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習仲勛九十年代初再次得罪鄧小平》已經介紹到了當今聖上習近平之父習仲勛生前曾倡導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六四」鎮壓之後，在萬馬齊喑的高壓政治環境下，他依然堅持為言論自由發聲，最後一次出席人大常委會會議，在小組討論上要求延長會議一個小時聽他主講的仍然還是言論自由。
筆者從不同渠道得到的信息源是，當時的習仲勛在人大委員長會議上「大放厥詞」惹惱鄧小平的內容並不是「保護不同意見」等幾句「言論自由「範疇的內容，而是他習仲勛為了說明」保護持不同意見者「的重要性舉出的案例。
高鍇先生回憶說，習仲勛曾經在人大常委會的討論會上講過，「從我們黨的歷史看，不同意見惹起的災禍太大了！『反黨聯盟』、『反革命集團』、『右傾投降』、『左傾投機』等，我經歷的有幾十起、上百起，但最後查清楚，絕大多數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見，屬於思想問題，有不少意見還是正確的。」
1990年月10月30日上午，是原計劃的第七屆全國人大第十六次委員長會議的最後一天， 「不是會議主持人」 的習仲勛要求會議延長一天，專門討論改進會風問題，遭到會議主持人以外地同志的機票已經安排好為由當場拒絕。
因為習仲勛當時是人大常委會的第一副委員長，黨組副書記，所以當時既然他「不是會議主持人「，那肯定就是時任委員長萬里主持會議。
高鍇先生在他的回憶文章里特彆強調習仲勛當時「不是會議主持人」的身份，應該是意有所指，是不是在暗示是因為習仲勛的「越位」舉動觸怒了萬里，導致他第二天就不能再回到人大常委會，筆者無法判斷。但無論當時的萬里在背後對習仲勛做了什麼，依萬里當時的普通政治局委員身份，肯定不是有權力讓習仲勛立刻離開北京「休養」的人，有這個權力的只有鄧小平一個人。
提議延長會議的要求被拒絕後，習仲勛不但「不知悔改「，在下午的第四組討論會上，居然又要求主持人為他自己延長一個小時的會議，聽他一人演講。
按照高鍇先生的回憶文章的說法，當時的習仲勛站起身來表示：因為今天我要跟大家談談歷史，請多留一個小時。他講了很多當年在西北地區鬧革命的歷史，各根據地之間關係很複雜，有的互相猜疑，不少好同志白白送了性命。他說得很動情，總的意思是：不要把不同意見者看成」反對派」，更不要打成」反動派」，要保護不同意見，要重視和研究不同意見。
高鍇的文章里沒有具體透露習仲勛回憶他當年在西北地區鬧革命的細節 內容，但中共黨內無人不知，歌頌三十年代的西北紅軍，就是歌頌高崗。更何況當年習仲勛被毛澤東一句「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就徹底打倒的那本小說之所以是」反黨「，就是因為內容中有歌頌高崗，為高崗翻案之嫌。
筆者在內地的記者朋友曾經聽到過的說法是，習仲勛最後一次到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表現和講話內容當天就被彙報到鄧小平處。接下來發生的故事外界不得而知，但從情理上判斷，幾乎可以認定是習仲勛為西北紅軍「評功擺好「，並由此引伸出不能把不同意見打成」反對派「甚至」反動派「的呼籲，那怕真是沒有直接提到高崗的名字，都會引起鄧小平的高度警覺和強烈反感。
筆者曾經在本專欄里發表過《鄧小平曾是整肅習仲勛的主要責任人》一文。文中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說：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共官方媒體在拚命炒作其「中國夢」的同時，也掀起了一股習仲勛宣傳熱—-此所謂父隨子貴。當然，因為習近平已經下令不能用改革開放之後否定改革開放之前，說到底就是不能否定毛澤東，所以中共官媒體在歌頌習仲勛的時候只能把他當年慘遭政治整肅的責任全都歸罪於康生一人。不過，即使拋開毛澤東的責任不論，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絕對是康生迫害習仲勛主要幫凶之一，或者說是當年整肅習仲勛的主要責任人。
早在習近平還在福建省工作的時候，筆者為撰寫《中共太子黨》一書請教過一位中共體制內的黨史專家，這位專家告訴筆者，他是因為奉命為另外一位老革命家撰寫回憶錄而被允許查閱過當年的一些中共中央文件。這些文件足以證明習仲勛當年黨內挨整鄧小平難辭其咎。
