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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爭鳴》社論：十八大？沒戲
靠興奮劑過日子的中共，現在趁奧運金牌的藥力還沒過時，又把“十八大”的輸液瓶子吊起來了。每天的新聞里總少不了“喜迎十八大”的消息和某個共產黨員“先進事迹”的報告會等等。但是在“興奮效應遞減律”的作用下，老百姓對政治已經提不起興趣了。他們關心的是房市和股市，痛恨的是腐敗、污染和強拆。
和群眾對“十八大”的麻木不仁相比，一些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士，倒是對中共這次換屆抱有某種希望，認為十八大有可能啟動政治改革。
我們在前幾篇社論里，已經反覆強調必須丟掉幻想，看透中共。現在願意再給這個“十八大”潑一盆冷水。
對於各界紛紛傳揚的“十八大”新班子，我們照舊不置一詞。因為我們既不知道中南海的葫蘆里賣什麼葯，也不想參与這種猜謎遊戲。但是我們根據已經看得見的現象就能夠斷定：“十八大”沒戲！
首先而且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中共已經建立起一個穩定的保守的接班體制，能夠保証“蕭規曹隨”，世世代代“永不變色”。這種體制比封建王朝的“父傳子”機制還要穩定和保守，因為交接雙方是兩個集體，而“父傳子”接力棒的兩端是兩個個人。個人的可變性和穩定性都遠不如集體。這一點可以從“毛澤東──華國鋒”和“鄧小平──江澤民”兩個不同的交接體制上看得出來。
毛是孤家寡人，華也是孤家寡人，四人幫和他不是一夥，元老們和他也不是一條心。所以粉碎四人幫以後，元老們輕易地就把華國鋒搞下去了。
“鄧──江”體制就不同了。鄧的基礎是“老人幫”，這是毛死後中共真正的權力中心。當這個黨經過文化大革命完全斫喪了自己的合法性之後，挽回民心，避免亡黨，便成為當務之急。他們看得很准，只有胡耀邦可以當此重任。所以他們拋棄華國鋒而推出胡耀邦，並支持胡的改革。才能卓越銳意改革的胡耀邦已是眾望所歸，他真能“與民更始”，迅速挽回了中共的威望。但當改革將要觸犯中共一黨專政這個根本利益的時候，“老人幫”就廢黜了胡耀邦，而且接著又廢黜了趙紫陽，最後把接力棒交給江澤民了。
胡和趙的弱點都是孤立的個人面對整個中共的“老人幫”。他們或是秉持清高，不搞自己的心腹和爪牙（胡耀邦），或是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團隊和大本營（趙紫陽）。所以在殘酷的內鬥中，這兩任總書記只能束手就擒。他們兩人的下場，進一步証明了個人接班的不穩定性。而江澤民則不同，他被“老人幫”抱進中南海之後，一方面誠惶誠恐，小心伺候，讓“老人幫”放心，一方面在領導層裏面建立起自己的核心“上海幫”，因此能成功地在內鬥中保住自己，並且繼承鄧小平的衣缽，在黨中央換屆之後，繼續在軍委主席的位子上坐了兩年，用軍權給自己安插在新常委里的心腹保駕護航。等這些“上海幫”坐穩了之後，江澤民才把軍委主席的位子交給胡錦濤。
如今中共黨內元老級的“老人幫”已經退出歷史舞台，強人型的領導人已經不復存在，或是尚未出現。但是“鄧江接班模式”足以使任何平庸之輩穩坐江山。而這種上一屆指定下一屆的接班機制必定奉行“逆淘汰規律”，即只能挑選能力不如自己但最忠於自己的人來接班，才能保証自己安度晚年，而且保証自己的後代擁有“免死鐵券”，不至於被清算。因此，這種接班體制也就是“武大郎開店”，不能讓比自己高的人進來，結果一代不如一代，不會有大出息。
事實正是如此。“六四”屠城和殘酷鎮壓法輪功，是鄧小平和江澤民所欠下的兩筆血債，也是胡錦濤這屆掌權者應該斷然拋掉的兩個最大的歷史包袱。而且只要放下這兩個包袱，不但可以使信譽掃地的中共形象有所改善，而且將大大提高這個新班子的領導威信，簡直就像中了頭獎一樣，可以平空獲得兩筆巨大的政治資本。可以說，這不是“一本萬利”，而是“無本萬利”。然而胡錦濤這個班子卻愚蠢地聽任這兩個巨大的包袱一直壓在身上，既沒有甩掉它們的智慧，尤其沒有這種勇氣。
由這樣一群“武大郎”開的店，能把掌柜的鑰匙交給“武松”來接班嗎？顯然不可能。
我們這樣說，並不是“洪洞縣內沒有好人”，也沒有貶低“十八大”新班子之意。這兩屆領導成員，作為個人來說，不論十七屆或將來的十八屆，都是各有千秋，不可一概而論。但是關鍵在於制度。鄧小平固然改革了毛澤東“捆在一起窮”的社會主義，但是他留下來的兩項最重要的遺產：一黨專政的制度和極左的“核心價值觀”即“極左崇拜”，也就是他們所說的“黨性”，卻是鄧小平當作傳家寶繼承下來並且至今統治全黨的最高準則。任何人，只要被認為有違這兩個準則，包括已經當了總書記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內，都會被這個黨所吞沒。
所以在這個壟斷全國一切資源的一黨專政體制的“總控制室”里，馬列毛的真正“道統”──“極左崇拜”（即“黨性”），是支配每個成員的最高準則。選拔接班人，當好接班人，決定政策，處理國務，不管對人對事，特別是遇到分歧、發生爭論、展開內鬥的時候，總是誰更左誰就“黨性更強”，就會在鬥爭中佔上風。這是中共全部歷史已經反覆証明了的鐵的規律。
當然，也有例外，但是中共九十一年的歷史當中只有一次，就是一九七八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經濟建設為中心”，並且決定實行改革。但那唯一的一次反左，是中共為挽救亡黨危機而被迫採用的暫時舉措，只是曇花一現。僅僅三個月後，鄧小平立刻祭起“四項原則”，使“極左崇拜”像“緊箍咒”一般，緊緊套在中國人的頭上，並且在一九八九年終於用“六四”屠城把黨內外全部異議分子一網打盡。
現在，鄧小平路線雖然已經走到盡頭，但是中共的統治還沒到面臨崩潰的時候。這個統治機器已經從半開放的市場經濟中狼吞虎咽，吃得腦滿腸肥。掌控著國家經濟命脈的統治者財大氣粗，可以利用“舉國體制”來拖延改革，維護早已天怒人怨的一黨專政。雖然黨內外要求政治改革的壓力很大，但還沒有達到足以迫使當權者讓步的“臨界點”。即使他們自己提到“政治改革”，也不過是搪塞輿論，決不會動真格的。只舉一個例子便足以說明這一點：早就違憲的“勞教”制度，到現在都捨不得廢除，還能指望別的改革嗎？在這種“大氣候”下的“十八大”，能有什麼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蹟呢？當然，大會的文件里完全可能在賣弄文字遊戲時提到“改革”，但決不會觸及政治改革的實質，決不會觸及一黨專政。所以，如果要問：“十八大”除了嚴密戒備、勞民傷財、把在北戴河消暑時準備好的新班子和舊路線舉手通過之外，還能有什麼新看頭？
“沒戲！”這就是我們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