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的憲法學教授周葉中，在他的《共和主義的憲政解讀》一書中，對自由主義學者們闡述的共和主義理論，一面剽竊，一面強姦。把中共建立在階級分別和階級神聖性之上的一黨專政，及對「和諧社會」的標榜，稱之為古典共和主義的混合政體。階級之間的共和，也就是貴族與平民階級對公共權力的分享，的確是古希臘共和主義的特徵。但古典共和與一黨專政的區別在哪裡呢？用朱學勤先生的一句話來解釋，最好不過了。朱先生大概是說：
前三十年，他們消滅了貴族，然後冒充是貴族。這二十年，他們又消滅平民，然後冒充是平民。
消滅和冒充，就是區別。古典共和是在奴隸社會對階級分別的一種緩和，而中共的建政，卻是對階級的消滅和冒充。是在現代社會對階級分別的強化，從而製造現代極權主義之下的奴隸制。所以中共從1949年開始維護的，就是一種政治賤民制度，或政治上的種族制度。中國有沒有種族制度？《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中說得很清楚，「種族歧視」的界定，不僅包括基於人們膚色和種族的不同而給予制度性的歧視，也包括基於人們的社會身份（階級、地域、職業或出身）的差別，而給予剝奪基本人權的制度歧視。
這樣的定義，很顯然把中國城鄉分別的戶籍制度包括在內了，也把各種基於政治表現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都包括在內。甚至，也把中共的憲法包括在內了。當一部憲法明確表示「階級」是政治權力的一個來源和判斷標準時，這部憲法實際上就是一部「種族憲法」。你讀過中國的憲法就知道，這部憲法的合法性基礎就是另一類的種族歧視。所以中國政府在簽署《人權公約》時，堅持對「種族歧視」的定義條款作了保留。這說明中國政府比那些熱愛它的中國人，更清楚自己是什麼玩意兒。而周葉中教授和聽他講憲法課的政治局常委們，也不知道到底是誰在忽悠誰？
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群體，要麼是你，要麼是我，在某一天就可能被這個政權視為政治賤民。這一次是廖亦武。廖亦武自從1994年出獄之後，長達12年的時間，前後申請了8次護照。警方都以《出入境管理法》第8條禁止出境的5種情形的第5款（可能危害國家安全或嚴重損害國家利益的）為理由，拒絕給他頒發護照。就像拒絕給農民上城市戶口一樣。廖亦武為什麼就這麼賤呢？
極權主義的種族制度籠罩著中國人的一生。你要麼根本不準被生出來，生出來也上不了戶口，上了戶口也分不到土地，分了土地也讀不成書，讀了書也進不了城，進了城也拿不到戶口，有了戶口也沒有社會保險，有了保險你也出不了國，出去了也回不來，回來了也當不成公務員，當了公務員也升不了官——除非你是城裡人，並且是共產黨員，你媽是共產黨，你爹是共產黨員，你們全家都是共產黨員。
不想入黨和入不了黨的，就是等級不一的政治賤民。你的生活和思想離共產黨越遠，你就越賤。廖亦武的問題就是離共產黨太遠。最遠是多遠呢？最遠的地方是監獄，最遠的人就是政治犯。廖亦武是一個前政治犯，「前政治犯」的意思就是政治犯的一種，就像「摘帽右派」的意思就是一種特別的右派。種族制度的意思就是，你一旦曾經是政治犯，除非共產黨不是共產黨，否則你就永遠都是政治犯。種族的意思是不但統治是種族的，被統治也是種族的。既然毛主席永遠都是毛主席，廖亦武也就永遠都是廖亦武。這就是把政權建立在種族歧視之上的連帶風險，如果廖亦武不是政治犯，那毛主席怎麼辦？廖亦武必須永遠是一個政治犯，就算他政治上已經無能，胸無大志，只想當個寫字的，吹簫的，甚至一天的追求只剩下幾碗牛肉麵。他仍然會被視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危害的人。因為國家需要他，需要他的這種身份。就像魚如果不是魚了，漁夫也就不是漁夫。種族制度的意思是，如果人家要當漁夫，你就必須繼續是魚。
儘管這個社會表面上很開放，但骨子裡的種族政治仍然綁架著每一個人，包括拒絕給廖亦武發放護照的警察。警察們並不是不願意，而是不敢。除了赫魯曉夫，誰敢把廖亦武的名字從黑名單上拿掉呢。誰知道會不會驚動中南海，和八寶山公墓裏面的人呢。參与過「64」的人，被迫一輩子都要參与。廖亦武如此，鄧小平、楊尚昆和溫家寶也如此。誰敢說廖亦武不是政治犯，這個政權馬上就要鬧鬼。
這個案件的供求關係，就是廖亦武需要出國，但極權政治需要賤民。而我們需要什麼呢？昆德拉說，專制社會永遠都是劊子手和詩人共同統治的年代。廖亦武參加不了美國的作家會議，其實他不但是涪陵市公安局的犧牲品，也是譬如周葉中教授的憲法理論的犧牲品。一個共和國需要祭壇，就像需要忠烈祠。胡溫新政需要廖亦武，就像需要八寶山。有些人捨不得放出去，有些人恨不能踢出去。我的朋友廖亦武，就和無數有著「64」背景的人一樣，是公安局捨不得的那種人。
有時候囚犯會愛上衙役，有時候衙役也會愛上囚犯。當共和國愛上廖亦武，廖亦武就慘了。所以他的朋友冉雲飛說，聽見國家就逃跑。廖亦武以前都是撒腿就跑，這一次他站住了，轉個身來要討個說法，要和公安局打一場離婚官司。他寫的文章，叫做《我要出國權》，意思是劊子手啊，我們好聚好散。警察啊，這一次我是賤民，下一次也許就是你。把老百姓當政治賤民的並不是你們，把老百姓當政治賤民的，也一樣把你們當賤民。因為這個體制使你我同受捆綁，你們權利被侵犯的時候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警察。就像我也不好意思說，其實我並不是政治犯。我是一個公民。
2006-7-6于成都大學。
──《觀察》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