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譯自加拿大《環球郵報》2016年12月25日發表的記者NATHAN VANDERKLIPPE的報道。在拉薩一個光禿禿的混凝土房間里，他仔細勾畫著一幅佛教唐卡畫的輪廓——一種有著超過一千年歷史的宗教藝術形式，需要4個月的艱苦努力才能完成，每一筆都是用真正的金子描上去的。然後該畫卷會被拿到一個新興繁榮的市場出售，中國買家願花數千美元來買這些畫，他們認為唐卡畫能在精神上保佑他們並給他們帶來商業上的成功。
三十年前，在位於西藏中心的拉薩，加起來只有40名唐卡畫家。今天，由於政府領導們熱切希望展示他們對地方文化的尊重，促使有成千上萬人在畫唐卡畫。
這就是為什麼我，作為一名記者，與一群外國記者能罕見地來到這裏。
這是西藏的一面——中國（政府）希望別人看到的一面。
「在西藏，我們所有的孩子都可以自由地追求藝術。我們的國家——中國，高度重視這種藝術」，校主任Danzeng Pingcuo告訴我們。
但是中國封閉了這個地方，讓外界無法監督，自2007年以來，基本上沒有外國學者獲准進來做研究，情況鮮少象它們看上去的那樣。
幾分鐘后，那名畫家很小聲地說，實際上他並不能自由地作畫。他，作為一名虔誠的喇嘛，也不能自由地行事。在西藏的生活，是在種種限制下生活，他說。但他不想再多說了。
「害怕」，他用低沉的聲音說，他的眼睛盯著在房間附近一直在看著的政府官員，然後又繼續作畫。
在西藏積累的緊張局勢可見一斑。長期的不滿在8年前爆發了騷亂，在政府的壓制當中，隨後發生了一系列的自焚抗議。
但是，在打開大門讓外國監督為數不多的幾天之外，中國（政府）已努力把西藏變成了一個高海拔的實驗室來測試其新的監控方法，同時嚴格控制當地人的宗教實踐，推廣漢語及監督在一代人當中把數千年的農牧生活快速城市化。
要觀察到這些改變是困難的。連叛逃者也被掐斷了，他們曾經是了解西藏最好的消息來源之一。在2010年，有超過2000名藏人翻越喜馬拉雅山，逃到現在達賴喇嘛流亡居住的印度城鎮達蘭薩拉。從那以後，中國政府通過鞏固邊界和大量的花錢，使得許多藏人離開家園的吸引力降低，出走的人數下降。在最近的12個月里，只有60人外逃。
「我們沒有權利談論我們的情況，沒有權利實踐我們的宗教」，一名中年藏人說。那天晚上我遇到他時，他正與家人外出散步。（出於擔心受訪者受到報復，《環球郵報》不刊登本文當中受訪藏人的名字。）
在西藏的五個夜晚，我獲得難得的機會一瞥這個通常被嚴格限制進入的地區。
中國嚴格限制它允許別人看什麼：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時間表，不能選擇去哪裡。但我被給予了一些自由，能夠與拉薩人講話，而他們偷偷的陳述——通常是帶著恐懼地講出了可能令他們入獄的事——讓學者和研究人們明白這裏的生活與官方光鮮的陳述有多麼的不同。
通常，只有遊客可以進入西藏。我護照上的記者簽證意味著我唯一的方式是參加政府組織的旅行，而中國政府故意封閉這扇窗。在過去十年當中，這扇窗只打開過幾次。在此前的參觀中，政府的陪同者會打斷未經審查的採訪，在酒店走廊上安一台夜間監視器，防止記者們逃到下面的街上，發現沒被過濾的景觀。
「見證奇迹」
但在拉薩之行的最初幾天，政府的陪同者們放鬆了，給了我們意想不到的空間。官員們說，是最上層開的綠燈，習近平主席呼籲在西藏要對外國人更加開放。他們指出，在西藏，工資漲了，路正在修，安裝了下水道，居民住進了新建的混凝土樓房。官員們堅持說在這裏中國沒啥要隱瞞的。他們敦促我們好好寫，併為我們的記者代表團在馬路上開道。在中國，記者團通常得不到禮遇。
