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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昝愛宗：新聞記者的職業化進程：中國必須走新聞自由之路
新聞界人士所要實現的價值就是獲得正義，就是指光明正大，獲得廣泛的民意基礎，要透明實在，要「鐵肩擔道義」，相信自己是站在歷史與現實與未來都貫穿的一條線上，經得起歷史與未來的考驗。
新聞記者是非常有至上榮譽的神聖職業，就要有嚴格的職業道德守則，不能象一個家族一樣實行「宗法」和真相封鎖的「地方保護主義」，實行「自掃門前雪」，實行「絕對的利己主義」，這樣下去，新聞記者也會做壞新聞，新聞也不會名副其實，新聞界就成了一些偷漏稅的商業企業一樣壞了名聲，失去正義的力量，毀滅了自身的價值。
今天的中國的轉型時期，給新聞界帶來了向縱深發展的良機，獨立而勇敢地進行輿論監督成為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但是，我國的新聞界在走向法制化的同時面臨著重重困難：新聞「權力」的異化，正義與良知被遺棄，假新聞泛濫，有償新聞屢禁不止，名記者成為稀有物種，新聞官司倍增……我們的新聞業怎樣才能健康發展？
曾創下普利策新聞獎的約瑟夫·普利策如是說：「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告。」在現代民主自由和經濟發達國家，新聞監督已成為一種誰也無法漠視、誰也不敢小看的代表公眾利益的監督力量。於是，在西方國家有「第四種權力」（除立法、司法、行政之外）之說。相比較而言，中國的新聞監督起到的作用還很有限，發揮的能量也比較微弱。所以，我們必須面對的是，我們的新聞記者怎樣才能「鐵肩擔道義、棘手著文章」？怎樣才能按照普利策所說「及時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
現在記者的形象壞極了
從職能部門年年下發嚴禁有償新聞緊急通知和查處假新聞的情況看，中國的記者活得相當滋潤，似乎一個個都是有權有勢的，而且似乎一個個都很有錢，所以我稱之為「勢利記者」。在中國當記者我認為很容易，只要會做宣傳就可以了，宣傳就是報道——以宣傳為目的，以報道的形式進一步做好這個工作就可以了。有的大學畢業生甚至一分配到報社工作，就可言稱自己是記者了。有的工作性質是發行的、廣告的，卻在工作證上寫明「記者」身份。有了記者身份，確實便於工作開展。有的關係「鐵」的大學畢業生一上班還沒轉正就發給國家新聞出版署記者證核發辦公室統一印製的正式記者證（據稱有規定上崗一年後才能正式定職）。按一般程序來說，大學畢業進入新聞單位，從事的是報刊廣播電視采編工作，就能得到這個身份的證明。可是那些沒有從事新聞采編的人員要想得到「記者證」當門面，或當敲門磚，或交通不便時使用，似乎也很容易，通過有用的關係，拿到記者證就可以當不寫稿的「記者」了。在買東西時，可以是打著記者牌號的消費者，若碰到吃虧或侵權時就可以亮出記者證索回面子。有某消費者買到假貨要求索賠，不是有家商場負責人這樣大言不慚說：如果你是記者，好，當即退貨；如果你是消費者，對不起，活該你倒霉。敢情，消費者不是消費者，記者更不是消費者，即使消費了也不算，真有意思，拿消費者權益不當回事。「活該」這個詞用得好，直接針對的是代表納稅人意志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平時經常宣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記者這時感到了什麼叫權力，什麼叫做法，什麼叫權大於法。我常想，如果我是在場的記者，我該怎麼辦？大不了也是掏出記者證晃一晃，以後的事就是不了了之，如佛家對聯「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事外人法無定法然後知非法法也」所述，本「不了」的也「了」了，「非法」的居然「法也」。這時，你若不幹，人家已給你足夠面子，在你面前當孫子，因為你是記者，他們也會讓你感動，再不然就請你吃飯，人前人後擁著，甚至還請來了你平時十分敬畏的自己所在報社領導，你還堅持什麼，領導都沒站直，就趴下了，還怕你個「王八羔子」（背後的罵人話），誰不知道中國是敬酒不吃吃罰酒的國度，前車之鑒還少嗎？乖乖地當大爺，喝酒，酒不醉人人自醉，講什麼原則，原則都進了肚子當酒喝了。
