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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陳子明：香港：中國思想的橋頭堡
一支海外生力軍
李洪林在《爭鳴之音——溫煇文選》代序中說：「本世紀初，我曾在香港住過一段時間。因為愛看《爭鳴》雜誌，索性把老的《爭鳴》也找來看看。這時我才發現，原來編寫《中國思想運動史》的時候，忽略了香港的作用。處在自由天地的香港出版物，雖然不能在大陸正式發行，但信息封鎖不住，它們對大陸的影響是很有份量的。拿《爭鳴》來說，它早在一九七七年就突破思想禁區，反對思想壟斷。當大陸的思想解放運動興起之後，《爭鳴》和它的姐妹刊物《動向》便成為這個運動在海外的一支精銳的生力軍。……這個雜誌的主編溫煇寫的社論和專論當中，有不少獨到的見解。有些見解在今天已經成為很多人的共識，但在當時卻是空谷足音，難能可貴。」
最先提出用民主帶動四化李洪林舉了一個例子：中共的「四個現代化」，只限於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即只搞技術層面的現代化，而不要社會制度的現代化，特別是政治制度，絕對不搞現代化，只能堅持一黨專政。這和清末的洋務運動一樣。洋務運動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現在是「獨裁為體，四化為用」。溫煇是最早發現這個問題的人，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他為《爭鳴》寫的社論題目就是《無民主化即無現代化》。他沒有像一九七九年有人把民主和「四化」並列為「第五個現代化」，而是把民主作為四化的前提和統帥，並且響亮地喊出：「必須用一化帶動四化！」李洪林的這個例子只能說明溫煇提出「一化帶動四化」要先於魏京生提出「第五個現代化」，但還不能證明前者對於後者是否有直接的影響。筆者下面要舉出一個例子，證明《爭鳴》確實「對大陸的影響是很有份量的」。
《爭鳴》對大陸的影響
在一九七九年我擔任民刊《北京之春》編輯期間，同仁李盛平不知從哪裡找來了幾本《爭鳴》，讀了之後，感到如獲至寶。當時大陸的公開資訊非常缺乏，我們便根據《爭鳴》上的文章，改寫了幾篇人物傳記，登載在《北京之春》上。由於當時的時代背景，我們沒有註明出處，這是應當向當事人表示歉意的。譬如，在《北京之春》第三期上，以「志靜」的筆名發表了《破除「現代迷信」的勇士——胡耀邦》。文中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近幾年來，胡耀邦同志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品質，開始受到越來越普遍的重視和讚揚。」「胡耀邦擔任中宣部長為時不長，可已經做了不少好事。他提出」文責自負，取消層層疊疊的文藝作品審批制度「。他召開理論會議，開始向著另一個」理論禁區「——」繼續革命理論「進軍。」「有些老幹部解放后，馬上恢復了昔日的尊嚴，對於這些同志，胡耀邦同志不愧為一個榜樣。」在《北京之春》第四期上，我以「亦鳴」的筆名發表了《難以割斷的歷史》一文。文中指出：文革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頂峰」，是「十七年的歸宿」。「現在有一種傾向，把十七年和十一年截然分開，十七年是天堂，十一年是地獄，這種說法割裂了歷史，或者就是有意掩蓋兩者之間的聯繫。……在」文革「的進程中，人民深刻認識到：新權貴比舊權貴兇惡百倍，十一年還不如十七年，……」只反貪官「解決不了社會弊病，唯有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才能給中國帶來四個現代化」。在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筆者也參考了《爭鳴》上回顧十七年歷史的相關文章。
心往一處想
雖然北京和香港遠隔千里，當時還很少有機會直接交流，但中國問題思考者們的心卻是相通的。正所謂「心往一塊兒想，勁往一塊兒使」。在一九七九年，筆者和溫煇寫過兩篇題目相似的評論。年中，筆者針對汪東興在中南海里大興土木為自己和子女建築豪華住宅的行徑，為《北京之春》第七期撰寫了一篇短評《特權不除國無寧日》，並與通訊《對法律的嚴峻考驗》一起，於六月二十八日張貼在西單民主牆上。短評寫道：「人民不會允許全盤」復辟「文革前的舊體制，不會允許在」安定團結「的幌子下扶植文革前就已存在的特權階級的萌芽。老實說，那些熱衷於」權「、」權「、」權「，一心經營房子、車子、廚子、妻子、孩子的政治官僚們對四化建設有百害而無一利……不搬掉這些絆腳石，四個現代化就寸步難行。我們應當著重於改革體制，用法制來對付特權……向特權開戰，既要觸及幾千年的封建舊體制舊傳統，又要觸及某些人的既得利益，確實要冒一點風險。但是因而縮手縮腳，畏首畏尾，就會埋下一條長期困擾我國社會的禍根。特權不除，國無甯日，文革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今後，事實還會再次證明這一點。」年末，溫煇針對官方批判敢於向特權開火的葉文福、白樺等人，為《爭鳴》撰寫了《特權不除，國家不興》的社評。他寫道：「在前進道路上的中國，要跨大步，必須搬開面前的路障。其中一個路障就是特權。」「有人要維護特權。護權者，是新的」保皇黨「。這裏說的皇，是皇權、皇權的思想、皇權作風。……由於皇權思想在不少幹部中早就擴散，到現在，還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隨處可見作威作福、持勢凌人的帝王。」「我們說，要安定團結就必須反特權！何解？局面的不穩定性是來自矛盾和矛盾的激化。目前中國社會的一大矛盾是幹部和群眾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人民，而在滿腦子官僚主義、皇權思想的幹部。將軍拆了幼兒園的房子，去蓋他自己的樓房，一定引起民憤。這不是有害於安定團結嗎？因此，要政局穩定，就必須清除特權。而安定團結，則是建設四化、實現四化的重要條件。特權不除，四化不化，國家不興。」應當說，後來的歷史進程，被我們不幸言中。近來「人民文革」論的興起，就是「國無寧日」的一個新徵兆。
當年與《爭鳴》遙相呼應的《北京之春》，創辦不到一年就夭折了。筆者曾經擔任總經理的北京《經濟學周報》，與更加著名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後均被封殺。筆者在九十年代曾經發表過文章的《東方》和《戰略與管理》，以及《方法》等雜誌，都沒能活過十歲。在八十年代對於大陸思想界有過影響的香港政論刊物，除《爭鳴》外，還有《七十年代》（后改名《九十年代》）和《鏡報》月刊等，現在或者關張，或者蛻變了。溫煇主編的《爭鳴》就要到三十而立之年了，而且始終不渝地堅持自由、民主、法治、憲政的理念，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大陸當局禁止《爭鳴》進入大陸的情況下，《爭鳴》只能主要面向香港、海外讀者和香港報刊市場。但是，筆者希望溫煇和他的同仁們能夠更加自信地認識到香港在中國思想界的獨特地位與有份量的影響，以及大陸思想界對於《爭鳴》和其他海外中文刊物的殷切期待；希望《爭鳴》能夠以更加穩健和成熟的形象進入它的第四個十年。
二○○六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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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鳴200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