西藏的老年人「現在在幸福地微笑，但他們過去曾是農奴或半奴隸」，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邊巴扎西說。在與記者們冗長的會面當中，他只接受了一個提問。
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西藏實現了「從黑暗到光明，從落後到進步，以及從獨裁到民主的偉大跨越」。他在拉薩聖地天堂洲際大飯店內一個大型會議室里說，周圍圍著眾多官員。「毫不誇張地說，你們是這個奇迹的見證人。」
而在西藏內部，越來越清楚，與官方的保證相反的是，在這個美好表象下面，對中國政府及安全機關的不滿越來越深。
拉薩有著驚人的歷史標誌，它正在迅速變成中國的曼谷。遊客們乘坐探險摩托車湧入拉薩，一群群地進入飯店，觀看香客們轉動有幾千年歷史的經輪。到處是含漢語、藏語和英語的標牌，歡迎遊客來到地球上這一「聖地」。
布達拉宮雄偉地屹立在山頂，許多位達賴喇嘛從那裡統治著藏民的政治和精神事務長達三百多年。在附近，對於許多佛教徒來說，大昭寺依然是西藏最神聖的地方。大昭寺建於7世紀，最虔誠的朝聖者依舊一步一俯拜地經過艱苦的朝聖之路前來這裏。
在黎明前的黑暗當中，身邊沒有政府的陪同者，我獨自沿著環繞大昭寺的道路走著，聆聽著那份虔誠的安寧、含混的聲音。這是一個強有力的日常儀式，這項傳統與大昭寺本身的木頭柱子一樣古老。一幅宗教繁榮的畫面，似乎與中國承諾的藏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相吻合。
然而，宗教，像這裏的日常生活一樣，在一定的界限內進行。「布達拉宮可以繼續是西藏的中心-只要它保證對更廣泛的中華民族的忠誠」，位於德國的文化與神學歐洲學院（European School of Culture and Theology）專門研究西藏的Adrian Zenz教授這麼看。
隨著進拉薩的路從一條隧道出來，這一點在視覺上很明顯，沿街插有中國的旗幟，這個標誌也飄揚在布達拉宮和大昭寺的上空，在拉薩的房子及拉薩之外數百公里農村房子的上空。
但即便是這個民族團結的象徵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一個街區，沿著一條小巷，房子上的兩面紅旗掛倒了。當我與兩位房主說時，他們說，弄錯了，片刻之後，他們就衝到房頂更正過來。當我把這件事告訴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研究西藏的專家Tsering Shakya時，他說，「難以想象有人不知道旗子掛倒了。」
當我與大昭寺周圍巴克霍爾居民區的小販交談時，緊張關係就更加顯然。在這裏，賣肖像的小販展示的是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像，但沒有達賴喇嘛的像。即使達賴喇嘛逃離西藏已有五十七年，他仍然被許多藏人尊為君王和精神領袖。雖然他沒有提倡西藏獨立，但中國（政府）稱他是一名企圖分裂國家的危險領導人。「不准我們印」，一位店主說，他指的是達賴喇嘛的像。「印一張，就會被送進監獄。」
我徘徊到一個賣僧尼服裝的攤位。那名商販說，被允許進入拉薩的藏族宗教領袖只有拉薩當地的或政府特許的。西藏其他地方的僧侶都不準進入拉薩。「如果他們這麼做了，就會被逮捕」，那名商販說。對於藏民，那商販說，生活並「不好」。