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記者證確實不怎麼值錢了，有時連自己的身份也證明不了，郵局送來稿費匯款單，憑記者證去領取，對不起，不行，你必須拿身份證，「記者證」證明不了你的身份，那麼什麼是身份、什麼是身份證呢？應該是證明你身份的有效證件，你的身份是記者，你拿的是國家專業行政機關——新聞出版署統一核發的記者證，卻在領取匯款單時失效了，儘管你可以曝光，但郵局也是國家的事業單位，它說了不算，那麼誰說了算呢？畢竟輿論不是執法機關，所以你拿記者證領不來稿費只能怨自己。現在我國還沒出台《記者法》（儘管有法官法、警官法等第），更沒有主張新聞自由的《新聞法》，這樣的事怎麼能打贏官司呢？連「拭目以待」我們也沒有資格和條件說出口。「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只能如此而已。我知道，記者要做的事情很多，他最起碼的是報道新聞事件，而不是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我認為有句話不能不說，就是要當記者，先學會做人。做人的原則都沒有，更談不上人文關懷、人道精神、平民意識和道德情操了，記得在一次國內外記者交流會上，美國《時代周刊》駐京記者吉米在接受提問，當聽到「在中國，記者是國家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絕大部分是國家幹部，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所以收入很低，請問在西方發達國家，職業化的記者是不是收入很高？」時，吉米笑了，他說他若為了錢就不當記者了，而是應該去做生意，專職賺錢，他把「記者」這一神聖使命當作職業化的事業來做，而且引以自豪，很有成就感。記者追求和實現的新聞自由，就是在法律尤其是憲法的範圍內自由活動，別人無權干涉。記者是創造性的自由職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沒有中外之分，有的只是有沒有盡職盡責，有沒有保持自己的獨立意識，有沒有堅持正義和為真理獻身的實事求是精神？如果你自己假想出一些對手、敵人來，進一步編假造假，為迎合金錢、權勢和某些專制邪惡，甚至不惜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掩蓋真相，說假話，那就是自己給自己設置的障礙，從時間和職業化的角度來說，這是自己傷害自己，這是自己葬送自己的記者前途。
勢利記者批判
曾以撰寫《現代化的陷阱》一書引起媒體廣泛關注的何清漣女士說，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一著棋是引入社會監督機制，而社會監督機制的兩大支柱之一就是輿論監督，實現法治的第一步也就是輿論公開。但這並不是說任何條件下放開輿論就有效，因為一旦目前已現雛形的「黑白合流」現象發展到可以用黑社會勢力干預輿論——這已有記者受黑社會勢力槍擊，官員們買兇殺政敵等事例為證——恐怕解決這些問題只能難於上青天。
中國的記者是權勢記者的多，勢利記者的多，不夠「簡潔明亮」的少說廢話的記者少。在西方，記者掌握著繼立法、行政、司法之後的第四種權力，即輿論監督權，是這種權力透明了前三種權力，互為監督和制約，使他們更加明白自己的職能和受到的制約。只有相互制約，才能保證權力不會濫用，更保證權力得到有效行使。在中國，記者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可以監督政府、司法，在憲法精神指引下，可以監督全體執政黨黨員、全體公民和法律保障可以監督的所有實體，機構。記者權力的行使，標志著民主、進步和現代化有了保障。在這樣的社會中，當記者比總統的職位還至高無上，社會與民間的權力大得多，因此記者是使命感，是責任心的具體執行的體驗，沒有記者的權力，就好象沒有窗戶的房屋是死氣沉沉的，不透明，空氣不流動，沒有生機與活力，是不能長期存在的。記者不能沒有力量，正如社會民間和時代不能沒有一絲聲音似的。