當時的鄧小平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總書記，就連什麼什麼人是否適合參与習仲勛專案組工作，都是要由鄧小平代表中央發出指示，足以證明當時在鄧小平直接領導下的康生不可能事事都跳過鄧小平，直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進行黨內政治整肅。而更有說服力的例子就是毛澤東其實在「文革」之前已經對習仲勛挨整一事表示了口頭上的後悔，併發出了「仲勛是個好同志」的「最高指示「。
此前，毛澤東複述的康生紙倏上的內容「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被當成搞垮習仲勛的上方寶劍因而被中共黨史界解釋為無人敢於發出不同意見，那麼毛澤東此後的「仲勛是個好同志」，甚至還反問「他有什麼錯」的講話為什麼不被當成最高指示向下傳達？無論是當時主持中央書記處，自然也是主持中央常務工作的鄧小平，還是當時主持國務院工作的周恩來，如果他們對習仲勛稍有一絲政治憐憫的話，此時把毛澤東對習仲勛的肯定性評價哪怕是在黨內小範圍內傳達一下的話，唯毛澤東馬首是瞻的康生肯定不敢繼續再對習仲勛打棍子、扣帽子了。由此可見，當時習仲勛被政治上整垮並失去人事自由，表面上是康生在扮演政治打手，但問題的根子出在鄧小平，以及周恩來，劉少奇等人身上。
我們已經向聽眾們介紹了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五十年代之初也還受到過毛澤東的器重，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不過，一九五六年召開中共八屆一九全會時，出自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等各大區的地方諸候，均被安排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或者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職務，唯有在此之前實際主持西北局工作的習仲勛只被安排為普通中央委員。特別是出自西南局的人馬，前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第二書記劉伯承和第三書記賀龍，均進入了八屆中央政治局，鄧小平還被安排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書記處的總書記。就是當時的西南局常委李井泉，一九五八年也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另外，習仲勛在中宣部的部下胡喬木，也因為曾經擔任過毛澤東秘書而被安排為書記處候補書記。
表面上看，西北局也有一個代表，也就是彭德懷進入了中央政治局，但是，這位彭德懷並不是西北地方出身，而是中央紅軍出身。毛澤東在戰爭年代即安排由中央紅軍出身的彭德懷控制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野戰軍，似乎表現出他在取得全國性勝利之前，即已經開始防止西北幫與他代表的中央勢力離心離德了。至於當時他派西北王高崗到東北主政，應該也有防止所謂地方勢力向中央鬧獨立的考慮，至於後來高崗在並非本鄉本土的東北地區也向中央鬧獨立，不過是高崗被迫自殺之後才強加到他頭上的所謂分裂黨的罪狀之一。而高崗一九五四年自殺身亡之前被所有落井下石者們揭發出來的罪狀之一，就有在想讓他自己取代劉少奇在黨內地位的前提下，提拔自己的人馬，其中之一就是習仲勛。
具體的揭發內容里說，高崗曾經找到時任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說毛澤東剛剛與他高崗談過人事方面的問題，希望安子文列出一個新的中央人事安排的名單，包括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各部的主要負責人，談話中，高崗特別談了對習仲勛應該重用，但安子文表示，習仲勛只是七大的中央候補委員，意思是資格不夠。這方面的內容，如今已經見諸于個別的大陸官方默許公開發表的回憶文章里，由此可見習仲勛肯定是受到了高崗事件牽連的。後續的內容，留待下篇幅文章繼續向讀者和聽眾們敘述。
(文章僅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立場和觀點）
來源:RFA, 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