幾步之外，我見到一名來自台灣的和尚在自拍。他是應中國的班禪喇嘛之邀來到這裏。那位班禪喇嘛是中國挑選的。班禪喇嘛是藏傳佛教中繼達賴喇嘛之後第二重要的頭銜。北京一直在進行一項扶持其資格的運動，令他越來越成為一名公眾人物。但許多藏民認為他不是真正的班禪喇嘛。我在大昭寺外拍了一些那名台灣和尚的照片，他懇求我刪掉。
畢竟，他的存在是一件令人不舒服的事。他，作為一名外人，被允許前來這裏。但大多數的藏人，甚至無法拿到一本護照，一名當地的商人告訴我。在西藏，「一些寺院里沒有喇嘛」。
「如果你想舉辦宗教活動，你必須先獲得政府的許可。」
「在基層管理人民」
在西藏不難發現中國的威權主義標誌：在通往拉薩的路上，我們從我們的巴士上見到大型的軍車車隊駛向相反的方向。在市裡，我們的車經過軍營，在那裡，火炮槍清晰可見。一天早晨，一群士兵帶著盾牌和突擊步槍在朝聖者旁邊漫步。在一家餐館里，士兵們把突擊步槍放在膝蓋上吃晚餐。
外人或許看到的是穿著軍裝的部隊，對中國來說，這是保衛重要邊界的正常工作。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西藏自治區副主席邊巴扎西先生說。
這個主張與共產中國對西藏充滿野心緊密相連。在1950年代初，共產黨的軍隊入侵西藏，引起了當地強烈的政治抵抗。一個藏民代表團向聯合國請願說，「藏民被武力強迫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這違背了藏民的意願。」
接下來的幾十年裡中國平息地方起義的暴力事件頻頻發生，而北京主導的發展計劃把中國的命令強加給西藏的經濟。1960年，國際法學家委員會指責中國（政府）「在西藏破壞藏傳佛教」的「群體滅絕」行為。學者們說，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狂熱反宗教的文革結束后，西藏數百所寺院只剩下13所還屹立在那裡。西藏受到重創：喇嘛們和其他宗教領袖戴著笨重的帽子被在公共場所遊街，勞動者被冠以「妖魔鬼怪」的稱呼，被餵食人的排泄物，家人被告知要銷毀他們的宗教文物。Shakya教授在他的書《龍在雪域》（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中寫道：「其效果是要摧毀西藏的獨立身份。」
但隨著中國後來的開放，西藏也開放了。 中共領導人設法減輕地方的貧困。同時，重修了寺院，在2000年代初，學者們被允許進入西藏，在一個更開放的氛圍中做研究。
後來，長期積聚的緊張局勢爆發了2008年的騷亂，北京指責達賴喇嘛組織和煽動了該騷亂；達賴喇嘛否認參与。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項目主任Robert Barnett說，北京派出部隊遏制騷亂之後，花了幾年時間「來分析哪裡出了錯，以及制訂了一個不讓這種情況再度發生的計劃」。
在我旅行之前對他的採訪中，他警告我說，結果帶來的變化可能不是我能親眼見到的。他指出，中國在廣泛擴大西藏的警方和行政系統管轄範圍，創建了層層機構，深入當地社區，延伸其影響力。「這是前所未有的」，Barnett教授告訴我。「西藏是（中國政府）新的控制方法的試管，在基層管理人民。」
與此同時，大量僱用受過教育的藏人進入政府單位工作，雖然已經雇傭了許多人來加強政府的司法和安全機構。
根據公共文件，Zenz教授發現，在2012年至2013年期間，貼出的與安全相關的招聘數字比2008年至2009年高出3.5倍。在2012年至2013年期間，雇傭的所有公務員，34%是警方、法院和監獄的職位。
「在拉薩流行一個笑話：這裏再也沒有罪犯了，因為全都有了當安全人員的好工作」，Zenz教授說。「多個級別的、不同類型的安全部隊普遍存在。」