我們也要真正的無冕之王
「無冕之王」之詞是由西方新聞界傳出的，在我們具有中國特色的專制社會主義國家裡，新聞記者是不能被稱為「無冕之王」的。在由新聞出版署主辦的《中國報刊月報》曾披露重慶一記協秘書長的文章介紹，無論是在40年代的延安，或是49年以後的新政權，對當時的新聞工作者來說，從理論到實踐上都是應該解決了的問題。他承認從80年代後期到現在，把我們的記者稱作「無冕之王」破、頗為流行，有人自我恭維，有人甚至把輿論監督和「無冕之王」牽扯到一起。他把這歸於不了解西方「無冕之王」一詞的來龍去脈，往往人云亦云。為此彭先生負責任地介紹了新情況：49年以來，我們的新聞從業人員達50萬人，而其中從新聞院校畢業的不足十分之一，對標榜「新聞自由」至上的「人民記者，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為讀者服務，為看報人服務」理念缺乏深刻的了解。
據說「無冕之王」這個詞來源於19世紀的英國。當時人們認為女王是「有冕之王」。王室繼承人到了成年之際，要舉行加冕典禮，然後登上王位寶座。享有英國輿論權威聲譽的《泰晤士報》前後有三大主筆，這三大主筆辭職后，都被內閣吸收為閣員，成為地位很高的大臣，故被人稱為「無冕之王」。後來這個稱呼就泛指西方的新聞記者了。我們國家的政府既然認為市場經濟不分姓社姓資，就沒有必要敏感西方的「無冕之王」的輿論監督權利。資本主義用不好，社會主義也不會用好，所以東西方的差距在縮小，這是有目共睹的。我們承認落後不敵視發達要進步得多。在西方資產階級新聞理論中，不僅有我們缺少的「無冕之王論」，還有「第四階級論」、「第四種力量論」。都認為新聞記者是特殊工作者。「第四階級論」來源於英國議會。在18世紀的英國，新聞記者可以在議會旁聽發言和辯論。1772年，英國議會舉行會議時，政治家愛德蒙克。巴特指出：「議會中有三個階級（貴族、僧侶、資產者），但是，在記者席中坐著一個第四階級。他比那三個都重要。」愛德蒙克的「第四階段論」，後來就被廣泛應用以說明記者的特殊地位。至於西方的「第四種力量論」指得也是新聞記者。西方新聞理論界認為，在社會政治力量中，除了政府、立法、司法外，新聞記者是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是一種可以和政府、立法、司法獨立平行的第四種力量。只是，有的新聞媒介把獨立、公正喊得震天響，卻是依附於大財團和大集團的。美國著名的摩根財團就插手新聞事業控制報紙，直接辦報，兼并報紙，《紐約時報》《時代》周刊都是它參与的典型。美國現代報業三巨頭之一的威廉。倫道夫。赫斯特出身於一個礦業主家庭，靠雄厚和家產控制報業，收買了《紐約日報》等。他們當然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吹鼓手。在擁護資本主義制度這方面，在宣傳只有資本主義才是自由世界這方面，他們的輿論是一律的。事實上，我們已經承認資本主義是先進與發達的，拋開姓社姓資的爭論，我們發現：相互監督與相互競爭才是新聞媒介發揮作用的真正到位。雖然西方一些媒體是不同財團和不同政治集團的代言人，但他們互相制約。有些媒體可能與政府某些當政者有矛盾或別的目的，如柯林頓緋聞案，揭發打喳喳政治集團的隱私，甚至對不同黨派不同派系的現任總統或國會議長謾罵一番，直至把對立集團當政者搞下去，但這些報紙和廣播電視不敢對自己集團的大老闆的利益不敢觸動，否則主編主筆就會受牽連。「無冕之王」只是現在進行式，不存在某些人所描繪的「虛偽的無冕之王」、「是某些金融壟斷資本的奴婢，某些政治集團的奴婢。」
