個教室不上課時就是文藝隊的「練功房」。二樓的雅稱叫「立新學校」，是韶關監獄的特殊學校，並統一納入到了韶關市的文教管理體系中。學校設有初中、小學文化班，課程只有語文、數學兩門；另設有技術課，分為電腦班、書畫班、汽修班、鉗工班等名目。每個分監區會有十幾名犯人報名上文化課和技術班，然而這些全是欺世盜名，因為考試是假的，臨考前教員會將試題抄給學員，並按教育科要求的平均分數和及格率來「設計」考分，最後頒給的畢業證也全是「水貨」。正因為如此，入學的學員大多都是抱著一種「玩」的心態來的，因為這樣可以逃避晚上的加班。至於技術課，電腦班無電腦，汽修班無汽車（連個完整的破發動機也沒有），但據說每年還能頒下數百份韶關市技術教育中心簽發的技術教育證書，依然的欺世盜名！
既然一樓是那般的破落，二樓當然也好不了，狹小的教室里，擠著一排排特殊的桌椅——椅背上水準釘著一塊木板來當桌子，於是桌椅二合一，後排人將前排椅背上的水準木板當桌子用。水準木板也不寬，大約有20多公分，放一個筆記本還不夠，勉強可以寫字。新犯教育課就是在這樣的教室進行的（「立新學校」是夜校，白天教室閑置）。
在漢中監獄服刑時，那裡也有一個特殊學校，情況與此相類，但設施好很多，教室寬敞明亮，粉刷一新，桌凳與外面學校沒有兩樣，油漆得光可鑒人，但那是為了迎接司法部的驗收，為爭取「部級優秀特殊學校」而舍本建成的。那裡上課與這裏一樣，也是晚上7:00-8:30；教員基本都是文化程度較高的犯人；考試也與這裏一樣，提前將答案抄給學員，並按教育科要求設計及格率及總平均分數。為爭取那個「部級優秀特殊學校」的稱號，監獄還組織當時所有的犯人教員們忙了一個暑假，搞出了三年的假教育台賬，只是後來驗收時，司法部並未來人，其委託的省局來人自然明白事理，並未過問這些東西，只將帶來的「部頒」牌子留下了事。當時作為犯人教員，我對所謂「特殊學校」的感覺是「欺世盜名」和「誤人子弟」，現在的感覺還是如此，然而漢中監獄卻為此而「榮立」了集體一等功。
韶關監獄那時的教育科長叫何祖玉，此人特別善言，口才極為上乘，舉監聞名，常在大會上激情發作，指點一番江山及人物，講得台下人頗覺有趣，不時哄然大笑。據說他原是在廣州某法律院校任講師，只因一點官欲未能清凈，而前任監獄長又是他的弟子，遂不辭百里來這山裡做了教育科長，同時也是「立新學校」的校長。新收期間，我聽過他在台上講話，但不明白——一個在台上把話講得如此「知書達理」和「深明大義」，並且對歪風邪氣顯得那樣「嫉惡如仇」的人，為何不恥于領導這麼一個生存在虛假數字之上的「學校」？古人云「口言善，身行惡，國之妖也」，我不知這句話是否適用於他，以前我只覺得這句話特別適用於希特勒、汪精衛、江澤民、卡斯楚一類特別樂於滔滔不絕之流的。
有一天的課是丘地仗來講，他開宗明義：「你們有什麼事都可以找我，啊，除了出這個監獄我辦不到，其他的都好說。」類似這樣的話，已有其他獄警向新犯講過，我明白，這是在「公開招租」，希望「有料」的犯人尋求他們的「關照」，從而可以為自己創點工資外收入。
