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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腦洞大開的香港藝術家解構「旺角衝突」
作者：何桂藍
白雙全是香港著名的概念藝術家，作品曾被英國泰特藝術館收藏，但這位藝術家的創作，與一般人想像的“藝術”距離很遠：有人說白雙全承襲了香港特有的“無厘頭”文化，有人則將其歸類為無傷大雅卻溫暖人心的“小清新”。
那是2015年以來，白雙全旁聽過的香港政治事件相關案件編號，當中包括香港30年來最嚴重的警民衝突事件。
“旺角衝突”
2016年農曆年初一深夜，旺角鬧市爆發香港逾30年來最嚴重的騷亂。
2014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期間警方對示威者採用的武力手段引起非議，更曾出現警員將示威者抬到暗角“圍毆”的事件，令警民關係惡化；民調中，市民對警隊的滿意程度大跌。之後的示威，多次出現警民衝突場面。
這樣的情緒發酵到2016年農曆年初一，政府人員驅趕年夜熟食小販，觸發大批群眾與警員徹夜衝突：有警員向天開槍，群眾則挖出地磚向警員投擲，並在街頭燃燒垃圾，騷亂持續至清晨。
事後，有超過30人被控“暴動”罪名，面對最高10年的刑罰。
政府、建制派政黨與部份媒體，強調多名警員被磚塊擊中受傷，指事件由極端政治立場的組織策動，形容當日的群眾是“暴徒”；電視上，衝突最激烈的片段一再重放，火光衝天、戴著口罩的民眾追打警員、向持盾警員掟磚的畫面，徹夜衝突濃縮成三數分鐘。
一次暴動案審訊后，白雙全翻看報章，深感新聞報道無法助他理解事件。
“電視畫面是一種暴力，要你覺得這些人全都是暴徒……絕大部份報道好像除了‘暴徒’的身份，就什麼都不用再提，他們就什麼都不是、不應在社會上存在。”
“這與我對世界的認知有衝突；我不習慣這樣去理解一件事。”
新聞無法滿足他的好奇，親身接觸的慾望漸生。白雙全到旺角當日警民衝突之地，從磚地中舍起一塊鬆動的磚頭，感受當晚漫天亂飛的石磚，拿在手裡究竟有多重。
旺角街頭無處不在的攝像鏡頭，讓挖磚的他如芒刺在背。“整個環境都是受監控的，當日參与的人，明知自己一舉一動都會被看見，為什麼仍然要這樣做？”
比起輿論上正在進行的暴力與否、政治光譜大辯論，白雙全好奇的點有些不一樣。“我想進入的是，一個個體在那個轉折當下，為什麼會有那樣的行動。”
換言之，這些“暴徒”作為一個個體，是怎樣的人？
法院里的親身觀察
白雙全走進審判“暴徒”的法院，聆聽每一場審訊。
在審訊中呈現的“旺角事件”，與新聞媒體上看到的是兩個極端。法庭上，雙方以法律術語交鋒，一秒的現場錄影，控辯雙方可以爭拗一個小時，逐幀反覆來回慢放、逐個微細之處針斟酌辯駁。這消解了看電視新聞畫面的情緒化反應，讓他可以更冷靜地看待事件。
新聞的畫面太濃縮，而審訊中的法律術語太迂迴難懂，聽足每一場審訊，白雙全也沒有更接近事件的“真相”。
然而，他看到了那些被稱為“暴徒”的被告們，在聽審期間，表情、反應的微妙變化。他在筆記本記下自己的感受，有時是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有時是被告表情的素描。
“就像是將輿論、資訊給我們的角度解構，再用自己的角度重新演繹、組織那件事。”
寫著畫著，他的筆慢慢從有形的字與畫遊走至抽象的黑與白，形成一個個對比強烈的圖案。並不是有意識地創作，但在肅穆的法庭上，白雙全感到自己正在釋放雨傘運動以來，積存在意識里的負面情緒。
他將這些圖案發表于本地報章專欄，附以庭上寫下的筆記與感受，又將它們重覆印刷，在一次藝術展覽中展出，作品系列取名〈噩夢牆紙〉。
“什麼藝術家？”
抱著對“暴徒”的好奇走進法院，接觸這群被社會千夫所指的年輕人，白雙全與“被告”們之間漸漸建立了理解。這一段段關係，也是〈噩夢牆紙〉的重要組成部份。
聽審期間，白雙全與31歲的暴動罪被告、被指向警車掟磚的鍾志華成為了朋友，偶爾與對方一同吃飯；白雙全每次都會收起鍾志華用過的餐具，鍾知道但並不在意。
“我把湯匙洗凈，做了記號放入家中的餐具盤，家人並不知道和他共用餐具，但我知道，”這是他一個新作的意念：“當我搜集到一定數量的餐具，我想搞一個聚餐，請社會賢達一同進食。”
與鐘相熟的白，獲其代表律師邀請撰寫求情信。“在我眼中華仔並不是一個壞人，他很普通，只是際遇不好，遇上混沌的時局，一時行差踏錯，”白雙全在呈堂的求情信中寫道：“他在複雜的家庭環境長大，家人都當他不存在；他悲慘的成長經歷在找不到希望的社會中，在絕望中生出悲憤。”
“一切像惡在循環，永不超生。”
法官得知信件由“藝術家”所寫，問道是什麼藝術，律師回答“展演藝術家”（Exhibition Artist），法官即表示：“就是說不是雕塑家嚕？”
