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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隱性歧視多 中國職業女性生育難題
2017年，學者張永梅在做一項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願調研。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已經當上外婆的社區管理者說，不支持女兒生二胎。辛苦了一輩子，她想享受退休時光。
彼時，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不久，作為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后、湖州師範學院人文社科處副處長的張永梅，通過2145份有效問卷調查、三場座談會發現，父母隔代照料的意願相當程度上影響子女的生育選擇：有穩定工作、經濟獨立的母親或婆婆，更加註重自身的生活質量，不願意把精力用於隔代照料，她們的子女也通常不會選擇生育二胎。
她也發現，符合生育條件的職業女性中，「知識女性」和「其他女性」的兩孩生育意願未出現明顯分化。但從僱主視角來看，製造業企業對新生育政策實施較為敏感，企業會在招聘環節詢問女性家庭情況和生育意願，行業存在隱形性別歧視；服務業企業則一線工作人員流動性強，單位對育齡女性的生育保障偏低或缺乏保障。
四年過去，生育政策進一步鬆綁。8月2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決定。修改後的人口計生法規定，國家提倡適齡婚育、優生優育，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國家採取財政、稅收、保險、教育、住房、就業等支持措施，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負擔。
在張永梅看來，要鼓勵生育，政府應當給予母親更多的時間支持。理想的育兒時間是三年。但不一定要把三年時間都給女性，因為就業市場已經出現越保護越歧視的難題，可以考慮把一部分假期給丈夫，這樣有利於降低家庭內部及勞動力市場的性別不平等。
【以下是與張永梅的對話】
澎湃新聞：做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願的研究是緣于怎樣的契機？
張永梅：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相關政府部門擔心存在「知識女性」比「其他女性」生育意願更低的可能性，受教育程度高的知識女性，即使國家放開二孩生育政策，因為看重工作與家庭的平衡，考慮到優生優育，也不會做出明顯的反應。
作為一名公共管理學科背景的女性研究者，一直對公共政策如何作用於女性、兒童及家庭比較感興趣。而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直接影響的就是女性。2016年5月6日，我參加了「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下的婦女發展研究」的研討會，來的都是女性學者，大家以自己為案例講述生孩子、帶孩子的不易，生育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擔，而這個成本理論上應該由家庭、男性及社會共同分擔，這樣的研討會也給了我很多研究啟發。
澎湃新聞：你採用了怎樣的研究方法？
張永梅：研究是基於2017年對浙江省育齡職業女性的調查數據，比較了「知識女性」和「其他女性」的二孩生育意願和影響因素。本研究中，「知識女性」指獲得本科及以上學歷且有固定工作的女性，除此之外的職業女性定義為「其他女性」。調查對象的職業覆蓋輕工製造業、餐飲服務業、教育系統、醫療系統、金融系統等，有普通職工，也有中高層管理者，課題組共回收有效問卷2145份，召開三次座談會，訪談對象三十多人。
澎湃新聞：通過調查職業女性的兩孩生育意願，你有哪些發現？
張永梅：調查發現，符合生育條件的「知識女性」和「其他女性」的兩孩生育意願分別是28.1%和26.6%，未出現明顯分化。其中年齡小、健康狀況好、在有政府背景的單位工作的職業女性的二孩生育意願更高。影響育齡職業女性二孩生育意願的因素有很多，「知識女性」的生育動機主要是為了讓孩子有個伴，關注優生優育，認為兩個孩子更利於孩子的性格培養。對「其他女性」而言，若第一胎是女孩，生育二孩的意願更強烈，她們更擔心將來自己的贍養問題，如果有兩個孩子，未來年齡大了相對更容易得到照顧。
澎湃新聞：「職業女性」的劃分方式有很多種，可以根據收入、職業等進行劃分，你為什麼選擇根據職業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劃分成「知識女性」和「其他女性」？