有位姓蒲的教育科獄警在講完課後，對新犯們說：如果大家有什麼個人疑難可以講給他。我於是寫了條，說自己正在創作長篇小說，希望能給予一點環境改善，分去教研組做犯人文化教員，並說自己讀師範出身，又在「特殊學校」教過課，是可以勝任的。那人收了條后說改天會給我個答覆。之所以提出這個請求，是聽老犯講下生產監區后開工時間太長，我擔心無法有時間完成小說的修改與謄抄，以及進行新的創作。次日上課時，那姓蒲的獄警專門來告訴我，說他請示了領導，認為政治犯不能做教員。我說政府從不承認我國有政治犯呀，而且我在漢中監獄時都是可以做的呀，蒲只說各個監獄規矩不同嘛。後來下隊后我才了解到，根本不是「規矩」的問題，而是金錢的問題，這裏文化高的犯人多的是，不花錢休想謀得這樣一份悠閑的美差。
警官請我幫他寫管教「科研論文」
如果不是為丘地仗寫一篇文章，我是可以在新收期間完成其中一部小說的修改的。丘地仗那時找到我，說監管局要推出一本專業書籍，他想擠進去一篇，請我幫忙操刀。我深知，在我國，機關或企業單位職員是可以靠學術文章來博取職稱、職位和工資提升的，文章水準如何、是否自己原創都不重要，只要能發表。太多冠名為學術論文、理論研究的狗屁文章浪費了大量森林原木造成的白紙，也成就了空前興盛的「泡沫科研」時代。丘給了我十多個選題和一本書——《管教的藝術》，我選了一個好像叫《如何做好重點罪犯管理》的題目，花了差不多一周時間，幫他寫成了6000字的「論文」。幫他寫這個，我的確是有目的的：一來希望他將來能幫我把小說寄回去，二來感謝他幫我找來的這些信紙（雖然這些信紙其實是黎志文的）。
經過一番裝模作樣的考核（除了「58條」是真考，隊列操練、「獄務公開」之類的全是假考），入監教育基本宣布結束。隨後教育科蒲警官又來作了一遍心理測試，每人發一頁測試表，要求自由填寫，結果犯人們全是惡作劇式地亂填，相信他不可能搞出什麼正確的推測來。此時蒲警官正受監獄委託籌建心理諮詢室，並說不久會升級為心理諮詢科，他自然就是這個科的科長了，所以這次測試他的態度顯然是認真的。遺憾的是，他並沒有真正了解犯人，更沒有掌握適用於犯人心理測試的方法。
10月9日，黎志文告訴我，次日將分新犯下隊，要我作好準備，我於是很快將所有物品打點整齊。因為幫一位保外就醫又重新被收監的犯人寫了不少封信，臨走向他要了一卷手紙，他或是有些錢，隨手扔給我的居然是維達牌的，貴過普通手紙三倍，如果誰願意換，我真想拿這一卷換回三卷。晚上熄燈后，丘地仗要值班犯人將我叫到鐵柵門口，告訴我已被分在了六監區一分監區，並說六·一是織布隊，不很辛苦，算你走運。然後他提出要我將那篇論文幫他再修改修改，於是我又借過道的燈光幫他修改到12:00才睡。
次日早晨，黎志文得知我將分到六·一去，他寫了個名字——「韋福芝」，說這人能寫能畫，是六·一的宣傳組長，與他熟識，要我有需要可以找此人幫忙。
這天上午，先後分下去幾十名新犯，包括李明輝，他被分到了汽修隊。下午，六·一來了一位胖胖的獄警，點出10個新犯的名字，包括我，再核驗完姓名、賬務及攜帶物品，就帶著我們爬上大操場，經過伙房和禮堂，向六·一分監區走去。
下隊前，每名新犯都給製作了一張分級牌，級別全部是「考察級」，我的囚號還是「4463002621」，看來這編號一經監管局確認，無論轉到哪個監獄，都是不變的。
現在算來，連同深圳監獄，我總共在新收監區呆了近三個月，的確有些不勝其苦、不勝其煩。而此時，那部小說的修改只剩40多頁了，只好看下隊後有沒有時間繼續修改、謄抄了。
（時任監獄長宋玉勝講話圖。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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