鍾志華最終被判入獄三年九個月，而白雙全只來得及收集幾隻鐵匙。律師後轉告白雙全，在羈留所向鍾志華讀出那封信時，鍾志華聽哭了，因為“他活了30多年的人生里，第一次從他人的說話中，看到自己真正的存在”。
“整個〈噩夢牆紙〉創作，到這一刻也就夠了。”白雙全寫道。
是“暴徒”還是受挫的一代？
截至今年六月，已有19人因暴動罪成，被判入獄兩年九個月至七年不等；當中最受社會關注的，是本土派領袖梁天琦，最終被判處六年監禁。建制派政治人物認為，“暴徒”以追求理想為名破壞社會安寧，不能輕判。
雖然暴力難獲大眾認同，但對被判重刑的參与者，社會上出現了有異於“暴徒”的理解。
梁天琦罪成后，其代表律師蔡維邦在求情階段強調，梁天琦投身抗議運動是希望“改變香港”；蔡又自省說，梁天琦這一代年輕人之所以要負上沉重刑責，全因上一代人推卸爭取民主的責任，只顧個人發展，才造成香港今日民主倒退的局面。
這番話在香港社會引起很大迴響，不少中年一代對多名青年，因為與警察對抗而下獄數年感到“心痛”。
“我們毋須?粉飾梁天琦及其他抗爭者的行動，”香港〈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撰文說：“只需要誠實地思考，是什麼因素驅使這群真誠及有正義感的青年人，逐步走上暴力抗爭之路？”
衝突爆發之初，就曾有數十名香港學者聯署要求政府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釐清旺角衝突的社會背景成因及事發經過。港府在事發一周后，發公告稱不會進行獨立調查，在公告中直接將事件稱為“暴亂”、參与者稱“暴徒”。
事隔兩年，多名青年被重判入獄數年、引起社會熱議后，再有立法會議員重提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要求當局審視衝突成因，被現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斷然拒絕。
親中媒體則批評，社會上有人“美化暴徒”、“誤導青年”。
“躺在彌敦道上看星”
位處城市中心的旺角彌敦道，是香港最繁忙的主要幹道之一，亦是近年香港兩場最大群眾運動發生之地。
“躺在彌敦道上看著星空入眠”──這看起來像極了白雙全那些顛覆日常、超乎現實的創作意念，卻在2014年爭取落實民主普選的佔領運動中，由成千上萬的香港人，透過政治行動實現了。
“心中對烏托邦想像，佔領呈現了出來。”
這份衝擊一直留在白雙全心底。在他眼中，正因為曾有烏托邦實現的激昂，當佔領運動無功而還，部份人才會深陷撕裂與殘暴的絕望之中。
他認為，旺角衝突等涉及暴力的後續事件，是佔領運動的延伸。雖然方向有別，根源卻都是對香港未來一份更美好的想像。
有藝術界的朋友批評白，在同情一群“不值得同情”的人；他則認為，自己只是在為公眾提供理解“暴徒”的另一重角度。
“我對‘暴動案’本身沒有判斷，只是對當中的個體有判斷，”白雙全坦言，事件當中的政治、法律爭議，藝術無法梳解；但藝術的力量，就在於直接地衝擊觀者的感覺。
即使見到的是黑與白，也可以有很多不同投射。
“藝術不是要講道理，而是從感受的角度出發，”他說〈噩夢牆紙〉系列亦然。“有人覺得那種黑白就是（象徵）公義與否的黑與白……我覺得不是，那是一個黑、白互相對話的過程。”
藝術之用
在政治運動的現場，身邊人都直截了當選擇行動，口裡喊著簡潔、直接的口號與訴求，白雙全走在人群當中，深感藝術無用：“藝術卻永遠要人‘退後一步’去看事物、將他們當下的氣場消解——在前線，藝術完全是‘廢’的。”
“但幾年下來，我發現藝術的用處在於它‘死不斷氣’：它會自己不斷生長，慢慢滲入深刻的地方。”
這與白過往的創作有微妙的關聯。因為對一串巴士號碼好奇而認識了一個人，10年後又再重訪；無預約之下在地鐵站等待認識的人，結果等到了多年不見的大學同學──在電視上看到不能理解的“暴徒”，直接去法庭聆聽審訊、找對方食飯。
“透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連繫，才可以改變一些事情。”這是白雙全的信念。
他曾有一個作品叫〈回家計劃〉，坐在美術館中央，等有陌生觀眾願意將他帶回自己家，藉此打破“陌生”界限，直接走進對方家裡最深處—而在法院創作的〈噩夢牆紙〉，真正的歸屬不是美術館或展覽場地，是一個人的睡房：“透過一層薄薄的牆紙，將一個個人最私密的空間，與社會上所謂‘最暴力’的事件連繫起來。”
不論是受社會撕裂所苦的個人，還是未能梳解衝突的香港社會整體，需要的也正是這樣的連繫。
“真正的‘紓解’可能是，”白雙全說：“要接受這份殘酷，才能夠相信這是完整的自己。”
來源：BBC 中文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