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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為什麼知識分子喜愛暴君和獨裁者？
記者/主持人：轉載
被抓起來的連環殺害女性的兇手常常成為有些女性求婚的對象，她們對這些人除了犯罪記錄之外一無所知。這個令人好奇的現象說明，人們陷入自我欺騙決定人類行為的程度是多麼深刻。
這些提出願意嫁給兇手的女性可能相信兇手的本質是善良的，她們是能夠觸發他們善良本性的特別之人。因此，也與其他女性不同，她們對待連環殺人犯的態度沒有那麼傳統，並非不加思索地大聲譴責。因此，他們看的更深更遠，因而也比傳統的姐妹感受得更加強烈。與普通女性不同，她們對渺小的、更卑鄙的罪犯沒有表現出任何的興趣。
人們可能注意到至少某些知識分子對待獨裁者的態度與此類似，尤其是當獨裁者宣稱他在追求一種烏托邦理想之時。馬薩諸塞大學阿姆赫斯特分校社會學榮譽教授保羅·霍蘭德（Paul Hollander）長期以來一直對政治欺騙和自我欺騙感興趣——考慮到他在母國匈牙利親身經歷的納粹統治和共產主義經驗，這也許並不令人感到吃驚。1981年，他發表了有關西方知識分子的經典研究成果，那些主要參加旅遊團在導遊帶領下遊歷共產主義國家，主要是斯大林的俄羅斯和卡斯特羅的古巴，然後返回國內寫出炫目耀眼的遊記，對那裡正在建設的新世界大加讚揚。如果現實本身不是如此可怕的話，他們的描述與現實的對比本來應該會非常好玩兒的。
在《從墨索里尼到查韋斯：知識分子與崇拜政治英雄的世紀》中，霍蘭德將其注意力集中在知識分子對眾多獨裁者和專制政權領袖的觀點上。他的研究並沒有假裝科學的或偽科學的量化分析，如首先定義隨機抽樣的獨裁者群體和知識分子群體，然後通過精心設計的問卷調查來了解知識分子對待獨裁者的態度。這種準確性常常被誤認為是洞察力，但測量並非意義，人類居住在一個有意義的世界。
霍蘭德的研究屬於定性研究，不僅一點兒也不差，而且比定量研究更加有意思得多。無論怎麼定義，西方知識分子的確是獨裁者的辯護士或支持者或崇拜者，有時候是系列性的，當一個獨裁者最終死掉或令人失望之後，另外一位獨裁者被當作政治英雄再次得到接納—雖然這樣的知識分子只有10%，但這種現象仍然非常顯著和重要。為公認的邪惡政權大唱讚歌的有重要影響的知識分子清單的確令人印象深刻：威爾斯（H. G. Wells）、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系列吹鼓手)、諾曼·米勒（Norman Mailer）、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等等幾十個。
霍蘭德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知識分子偏偏會如此痴迷於外國的壓迫者甚至是屠殺很多國民的劊子手？要知道他們自己在母國遭遇危險的經歷不過是自己寫的書得到負面的評價或者職稱評審委員會充滿敵意而已，他們對自由的哪怕最輕微威脅都非常敏感啊，無論這威脅是真實的還是想象中的。
首先，存在需要考慮獨裁者的本質。顯然，並非所有獨裁者都一樣，正如知識分子有形形色色一樣。非德國是知識分子崇拜希特勒而不是崇拜斯大林會更加困難，因為希特勒的觀點的本質：他宣稱自古以來在任何方面，自己的種族和國家具有天生的和難以磨滅的優越性，這顯然不是吸引外國崇拜者的最好方式。然而，很多德國知識分子站在希特勒一邊，最臭名昭著的是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和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很少人積極反對希特勒。他們對獨裁者的支持在多大程度上是出於恐懼或出於機會主義的考慮是沒有辦法說明的；但多年的研究和思想探索並沒有保護他們免受粗糙的錯誤判斷的侵襲，甚至在希特勒當權之前。希特勒的支持者比例在大學生和大學教授中要比整個國民中大得多（這裏，定量研究的數據很重要）。換句話說，知識分子常常宣稱，如果與國民中其餘人的愚昧無知相比，自己擁有入木三分的清晰洞察力和對人類的仁慈同情。這種論調至少有時候是一種神話，是為自己謀利的自私考量。
現代社會中受到最良好教育的人支持某個政策的事實並非證明該政策正確性的證據。但是，若從此得出結論說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總是正確將是邏輯錯誤。錯誤的反面未必就是真理：常常不過是另外一種錯誤而已。同樣，特別的（ad hoc）獨裁者—其主要目的是維持自己及其扈從牢牢抓住政權如敘利亞的阿薩德（Basher al-Assad）或伊拉克的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或許有辯護士，但很少有熱情支持者。要激發知識分子的熱情，獨裁者必須體現或者自稱體現某種烏托邦理想。
知識分子常常喜歡自詡：他們擁有透過現象看到本質的特殊能力，這其實是他們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如果知識分子不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東西，他們的價值何在？在頭腦簡單的人看到牧師被屠殺中只看到牧師被屠殺之處，比如，知識分子辨別出歷史辯證法的運行，對他們來說，想象出來的未來死亡結局比自己的實際死亡更真實的，那不過是通往煎蛋卷的道路上的蛋殼罷了。
雖然霍蘭德並沒有宣稱知識分子喜愛斯大林、卡斯特羅（或者霍梅尼，對福柯來說）等獨裁者存在單一的解釋，更不要說已經找到這種解釋了，但他的確相信，在我看來是有道理的，在實際宗教已經被拋棄的時代，對準宗教信仰的渴望是這種解釋的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專制政權的獨裁者不是民主體系中的典型政客，無論他們的修辭話語是什麼，他們似乎主要是修補人類存在的邊緣；準備好或者被迫與對手達成骯髒的妥協；暴露自己在道德上和經濟上的腐敗墮落；在做反對派時比在執政時更加令人印象深刻；沒有救贖人類的首要觀點，沒有提出成為所有人類知識和智慧的首領。相反，那些獨裁者是宗教領袖，他們宣稱有權力一下子回答所有人類問題，並帶領人類前往永遠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他們無所不能，無處不在，慈悲為懷、善良友好，無限關愛民眾福祉；但是與此同時，他們謙虛、恭順，對民眾的崇拜感到尷尬和不知所措。知識分子在他們身上尋求的不是人而是彌賽亞先知。
薩特崇拜一個又一個獨裁者的准宗教本質的證據就在於他在1970年代重新創辦的報紙的標題《解放報》（Libération），該報至今仍然在出版。到底從什麼地方解放？當時的法國很難說是獨裁政權。很難不得出結論說，他的意思是人類受到限制的或永遠被要求勞作的神秘的解放或其他世俗解放。不幸的是，很少東西能像一個不敢說出自己宗教名稱的宗教那樣更少有吸引力。
霍蘭德的引人入勝的、文筆優美的時機得當的書在最後有一個隱含性的警告，我們並沒有一勞永逸地吸取歷史的教訓。因此遠遠沒有在將來保護我們免遭類似判斷錯誤的免疫力。相反，就像對「正常的」政治和政客的不滿出現在世界很多地方一樣，我們期待烏托邦幻覺將衝進來填補真空：
這本書確認許多知識分子就像普遍人一樣（或許更嚴重）需要種種幻覺來承諾一種更加有意義的和令人滿足的生活。他們的想象力、理想主義和自我超越的迫切渴望使其在體現其所謂追求社會正義的英雄領袖的善良意圖的誘惑面前特別容易被俘虜。
來源：明見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