與此同時，當局創造出了新的嚴重犯罪類別。去年，在西藏的一個地區開始出現海報，列出了「20種被用來掩飾獨立或分裂活動的活動」，UBC的Shakya教授說。
「藏人總是開玩笑說，達賴喇嘛要求一國兩制。但我們已經有了一國兩制。在中國，氣氛更寬鬆。而在西藏，限制要多得多。」
中國試圖用錢來緩和一些由此帶來的不悅。2014年，政府補貼占當地GDP的111%。加上在新鐵路線、新的高速公路上的投資，荷蘭鹿特丹伊拉斯謨大學（Erasmus Universiteit Rotterdam）研究西藏的學者Andrew Fischer估計，總補貼超過GDP的150%。
然而，這些數字的規模也反映了儘管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中國（政府）未能使其經濟增長模式在西藏紮根。
中國（政府）沒有停止嘗試：近年來已經見到當局高速地根除西藏長期的生活方式。
谷底仍然有金黃的青稞和氂牛，但畜牧業正在迅速衰落。那裡出現了一群群新的公寓樓——長方形的混凝土塊，可能與中國其他的城市一樣。進入本世紀的時候，74%的藏民從事耕種和畜牧。在2010年下降到54%，「在2014年，該比例估計是44%」，Fischer教授說。「這對西藏是非常大的改變。在2000年，它是中國農業勞動力比例最大的地方。現在，它已經大大趕上了中國的其他地區。」
「聽——他在說漢語」
從街道上和商業雙語標誌上很難看出來，但藏語本身在下降。在當地大多數的學校，是用漢語來教學的，藏語被減為單一的課，在一些地方直到小學畢業之後才教藏語。
這意味著現在許多年輕的藏人「漢語說得很好，但不能流利地說他們的母語藏語」，我在拉薩的一個公園草坪上遇到的一名藏族大學生說。他當時坐在那裡與一位朋友聊天。「他們說藏語就像外國人說漢語那樣，不流利。」
拉薩街頭另一位出來散步的藏族男子指著他6歲的兒子說，「聽，他在講漢語」。
中國國家媒體2016年9月份報道，中國政府也在加大努力，在少數民族和農村地區推廣標準的普通話，部分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團結」。
在拉薩的一家網吧，我遇到了一位年輕的中國製片人，他表示中國正在採取類似的方式來加強文化上的統一。他在西藏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製作旨在促進「社會穩定」的電視節目和電影。
在過去幾年裡，這些努力已經深入拉薩的景觀。在拉薩市南邊的一個山丘建了一座巨大的劇院。蔓延幾公頃大的戶外舞台是為了高預算、壯觀的音樂劇《文成公主》創建的。當夜幕降臨，演員們跳著舞，騎著活馬，一個仿造的布達拉宮在軌道上滑入滑出視線。
這是一個中國（政府）急於重新講述的故事。我們這些記者不僅被帶去觀看，而且，西藏自治區副主席邊巴扎西先生親自干預，把我們調到了貴賓席，在那裡，我們避開了寒冷的雨，還能享受到熱茶服務。
這台歌劇的腳本有多少反映了歷史的事實令人懷疑。丹麥奧胡斯大學（Aarhus University）的研究員卡Cameron Warner說，「這是北京政府想要向藏族公眾兜售：漢藏之間是可以有深厚民族和諧的信息。」
國家補貼帶來的幸福
然而，這一切對普通藏民有多大影響呢？
是的，藏人以安靜和響亮的方式在抵抗，在努力保護宗教，維護語言和捍衛他們的自然環境。但是，通過普遍的醫療保健以及在全國率先由國家承擔所有孤兒和老人的照護，不可否認，中國的金錢和救濟買到了一定程度的幸福。許多藏民高興地享有大量的住房補貼，令住在這裏的漢人羡慕。