張永梅：一方面，政府有關部門提出了對知識女性生育意願的關注；另一方面，我們梳理文獻發現，受教育程度跟女性生育意願之間的關係很複雜。比如，在獨生子女政策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願越低，兩者是負相關關係。因為受教育程度高，意味著她的工作穩定性強，如果違反獨生子女政策，付出的成本會比較高。在單獨二孩期間，受教育程度與生育意願是一個複雜的U型關係，受教育程度處於中間的育齡女性生育意願是最低的，受教育程度處於兩端的育齡女性生育意願更高。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后，受教育程度和女性生育意願的關係值得探索。
其次，研究職業女性的生育意願的影響因素在學術界不是一個新話題，但如果根據受教育程度劃分為「知識女性」和「其他女性」，作對比研究就會是一個有新意的研究，能有新發現。
澎湃新聞：在三次座談會訪談過程中，有令你印象深刻的訪談案例嗎？
張永梅：座談會我們也邀請了一些男同志。有的男同志說，不想生二胎，因為在帶第一個孩子的過程中，體驗感不好。夫妻雙方都要正常上班，孩子交給祖父母帶，從鄉下來的婆婆跟城裡的媳婦在育兒方面理念很不一樣，容易產生矛盾，甚至危及婚姻關係。婆媳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照顧孩子等近距離接觸和摩擦引起的。
也有男同志提出，希望社區能提供專業化的育兒指導。因為媳婦跟婆婆講現代育兒理念，婆婆不一定接受。而社區組織來輔導或宣傳，婆婆們更易接受。據我所知，湖州市一些社區已經在探索做了，政府牽頭社區和專業的育兒培訓機構合作，邀請育兒經驗豐富的人上門給這些隔代照料者提供現代化的育兒輔導。
澎湃新聞：這些隔代照料者對職業女性的二孩意願也會產生影響？
張永梅：如果育齡女性的母親或婆婆特別支持她生，育齡女性生二孩的意願更高。
座談會上，有一個外婆在社區做管理者，她不願意自己退休後繼續幫女兒帶外孫，她對自己的規劃是退休後去旅遊，提高生活質量。她也參与了女兒一胎的照顧，但她也有自己的父母要照顧，會覺得女兒再生，這個壓力太大了。
而且越來越多的女同志願意讓自己的母親照顧孩子，因為矛盾容易化解。通常女性的媽媽觀念比較現代，工作穩定，經濟條件比較好，她就不願意自己的孩子再生了。如果是傳統家庭主婦型的母親或婆婆，經濟沒有特別獨立，傳統觀點比較重，反而更願意孩子多生。當然，有的母親和婆婆年紀比較輕，五十多歲，覺得第一胎帶著比較輕鬆，也會鼓勵孩子多生。
澎湃新聞：三孩政策實施后，你認為會對職業女性產生怎樣的影響？
張永梅：對提升職業女性生育意願的作用可能有限。在做職業女性的二孩生育意願研究的時候，選擇理想孩子數量是三個孩子的育齡女性佔2.4%，也就是說，在不考慮外界約束條件情況下，極小部分人認為有三個子女是理想的。
生育對女同志的影響比較大，一個孩子帶三年的話，三個孩子意味著將近十年時間。如果這十年事業發展的黃金期，別人花在積累工作經驗上，她花在生育上，對職業女性的職業發展影響是非常大的。
澎湃新聞：在你的另一篇論文中，有對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育齡女性的職業困境進行研究，能否分享一下多孩政策，可能對育齡女性的職業生涯產生怎樣的影響？
張永梅：全面二孩政策下，育齡女性的職業困境研究，其實和職業女性的二孩生育意願研究是在同一個課題背景下。衛健委、計生協會更關注職業女性的生育意願，而婦聯比較關注女性的職業困境。
訪談過程中，有一個民營企業的人力資源主管告訴我，全面兩孩政策出來后，僱主是有反應和行動的。第一，招聘環節中，同等條件下優先考慮男同志；第二，如果要招女同志，僱主會用不同的方式預測女同志打算什麼時候生孩子，生幾個孩子。
僱主通過設計問卷對家庭經濟狀況、兄弟姐妹數量等進行細緻的調查。因為企業覺得直接問到的答案不準確，他要通過一些指標來間接推斷。比如年輕人如果房子早早地買好了，說明經濟條件還可以；如果雙方父母沒有其他子女，推斷你的父母富有餘力來幫你帶孩子。僱主對你的好感度會更強，而這些都屬於隱性歧視。
研究發現，生育對育齡女性的職業發展造成的影響包括勞動收入減少、職業發展機會受阻、職業中斷，主動或被動辭職、職業向下流動，轉崗調薪等。
澎湃新聞：那有令你印象深刻的女性因為生育問題對職業發展造成影響的案例嗎？
張永梅：有一個女同志在部門內擔任副職，35歲以上，從未生育過，按照工作能力，她原本有晉陞正職的機會，但因為她還沒生過孩子，不在被考察對象之列。這樣的女幹部會處於焦慮狀態，而焦慮又反過來影響懷孕概率。也有生育前擔任企業人力資源主管，產假結束返崗后被調到後勤崗位。
澎湃新聞：三孩政策剛出來的時候，有公司稱員工生三孩獎勵10萬，你覺得企業可能出於什麼樣的考慮，制定出這樣的生育激勵政策？
張永梅：我覺得這是個噱頭，企業想吸引眼球。如果我判斷沒錯的話，這個企業的女員工非常少。因為這不符合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企業的理性表現在追求利潤最大化。雇傭女性並提供三個孩子的產假，加上生育津貼，是在增大成本，減少利潤，在女性集中的行業和企業是不現實的。