我們追求新聞自由的記者是不是無冕之王呢？可按照專制背景下的中共中央宣傳部所宣稱的卻是「我們的記者是黨的新聞工作者」，但隨著人們對新聞自由的要求，中共若不實行黨政分開，不實行政企分開，就是死路一條，就無法真正依法治國。由於按新聞自由宗旨，我們的記者與西方的記者在手段上目前還有很多的差距，還不能稱為中國的「無冕之王」。我們的記者應該向西方記者學習，堅持新聞自由，堅持真理，實事求是，不為勢利所左右，不怕外來的壓力，能及時地、真實地、客觀地翻印事物本來面目，弘揚正氣，誅伐邪惡，敢於支持公共利益，不偏不倚，認真監督，當真正的稱職的中國的「無冕之王」。
當然，中國沒有無冕之王，在新聞事件發生地什麼事能會發生，在內地某縣有一稅務局副局長的兒子打死人了，死者家屬四處上訪、告狀，他們找到某地的代表某政治集團行使輿論監督大權的中央電視台名欄目「焦點訪談」進行輿論監督，可等記者前去採訪、核實——後來不了了之，縣上是人說，這人挺自豪地說，當事的稅務局副局長根本就沒讓監督的記者進縣城事情就擺平了，那狗日的記者收了10萬雪花銀就回去了，而擺平整個事情的副局長花了30萬雪花銀——不知都是誰的錢？公或私？有否來路不明？反正我極其恨的是那記者沒有良知，沒有良心，更談不上丁點惻隱之心。多麼可怕呀，令人恐懼，假如這事發生在自己身上，又能如何呢？我不僅恐懼那副局長，更恐懼那出賣良知和良心的狗日的記者。新聞界一旦與權力合作，接受那不受制約的權力的安排，就讓我們感到「無法無天」了。
當中國專制的新聞界里那些勢利之徒搞新聞產業化，搞一切向錢看的行業歪風，嚴重的淪落到見利忘義、見錢眼開，把廣告做得與新聞一樣，使有償新聞年年下文件制止，年年屢禁不止，有的編輯出賣版面，自稱收碎銀子；有的記者和廣告員合二為一，記者採訪時拉廣告，廣告員拉廣告時拿著記者證，記者成了廣告員，廣告員成了專拉廣告的記者。這些記者滿天飛，依仗特殊體制下的所謂的「無冕之王」的特殊地位，拉廣告派，搞收入，個人得利。至於那些以拉廣告為首要任務的各地各類報刊記者站、通聯站，星羅棋布，比比皆是。還有的靠禮品和紀念品開路，不少被國外新聞界嗤之以鼻的新聞發布會，卻在陽光下不避人耳目地對記者發「紅包」、禮品，有福的記者可以又吃又包又拿。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是我們一些報刊內部新聞紀律渙散，職業道德敗壞。據揭發，有一刊物曾以數百元的價格和數十萬元的廣告指標，出賣一個記者證，還有一個報社在大企業內部設辦事處和記者站，甚至部長處長也掛上了兼職「記者」的桂冠。這一切，真正的無冕之王們可不要湊這個熱鬧，因為好新聞、揭黑新聞總在腐敗的權力場發生。
早先，像邵飄萍、鄒韜奮、范長江這些優秀的國民黨執政時期成長起來的記者、報人，他們才是真正的無冕之王。比如1946年，范長江到了當時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曾經在華中新聞專科學校作了一次《論人民的報紙》的講座。其中有這麼一段：「我們的報紙，是否因為不受檢查，就無法無天，老子天下第一，無冕之王，鐵鞭在手呢？是不是什麼都不管，什麼稿子都登呢？我們是自覺地選擇。我們在無檢查中辦報，要比有檢查中辦報責任心大得多。因為我們是人民的報紙，要對人民負責，隨時隨地看稿件是不是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到了今天，共產黨執政倒不如國民黨執政有新聞自由了，我們沒必要自欺欺人，我們要告別勢利記者，我們也要求真正的「新聞自由」，當真正的「無冕之王」，我們也要有自己的神聖的新聞事業，為推動中國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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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發民主中國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