對於該地區最優秀、最聰明的人來說，中國也給他們帶來了新的機會。在拉薩河邊一條巨大的混凝土板鋪成的路上，我向兩名十年級的學生走去。他們都是藏人，從農村來拉薩的一所市區高中讀書，只有高分的學生才能上這所學校，將來可以到中國頂尖的大學學習。這兩名學生微笑著說，他們希望未來有機會和漢族學生一樣的好。「在這裡是公平的」，其中一人說。
即使是關心藏語境況的那名大學生也很快承認學習普通話的好處。「如果你不學漢語，將來就找不到工作」，他對我說。「因此學習漢語會影響你的一生。」
他也對 中共領導人表示了讚賞。「習先生成為主席后，情況還好」，他說。
就在幾年前，西藏感覺上就象一個被圍困的地方。屋頂上有狙擊手；當地人不斷受到安全檢查，禁止到外面旅行，甚至不準在西藏內部旅行。現在，氣氛變得寬鬆了。即使是在最敏感的宗教場所，只是偶爾檢查一下遊客，當地藏民不被要求出示身份證。
「情況寬鬆了一些」，我在大昭寺周圍見到的一名當地商人說。
但是感覺和真實在發生的可能是不同的。在距離拉薩400公里的小城市林芝市的一個黑夜，感覺上的寬鬆瞬間緊張起來。
夜裡的路障
在旅程的最後，我們來到了林芝市。
我真正想做的是去看一所寺院，並與當地的僧侶講話。因此，我提出了這樣的要求，畢竟，旅程費用是由《環球郵報》支付的。初步得到的跡象是正面的。但後來我被告知，要滿足我的要求是不可能的。滑坡衝掉了那條公路，一名官員告訴我。另外，組織我們行程的當地外事辦公室主任薛城濤（音）說，離得最近的寺院「離這裏可能超過100公里。林芝市當地沒有著名的寺院。」
事實上，用互聯網快速地查詢發現距離林芝市27公里有一座寺院，該寺部分建於7世紀，就在幾周之前，那位中國的班禪喇嘛訪問過該寺。
所以，一小群記者決定我們自己去，我們想問的問題是：那裡的喇嘛朝拜和學經有多自由？他們有沒有受到壓力？
黑夜之中，我們乘坐一輛計程車，從我們住的賓館出發。但幾乎同時，我們發現有兩輛車跟著我們。我們停下來，希望甩掉尾巴。我們發現了一名本地男子，他同意用一輛沒有標記的私家車載我們。我們關掉了手機，以躲避電子監控。
幾分鐘后，感覺好像成功了。我們出了城，通過高速公路的檢查站時沒遇到麻煩。路上沒有滑坡阻塞道路。我們朝正確的方向駛去。
然後，在我們的後面出現了一輛計程車，幾分鐘后，與我們並排開了一會兒，又恢復到我們尾巴的位置。
我們被發現了。
在轉往那所寺院的路上，站著三名警察，旁邊停著幾輛車。我們停下來后，他們用手電筒照到我們的車內，命令我們開到當地的警察局。我們回答了幾個問題，被打發回去了。
我們失敗了，令人沮喪，但又並非完全失敗。我們沒有告訴政府的那些陪同人員，我們當中的幾個人在那天清早已經去過了那所寺院，在日出之前從一道安全門擠了進去。
在裏面，我們發現一輛警車停在那裡，一張有習近平先生圖片的大海報，旁邊是他的一個講話。「堅決抵禦境外利用宗教滲透」，習主席敦促說，「努力把宗教教義同中華文化相結合」。
幾步之遙，我們進了一個房間，那裡有十幾名年輕的喇嘛在誦經。我們示意一名年長一些的喇嘛與我們說話，但他揮手要我們走，我們看不出來他是想表示他不想與外國人說話，還是只是不願意打斷誦經。
幾天之後，當我與西藏國際運動通訊主任Kate Saunders交談時，那個場景又回到了我腦海中。西藏國際運動是位於英國旨在提倡在西藏地區人權的一個組織。
「許多藏人相信他們宗教的本質，那些真理，將比共產黨持久」，她說，但他們也有著深刻的恐懼。
（譯文有刪節）
原文Behind the looking glass
來源：（博談網記者周潔編譯）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