澎湃新聞：在全面二孩政策下，育齡女性的職業困境研究中，你對用人單位進行了行業劃分，為什麼選擇這樣劃分，有哪些研究發現？
張永梅：研究選取的是女性分佈較為集中的幾個行業，基本屬於傳統產業，而沒有選取電子、汽車等偏重工業的行業。研究發現，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製造業企業，對全面兩孩政策實施比較敏感，比如說紡織、服裝、耐用消費品的生產企業。服務業企業對全面二孩政策不敏感，因為不少餐飲業、酒店業的一線女員工沒有生育保險，意味著她懷孕了，企業基本上不用支付生育津貼。教育、醫療、金融等行業對女性生育二孩基本沒有歧視，而是積極應對，保障女性生育權益，一般會有獎勵性產假，這裏面調查的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占多數。
澎湃新聞：為什麼製造業企業對「全面二孩」政策更敏感？
張永梅：製造業企業普遍規模比較大，管理比較規範。在工廠里工作比較穩定，製造業企業的員工流動性小於服務業，工作年限長，工作穩定的員工，企業會給交社保。企業直接承擔了很多生育的社會成本，讓女職工休產假，重新招聘頂替的員工，招聘具備技能的新員工難度比較大。他們可以預期雇傭一個育齡女性，如果生兩個孩子，附加的生育成本也比較大，為了企業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企業會在招聘環節詢問女性家庭情況和生育意願。預判女性生育之後誰會可能成為孩子的主要照料者，是女性本人還是她的家人。隱性性別歧視在製造業被強化，育齡女性是有反應的，反過來會抑制她們的生育意願。
澎湃新聞：為什麼服務業企業對育齡女性的生育保障更低？
張永梅：研究發現，服務業企業中，女員工懷孕了更傾向主動辭職，因為臨產前身體不適或為了更好地照顧孩子。這些女性也會因為懷孕之後，用人單位變相施壓，她感受到這種歧視被迫離職。這類女性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不懂得用女性生育權益、勞動法及社會保障等知識保護自己。服務業企業對技能和經驗要求不高，並能很快在勞動市場找到替代者。
澎湃新聞：教育、醫療和金融等行業採取哪些方式積極應對「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
張永梅：教育、醫療、金融系統下的事業單位或國企對女職工生育二孩基本沒有歧視，通過重新調整員工的內部分工，比如原來四個人乾的活，你去生孩子了，那剩下的三個人多干一些，把你的工作內部消化掉。比如這次你休產假，下次是別人，大家盡量不要扎堆生。像我們高校更是這樣，我們會用到一些研究生稍微頂替一段時間，也可能把工作內部消化掉，等你休完產假回來，再把這些工作還給你。
澎湃新聞：在研究過程中，你有遇到過哪些困難挑戰？
張永梅：調查樣本量比較大，花的時間精力費用比較高。因為是跟政府部門聯合做的課題，他們提出調研需求，我們會開座談會來商量研究思路和提綱，再去查找大量的文獻、做一些預調查、設計問卷、發現問題並完善問卷。問卷通過定向分發，總工會幫助對接很多行業的不同屬性的企業，座談會則由政府出面召集。
澎湃新聞：你對提高育齡女性的生育意願有哪些建議？
張永梅：政府應制定相應的配套政策。第一是給孩子母親更多的時間支持，0-3歲是孩子大腦發育的關鍵期，這一時期為未來的人生包括健康、學習或行為奠定基礎，理想的育兒時間是三年。但不一定要把三年時間都給女性，因為越保護越歧視，會導致沒有人敢雇傭女性，但可以把這個假期給到家庭。比如其中一年育兒時間是給丈夫的，有利於降低家庭內部分工的性別不平等，也有利於推動男女職業機會的平等，緩解勞動力市場對女性的就業歧視。
二是對生育的家庭給予現金補貼或稅收減免政策，也可以直接將補貼給予隔代照料者，很多家庭是免費讓隔代照料者帶孩子，將補貼給到隔代照料者，可能更有一些幫助。孩子不僅是家庭的，也是社會的、國家的。
第三是以家庭育兒為主，以社會育兒為輔。政府加強托幼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規範托幼機構和保姆市場的發展，引導一定規模的企業建立托幼機構，或附近社區和托幼機構合作，解決女性職工托幼難的問題，也促進家庭內部分工的協調。政府、用人單位共同分攤生育社會責任，通過對用人單位減免稅收，提供社會保障的補貼，用經濟手段來鼓勵企業願意雇傭育齡女性，會稍微改善一些歧視環境。
事實上，我們當代的女性跟傳統的女性在生育觀念和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上已經有很大的不同。生育政策在未來也會深深影響社會分工格局。
來源：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